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多菲俱乐部的活动

裴多菲俱乐部原是一个知识分子学习小组，成立于1954年底，归属相当于共青团的劳动青年联盟领导。它的前身是解放前地下共产党控制的一个从事资助工农子弟上大学的慈善团体。将其改建成裴多菲俱乐部的原本目的是想在现行制度允许的范围内为党内年轻的知识分子提供一个讨论问题的讲坛。这个团体日常既研讨青年联盟的工作，也讨论一些社会所关心的问题。它只有一间办公室，设在劳动青年联盟中央。

党内反对派为推翻拉科西的统治而进行的斗争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裴多菲俱乐部的活动成为在社会上进行舆论动员的有效手段。

从1956年3月中旬开始，裴多菲俱乐部活跃起来。劳动青年联盟中央甚至做出决议，要求扩大裴多菲俱乐部的活动和在外地也建立这样的俱乐部。在这以后的日子里，裴多菲俱乐部先后举办了一系列大型研讨会，讨论经济、哲学、历史、新闻等专题。参加这些研讨会的有全国知名的经济学家、作家、历史学家、教育工作者、科学家、哲学家等学者和社会名流，也有年轻的知识分子甚至还有人民军军官。很多解放前参加过党的地下斗争和抵抗运动的老战士也到会倾听和发言。

这些讨论会的会场总是挤满听众。座位不够，他们就站在走道、窗外或干脆在主席台上席地而坐。应该特别指出的是，裴多菲俱乐部的领导成员绝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全都主持和参加过这些研讨会。这不仅说明裴多菲俱乐部并非乌合之众，从中也反映出当时党分裂的严重程度。

5月以后，裴多菲俱乐部的活动更加活跃，发言者在研讨会上提出的问题越来越尖锐，情绪也越来越激动。

5月9日，裴多菲俱乐部举行研讨会讨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些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和匈牙利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导原则。许多人就这些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在会上发言。由于要求发言的人太多，研讨会不得不在5月20日再次举行，重点讨论在国民经济生产中如何正确利用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

在5月20日研讨会上做重点发言的都是一些在青年知识分子心目中享有威望、熟悉经济工作和有改革思想的党内代表人物。他们是国家计划局的司长萨波·道马什、著名经济学家纳吉·道马什和刚被恢复名誉的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多纳特·费伦茨等。做自由发言的也无一例外地都是党员，其中一些人解放前就已加入地下共产党。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都认为社会主义经过认真改革，仍有振兴的希望。

在上述两次关于经济工作的研讨会上，与会者对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制订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们认为这个计划的制订缺乏民主，其指标不切实际和无法完成。他们指出拉科西一伙片面发展工业造成的许多恶果，并要求当局不加掩饰地如实公布经济统计资料和改变现有的工资政策、福利制度等。

5月30日晚和6月1日晚，裴多菲俱乐部连续举办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研讨会。与会者严厉批判当局编写历史的教条主义做法和官方的历史观，同时谴责斯大林主义伪造历史的行为。他们指出，现政权不是把历史当作一门科学对待，而是将其变为政治宣传的工具及“实现政治目标的辩护词”。有些人在会上提出，匈牙利闻名于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卢卡契·捷尔吉1928年起草的所谓“勃鲁姆提纲”是正确的。卢卡契当年为匈牙利共产党起草的这个文件指出，匈牙利的迫切任务不是要搞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实行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卢卡契因这个观点与匈共的正统观念相背离而多年受到压制。发言者们认为，卢卡契当年的观点已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

会上还有人提出1948年是匈牙利历史的一次错误的转折，因为国家从此抛弃了民主社会主义而建立了“独裁制度”。

匈解放后的党史编写工作和学校的历史教学工作受到批评。也有些人就自己过去的历史著作的观点进行了检讨，表示从此将在新思想的指导下从事历史研究工作。

时任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科学和文化部长的安迪寄·伊丽莎白作为对立面在会上也发了言。匈牙利的历史学是她的管制领地，因此，她在发言中极力为党在历史学领域的工作辩护。

会后有报道说，在这次研讨会上，匈牙利历史学家们内心燃烧多年的要求民主与公开性的烈火“喷发”了出来。

6月14日晚研讨会的题目是《苏共二十大和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有1200多人参加。由于会场实在容纳不下如此众多的听众，会议不得不临时改换到经济大学的礼堂去举行。

71岁的卢卡契·捷尔吉也出席了这次研讨会，因而引起极大轰动。这是他多年来首次在公开场合露面。这位参加过1919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斗争的老共产党员因与斯大林主义的哲学观点相对立，被视作“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老牌修正主义分子”。他1949—1950年受到系统地批判后被逼迫进行检查，从此在哲学研究上无所作为。在这次研讨会上，卢卡契与中央党校教员鲍洛格·埃莱梅尔和哲学家塞盖蒂·约瑟夫一起先后做了重点发言，他们的观点受到听众广泛的赞同。从而，匈牙利哲学界的状况明显地展现出来：在这个学术领域存在的两个学派中，卢卡契派将哲学研究当作思想创造，将目光聚集在哲学的根本问题上；而教条主义派则将哲学混同于日常的宣传、鼓动工作，将哲学庸俗化。许多人在会上诚恳地表示将改变自己以往对待哲学的教条主义态度。会议参加者还强烈要求为卢卡契“彻底平反”和为所有受到迫害的无辜者平反，从而在会场上激起一片经久不息的掌声。

