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 《走向癫疯——大日本帝国的崛起与崩溃》作者: 迟玉德 由 北冥巨鲲 于 2017-11-08 10:14

　　9.伊藤博文死了
　　1909年10月26日，伊藤博文乘坐俄属中东列车来到哈尔滨，列车是从长春开来的，陪同人员有满铁总裁、关东都督府参事、贵族院议员、驻哈尔滨总领事以及宫内大臣秘书。在十天前，伊藤刚过完六十九岁生日，他已是一位古稀老人了。
　　这一年，伊藤博文的身体不太好，胃病经常发作。6月初，他卸任“朝鲜统监”之职，改任枢密院议长，借以摆脱繁重政务。从十六岁投军算起，他与政治已经结缘了半个世纪，政治已然成为他的生命，除非杀了他，否则谁也别想把他请下政坛。
　　伊藤博文决定开启一场旅行，算是疗养，也算是公干。7月份，他过了一整月悠闲自得的日子，但也就一个月。8月，他便回归政务了，主要是陪同朝鲜皇太子游览北日本，他们从水户出发，经仙台与盛冈，出青森，渡北海道，至新冠，折秋田，抵福岛，归东京，历时整整一月。在旅行途中，伊藤每到一地就要演讲一次，他已经晋身公爵，地方官颇喜逢迎，他也乐于出风头，双方一拍即合。
　　随行的朝鲜皇太子名叫李垠[yín]，年方十二，乃高宗三子，因纯宗多病无后被立为储。伊藤博文一手策划了此事，他执意带李垠来日本，以系统性地接受亲日教育。
　　为了促进“日朝亲善”，伊藤博文还积极策划日本皇太子嘉仁（大正天皇）访问朝鲜。那是1906年的事，当年3月伊藤履任朝鲜统监，元老们高声反对这一提议，说太冒险了。伊藤却顶住重重压力，坚持推动嘉仁访朝，终获明治天皇应允。

　　在前往哈尔滨前，伊藤博文先率团去了旅顺，尤其是到了二〇三高地。在那片决定命运的土地上，他对驻满官兵发表了讲话，题为《武装的和平时代》。他说，“动不动就打仗对国家是不利的，也是不人道的。可是，我们又处在一个不得不诉诸武力的时代。纵观当今天下，各国一边高喊‘世界和平’，一边进行军备竞赛，大家心里都清楚，没有武装就没有和平。”
　　伊藤此言并非泛泛而谈，而是意有所指。在日俄讲和后，大国关系发生了微妙变化，英国继续与日本维持同盟条约，美国也继续与日本保持和平关系，英美两国也都默认日本控制朝鲜，不过，美国对满洲现状提出了异议，要求将南满铁路“中立化”。对此，日本高层既反感又警惕，他们害怕煮熟的鸭子又飞了，再就是俄美互相靠近。此外，日俄虽已签署和约，但很多具体事务尚待解决。日本政府希望与俄国政府尽快交涉，于是便有了这次哈尔滨行。

