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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综合国力:春天,冬天
送交者: 北冥巨鲲[☆★★士大夫你快滚★★☆] 于 2018-04-12 15:54 已读 412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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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 那一次,我们挨打了 by 端木赐香 由 北冥巨鲲 于 2018-04-12 15:44

我倾向于认为,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对中国的文人来讲,意味着两千年的冰期。漫长的冰期里,中国文人几次遭劫,变得嘛也不是了。社会的领头羊嘛也不是了,这个社会也就嘛也不是了。

  中国文人遭遇的第一劫,乃是焚书坑儒,这是始皇同志上任后,给知识分子下的下马威。这是个很不妙的开头。除此之外,中国的这位首任皇帝还开了一个很坏的传统:以吏为师!这就造成了中国独特的“车拉牛”般的人文景观:文人的思想,由官员把关!当官的或许懂得法规,但是未必懂得思想。更可怕的是,当官的可能连法规都不懂,但他们有权扭曲、阉割思想,甚至有权玩思想者的小命。

  中国知识分子遭遇的第二劫,乃是独尊儒术。秦皇干活不利索,没有把儒“坑”完,导致汉武帝遭遇到了一个大儒——董仲舒。老董以贤良之身与武帝对话,仁啊爱啊地忽悠,汉武就被忽悠晕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具体操作是: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儒学教育体系,兴办太学,设五经博士,建立博士弟子优选官制。这是儒学教育与选官制度的初步挂钩,隋唐以后,儒家思想成为科举入仕的标准,儒与政彻底挂钩,意味着中国士子们此后只有一条羊肠小道可走了:顺从统治者的思想,不仅可以保证人身安全,还可以取得荣华富贵。明朝时,考试内容(四书五经)、文章格式(八股文)和参考书(以朱熹的注解为唯一正确答案)三者的统一与固定,意味着中国文人头脑的格式化彻底完成,他们在政治领域忠于君主,在私家生活层面尊从父兄,在道德领域则皈依圣人。儒家文化的学术性,就这样完全匍匐到了政治性之下,文人集体变成了法国科学家约翰·法布尔实验台上的毛毛虫,这种毛毛虫有一种“紧跟领袖”的盲从习性:法布尔把若干个毛毛虫放在一只花盆的边缘上,首尾相连接,围成一圈;花盆周围不到六英吋的地方,撒了一些毛毛虫喜欢吃的松针。毛毛虫开始一个跟着一个,绕着花盆沿,一圈一圈走,一个小时过去了,一天过去了,毛毛虫们还在不停地转圈儿,一连走了七天七夜,终因饥饿,力尽而死。儒家化的知识分子,又何尝不是毛毛虫的状态呢?他们所谓的勇气,也只是紧紧跟在权威的身后循序而行。如果没有权威,他们就会造出一个,然后顶礼膜拜,鱼贯而行。他们读圣贤书,走圣化路,做圣人之徒。他们从不会讨论制度本身的合理性,他们所有的任务,就是证明现存制度的合理性!实话说,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境遇与法布尔的毛毛虫实验并不完全吻合。也就是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如果脱离了毛毛虫们爬行的轨迹,他们不但遇不上松叶,过不上所谓的美好的日子,相反,他们可能活不过七天,因为轨迹之外等待他们的不是松叶,而是文字狱那样的玻璃罩。科学家曾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他们把跳蚤放在桌上,一拍桌子,跳蚤迅速跳起,跳起的高度均在其身高的100 倍之上,堪称世界上跳得最高的运动员,这一点,倒跟知识分子的超越性有点类似。可惜的是,科学人员在跳蚤的头上罩上一个玻璃罩,再拍桌子,跳蚤一跳,碰着了头,再拍,再跳,再碰,连续多次后,跳蚤适应了玻璃罩,不再跳那么高了,每次跳跃,总会保持在罩的高度以下。科学家继续改变罩的高度,跳蚤也跟着改变自己的跳跃高度,最后,玻璃罩接近桌面,再也没有跳跃的空间了,于是,跳蚤变成了爬蚤。中国的文字狱,从秦皇发端,到朱元璋创立高峰,到大清王朝再创高峰,大清文人们,钻到古文字堆里搞训诂,意味着大家早集体做上爬蚤了。大清的知识分子知道该干什么(训古考据兼练书法),不该干什么(少说风凉话,少发牢骚)。有那水平高的,可享受皇家宠物待遇,比如大清才子纪晓岚就给皇家做过侍读学士。乾隆在岗时,喜欢旅游,特别是六下江南,直接促进了南中国的旅游事业。这个侍读学士一时发傻,劝谏乾隆,希望皇帝老子节省些钱,乾隆一听就急了,大骂纪晓岚:“朕以汝文学尚优,故使领四库书馆,实不过以倡优蓄之,汝何敢妄谈国事。”由此可以看出,堂堂的纪晓岚,实是乾隆家的“倡优”,还不如爬蚤呢。

