回答: 那一次，我们挨打了 by 端木赐香 由 北冥巨鲲 于 2018-04-12 15:44

关于禁烟，后世的史者，把天朝大员们分作了两派：驰禁派和严禁派。林则徐被大家视作严禁派的代表人物，琦善则被大家视作了驰禁派的代表人物。这样胡搞，琦善同志可是冤枉死了。

　　这事需要从两个方面分析，一个是理论上的分析，一个是事实上的分析。

　　从理论上来讲，天朝绝对皇权体制下，大臣是谈不上有政治主见的，组成一个与道光对着干的政治派别更是不可能的。道光时期，天朝大吏里的形象代表应是首席军机大臣曹振庸，这老曹在嘉庆朝历管吏部、工部，官至体仁阁大学士，晋太子太保。道光元年被道光提拔为首席军机大臣，一做就是十五年，直到1835 年死于任上为止。一辈子官运亨通，从乾隆到嘉庆再到道光朝一直受重用，做了三朝元老，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不弄权，始终以皇上为核心，紧密团结在皇上周围，被人讥作是“磕头宰相”。史载，老曹门生故吏遍天下（最出名的门生就有咱书中的主角林则徐，他是林则徐中进士时的座师，林则徐一生都很尊敬他。1814年在京做官时亲自登门给曹老庆祝60 岁生日，1824 年在江苏布政使任上写诗庆贺曹老师70岁生日，1834 年在江苏巡抚任上为曹老写诗写文庆贺其80 岁生日，1835 年老曹死，林则徐写长长的挽诗寄托哀思，师生感情非浅）。大家问他做官的秘诀，他说：无它，但多磕头，少说话耳。你说老曹就不愿意有自己的意思？问题是你愿意，皇帝他老人家就不愿意了；你有意思，皇帝他老人家就没意思了。至于大清军机处，当时（1732 年）设立的目的，就是皇上想绕过内阁办事。奇怪的是《大清会典》里根本没列此官署，它甚至不是个正式官衙。军机大臣们，被命名为“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或者“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说明他们都是被皇上临时指派的，高兴了叫你行走一下，不高兴了立马不叫你行走。所以军机大臣的主要业务，就是揣摸皇上的心思，皇上说东，自己好歹能说个东南角或者东北角，一下子说到西北角或者西南角上，挨皇上批评是小事，惹皇上不高兴可是大事。

　　老曹之后，道光皇上最倚重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鸦片战争爆发这一年，也就是1840年，道光手下的军机大臣有：穆彰阿、潘世恩、王鼎、隆文、何汝霖5 人，大学士有穆彰阿、潘世恩、琦善、王鼎、伊里布、汤金钊6 人。这其中，军机大臣兼大学士的是穆彰阿、潘世恩、王鼎3 人。穆彰阿为领班军机大臣、首辅大学士，潘世恩状元出身，遇事退让，仅为“伴食”而已。琦善是大学士兼直隶总督，后署两广总督。后世的学者愣把穆彰阿与琦善分作驰禁派，把王鼎与林则徐分成严禁派。这里别说琦善没自己的意思了，就是老穆作为领头羊，都不敢有自己的意思。

　　《清史稿·穆彰阿传》记载：“穆彰阿当国，主和议，为海内所丛诟。上既厌兵，从其策，终道光朝，恩眷不衰。”《清史稿·穆彰阿传》还说：“穆彰阿窥帝意移，乃赞和议，罢则徐，以琦善代之。”明白没？穆彰阿作为首席军机，不容易啊，他得猜皇帝的意思，猜对了有奖，猜错了打屁股。咸丰继任后，主战，所以下《朱笔罪穆彰阿、耆英谕》，斥责老穆：“身任大学士，受累朝知遇之恩，不思其难其慎，保位贪荣，妨贤病国。小忠小信，阴柔以售其奸；伪学伪才，揣摩以逢主意……自朕亲政之初，遇事模棱，缄口不言。”（《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六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第342 页）咸丰骂得好，天朝大吏都得这样玩啊。但是皇上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只知道中国的枢相鼠执两端，却不知道绝对皇权体制下，他这个皇上简直就是个没谱儿的猫，宰相们不鼠执两端行吗？他们若愣要当家作主，说轻了是擅权，说重了是谋逆呢！理论这么一掰扯，我想大家就该明白了，对于鸦片，道光决定要严禁了，天朝大吏们就不敢再有驰禁的了，琦善当然不例外。

　　从事实上分析，第一要看琦善的奏折，第二要看琦善的行动，第三，看时人的相关论述，第四，看琦善从驰禁中得到了什么好处。在奏折里，琦善根本没提驰禁，他只是提出重治贩运而已，认为这才是正本清源之举。他建议重治贩运者，对于重治吸食他表示了不同意见，认为吸者多贩者少，治多不治少，效果不好。而且，吸者处死，贩者咋处置呢？还有比死刑更重的刑罚吗？再说了，吸者相当于自杀，贩者相当于他杀，我们重治吸食，不重治贩运，那不是自杀之罪高于他杀之罪吗？另外他还建议对失职的地方官严加惩处。看这奏折内容，无非是严禁方法与黄爵滋有所区别而已，我们怎么好意思据此认定人家琦善就是驰禁派呢？

