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有点旧，发出来是因为下面有人争论）

60年代在大家的印象中是怎样的一个年代？生活贫困？物资短缺？但是当时我国出现了一个收入过高的宽裕阶层，和一般百姓相比，他们的生活会是怎样的？
　　


　　在20世纪60年代的一份参考文件《对于“高薪阶层”的调查报告》（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组织）中，可看出当时有关方面认为我国出现了一个收入过高的宽裕阶层，引起上级领导重视。



　　下面是40多年前这个《对于“高薪阶层”的调查报告》的原文（注：当时人民币1元的购买力，约相当于如今10—15元人民币；最保守的估量为1：10。



　　例如：当时京剧演员周信芳月工资1,760元，马连良月工资1,700元，约合现在的1万7千—2万6千元。而当时国家文艺一级的月工资为360元左右，约合现在的3600—5400元。）


资本家：
　　1964年底，我们（指“高薪阶层调查组”，由上海市委组织的）对北京、上海、武汉、西安、济南五个城市的资本家进行了调查，拿高工资的约两万四千多人（其中三百元以上的一千二百四十多人）。



　　他们有当中央各部部长、付部长、付省长、付市长的，有当收发、营业员的，绝大部分是在企业担任经理、厂长、科长、工程师和一般职员，他们的工资绝大多数远远高过所任同等职务的职工的工资。



　　江苏省付省长刘国钧（原是常州市私营大成纺织品公司总经理）月工资1,000元，省人委还给车马费200元。



　　上海建华毛纺织厂厂长王介元，月工资1,676元，这个厂的一个财务科长月工资825元。



　　上海万里造漆厂作一般职员工作的张志坚，月工资538元。　　



　　上海九华袜厂当收发的邱显章，月工资374元。　　



　　常州市大成工厂当看门的朱尔杰，月工资320元。


不合理的保留工资：
　　1964年我们对上海、浙江、江苏常州市一部分企业160多万职工的调查，有保留工资的约十四万人。



　　这十四万人中，一般职工保留10－20元的工资，而旧技术人员、旧职员、资本家的爪牙，亲信，他们的工资保留的很多，有些人实领工资超过了他应得工资标准的几倍。


1956年上海市资本家欢天喜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改为“公私合营”
　　一个办事员，工资竟达500元－300元以上，有的甚至高达500元以上。



　　海静安区房产公司24级的办事员杨格（原在外商商单位工作）标准工资49元，可是他却拿400元，保留工资351元，等于他应得标准工资的七倍多。



　　上海电业局一个会计，标准工资94元，实领工资655元，保留工资561元，等于他标准工资的六倍。



　　在科研、教学、卫生、工程技术人员中，也有一部分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他们的工资超过国家规定同类人员的最高工资，有的达一倍以上。



　　如医务人员，就以北京地区为例，规定是高标准工资333.5元，但有些医师月工资实领600多元。


文艺人员：
　　在文艺人员中，工资高得令人难以想像。



　　一些演“名”、“洋”、“古”，“封”、“修”、“资”的资产阶级“名演员”，他们极力宣扬帝主将相，才子佳人，他们是 XXX修正主义的吹鼓手。



　　他们的月工资高得相当惊人，一般是500－600元，甚至高达 1,000元以上。


20世纪60年代的戏曲演员红极一时，被批判为“三名三高”
　　



　　（上海市的）三反分子周信芳月工资2,000元，混入党内以后减为1,760元，高出国家规定的文艺人员一级工资标准四倍多。



　　北京京剧演员马连良，月工资1,700元，其中保留工资1,366元。



　　资产阶级的老演员拿高工资，解放后新培养出来的青年演员也拿高工资。



　　天津市京、评、越、豫四个剧团的十六名主要演员，参加工作最早是1953年，他们的工资最低351元，最高达950元。



　　高稿酬，高酬劳：文艺人员中的一部分人，除领取高工资外，还拿着高稿酬、高酬劳等高额收入。如作家写文章、写书有稿费，出版后，有“版税”；把他写的书编成剧本，演出时，还要再提取演出费；演员拍电影、电台录音、灌唱片等等均另有酬劳。请着下面几个骇人听闻的事实。



　　京剧演员李少春，月工资1,000元，拍了电影《野猪林》后，又得酬金3,000元。



　　三反分子周信芳，月工资1,760元，录音三小时，得酬金3000元。



　　京剧演员张君秋，月工资1,450元，录制《诗文会》选段，仅三十分钟，得酬金600元。



　　曾经轰动一时的《千万不要忘记》，这出戏大家是熟悉的。现在我们就看看这本书的作者到底千万不要忘什么？他本人有工资，书写成之后，得稿费7,000元。由于把这本书改编成剧本，演出单位很多，于是他就每天忙于翻阅各地的报纸，统计演出单位，写信催要演出费。