  插图:纪晓岚。这个才高八斗的大学士,却不知道自由与尊严,真是时代的悲剧。

  如果纪大学士知道,英国那边的文人,一直在争取着大清这边文人做梦都想象不到的自由与尊严并业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那么他会不会感叹自己“不幸生在大清朝”?早在大清入主中原前后,英国就闹上了资产阶级革命,英国议会军里一个叫约翰·李尔本的上校因呼吁民主而住进了监狱。在监狱里,李尔本也没闲着,继续撰文呼吁民主,呼吁平等,呼吁成立共和国,甚至还呼吁出版自由。这种呼吁是有效果的,首先体现在了新闻方面。1622 年,英国出现首家英文报纸《每周消息》;1706 年,英国《晨邮报》开始发行;

  1785 年,《泰晤士报》创办;1802 年,英国《爱丁堡评论》创刊,其政治背景乃辉格党。

  1809 年,托利党创办《每季评论》,与《爱丁堡评论》对着干。两大杂志均集中了一大批学者,背后各有一大党派支持,发展成为当时英国最有影响力的两家评论杂志。有两党制,还有办报自由,日子够纪晓岚们眼气了,但是英国人民并不满意,他们得寸进尺。1818 年,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为了鼓动人民造反争取更大自由,跑意大利写自己的浪漫诗篇去了。他说:“诗人的力量,不为人所左右,而能左右他人。”所谓的左右,说穿了就是煽动民众造反,他的伟大与浪漫,就在于此。一年之后,他煽动造反的长篇诗歌——

  《假面的暴政游行》诞生了,他在诗中尽情地忽悠英国民众:

  像睡醒的狮子一样站起来,

  你们的人数多得不可征服,

  快摆脱束缚着你们的锁链,

  像抖掉沉睡时沾身的霜露,

  你们是多数,他们是少数!

  自由是什么?而你们

  善于回答的却是奴役。

  因为奴役的名称本身

  已成为你们姓名的回音……

  英国这样一个以保守著称的民族,其诗人的浪漫主义与中国的浪漫主义是有着本质的不同的。英国的浪漫,要的是民主与自由,乃大浪漫;中国的浪漫,具有宗教气息,乃小浪漫,仅限于“安能催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表示不再跟政府玩的小家子气和“大江东去浪淘尽”的宗教般的幻灭感。形象地讲,中国整个国家刚被拿破仑喻为睡狮,英国那边的文人已经正告国民人人皆为睡醒之狮了。[B]这就是大清即将面对的对手,大清不败,天意何在?公理何在?

  同年,雪莱还写下了著名的《西风颂》,其中最震撼人心的是结尾:

  把我的话语传给天下所有的人,就像从未熄的炉中拨放出火花!

  让那预言的号角通过我的嘴唇

  向昏沉的大地吹奏!哦,西风哟,

  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1820 年,雪莱好友、英国另一浪漫诗人拜伦发表的诗歌是:《本国没有自由可以争取》。

  他在诗中呼吁:

  本国既没有自由可争取,

  为邻国的自由战斗!

  去关心希腊、罗马的声誉,

  为这番事业断头!

  ……

  为自由而战吧,在哪儿都可以

  饮弹、绞死或受封!

  这家伙,一副“不自由勿宁死”的气概。1822 年,这家伙因轮船事故丧生,年仅30 岁。天才早逝,令人痛扼。值得欣慰的是,雪莱从8 岁就尝试诗歌创作了,他这一生,一直是在为民主、自由而呼吁。相形之下,天朝文人即使活得有滋有味,也不过是个政治上的小爬虫、生活中的小跳蚤、御座前的小倡优,即使活到一百岁,也很没劲。1836 年,伦敦工人协会成立,英国民主运动——宪章运动开始。同年6 月27 日,英国纽卡斯尔市广场上有民众大集会,会上,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在军乐队的带领下举着鲜艳的旗帜列队行进,旗帜上写着拜伦的诗句:

  自由之神再一次召集大军,

  发抖吧,你们这些暴君!

  难道你们还讪笑这是虚张声势?