　　哈尔滨此时正处于俄国治下，俄方较重视这次会谈，在火车站安排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上午9时许，伊藤专列抵达车站，俄国财长进入车厢迎宾，双方很是客套了一番。最后，俄国财长邀请伊藤下车，说俄方已准备丰盛午膳，俄军也在等待阁下检阅。伊藤欣然应允，两人随即下车，一路上谈笑风生。
　　突然，“砰、砰、砰”三声枪响。“被刺了”，伊藤博文喊道，他身上是血，脸上是汗，身体微微抽搐。“是什么人干的”，他询问身边人。“听说是朝鲜人”，身边人回答。“马鹿野郎”，他恨恨地骂道。身边人递给他白兰地，他喝了两杯，在酒精的作用下，他慢慢闭上了眼睛，之后再也没有睁开。
　　伊藤博文，死了。
　　刺客名叫安重根，是朝鲜黄海道人，出身于两班世家。为了刺杀伊藤，他和他的队友们策划了好久，中间还失手了一次，不过最终让他们猎到了。安重根说，他和伊藤没有私仇，此举完全是为了民族大义和东洋和平。也就是说，安重根并不认为杀死伊藤博文就能够阻止日本侵略，他所追求的是一种象征，即朝鲜被征服者进行并执行了对日本征服者的道德审判。
　　安重根并非一开始就痛恨日本，在日俄战争后，他曾像其他亚洲青年一样为日本叫好，大呼：“快哉！壮哉！数百年来行恶白人种之先锋，一鼓大破，可谓千古稀罕事业，万邦纪念表绩也。”安重根家在朝鲜算上层，他本人受过良好教育，还接触了洋教并皈依了基督。在城市贫民和开化党人造反时，安重根还是个小娃娃，东学党起义那年他十五岁，他父亲组织团练，他也随父上阵杀东学军。后来，安重根迷信上了“教育救国”，还办了一所小学，为此连压箱底儿的钱都捐了。这个时候，朝鲜兴起“义兵运动”，伊藤博文解散朝鲜军队更助长这股运动。诸君试想，数以万计身强力壮的年轻小伙子，都指着吃皇粮过日子，你伊藤说解散军队就解散军队，你这不是逼他们当“李自成”嘛。所以“义军”突然就多了起来，其规模最大时有十四万，安重根即于此时加入义军。

　　究竟是因为爱国才破产，还是因为破产才爱国已无关紧要，紧要的是要给自己、弟兄们还有全韩同胞找条活路。为了对抗激增的“暴徒”（即“义军”），伊藤博文请求国内增兵，驻朝日军由八千增至一万五。义军是打不过日军的，他们只能在夜间打游击，四年间阵亡了一万七千人，每八名义兵就有一人战死。后来人心颓了，补给也没了，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大伙儿喝了顿酒也就散了。不过，仍有少部分人意志力坚定，他们跑到俄国控制的“北满”、海参崴等地组织流亡军，伺机而动。安重根就是流亡军的一个小头目，对外号称“参谋中将”。当得知伊藤博文要来哈尔滨时，他们乐坏了——老东西，你终于走出日本势力范围了。

　　安重根选了一把美国制勃朗宁M1900式手枪，子『弹』是英国制达姆弹，共有八发。正常子『弹』都是穿膛而过，若将子『弹』弹头划开一深十字，那么子『弹』进入人体后就会乱窜，也就增强了杀伤力和痛苦指数。在国际上，这种做法是被禁止的，因为不人道，安重根则恰因其“不人道”而为之。
　　为了靠近伊藤博文，安重根把自己打扮成当时日本男人最流行的扮相——短发、洋装、鸭舌帽，他成功了，俄国警察只检查那些留辫子的中国人和蓄长发的朝鲜人。
　　安重根目视着一个身躯瘦弱、个头不高、被人簇拥的小老头由远即近，他从怀里迅速掏出手枪，面色坚毅地连扣扳机。由于害怕认错人，本着宁可错杀一圈不可放过一个的精神，安重根又朝伊藤的身边人开了几枪。安重根没有跑，他直挺挺地立在原地，状如刺秦的荆轲。俄国警卫冲了上来，安重根没做太多反抗，只是从西装内袋掏出一面八卦旗，上书四个血红汉字——大韩独立。安重根被制伏后神情激动，他一边挥舞国旗一边用俄文高声呼喊：“大韩独立——大韩独立——大韩独立！”那声音沙哑而凄惨，听起来是那么的绝望。