　　就是这位提醒青年人不要打野鸭子搞“外块”的作者，提醒人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作者，他自己却因此得到几万元的高额收入。



　　剥削“合法化”；文艺人员的高薪、高稿酬、高酬劳是在XXXX刘少奇指使下，由其XX陆定一、周扬等长期盘踞的旧**部、旧文化部搞起来的，使这些人剥削“合法化”，如1964年12月旧文化部发给几个制片厂的《关于故事片各类稿酬的办法（草案）》中规定：名作家的稿费，每千字为10－15元，青年作家6－8元，（诗每二十行算一千字）。



　　电影剧本的稿费：长故事片2,000－6,000元；短故事片1,000－3,000元。音乐作曲：长故事片300－800元；短故事片150－400元。歌词每首50－100元。导演成功每个影片，酬金500－1,500元（长故事片）或300－700元（短故事片）。



　　政治上的特别待遇：上述高薪阶层人员中，经济上享受着优厚的待遇，政治上也享受着各种特权，有的是各级人民代表，有的是各级政协委员、青年联合会委员等等。



　　窃取这些名誉，在其XXX修正主义主子的保护下，胡作非为，干了不少坏事。



　　人数虽少，毒害极大：高薪阶层人数很少，在全国范畴内为数有限，在职工队伍中也只占极少数，但这个阶层对劳动人民的腐蚀性，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危害性极大，不能等闲视之，更不能置之不理。请看他们在干些什么：


糜烂透顶的资产阶级生活。
　　（1）散布资产阶段毒素：据我们1964年对几个地区的调查，拿着高工资的，不少人银行存款在万元以上，有的存款在30万元以上。他们有的是钱，放肆宣扬个人享乐，公开散布：“吃和穿最实惠，活着不吃好、穿好、玩好，还有什么意思。”



　　买房、盖房、当房产主，十几年来他们买房子、盖房子的很多。常州市140名高工资的技术人员和职员中，买房、盖房的占47％。如市纺织局一工程师（工资485元，其中保留工资224元）1964年花一万元造楼房一幢。



　　浙江嘉兴民丰造纸厂一个工人（工资179元，其中保留工资70元）用7,000元买了一幢房子，然后又出租，当房产主。



　　三口之家雇两个保姆：上海、天津有的高级医师、工程师家里只有两三口人，却用着两三个褓姆。



　　一声“爸爸”，送礼千元：常州大成纺织三厂一个工程师（工资402元，其中保留工资276元）临时困难时期，他却三天两头吃一只鸡，他不惜花100元买两只鸡吃。1962年他儿子结婚，儿媳妇叫他一声“爸爸”，给见面礼1,000元。



　　结婚送礼一万元：上海市第六医院一个高级医师，他妹妹结婚，他送礼竟花了一万元。



　　七、八十元一瓶香水：上海京剧院的三反分子周信芳，月工资1,760元。他的老婆用的是七、八十元一瓶的香水。


（2）豢养宠物
　　与猴同居：天津市京剧团女演员丁至云（月资650元），吃、穿一贯奢华。1960年，六口之家吃一顿肉就花100多元，8元一斤的花生一次就买200元的。



　　4元一斤的螃蟹，一买就是20斤。【说明：当时通货膨胀、食品和日用品紧缺，因此开创了“高价商品”的专柜，回笼货币……



　　详细情况请参看拙作《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夏天她怕长痱子，花700元买了两个海绵床垫，夜里替换着睡。1962年我国经济临时困难时期，她花了200元买了一只小猴，给猴缝了衣服、枕头，每天喂猴吃香蕉、饼干、枣、肉等，还亲自给猴洗澡、理毛，晚上还跟猴睡在一起，并教猴说话、表演等。至于她生活上的淫乱，更是丑不堪言了。



　　喂狗养猫：天津市京剧团演员周啸天，月工资750元，两个老婆，养两只狗一只猫，困难时期都是喂细粮、猪肝、鸡蛋、牛奶，还带狗去理发馆去剪毛。


（3）流氓成性，反共老手：
　　天津市京剧团付团长厉慧良，月工资950元，是一个随意奸污妇女，道德败坏，极端反动的坏家伙。他平时散布“大丈夫不可一日无钱，不可一日无权。”



　　他以“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恶毒攻击我们党，抗拒党的领导。他在学习反修问题时叫嚷：“我看高薪、住洋房、坐汽车、养哈叭狗没什么”。


