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 《走向癫疯——大日本帝国的崛起与崩溃》作者: 迟玉德 由 北冥巨鲲 于 2017-11-08 10:14

　6.蛮族与海盗的和平
　　就整体而言，人类是表象的奴隶，大部分人无法透过表象看到本质。在《西游记》中，拥有火眼金睛的只有孙悟空一位，其余的人和妖全都是肉眼凡胎。在现实生活中，大众不但不喜欢思考，而且不喜欢那些喜欢思考的人。在战乱年代，人们疯狂追随的是那些披着“主义”外衣的政治领袖，到了和平时期，人们转而又去疯狂追捧那些披着“个性”外衣的演艺明星。期待大众有一天会变得深刻——不管是在战乱时还是在和平时，不管是在萧条时还是在繁荣时——是不切实际的，也是违反天道的，因为人的本性就是好色。

　　1904年的日俄战争到底是一场什么战争呢？在早些年，上面给出的统一宣传口径是：那是一场帝国主义之间“狗咬狗”的战争。这种解释听上去确有几分道理，但又经不起推敲，试问，这是两只什么“狗”，这两只“狗”有什么区别，为什么是那只小的咬败了那只大的而不是相反呢。别拿什么“日本实行了宪政”来搪塞，八年之后的中国还搞起了“共和”呢！且不说到日俄开战时明治宪法问世才不过十五年，就算它真有什么作用也决定不了战争结果。将日俄战争描述为一个“立宪国”打败了一个“专制国”是另一种形式的泛道德主义，鼓吹这种论调的人不过是想说明立宪比专制更良善、更优越也更强大。这种论调如今大行其道，甚至已经被包装成了某种不证自明的“真理”，但它真的不证自明吗？若“立宪”或“民主”果真有那么神奇的力量，那在1940年怎么会有那么多立宪国家或被纳粹德国或被红色苏联所吞并呢？

　　“狗咬狗”理论无助于揭示问题的本质，反倒是容易混淆视听，让人们把战争视为打架。笔者在前文曾说过，甲午战争不是一个青年打倒了一位老者，而是一家公司打垮了一个村子。同样的，日俄战争也不是“东洋猴子”打败了“北极狗熊”，那它是什么呢？
　　在名作《菊与刀》中，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曾经写道，“剥开俄罗斯人的外表，出现的是鞑靼人；剥开日本人的外衣，露出来的是海盗。”
　　神人一语，道破天机！
　　没错，俄罗斯人就是白皮肤的鞑靼人，日本人则是儒家化的海盗。

　　在西方语境下，“鞑靼人”不是指今日自称“鞑靼族”的那个人种，而是指历史上那支由蒙古人领导的“蛮族军团”。在西方人眼中，鞑靼人是一种面貌凶恶、冷酷无情又欲无止尽的扩张怪兽。因此，西方人把俄国人说成是“鞑靼人”，等同于宣布他们是“非我族类”。对于上述蔑称，俄国人自然是不舒服加不接受，他们不无委屈的辩驳道：我们也是蒙古扩张的牺牲品。世人大多不接受这一辩护，因为俄国人的扩张早已明证他们就是蒙古人的继承者，他们亦步亦趋地继承着蒙古人的领地、信仰乃至基因，列宁不就拥有蒙古血统嘛。

　　被异族征服的历史不会随着异族王朝的覆灭而终结，相反，它会长久而深刻地延续下去。不妨自问，剥开今日中国人的外表，出现的又会是什么呢？
　　13世纪初，在蒙古高原，一位军事领袖为了避免内部厮杀而发动起一场对外扩张运动。起初，这场运动只是蒙古人的事业，到了后来，它逐渐发展为体制内各族各派的集体事业。事情的进程大致是这样的：由于人口发展超越了地理上限，再加上天灾频发于草原，在公元1200年前后，蒙古人面临一场严峻的生存危机。在成吉思汗崛起前，蒙古各部以互相厮杀的方式保持强者的生存。成吉思汗下决心改变这一局面，他通过联姻拜盟征服等方法将蒙古各部归并成为一个民族军事机构，并在此过程中发展出一整套骑兵式闪电战和国家恐怖主义。慢慢地，军事扩张变成了蒙古人的生存及生活方式，扩张与组织完全合为一体，组织之维持有赖于扩张之继续，于是形成了一种路径依赖。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其他政权都无力与蒙古军团对抗，因为它们无法也无意改组为一台战争机器。随着蒙古军团控制领地的对外延展，其他民族也被吸纳进军事机构并被卷入扩张运动，这就大幅提升了征服下一国家的冲击力。这种扩张运动一经展开便无法停止，直至内部组织在体量上超过了外部世界。