　　一位三十岁的朝鲜青年，在俄国治下的中国边城，打扮成日本男子的模样，使用一支美国制手枪与三发英国制子『弹』，刺杀了一位做过朝鲜统监的日本政要，然后操着俄语喊了三声“大韩独立”，最后被中国边城的日本法院审判并绞死。
　　伊藤遇刺的消息传遍了整个世界，有人欢呼，有人哀痛，更多的人木然。对于日本政府而言，这不是什么光彩的新闻，外媒对日军镇压义兵运动早提出了非议。为了对抗外界质疑，为了安慰维新元老，为了树立帝国威严，明治政府决定为伊藤博文举行高规格国葬。
　　对于遇刺事件，俄国人既不喜亦不悲更不觉亏欠，他们只想赶紧把尸骨弄出“北满”，以彻底了解此案。伊藤的遗体被送上了中东列车，从哈尔滨起运，经长春、沈阳至大连，后移至秋津洲号军舰。军舰将灵柩载往横须贺，后转至新桥驿，终抵东京日比谷公园。为了提升死者的尊严，皇族专门赶赴新桥驿远迎灵车。11月4日，灵柩下葬，当日的日比谷公园聚集了五千人，东京有头有脸的人几乎都到了，外国使节也是悉数到场，包括中俄两国大使。

　　据说，伊藤博文生前最喜欢读拿破仑传，他收藏了各种各样的版本，读了一遍又一遍。此外，他还十分崇拜俾斯麦和彼得大帝。偶像是一个人的内心身份。伊藤一生都在追求伟大，渴望被世人传颂，就像那几位大人物。他出生时日本还是东夷小国，他也只是贫农的儿子，他离世时日本已称霸东亚，他也跻身至上层的公爵。他一生奋斗只为富国强兵，为此他可以周旋但绝不妥协，不管是对本国人还是外国人。他在升腾，他荣耀了家族拯救了祖国，他在坠落，他践踏了邻人毁灭了他国并因此死于非命。

　　伊藤博文死了，死在一个刺客手里，不过与井伊直弼和大久保利通相比，他是幸运的，他死在一个外国刺客手里，这也就使得他——伊藤博文——生是日本的人，死是日本的鬼。
　　10.世界一等国
　　到明治天皇去世（1912.7.30），日本已成为举世公认之世界一等国。在日韩合并的当天，英国驻日参赞兰博尔德忧心忡忡地写道：“日本是否符合它的角色尚未可知，但该国已成为大陆国家，它拥有强大的陆海军，并奉行现实政治路线。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与德国十分相像。”从1868年到1912年不过四十四个春秋，一个屌丝男就变成了高富帅，这种发展传奇在当时的世界找不到第二个。当年，日本人把“优等生”和“一等国”挂在嘴边，那股自豪劲只能从当今中国人身上看到，内心台词是：嘿，爷们逆袭成功了！

　　日本人不能不自豪，1853年，四艘美国军舰就能让他们俯首帖耳，而如今，他们先后打败了中俄两大帝国，还与大英帝国称兄道弟，是全球拥有海外殖民地的唯一非白人种族。换了别人，行吗？
　　帝国经济已经十分繁荣了，全国铁路网将城市与城市、城市与农村连为一体，人员和物资已高速流转起来。本国商人不但把本土生意从洋商那抢了回来，而且大举进军国际市场。到1912年，进出口贸易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经达到15%，为全球平均增长率的两倍。可以说，日本是当时最热爱贸易的国家，它从美欧进口精密机器，从中国和朝鲜进口原料，然后把二者结合起来，加工出工业制成品，最大宗的是纺织品，后出口到欧美以赚取外汇。日本工人大都识字，工作刻苦，薪资又低，日本商品因之极具竞争力。到了最后，欧美国家干脆把低端产业外包给日本，因为在中国和印度设厂生产都不如从日本进口划算。就这样，靠着物美价廉的商品，日本经济腾飞了。在小康之后，帝国商人把钱投资于培养人才、更新技术和扩大生产，实现了产业升级。以纺织业为例，起初都是手工缫丝，但到了1912年，有四分之三是机器缫丝，全部制成品的四分之三用于出口，目的地包括中国和朝鲜。