　　至于琦善的禁烟行动，我们也找不出人家的半点毛病来。事实上，辩论的过程中，这些天朝大吏们就都开始行动了。具体收获方面，琦善名列第二。第一名是两广总督邓廷桢，在其治下收获烟土26 万两，第二名是直隶总督琦善，在其治下收获烟土13 万两，至于湖广总督林则徐，在其治下收获烟土2 万两。琦善要是驰禁派，他收3 万两就比林则徐成绩大，何必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收获那么多鸦片呢？而且，辩论结束后，具体讲是1839 年，穆彰阿在总结督抚们的议论之后主持修订了《严禁鸦片条例三十九条》。这个条例虽有漏洞，却也是集清朝百年来禁烟经验、法规的大成，更是禁烟大辩论的汇成，构成了禁烟过程中最系统的法规。这条例林则徐深表赞同。林则徐钦差被废，琦善取而代之之后，前礼部尚书贵庆以为风向要转了，遂上奏道光帝，以“乡曲愚民，似难置重典”，闽广之众被迫会铤而走险为由，要求废除此条例。对此，穆彰阿领衔上奏，以非常鲜明的态度批驳了贵庆的建议，认为新条例执行得很好。这份上奏中，琦善也签了名。

　　再看时人的评价。道光也算一个时人吧，他眼中，真正的驰禁派只有一个，那就是许乃济，这一点可在他处分许乃济的谕旨中看到。其他时人，一个是林则徐的好朋友魏源，一个是林则徐的幕友梁廷枏。魏源所有的著作中根本没提出过“弛禁派”的存在。他在《道光洋艘征抚记》中说：黄爵滋上奏后，“诏令各省将军，督抚会议速奏，此时中外复奏，皆主严禁”。梁廷枏在他的《夷氛闻记》中说：许乃济弛禁主张遭到大臣们批驳后，“举朝无继言者”。道光皇上认为没有驰禁派，林则徐的朋友和幕友也认为没有驰禁派，现代的学者，却认定琦善就是驰禁派的代表人物，岂非咄咄怪事？

　　这些学者中，有一个典型代表，值得一提。这个人就是我们的老学者萧致治。他说：“以往史学界多以对待黄爵滋意见的态度为标准，把他们划分为严禁派与驰禁派，并把这场讨论描绘成严禁派与弛禁派的一场激烈斗争。笔者也曾受过这种观点的影响，但在1984 年编撰《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一书时，已对此提出不同意见。笔者认为，这不是一场严禁派与驰禁派的激烈斗争，而是一次围绕如何才能禁绝鸦片而展开的大讨论。”（萧致治：《鸦片战争与近代中国》，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年版，第124 页）老学者还算明智，终于自己拐回来了。这让我长出一口气，按我的感觉，不需通看道光朝的《筹办夷务始末》，只要看一遍讨论中的那29 份奏折，就会得出这个结论的。

　　最后，看驰禁与琦善的经济利益是否相关。有些史者言里言外透漏出，弛禁派与鸦片交易有牵连，暗示琦善可以从中得到某些利益。这种认识必须基于这样一个前提才能成立——琦善或其家属下海经商了，具体来讲，不是开着烟馆，就是做着鸦片贩子呢。因为弛禁只可以让鸦片贩子与开烟馆者得利，因为他们用不着偷偷摸摸，更用不着贿赂相关官员了，交易成本降低，顾客增多，利润空间增大。问题是那时候的天朝官员，也比较与时俱进，大家正集体瞧不起商人呢。琦善一个堂堂的天朝大吏，不至于让小舅子和二奶们沦落到下海去做所谓的生意操所谓的末业做孟子所谓的“贱人”呢。而天朝官员要想从鸦片贸易中得利，唯一的办法却是政府有严禁政策。一句话，如果鸦片不是停留在走私与违禁的状态，天朝官员何由勒索敲诈，何由收受贿赂呢？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假设天朝当时的政策规定，娼妓业是不合法的，这时有人提倡娼妓合法化，那么反对它合法化最坚决的，肯定是天朝的公安与官吏啊。因为少了一宗大型的、持续性的罚款来源啊！这一点，国际友人马士都发现了，他说：广东官吏们发现“在禁令之下，使他们可以得到更多的好处，因为他们不但可以征科更大的数额，而且所征款项丝毫都不必列为税收奏报”。总之，琦善如果想从鸦片贸易中得利，至少应该是个严禁派才对。问题是，作为天朝大吏，并不直接盘查商人，得利也仅是负责具体工作的那些小吏。一句话，弛禁，作为直隶总督，琦善一分利益没有（除非英国鸦片贩子一次性给他大堆英镑，可是琦善当时不至于先进到明白英镑相当于现在的美元呢）；严禁，那贿赂也供不到直隶总督琦善跟前。这就好比，摆地摊的人只需贿赂城管而不用贿赂省长一个原理！

　　现在，道光皇上下决心要严禁了，他手下的天朝大吏们也都表态同意，君臣如此上下同心，那么下一步就该采取措施严打了，道光会让谁做他的严打将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