　　蒙古扩张是十分迅速的，这是其得以成功的重要原因。蒙古扩张的本质是组织扩张，而非政治扩张，换句话说，蒙古扩张的动力来自内部，而非外部。在当时，亚欧大陆上的人们虽然不都生活得像花儿一样，但也绝非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没有哪国人等待蒙古军团去拯救他们，蒙古军团是为了拯救自己才发动对外扩张的。因此，蒙古扩张只能形成一个家族帝国，而不会形成一个新型组织。这场征服运动的后果只是人事上的变化——蒙古人成了上等人，色目人成了中等人，中原人成了下等人——但它无法提供一种新的经济基础以及与之配套的政治文明。

　　蒙古扩张之所以迅速成功，恰在于它根本就不想解决被征服地区的内部问题，它不是以解决内部问题的方式来推广新的文明，而是以回避内部问题的方式来扩张旧有组织。由于支撑这场成功的是非文明和不人道的蛮野，因此，当帝国最终形成时，臣民的文明水平和道德水准会普遍地下降。如果说文明是对野蛮的镇压的话，那么蒙古扩张就是野蛮对文明的镇压。
　　上述模式之致命弱点在于，维系内部组织的唯一纽带是存在一个可供征服的外部世界，而一旦失去了这个外部世界，或征服这个外部世界变得不经济，如征服当时的西欧和日本，整个组织便会难以维系，各种矛盾将如火山喷发一样爆发。更要命的是，社会的文明和道德水平早已普遍下降，朝野双方不会也不想和衷共济，整个帝国也就只能走向崩溃。
　　历史学家普遍相信，蒙古帝国的统治及其政治遗产造成了中国和俄国的长期落后。只要我们回忆一下中国在蒙元之后如何一步步走向倒退，便足可以想象出沙皇俄国的历史进程。反讽的是，沙俄的扩张与蒙古的扩张没有本质的区别，这在日俄战争中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与大清的军队相比，沙俄的军队的确更加善战，这是因为他们从未放弃对外扩张，一支攻击型军队自然比一支防守型军队更具尚武精神。
　　在俄军内部，陆军的表现要比海军的好很多，原因是陆军系统要比海军系统简单得多。若想建设强大海军，政府必须划拨出巨额预算，还要提供大量人才支持，也就必须建立相应的教育系统，而这些在当时的沙俄都是不存在的。以波罗的海舰队为例，该舰队装备的无线电装置产自德国，德国技术员一走，那堆设备就成了废铁。一支舰队，哪怕是临时拼凑的，如果直到上战场都找不到一名本国无线电技术员，那只能说明在这个国家根本就不存在无线电教育。在武器方面，俄国陆军要强于日本陆军，俄国海军则明显弱于日本海军。在对马海战时，日本联合舰队所使用的炮弹填装的是燃烧性与杀伤力都极强的硝化甘油，而俄国波罗的海舰队所使用的炮弹填装的是燃烧性与杀伤力都较差的硝化棉『炸』药。更需说明的是，日舰所用之『炸』药为自主研发本土生产，这也就意味着在日本存在一个为海军服务的教育、科研以及生产的系统。前文我们提到，在日舰进行“U”型大转弯时，俄舰拥有长达十五分钟的绝佳进攻时机，可惜俄舰没有抓住这一天赐良机，原因是总司令罗杰斯特文斯基被东乡搞懵了，五分钟之后他才下令开火。即便是开了火，也是稀稀拉拉地打，并未形成规模效应。可以说，这支舰队在关键时刻表现得完全不像一支团队，而更像是一群人。事实上，早在两军进行决战前，俄舰之各舰就已不听指挥，每舰都是任意对敌开火。对比而言，日舰的所有行动听凭东乡一人指挥，哪怕是遭受炮击也绝不私自开火。概而言之，日本联合舰队是一支近代化军事组织，而俄国波罗的海舰队还停留在中世纪。