　　除了强大与繁荣外，帝国还文明了，尤其是在司法上。当时，日本人最喜欢的两个政治词汇是“帝国”和“国民”，宪法虽然是天皇下授的，但老百姓不是“子民”而是“国民”，能享受比较充分的公民权，大津事件就是一例。
　　话说1891年5月，俄国皇太子尼古拉访日，当其行至滋贺县大津时，突遭身边之日本警备行刺。刺客是一名热血青年，名叫津田三藏，素来仇俄，因怀疑尼古拉访日动机而行刺，无幕后策划之人。我们知道，明治宪法是1889年2月颁布的，到1890年11月才起效，距尼古拉遇刺也就半年时间。事出了，关系大局，怎么办？
　　日本当时的国际地位较弱，内阁正在筹备对华战争，不想分心招惹他国，尤其是俄国。时任内阁总理为松方正义，他要求大审院（最高法院）以“大逆罪”严办刺客，以避免俄国寻衅。俄国当时扬言要攻击日本，可把老百姓吓坏了。为了安抚俄国，学校停课以示谨慎，神社、寺院、教会为尼古拉祈祷，慰问信如同雪片一般飞到尼古拉手边，甚至有一名女子在京都以割喉自杀的方式谢罪，到了最后连明治天皇都出来赔笑。可是，大审院院长儿岛惟谦就是不买账，他说法治国家必须完全遵守法律，“大逆罪”仅指加害本国皇族，尼古拉不是，因此只能适用针对普通人的“谋杀未遂罪”，最高判处无期徒刑。后来，大审院果然就这么判了。这一案例树立了明治时代的丰碑，一国为践行法治连战争都不怕，其人权状况也就糟糕不到哪里去。更重要的是，在当时，在亚洲，只有日本老百姓才能享受本国产司法独立，活得稍微像现代人。

　　西方人对日本人的评价也大为提高，尤其是在日俄战争后。日军在与俄军交战时刻意模仿西方人的交战礼仪。在休战时，日军表现得十分平和，甚至与俄军互赠物品，谈笑风生。在对马海战中，日本联合舰队严格遵守国际惯例，尊重并优待俘虏，表现得有如西方绅士。伴随经济腾飞，教育也有了长足发展，小学教育已经普及，中等和高等教育也在逐年扩招，大众传媒——如报刊杂志——已进入寻常百姓之家，都会的年轻人一张嘴那就是外交家。若是没有这样的文明基础，大英帝国如何肯与才冒出来的一个小弟结盟，就算英伦政客肯，英伦百姓也不肯啊。

　　在军事上强大，在经济上繁荣，在文化上先进，日本成了全亚洲的楷模。在日本打赢日俄战争后，中国、朝鲜、越南、东南亚的有志青年纷纷涌入岛国，人们都怀着朝圣般的心情。生活在都会圈的日本人很享受“万国来朝”之景，感觉进入了“大唐盛世”，骄傲得不行，满脸都写着：“瞧，我大日本帝国多牛，哼！”
　　上述情况都是真的，不过下述情况也是真的。
　　繁华十分美好，但记住那是由贪婪、血泪和冷漠铸成的。资本主义是一种竞争型体制，通过调动并奖励贪婪的方式让所有人玩命干活，每个人都必须你争我赶，不能停，不能歇，更不能退，也没功夫关心别人。你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拼命地向前跑，而前方永无终点。这场比赛是很残酷的，尤其是对那些跑得慢的人，他们会被远远甩在后面，最终自暴自弃。其实跑得快的人也不愉快，路边虽然传来了掌声、欢呼和媚眼，可是你敢停下来歇一会吗？你不敢，因为一停一歇就什么都没了，你跑故你在。