（4）小恩小惠拉拢腐蚀：
　　上海有一个厂的资本家用五千元外币（美金）买了一辆小汽车，每天上下班坐汽车，仍旧威风挺大。他工资600多元，还在群众中公然说：“这点钱不够我太太的交际费。”



　　在经济临时困难时期，他借钱给工人用，送糖给工人吃。还有些私方人员用小恩小惠拉拢腐蚀工人。如给职工调换公债、借钱、送粮票，甚至通过请客送礼等卑鄙手段以达到腐蚀职工，潜移默化“和平演变”的目的。


（5）和平共处，同流合污：
　　天津永利久大沽厂科长以上干部143人，有保留工资的130人中，党员占87％。党委、厂长、工会主席十人中，八名有保留工资。



　　这几名额导干部都是解放初期派到这个厂担负改造旧企业的任务的。由于资本家玩弄花招、耍手段，对他们拉拢腐蚀，提高他们的工资，1956年工资改革时，他们都生成了保留工资。可是这些领导干部拿着保留工资却满不在乎，还说什么“公私合营初期，厂里定了高工资标准，我们这些人为谁辛劳为谁忙啊！不拿白不拿。”



　　一个中国***员，拿着不合理的保留工资，实际上在进行剥削，不以为耻，却感到心安理得。1964年厂里开展“五反”运动，广大群众贴大字报要求取消保留工资，这些领导人仍无动于衷，置之不理。



　　有些人长期与资本家和平共处，划不清阶级界限。解放前这个厂的一个封建把头兼资本家叫沉华人的，这是一个“吃人肉，喝人血”的剥削分子；解放后职务逐步上升，当了工程师。1956年工资改革时，工资定为144元，他有保留工资，实得228元。他年过60岁，厂里又给他外加30％的在职养老补助费。



　　住处离厂没一公里，上下班要汽车接送。1962年该厂党政领导还为他庆祝七十大寿，还在天津日报头版登了这一条消息。这个厂的付厂长薛献之是资方代理人，1960年也把他拉入工会。有的干部甚至被拉下水，蜕化变质，贪污腐化，这是屡见不鲜的。


高薪阶层对青年的毒害
　　（1）走白专道路，向资本家看齐：天津永利久大沽厂一工程师，魏ＸＸ，三口之家住一套洋房，顾用两个褓姆，室内摆设讲究，全是“电气化”的，有电吸尘器，电缝纫机，落地式收音机、答录机、电视机等等，无奇不有。



　　有了高级收音机还不过瘾，为了听立体声，在房子的不同角落另安上十几台收音机。为了在家开“菊展”，特意到北京买了一百多种菊花。临时困难时期，嫌褓姆做的菜不合味，全家三口经常到高级饭馆吃饭，一顿三、四十元。



　　工作时间，他口含高级糖，口袋里装着半导体收音机，听政治报告不爱听了，就把“半导体”的耳塞子插在耳朵里听戏。这个魏XX，生活糜烂，政治上十分反动。



　　平时对党不满，经常散布流言蜚语，造谣惑众，勾引青年走白专道路。他对青年技术员说：“你们现在的条件不如我们那时候了，我进厂时一人一间楼房，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的技术是从个人喜好提高起来的。”“知识就是力量。”



　　他经常散布资产阶级的毒素，一些青年受他的腐蚀很大。



　　一位1954年中专毕业的青年技术人员，到厂头几年工作积极，思想进步，1958年入了团。后与魏ＸＸ接触，在他的长期潜移默化下，这位青年人迷信他的技术，艳羡他的生活方式，同其他青年说：“魏工程师技术高，生活幸福，人家己到了共产主义的标准了，多好啊！”



　　一位1964年毕业的大学生开始看不惯魏的作风，以后这个魏ＸＸ经常约他到他家里去玩，这位青年逐渐变坏了。他对别人说：“魏工程师家多好啊！要什么有什么。”这位青年准备了一大笔款，打算结婚，他要向姓魏的看齐，他说什么“应该象魏工程师那样生活，否则太不象样了！”



　　另一个共青团员艳羡魏ＸＸ的技术，向往魏ＸＸ的生活，他竟然这样说：“魏工程师，技术好、生活舒服，我要象他那样，入不了党，当个统战人物也舒坦。”



　　（2）忘本负恩，向往资本主义：高薪阶层象蛀虫一样，腐蚀着每个人的灵魂，使我们的一些家庭出身很好，从小受苦的青年人，逐渐蜕化变质。



　　天津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