　　与海军相比，俄国陆军虽然表现得好一些，但其缺陷仍十分惊人。俄军的通信主要依靠徒步或骑马，只有军和集团军才装备了电报和电话。从欧洲向远东输送兵员需要耗时六周，原因是西伯利亚铁路上有一小段不能及时修通。当前线急需弹药时，后方送来的却是神像。在战场上，个别士兵乃至部队时常任性而为。俄军的确勇敢，但却没有日军进攻二〇三高地那样的纪律，一种连赴死都井井有条的纪律。更重要的是，日军之获胜不仅因为将士用命，更是因为后勤有力。试想，若是日本国内不存在一个体系完备、层次分明、运转自如的后勤系统，日军前线的通信设备、子『弹』大炮、指挥人才如何快速补给？

　　后勤能力是军事能力的一部分，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战争的结局，其发展与一国商业的发展密不可分。20世纪初，俄国工人总数约为200万，其中有近三分之一供职于交通部门，比之于1.4亿的全俄总人口，这点工人不过是沧海一粟。这样一个缺乏商业基础的社会不可能拥有良好的后勤，也就断难打赢一场真正的现代化战争。俄国扩张与日本扩张的本质不同，日本扩张是为商业系统寻找出路，而俄国扩张是为农业系统寻找出路。与蒙古人一样，俄国人也对扩张产生了路径依赖，他们没有像日本人那样把财税投资于工厂，而是虚掷于扩张，结果不但本国商业没有发展起来，被征服地区的商业也遭受了连累。最好的补给是就地补给，前文已说，俄国自干涉还辽后便经营满洲，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俄国人居然都没能在当地建立起补给系统，还要靠火车千里迢迢地从遥远的欧洲输送物资，难道全帝国除了彼得堡与莫斯科就再无工业城市？这一事实已明白无误地证明，沙俄之扩张是一种蛮族式扩张，当其扩张至满洲与朝鲜时已达至组织之上限，接下来唯有崩溃一途。

　　日本黑龙会老大内田良平及天才特工明石元二郎，都曾对俄国社会做过详细考察并分别撰写了《俄罗斯国内之重大缺陷》和《落花流水》，二人的结论惊人的一致：沙俄乃是泥足巨人，离崩溃只差毫厘。果然，在1905年1月22日，俄都彼得堡十几万工人向沙皇和平请愿，要求解决以物价飞涨为特征的经济危机，沙皇却未经对话甚至未发警告即令军队开枪。在整个1905年，沙俄国内的罢工浪潮和民族分裂活动此起彼伏，当然，这与明石元二郎的煽动有关，但就算一个特工再有能力，能把一个和谐社会煽动得支离破碎吗？因此，“俄国1905年革命”的真相是沙俄的蛮族式扩张走向了必然的崩溃，其达至极限之时亦达至土崩之始，巅峰亦即末日。

　　言毕白皮肤鞑靼人，我们接着谈儒家化海盗。
　　在汉语语境下，“海盗”是一个贬义词，当然，近些年，由于《加勒比海盗》等好莱坞电影的影响，年轻人尤其是女性对海盗生出了几分浪漫情愫，不过再浪漫的女生也难以否认，海盗不是什么正经人。在我们的文化中，“正经人”大体分为两种，一种是修齐治平的君子，一种是老实巴交的顺民。受地缘及政策局限，传统中国很难产生海盗，我们盛产的是土匪。在中国文人的笔下，土匪都是些毫无廉耻的恶棍，既无情调，亦无谋略，更与浪漫八竿子打不着。在我们的潜意识中，土匪几乎等同于“蛮夷”，其形象是一种不开化的野兽。土匪在文化上之所以如此不受待见，是因为其存在挑战了我们这个农耕文明的天道——收获应来源于耕耘。很显然，在一个农耕社会，若在文化上认同抢劫，那所有权就将动摇，没人再愿耕种，人们将因粮食短缺而陷入生存危机。在这样的社会，土匪、海盗、窃贼甚至商人不可能得到社会的认同，因为不管是明抢、暗盗还是诈骗，都危及了生产本身，也就危及了整体的生存权。因此，在中国文化中，抢劫、盗窃和诈骗是一种不证自明的罪恶，土匪、盗贼和商人也就成了文化上的贱民，“蛮夷”和“倭寇”更是成了非我族类的妖孽。