　　什么是资产阶级革命？这就是资产阶级革命，就是启动全民竞争机制，让大家一路狂奔。
　　少废话，各就位——预备——跑！
　　伴随身份改革、地租改正以及银行兴起，日元慢慢统治了日本，食衣住行、人际交往、尊严荣誉都由钞票决定，赚钱成为个体最高使命。前文曾提过，地租改正对农民伤害极大，几乎称得上是“掠夺”，农民因之陷入贫困。明治政府征收货币税，农民必须设法获得货币，进城打工也就蔚然成风。
　　人分男女，职业因性别而不同，农民工亦不例外。对于男生，出路有两条，一是进军队，二是进工厂；对于女生，出路也有两条，一是进工厂，二是进Ji院。在这一时期，膨胀最为迅速的是三类社会组织，即军队、丝厂和Ji院，而后两者是女性就业的大本营。
　　到1912年，10人以上工厂所雇人员达到了80万，其中有47.5万是纺织工，这些纺织工的八成又是女性。同一时期，合法**数量已经超过了5万，这还不包括“南洋姐”。上世纪七十年代，日本导演拍摄了《啊，野麦岭》和《望乡》，分别反应这两种女性的生活。在《啊，野麦岭》中，“少女军团”在招工头的带领下由穷乡僻壤走向缫丝工厂，一路之上，迎风吹雪，披星戴月，时有死亡之险。抵达工厂后，“一路狂奔”的日子开始了，每一天都是一场战斗，吃喝洗漱都有时限，每天要工作12~14个小时，经济不景气时还要再加班。女工们不仅要忍受高强的劳动，还要遭受监工的打骂或骚扰，丝厂高发形同绝症的肺结核，简直就是一座劳动监狱。要是受不了这苦，又颇有几分姿色，可以去做皮肉生意。随着经济起飞，城市化的进程越来越快。1902年，作家田山花袋在《重右卫门的末日》中描述道：“不得志的人，贫穷到无法过活的人，自暴自弃的人，乃至于怀有青云之志的人等等，宛如溪水奔流大海一般，不顾一切地投身都市。啊，这就是山里百姓的冒险心。”由于女工大都进了监狱化管理的纺织厂，进了城的男青年就很难找到对象，经年累月做和尚哪个受得了，皮肉生意也就兴旺了起来。**在当时是极少的高薪职业，工作量也大，有钱男人养情妇，没钱男人找小姐，从没钱男人手里扣钱能容易嘛。在电影《望乡》中，Ji院老板在生意火时连媳妇都往上派，命其至少接三十个客人。纺织女工和Ji院小姐为帝国的繁荣做出了贡献，她们用青春、血泪和尊严积累起发展的原始资本。

　　当然，在如此工作环境下，劳资关系不可能好，跳槽率高得吓人，有时竟达百分之百！这引起了工厂主的反感，他们经常抱怨，说美国工人多好，一道命令自动执行，而在日本，只要不三令五申，不申斥体罚，年轻人就不好好干活，老工人就更是榆木疙瘩。唉，难……
　　明治后期，全国兴起了“实业梦“，小伙子们都渴望发财。在这一过程中，男青年开始分化，少部分成为“成功的青年”，大部分成为“苦闷的青年”，“苦闷的青年”中有一大支被称为“高级游民”。所谓高级游民，就是那些受过教育但没有工作的男生，催生这一群体的背景有两个，一是农村衰败，二是教育普及。农村留不住年轻人，城市又给不了工作机会，摆在这些小伙子面前的出路无非三条：激进反抗，颓废堕落，安贫乐道。小伙子们虽然可以到Ji院败败火，但那不是长久之计，更解决不了心灵问题。当这些小伙子目睹着一个个女神对贵族、官僚、议员、律师、实业家投怀送抱，他们能不怒火中烧，能不心生怨恨，能不咒骂时代，又不是死人！可是，除了发扬一下阿Q精神，他们又能怎么样呢？