  到头来,你们会流血而非流泪!

  拜伦与雪莱,他们的浪漫就这样渗透到了英国民众的风骨里,铸就了大英帝国的软实力。问题是,大清那样的政府,接受不了这种西式风骨,首重的就是中外之大防。康熙英明,大力禁传天主教。1805 年,除了禁教,政府又补充,禁止西方人在中国刻书和设立学校。这是一个非民意政府的本能吧。一句话,它是靠忽悠老百姓维持自己的统治的,所以绝对不能

  容忍异质文明前来影响这种忽悠!把中国人都忽悠醒了,不就和平演变了吗?

  1819 年,一个名叫梁阿发的广东华侨从爪哇回到了老家。虽然各种材料说法不一,时间也有误。但总的来讲,他曾先后受雇于传教士马礼逊与米怜(Milot)做印刷工人,得此契机,他竟然成了中国第一位华人牧师,中国第一名报人。从此,不是给老乡们分发自己刻印的小册子,就是在家乡开设有洋人背景的民办学校,甚至还自己出版一份华人新闻报刊。

  问题是这些东西都是政府的大忌,结果又是逮捕,又是烧书,又是毁版,又是打屁股的,梁阿发只能在老家广州、澳门、爪哇之间来回流窜。

  1834 年,在华英人想出一个西风东渐的好主意,他们在广州组织了一个“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郭士立鼓吹:“本会的主要宗旨将是出版能启迪中国人民智力的一类书籍,把西方的学艺和科学传授给他们。”该会的通报宣布:“我们现在作这个实验,是在把天朝带进与世界文明各国联盟的一切努力失败之后,她是否会在智力的炮弹前让步,给知识以胜利的棕榈枝。我们路程的终点是遥远的,壁垒是很高的,路途是崎岖的,通道是艰巨的。因此,我们的前进可能是缓慢的。”说得对,天朝人民天然的具有“防止和平演变”的本能与觉悟,所以,他们的前进真的很缓慢。该会秘书裨治文在广州,只能在家里收养几个穷孩子对其实施“和平演变”,他收的第一个学生是个小乞丐。该会委员伯驾在自己的医院雇佣几个童工,算是临床实习西医了;该会秘书郭士立妻子在澳门收养几个穷女孩子,让她们识字读书。这些“国际志愿者”不知道,对于大清这种牧羊人来讲,对国民的要求很简单:智力上永远不要进步,体质上永远健康。而这些“国际雷锋”目前正在做的恰好是:智力上帮助大清人民进步(传授西学),体质上帮助大清人民虚弱(贩卖鸦片)。大清当然不乐意了,放哪个牧羊主也不乐意!

  插图:洋神父和中国孩子。大清朝不仅阻止鸦片,也阻止洋神父对于几个穷孩子的“和平演变”。

  1835 年,广州英商又成立了“马礼逊教育会”。在发起的通报中,他们宣布本会的宗旨是“在中国开办和资助学校,在这些学校里除教授中国少年读中文外,还要教授他们读写英文,并通过这个媒介,把西方世界的各种知识送到他们手里”。看这些通告,真的让人哭笑不得。天朝百姓自有自己的精神鸦片——儒家的三纲五常仁义忠孝。现在可好,外国人不但往天朝输入物质上的鸦片,还输入精神上的异种鸦片——基督教,更别提独立、自由、民主等西方祸水了。天朝既要防身——禁止大家吸食鸦片,又要防心——防止和平演变,这可不是玩的。当然了,天朝不必过分担心,因为洋鬼子们遭遇的困难还是外甥打灯笼,照旧(舅)——招不到学生。忽悠了好几年之后,澳门才建立一所“马礼逊学堂”,第一届学生只有6个,还都是人穷志短马瘦毛长的穷人家的孩子。这个学校培养出来的早期著名学生,有俩在中国历史上鼎鼎有名,第一个是容闳,上学一直上到美国耶鲁大学,第二个是黄宽,上学上到英国爱丁堡大学。而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所雇用的四大翻译中,有一个就是马礼逊教育会社的学生。问题是,这些名学生都没有好下场,比如容闳,奔波一生,弄了一些留美学生,还都半途退学回国了。大清,它最怕的就是西风啊!西风一吹,国人皆醒,大清的统治还怎

  么继续啊!不过,大清的统治者没想到,大清人民并没有醒来的内在动机与外在需要,他们已经睡下很久很久了,现在,他们需要的是睡得更沉一些。不约而同地,他们都爱上了那么一口: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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