　　文人，尤其是作家，极好追求真理。在今天，真理有一个更时髦的名字——普世价值，即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德准则。而事实上，从古至今，从来就没有过真理或普世价值，因为道德是地理和历史的产物，不同社会面对不同的地理和历史环境，其道德的内容和精神也就不可能相同，例如，被汉人视为罪孽的抢劫在蛮族和海盗的眼里却是值得称赞的美德。
　　在小说《伊甸樱桃》中，知名作家慕容雪村以控诉的口吻写道：“从本质上说，西方文明是一种海盗式的文明。海盗只知掠夺，从来不关心后果，所以世界成了这个样子。想想鸦片战争，因为贸易逆差，英国人就往中国运『毒』品，不让他运，他就派炮船来打。”慕容雪村写的不错，西方文明确为海盗文明，不过英国思想家霍布斯认为他们的文明不应被世人否定，因为生命是上帝赋予的，一个人或一个国家保卫自己的生存权不属“不义”。请记住，这是一个坚实的哲学基础，英美法庭之所以允许被告保持沉默正是基于这样的基础，换句话说，就算被告真的有罪，他也有权以沉默的方式捍卫那上帝赋予的生存权。依照这一逻辑推论，海盗是一种正当职业，是维持生存权的合法手段，抢劫并不可耻，可耻的是什么也抢不到。

　　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讲，上述结论是极其难以接受的，因为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是激进派还是温和派，是国学派还是西学派，都认为存在一个非功利性真理，只不过这个非功利性真理的内容不同。写到这里，笔者不仅想问，这世界上难道真的存在非功利性真理？其实，只要读者仔细推究社会上各门派的主张，就会发现他们的主张并无本质的不同，都是在捍卫生存权，其差异只不过是应当捍卫谁的生存权，是个体的、政权的还是民族的，是上层的、中层的还是下层的，是高雅的、通俗的还是下流的？易言之，真理或普世价值的本质是生存而非道德，除非我们承认最高的道德就是生存，整个文明也不过是维护生存权的工具。

　　所以，与其追求虚无缥缈的真理，不如追求实实在在的生存，日本人就是极典型的例子。
　　日本文化的表象是很迷惑人的，比如，有相当多的中国人相信日本是华夏文明的传承者，甚至有人说，真正的华夏文明在日本列岛而不在中国大陆，还说什么应当跟日本人学礼仪。由于对日认知的肤浅，我们一直在重复某些错误，比如真诚地希望日本人能正视历史问题。事实上，自战后以来，日本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反思历史问题，但他们反思的不是大和民族为什么滑向了罪恶，而是为什么输光了所有。对于日本人而言，善恶绝对不是最重要的问题，甚至不是一个问题，真正重要的甚至是唯一重要的是利害，是生存。儒学也好，佛经也好，和服也好，不过是日本人为自己设计的包装，闲时哄哄自己也骗骗别人。

　　日本的地理境况决定了，日本人只能成为一种内敛型海盗，而无法成为一种内敛型农民。在冶铁和水稻技术传入日本前，整个日本基本上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野蛮社会，后来，列岛上的各部族统归于大和治下。当日本人初步建立国家后，他们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到朝鲜半岛设立据点，即与百济结盟，为了保住这个据点，他们甚至不惜与大唐一战。更可深思的是，在战败之后，日本人的第一反应竟是将国名改为颇具挑衅意味的“日本”，并一直保持至今。一个民族，只有当具备蛮族或海盗性格时，才会重视并保持内部的团结。而地理又决定了，日本人不可能成为蛮族，因为蛮族是草原大漠的产物，日本人不可能像蒙古人那样发动大面积且无后勤的闪电式冲锋。日本人所面临的境况是这样的，他们只能一小股一小股地登陆，后勤必须能跟得上，以保障进攻或者撤退。在这种状况下，日本人不可能发展出一支冲锋型大军团，也就无法实现蒙古式扩张，日本的扩张是而且只能是海盗式的。