　　文艺界敏锐捕捉到以上变化，日俄战争后，他们已不再出品昂扬、克制、牺牲的作品，转而宣扬另外两种东西，一种是礼仪与阴谋，一种是颓废与滥交，前者被称为“大和魂”，后者被称为“私小说”。
　　在道学家的口中，大和魂是顶重要的，是日本之所以成为日本的根基。由于政府扶持，国学发展很快，各地神社迅速实现了国家化，“报德会”、“妇人爱国会”、“帝国在乡军人会”有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国学大师们四处宣讲“忠君爱国”、“礼义廉耻”和“三从四德”。
　　文学家则与国学家尖锐对立，作家夏目漱石曾经调侃道：“为国家吃饭，为国家洗脸，为国家上厕所”，他在《我是猫》中更是尖刻嘲笑道：“日本人像肺病患者似地咳嗽，大喊道：大和魂！报贩子喊道：大和魂！小偷喊道：大和魂！大和魂飞越了海洋，在英国演说，在德国上演戏剧。东乡大将有大和魂，鱼店老板阿银有大和魂，骗子、拐子、杀人犯都有大和魂！假如有人问：何为大和魂？回答说：就是大和魂呗！”这一言论发表于激情燃烧的1905年。

　　文学家批评“大和魂”，为的是鼓吹“自然主义”。所谓自然主义就是是什么就写什么，不要在乎外界评论，要在乎的是内心感受。换句话说，只要我真这么想，哪怕是最不道德的念头，也能够而且应当写出来。这种文学作品就叫“私小说”。民国作家郁达夫的《沉沦》可算是中国第一部私小说，他所模仿的对象是日本私小说开山之作——田山花袋的《棉被》（日文汉字为“蒲団”）。《棉被》发表于1907年，是根据作家真实经历写成的，讲的是中年作家单恋年轻女弟子的故事。小说家并未描写过火的行为，而是去吐露龌龊的心声，简单讲就是想搞女弟子又不敢真行动，当女弟子爱上屌丝男时，他又装成道学家生生拆散人家，女弟子走后，他钻进她的棉被放声大哭。在写作上，私小说无节操没底线，这次写师生恋，下次就写乱-伦情，怎么刺激怎么写。

　　为什么会这样？
　　原因很简单——钱。
　　帝国政府拼命地压制左翼思潮，当左翼作家不但没有钱途，而且有性命之虞，幸德秋水在1911年被以“大逆之罪”处决了。作家也有老婆有孩子，谁吃撑了没事非往枪口上撞。不能同情底层，又瞧大不起上层，也就只好勾搭中层了。中层就是受薪阶级，是伴随商业和战争成长起来的群体，这些人成家立业全靠算计。在他们眼中，什么“国家”，什么“民族”，什么“大义”，全是胡扯，那不过是他们保住饭碗的政治口号，傻子才会信。中层的内心是红楼梦的世界，一种精致的世俗世界，比如吃什么、穿什么、戴什么，身边的女人想什么，怎么勾搭才上手。至于道德，算了吧，博不到眼球就卖不掉书，卖不掉书就养不起老婆孩子，那样的作家你瞧得起啊？这是一个全新的时代，只有日元和女人是真的，能捞一把算一把，宁当畜生不当loser。

　　1910年，诗人石川啄木发表了经典社评——《时代闭塞的现状》，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成功的青年”（高富帅）和“苦闷的青年”（屌丝男）不过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他们共同的真意是：“国家必须强大，我们没有任何理由阻碍它，但是为它效力，我们不干。”所有人都在宣扬利己主义，只不过有的精致，有的粗糙，有的含蓄，有的直白，有的主动，有的消极。私小说，或曰自然主义，不过是“对于强权的存在漠不关心”，以活在当下的名义逃避责任。

　　回首过往，在明治天皇的领导下，国民从一个胜利走向了另一个胜利，帝国辉煌无比！伊藤博文死了，明治天皇死了，乃木希典死了，只有繁荣依旧，国民将紧密团结在大正天皇的周围，继续奋斗，继续堕落，继续建设富强、文明、骄傲的世界一等国。
　　（第九章「并吞朝鲜」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