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卢沟桥之战以来，日本制定过无数事态局部化、战争不扩大的政策方针，又一次又一次地把命令扔进字纸篓里。他们占领了中国的首都南京，占领了古都北平，占领了上海徐州，杀了几十万中国人，把开战初的中国军队一扫而空，获得了广袤无垠的土地和富饶的矿藏，得到了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辉煌胜利。 

然而做任何事都是有代价的。日本是一直打胜仗，但占领的土地必须产生足够的效益，才能弥补战争的高昂成本。南京屠杀也罢，黄河泛滥也罢，只要蒋介石一天不投降，裕仁就必须花一天的军费跟他死磕，直到停战为止。 

预计几个月的仗打了将近一年。虽然一直打赢，可对日本人来说，用的兵力太多，军费开销太大，已经出现危险的苗头：五月五号日本发布了《国家总动员法》，正式进入战时经济，同时增加三十二亿五千万日元军费，以举国之力投入战争。 

必须说明的是，三八年的日元同现在的日元不一样，普通工人一年才几百块钱，一吨煤只卖三百多日元，三十二亿日元按市价，能买四百万吨牛肉，或者在东京吃两百一十三亿份面条，那是相当值钱。紧急拨这么多钱给陆海军，只能说明一件事，日本决定要耗尽国力，同中国打一场相互绞杀到死的大战了。 

还没有跟苏联决战，就先出现破产的苗头，十分不吉利。从裕仁的本意来讲，日本其实是想消停一段时间的，他需要时间消化占领区，弄点钱弥补战争开销；但蒋介石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国民政府的口风一点不肯放松，死死坚持必须恢复七七事变前的态势、鬼子必须全面退出华北华南的条件，否则你死我活打到底，没有其他商量。在开会研究之后，东京的大小头目一致认为，应该发动几次大进攻，消灭蒋介石的实力，让他再也没有资格跟皇军对抗，然后从容消化土地资源，巩固胜利果实。 

进攻的策略既然定出来，下一步自然是做计划，日本人的目标十分明确：武汉。 

自从南京失守，大部分军事物资和政府机构都撤到了武汉。虽然名义上的陪都是重庆，但交通便利的武汉形成了事实上的临时首都，从徐州回撤的军队也在向那里靠拢。 

战时把人和物资全都集中到一个地方，向来是危险的事情，但之所以都跑到武汉，实在是迫不得已。自从华南华北失守后，沿海各大港口几乎都成了日军控制的天下，只有广东还能进口物资，广州通到武汉的粤汉铁路自然就成了国际生命线。对这种客观规律，蒋介石等人是知道也没办法，只能围着武汉打转。 

很快，日军的部署就变得明朗起来。虽然华北方面军受黄河影响，不能南下武汉，但华中华南的鬼子已经开始补充整队，随时出发进攻。从战后的日军文件里发现，日本陆军已经把所有部队都调到了战场，准备雷霆一击攻克武汉，甚至本土仅留的一个师团也奉命随时增援。把后勤保障人员算进去的话，鬼子参战兵力已经达到三十五万，还有五百多架飞机、一百多艘舰艇配合进攻，算得上一场不折不扣的超级会战， 

面对鬼子即将到来的进攻，国军上上下下都很不淡定。 

从徐州撤下来后，围着武汉已经有几十个师的国军，靠着苏联的紧急援助，他们重新装备了大批苏式武器，空军也初具规模，还有苏联的援华航空队助阵。但是日军的进攻实在太凌厉，以往的经验表明，但凡死守一个地方的，结果都是守死，几乎没有活出来的可能；而几十个师要是突然被全部消灭，南北两翼战线都将土崩瓦解，上百万大军会成为鬼子的战利品，抗战是肯定打不下去了，只剩下举手投降一条路。 

武汉风声渐紧的时候，中央指挥机关--军事委员会也没闲着，正在紧锣密鼓地写作战计划。果然不出大家所料，军委会又订出一个乌龟壳计划，把大军堆在城市周围重兵防守，打算同日军“主力决战”。 

军委会的计划一出来，立刻激起成片反对。这一点相当好理解，从上海到南京再到徐州，国军的死守计划向来没赢过，现在要把武汉再填进去，大家自然不会答应。但军委会的计划是德国顾问帮忙做的，深得委员长欣赏，洋顾问还十分卖力地教大家如何挖工事，想搞一个防御战的模范例子出来。 

让老大转变思想更新观念，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最后，终于还是有人忍不住站了出来：一个小小的参谋凭着如簧口舌，硬是说动蒋介石改变了主意，决定同鬼子打运动战。 

在并不漫长的民国历史上，军长师长动辄大把抓，更不用提小小的参谋，但那位说动蒋介石的人却是例外。这位仁兄在委员长手下打工时非常拉风，跳槽后还是十分拉风，先是大家一致传颂，接着又常年被人惦记咒骂，个别缺心眼的人甚至说国民党在大陆失败，他要负一半的责任（另一半是刘斐），算得上是一位风云人物。 

能说动蒋介石改变主意的那个人，叫郭汝瑰。

图注：郭汝瑰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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