　　对于海盗而言，真正的财富并不在自己的船上，而是在别人的船上或别人的家里。可是，海盗的规模大都不大，因此，为了保证抢劫成功，他们必须号令统一、和衷共济且灵活勇敢。海盗的命运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他们虽然无法左右天象和敌人，但却可以事前做好计划和训练。登陆和后勤都是细致的技术活，日本人因此养成了精密、仔细、好计划的性格特征。随着武家政治的展开，上述性格特征在非对外扩张时也能保存乃至发展，因为各藩始终处在竞争之中。由于海盗是一种高风险、高回报职业，因此只有目光远大、意志坚定且随机应变的人才能担任领导，敦厚老实、四平八稳、中庸唯诺的人则注定得不到重用。拥有贵族血统虽然可以炫耀，但若无才能一样不受尊重。此外，海盗不像蛮族那样可以用一直对外扩张的方式来缓解内部矛盾，因之不会有太多异族被纳入组织，组织内部的矛盾也就不那么紧张。当海盗挑战蛮族时，他们会进入高度动员状态，其组织架构、后勤补给和精神状态都会进入一种超越状态，因为唯有如此才能获胜。在日俄战争中，日本人几乎呈现了以上全部特征。

　　大家都知道，日本人在做事前喜欢仔仔细细地计划一番，而且会按部就班地执行计划，这与我们中国人的那种随性灵活的行事做派完全不同。按道理讲，一个民族若是讲究计划，他们的行为就应该具有一致性，不会出现逻辑矛盾。但事实上，日本人的行为尤其是政治行为经常自相矛盾，给人以反覆无常之感。在民选社会，一党推翻另外一党的政策是很正常的，可日本的情况是，就算是一党持续不断地执政，其外交也经常朝夕即变，最近不就这样嘛。

　　要理解这一现象，我们就必须全面地了解日本人的计划性。在前文笔者曾指出，日本人的道德观是一种海盗式道德观，即做事只问利害而不问善恶。我们知道海盗都是小家小业的，就算那种成规模的海盗集团，比之于其试图劫掠的对象，也只算是小门小户，因此海盗始终处于以小搏大、以少胜多的危险境况。这也就要求海盗事先为各种情况做出预案，不能只为成功或战争做预案，也要为失败或和平做预案，至于最终敲定哪种哪版预案，那得看到时候是什么样的天象、敌我态势以及外交环境。虽然我们无法预知日本人的选择结果，但我们却可以洞悉其做出选择的宗旨，那就是利益最大化。这一点在日俄战争中有着极为鲜活的呈现。

　　在挑起战争前，明治政府在外交上做了三大部署：第一，派日银副总裁高桥是清赴英国兜售战争债权；第二，派最顶尖特工明石元二郎赴俄国制造萧蔷之乱；第三，派留美外交官金子坚太郎赴美国寻求外交斡旋。很明显，第一点是为进行战争做准备的，第三点是为结束战争做准备的，第二点则兼具以上两种目的。一个主动挑起战争的国家，自战争尚未爆发就积极寻求结束战争的办法，这在历史上是不多见的。如果说日清讲和是清廷求着日本谈的，那日俄讲和就是日本求着俄皇谈的。
　　事实上，日方自1905年3月中旬占领奉天起就要求俄方开启和谈，是沙皇尼古拉二世执意要将战争进行到底。5月底，日方在全歼波罗的海舰队后向俄方再度发出和谈邀请，俄方仍旧爱理不搭。6月初，日本驻美特使金子坚太郎加紧游说美国人，希望他们能把俄国人拉到谈判桌上。7月中下旬，日本又派陆军从南北两个方向进攻俄占库页岛（日本称“桦太”）并占领了全岛。在这样的情况下，外加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强力劝说，沙皇尼古拉二世才勉强同意与日和谈，不过，他在和谈前就已经敲定了和谈结果——不割寸土，不赔一文。

