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东荪，男，1886年生， 1905年，官派留学日本，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以研究哲学、伦理问题为主。1930年任北平燕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1932年，与张君劢组织成立国家社会党（“国社党”），抗日战争期间，主张国共合作，并曾介绍燕京大学学生到中共抗日根据地。日本对美国宣战后，燕京大学被强占，张东荪被捕，被关押半年之久，但并未屈服，曾自杀四次。后被判缓刑保释出狱。 
　　
　　 1945年11月，参加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并在会议上提出“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两个原则。 
　　
　　 1946年当选为民盟秘书长。 1948年底，作为傅作义的代表与中共代表秘密谈判，促使实现了北平和平解放。 
　　
　　 49年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同时仍担任燕京大学（后并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和教授。 
　　
　　 1951年被指控向美国出卖国家重要情报，被免去政府职务，并被民盟开除。于1968年1月被捕，关押于秦城监狱，直至病亡。 
　　
　　 为什么在1951年，新政权仅成立数年，就拿张东荪下手？因为张东荪反对一边倒向苏联的外交政策。不赞同中国与整个西方对抗，主张走中间路线，与美苏两大国进行等距外交。
　　
　　 当张东荪被逮捕并关入“秦城”的同时，他的大儿子、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张宗炳也被逮捕，也被关入“秦城”监狱。但是张宗炳和他的父亲互相并不知道他们都被关在同一监狱中。
　　 
　　 张宗炳是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曾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被押5年以后家人才知道他在哪里。探监后见他已疯，乱喊乱叫。后来监外就医，入精神病院，逐渐治愈，平反，恢复工作，1988年病逝。
　　 
　　 张宗炳的妻子刘拙如，是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图书馆的职员。张宗炳被逮捕，刘拙如也因此在其单位中被“批判斗争”，并且被“扭送”到海淀公安局，她在那里被监禁了近一年。（“由革命群众扭送公安局”是当时流行的说法，是一种通过各单位的“革命群众组织”出面来捕人的办法，被广泛使用。）　
　　 
　　 “秦城”监狱位于北京郊区。这是一座特种监狱，不关押普通犯人，权力当局专门用这个监狱来关押一些地位很高或者名声很大的非刑事“罪犯”，也就是说，这是一座在法律之外的监狱。这座监狱修建并启用于文革以前，在文革中则大派用场。那里的人被逮捕和长期关押，不需要经过哪怕走形式的法律程序，也不用经过法院。那里对被关押的人施行的肉体的和心理的折磨，和普通人被关的监狱有所不同，关普通人的监狱非常拥挤，而且强迫从事高强度体力劳动。在“秦城”，则把被关押者一个一个单独囚禁，数年里不能和人说话，不能和家人通信。
　　 
　　 张东荪有三个儿子。和他一起被关进“秦城”监狱的张宗炳是长子。老二张宗燧在英国取得博士学位，1953年回国，从事理论物理学研究，文革时是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老三张宗颖在大学里先学化学后来改学习社会学，1950年代初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被取消，他在天津市文化用品公司采购站做一般的职员工作。
　　 
　　 1968年开始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二儿子张宗燧在单位中被关起来“审查”。1969年，张宗燧在北京中关村中国科学院宿舍31楼服安眠药自杀。当时50多岁。
　　 
　　 文革开始，1966年，张东荪的三儿子张宗颖和其妻子吕乃朴遭到“斗争”后，一起服毒自杀。张宗颖死时46岁。
　　 
　　 张宗炳的儿子张鹤慈，1963年时是北京师范学院学生。他与几个中学同学结社写诗和议论政治。他们的活动被公安部门发现，他们被逮捕。经过审讯关押后，张鹤慈被送往茶淀劳改农场“劳动教养”三年。三年期满后正逢“文革”，他又被加重处理：“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他在“劳改农场”一共待了16年。　
　　 
　　 张宗颖的儿子张佑慈，文革时在天津当工人，他的父母在1966年自杀后，他因“企图给父母报仇”等“反革命罪行”，被判刑15年。1978年张佑慈获“平反”被释放时，已经在监狱中被关了10年多。
　　 
　　 就这样，在文革中，张东荪自己被关死在监狱中，张家的三个儿子，两个自杀，一个被长期关押后精神失常。他的两个孙子被判重刑，长期监禁。
　　 
　　 这样的遭遇听起来就象恐怖小说：一家人一个接一个地落入悲惨结局。张家所遭受的恐怖绝不只是针对他们一家的。和他们类似的人都遭受恐怖和迫害。张东荪的长子张宗炳大学毕业后，以第一名成绩考取当时的生物公费留学，到美国的康乃尔大学取得博士学位。除了生物专业上的成就，他还会数门外国语，并且在诗词绘画书法上都很有造诣。他口才也好。因此，张宗炳和陈同度教授一起，文革前被认为是北京大学生物系讲课讲得最好最生动的两位教授。1980年代初他精神病愈后，在北京大学教公共课“普通生物学”，上百人来听课，能讲得台下掌声四起。但是，另一位和他一样受学生欢迎的生物教授陈同度，却已经在1968年8月28日，在文革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审查”和折磨，服毒自杀了。在北大生物系，还有两名教员和陈同度在同一年自杀。
　　 
　　 “文革”对人的打击杀伤总量，由于缺乏记载和报道，更由于不准阅读档案资料，普通人很难对此进行统计。但是从了解到的局部情况，比如说一个家庭，我们可以看出打击杀伤的密度，从而也可能作出一些总量的估算和对整个文革大图景的基本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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