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 那一次，我们挨打了 by 端木赐香 由 北冥巨鲲 于 2018-04-12 15:44

天朝的统治者当然不傻，他们认为外国人传过来的第一大公害乃是“精神鸦片”——天主教，首先禁的当然也是它。1729年，雍正发现光禁天主教不行，鸦片也是公害呢，遂颁布了禁烟命令：贩烟者，枷号一月，发近边充军；私开鸦片烟馆引诱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众律，拟绞监候……这是天朝政府颁布的第一道查禁鸦片的谕旨。据说此时外国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每年不超过200箱。

　　1780年，由于吸食鸦片者日增，乾隆重申天朝禁烟法令，并且禁止烟具的输入或贩卖。真龙天子想不到，他越禁，鸦片的进口反而越厉害。

　　1796年，嘉庆帝也开始禁烟了，态度不能说不坚决，力度不能说没加大。但结果不理想：鸦片贸易由公开转入地下；鸦片价格上涨，由原先的每箱200元增加到五六百元；鸦片贸易激增，1795年至1797年每年平均进口1814箱，1798年至1799年增到年平均4113箱，1800年，鸦片进口达到4570箱。嘉庆无奈，第二次下发红头文件，禁止鸦片输入、吸食，同时禁止内地栽种罂粟。1809年，嘉庆政府又想出一主意，第三次下文件，勒令公行保商出具甘结，保证他们所承保的每艘船在到达黄埔时，船上没有装载鸦片。马士对甘结本身的评价是：“甘结尽管是经常出具，但是它们却同当时的谕旨和法规一样的不老实和缺乏效力，并不更好一点，来船仍照旧携带鸦片。”（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一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201页）

　　1810年，清政府在北京逮住一个烟贩。嘉庆帝为此又第四次下红头文件，着相关部门与官吏不得把此文件视作空头文件：“毋得视为具文，任其偷漏。”

　　1811年，嘉庆帝下第五个红头文件。这次他明白鸦片进入内地可能与官吏等脱不开干系了，文件重在惩治失察卖放之监督及委员吏役人等。但是他没有想到，他这文件一下，反而成了天朝官吏发财的法律凭据了。一句话，皇帝禁得越严，烟贩贿赂官员们越欢，官员们捞钱越多。

　　1813年，嘉庆得知侍卫及官吏中也有烟君子，下第六个文件，重治吸食者：侍卫官员买食鸦片，革职，杖一百，枷号两个月；军民人等杖一百，枷号一个月；太监枷号两个月，发往黑龙江做官奴。

　　1820年，嘉庆死，道光继位。可怜的道光继承下来的江山被马士概括为“一个荒淫而腐败的朝廷，一个无组织而贪污的政府，以及被叛乱弄成千疮百孔的帝国”。（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一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243页）概括得太对了，天朝还真就是这么一回事。

　　1821年，有御史揭发鸦片都流行到山西了。道光受到震动，严申鸦片禁令。1830年，道光拿出了一个《查禁纹银偷漏及鸦片分销章程》。可怜的道光也提醒官员们不要把自己的红头文件当作一纸空文：“实力奉行，有犯心惩，无得视为文告故事，日久又致有名无实。”

　　新的章程刚刚批准执行，御史邵正笏上奏，说，鸦片除了进口，内地奸民都私自种卖呢。并以自己老家浙江为例，说“凡城镇乡村，无往非种植罂粟之地；而男女老幼，无一非造卖鸦片之人”。看这苗头，跟中国当年人人炒股一个景象。道光一听，吓了一跳，要求各地官员下去查禁，并给议定一个章程来。

　　1831年年初，天朝各督抚陆续向道光汇报各省的查禁情况：有四省承认有种卖现象，一省承认以前种过，现在不种了。至于省内有无兴贩之事，各省大都报有。玩花样的是河南地方官杨国桢和湖北地方官卢坤。杨国桢报“间有买食兴贩”，卢坤报的是“不能保其必无”。至于官衙属吏有无吸食者，大都报无。一省报有，但说已随时查办。山西省报“难保必无”。山西巡抚阿勒清阿和湖北的卢坤，都颇有老官僚风范，表面上说老实话，心里明显怀的是不老实，给自己预留退路呢。道光就靠这等坑蒙哄骗拐的封疆大吏统领四亿臣民和千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再不日落紫禁城，天理何在？

　　1832年，两广总督李鸿宾的部队在镇压广东瑶民起义的战争中惨败，惨败的原因据说是因为官军由于雨天鸦片烟管点不着火造成了士气不振，以致在出动攻击时鼓不起哪怕是一点点的虚勇。道光一听大恼，把两广总督李鸿宾流放乌鲁木齐，把广东提督刘荣庆发配伊犁服苦役。刘荣庆年已七十，按清朝法律，可用罚款代替服刑，刘上书请求按律宽免，道光不准，可见真急了。

　　1833年初，真急了的道光再一次颁发禁烟令，要求各地方督抚严厉禁烟。所以张馨保认为：“鸦片腐蚀军队是道光帝决心净绝根株、取缔鸦片贸易的主要原因。”

　　除此之外，对天朝政府来讲，首先把鸦片当作了一个道德风俗问题——天朝继承了从周公开始即提倡的以德治国之传统，有凡事道德化的倾向，而烟害于天朝这样一个伦理社会来讲，看起来的确吓人，御史袁玉麟1836年上奏说：“父不能教其子，夫不能戒其妻，主不能约其仆，师不能训其弟……”其次，鸦片对天朝来讲，也是一个经济问题——1830年至1838年，政府8年的关税收入仅1227万两白银，而每年平均耗费在鸦片上的白银则达到1175万两。由于国家仅是道光一家的家，所以白银外流着实让他心疼，算清这个账之后，他才成为天朝禁烟最坚决的人物。

　　而在英国那边，鸦片首先是一个经济问题，准确来讲，是一个利益问题。东印度公司、散商、英属印度政府及英国政府，都从鸦片贸易中尝到了甜头。鸦片战争前夕，英属印度政府在鸦片贸易上的税收，几乎抵得上印度全部收入的1/10。东印度公司用贩卖鸦片所得的现金用于购买中国茶叶去英国本土出售，英国政府对茶叶贸易所征的税收，也抵它全部收入的1/10。其次是一个贸易自由问题。日本学者滨下武志认为，“自由贸易”这一主张，既是“英国近代产业资本家阶层独自垄断的名词，同时也是地方贸易商人为实现自身利益时使用的时髦口号”。一句话，自由贸易在当时，乃是西方社会最流行的名词与口号。就拿鸦片贸易来讲，美国直到1885年才立法禁止其本土的鸦片贸易，但禁令并不严密。至于英国，1868年制定了《毒品药店法案》，对英国本土的鸦片贸易给予了一般性限制，直到1914才真正禁止。

　　1833年，英国议会通过废除东印度公司贸易专利权和商业职权法案，此举意味着英国对远东自由贸易制度的建立。这一制度对中国意味着：英国人人皆可以来天朝做生意了，英国人人都可以来中国贩卖鸦片了。英国鸦片贩子们在数票子，道光也在数票子，只不过一方在数进，一方在数出而已。数进的人眉开眼笑，数出的人愁肠百结。对后者来讲，红头文件下了一个又一个，情况却越来越糟，这可咋办是好呢？旧有的政治机器，真的就解决不了一个小小的鸦片？面对新问题，老革命道光不得不放下姿态，玩出了一个新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