这个关于哲学的研讨会也触及到文学界的状况和作家们受压抑的境遇。与会者尖锐地指出，1948年以后，匈牙利的文化界专门对有进取精神的打棍子，对无所作为的则温情脉脉。

裴多菲俱乐部6月27日在人民军官俱乐部举行的那场研讨会使它的影响达到最高潮。这天是1953年纳吉据以进行改革的“六月政策”确立3周年。那天晚上研讨会的题目是《新闻和报纸问题》，听众从下午开始就在会场外的街道上聚集。这次会议通宵达旦地进行，从下午6点半开始一直持续到次日早晨4点，共有6000多人参加。刚被释放出狱的拉伊克的夫人拉伊克·尤丽奥在会上要求为她的丈夫恢复名誉。她披露了自己在6年监狱生活中受到的非人待遇和拉伊克被处死前所遭受的骇人听闻的摧残。身为《匈牙利民族报》主编、优秀国际法学家的洛松齐·盖佐最后发言。这位戴着眼镜、别具学者风范的老共产党人面请公众谅解他过去犯的过错，然后讲述了所谓“纳吉事件”的真实经过。他说：“就在我们大谈党的民主、言论自由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时候，纳吉·伊姆雷却根本无权为对他的指控进行辩护。”听到纳吉的名字，听众自动起立又喊又唱，要求纳吉回到党内和政府中来，同时要求解除拉科西的职务。

裴多菲俱乐部这个时期举行的这些活动的影响远远超出在场听众的范围。听众将他们耳闻的事情向工作单位的同事和外地的亲友们广为传播，从而产生了连锁反应。甚至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几个奉命每次去会场监视裴多菲俱乐部研讨会的秘密警察有一天向上级表示，他们已无法再去执行任务，因为他们自己也赞同发言者们的见解。

首都以外的各大城市也纷纷效法裴多菲俱乐部，建立了类似的论坛，劳动青年联盟中央委员会还号召青年们参与这样的活动。在纳吉的故乡考波什瓦尔，春天就组织了以匈牙利历史上抗击外来侵略的军事家兹里尼命名的俱乐部；索姆鲍特海伊市组织了沃什瓦尔俱乐部；维斯普雷姆市成立了鲍特沙尼俱乐部；德布勒森市有科苏特俱乐部。南部的佩奇市行动较晚，但后来也成立了当地的裴多菲俱乐部。这样，首都和外地的这些俱乐部的活动促进了反对派力量的迅速壮大，反对“拉科西主义”的活动虽然还没走上街头，但已扩展到党外。苏共领导人米高扬这个时期到匈牙利考察政治局势后写给苏共中央的报告说：“政权日益从同志们的手中丢失，敌对分子的平行中心正在形成……”拉科西也忧心忡忡地说：“我感到自己像坐在一只随时可能爆炸的火药桶上”。

就在裴多菲俱乐部6月27日最后举行的那次讨论会结束几个小时之后，波兰发生了波兹南事件，采盖尔斯基工厂的1万多工人罢工，走上街头举行示威游行。这使裴多菲俱乐部6月27日研讨会的性质显得更加严重。时任苏联驻匈牙利大使、后来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安德罗波夫事后在向莫斯科递交的外交报告说，裴多菲俱乐部的这些研讨会从本质上看已演变成对党的领导的示威，超出政权的容忍限度。他认为匈牙利这个时期的局势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发生的事情在性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帝国主义向社会主义进攻的一部分。

6月30日，拉科西召开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会议，谴责裴多菲俱乐部的活动“反党、反人民民主制度”，并且断定是“主要由纳吉·伊姆雷周围所形成的集团所指挥的”。7月1日，内务部下令禁止裴多菲俱乐部继续活动。这样，裴多菲俱乐部的活动便告一段落，直到9月在新的形势下才又恢复。届时，全国的政治危机已一触即发，以“拉科西主义”为特征的那个时代已经躺在墓穴中。不久后的10月23日便发生了匈牙利事件，布达佩斯的数十万群众举行示威游行反对拉科西政策并很快发展为武装暴动，最后被苏联出兵镇压下去。

总的来看，裴多菲俱乐部虽然不是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组织者，但对这个事件的发生起到了舆论动员的作用，就如同匈牙利1848年革命之前科苏特主办《佩斯新闻报》发动群众一样。它通过举办各种研讨会向民众指出社会面临的危机，使人们有机会公开表达不满和提出民主要求，从而匈牙利党内的反对派与广大民众汇合到一起，猛烈地冲击了拉科西政权的基础。与此同时，那些主张对社会进行实质性改革的人还全面阐述了他们的理念与设想，为国家勾画了社会主义改革的蓝图，鼓舞人们努力去争取实现它。

发挥了历史作用的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就这样留在世人的心目中。
《炎黄春秋》 6park.com
评分完成：已经给 英国小炉匠 加上 50 银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