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制并不健全的中国古代，历代许多相关的法律，以零容忍的态度，对一切伤害儿童的行为，采取毫不留情的严惩。在明朝开国时颁布的《大明律》里，其中一条被定以“凌迟”酷刑的罪名，却是从明代至清代，历代帝王不但从未修订减刑，甚至一旦犯上，哪怕遇上大赦天下，也是根本别想求赦免——采生折割罪。




　　
　　何为“采生折割”罪，这是中国古代各种拐卖虐待儿童罪行里，最为残忍到丧失人性的一类：诱拐发育期的儿童，然后将儿童的手脚肢体斩断，再假装残障儿骗取钱财。这个罪行在中国历朝历代，都是必杀的大罪。到了《大明律》里，更是极为严厉的打击方式：凌迟处死，财产断付死者之家。罪犯家中的妻、子及同居家口虽不知情，亦流二千里安置，为从者斩。这也就意味着，犯下如此恶行的罪犯，不但要被处以的“凌迟”酷刑，家产更要没收赔付受害者家属。罪犯的家属哪怕不知情，也逃不过株连处罚，没收家产后还要流放两千里。至于参与虐童的从犯，死罪更不可免，最轻也是杀头。
　　再往前的宋朝，如果民间有孤儿，那么官府会对民间领养孤儿的家庭每年补贴十二贯钱和七十二斗米，更有国家收养孤儿的机构：婴儿局和慈幼庄，并按月给予米粮照料。在宋辽战争和宋金战争这类战乱里遭弃的遗孤们，更大多被宋朝官方养到十八岁成年，婚娶皆是国家买单，还常由皇帝亲自出面主婚，场面十分热闹。
　　
　　而除了热闹外，大宋对拐卖儿童，也是从来零容忍！在宋以前的唐朝，对于儿童的人口买卖还“相对合法”，但从北宋起，就完全不合法。人口买卖中最为恶劣的拐卖儿童现象，放在宋代更是滔天重罪，以宋朝人的话说叫“略人之法，最为严重”。一旦有人贩子落网，百分百按重刑办——不管是强抢还是诱骗，只要被拐方是儿童，就是最重标准：拐卖儿童给别人做子孙的，那就三年坐牢；如果是拐卖儿童为奴，就是绞死没商量；倘若被拐儿童遭到身体侵害，不管什么原因，人贩子也都没跑—最轻的罪就是斩首！
　　另外必须注意，宋朝打击人贩子的相关法律里，还有同样零容忍一条：买方也要抓。花钱从人贩子手里买儿童，罪责只会比人贩子低一等。假如人贩子被判了死刑，那么掏钱买人者，最轻也是流放三千里。甚至参与买卖中介的“中间人”，也要一并办罪，通常都以窝藏强盗罪论处，只要人贩子获死刑，基本是陪着一起杀。
　　
　　宋以前的唐朝，在开国后很重视一个社会问题——就是收养孤儿。好几位唐朝皇帝，都曾发过相关诏书，甚至按片区落实责任。以唐玄宗的诏书说，只要地方上发现有被遗弃的幼童，就必须由官府出面，先安排衣食和治疗。一旦孩子出现问题，就要首先追究地方官的责任。而在鼓励领养方面，除了鼓励近亲领养外，钱粮补贴更不含糊。以唐文宗时代的《抚恤疾疫诏》，只要有家庭愿意收养弃儿，就预先给予两个月的口粮。
　　但要论其中最受重视的一桩事，就是被收养儿童的权益问题。对那些打着收养儿童旗号骗国家钱粮的家庭，基本是逮着一个就严办一个。虐打养子养女更是重罪，以长安的法令说，抓住就是五十大板。而论判罪最重，当属养父母弃养儿童问题，《唐律疏议》里明文规定：所养父母无子而舍去者，徒二年。也就是说，只要收养家庭胆敢遗弃孩子，最轻也是两年流放劳改。
　　
　　由此可见，在古代，就已经对和儿童相关的罪行是十分严厉的。毕竟，儿童的成长关系到未来，古人就已经如此对待，现代社会应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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