　　1905年8月10日，日本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率全权代表团与俄国全权代表团在美国东北部缅因州的朴茨茅斯军港开启了和谈。在日本时人眼里，小村寿太郎可是此战的大功臣，他自1901年起担任外务大臣，1902年就成功缔结了英日同盟，之后不断引导国内外舆论同情对俄开战，有人甚至说：“如果没有小村，就不会爆发日俄战争。”在离开日本前，小村率代表团在横滨港接受国人欢送，那场面煞是壮观，从邮轮上望下去乌压压的全是人，人们兴高采烈地挥舞着日章旗，军乐队也应景地演奏着激昂的曲子，最后人们扬起双臂高呼万岁，那声音整齐嘹亮，响彻云霄。此时的日本人对和谈充满期待，他们渴望获得又一纸马关条约。

　　当小村寿太郎坐到谈判桌时，他才知道他们的梦想是多么得遥不可及。俄方的态度十分坚决，谈——可以，割地赔款——门都没有！小村慌了神，他急忙向国内打电报，问该怎么办？此时的内阁总理是桂太郎，他自1901年起担任此职，可算是一位长命首相。桂太郎在任内几乎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筹备日俄战争。截止到谈判时，桂首相已经花掉了18亿日元，内外债务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正急切地盼望着一笔战争赔款。什么玩意？北极熊一毛不拔，马鹿野郎（读八格牙路）！这下可难坏了首相和重臣，怎么办，要继续打下去吗？

　　打仗最需要的就是钱，日本虽在组织上和商业上优于俄国，但若没有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输血，它是不可能打赢俄国的。现如今，英美已不准备继续对日输血，它们的战略目标——东北亚之均势——已经达到了。如果再打下去，日本不但不会得到更多，反尔可能再次遭受“三国干涉还辽“的命运。左右权衡，思来想去，日本最高层决定放弃战争赔款但是坚持争取割地，不然无法向全国人民交代。

　　接到指示后，小村寿太郎开始跟俄国代表死磨硬泡，其用语的大意为：咱都坐下来谈了是吧，您怎么着也得意思意思，就算您不给我们日本人面子，那您也得给人家英美人面子，是不是？拜托，人家罗斯福总统还指着这次调停拿“诺贝尔和平奖”呢！
　　沙皇尼古拉二世遥控了这场谈判，8月底，他向日本人做出最后“让步”——俄日双方以北纬五十度为界平分库页岛。30日，小村召开对外新闻发布会，宣布“日本国天皇尊重文明和人道，为了和平，以妥协的精神命令我撤回支付军费的要求，承认桦太（库页岛）的分治”，顿时掌声雷动。
　　这一结果挑战了日本国民的智商，他们怎么也想不通：俄国人不是打败了嘛，怎么可以不割地不赔款呢？我军明明占领了桦太全岛（库页岛），怎么还要把北半部分归还给俄国呢？一个战胜者低三下四地接受一个战败者的讲和条件，天下有这样的道理吗？自古而今，闻所未闻吧！一定是出了非国民（叛徒），对，就是小村外相！哼，这个家伙，大奸似忠啊，还不知收了俄国人什么好处呢！还有上边的那些当大官，这帮老不死的，没有一个是好东西！打仗前说得好听着呢，说什么打胜后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大称分金银，原来全是唬人的！战前加的税，战时死的人，战后许的诺，姓桂的，你们打算怎么还啊？！

　　9月5日，日本代表团依照约定与俄国代表团在美国朴茨茅斯履行签约手续。当天上午，三万多东京市民在黑龙会等右翼团体的组织下齐聚日比谷公园，他们要求拒绝在朴茨茅斯和约上签字，将日俄战争进行到底。当这些市民从右翼煽动者口中得知“已签字”消息时，他们彻底失控了——打，砸，烧！骚乱一直持续到后半夜，那日的东京无法无天，报社、教堂、民宅、电车、警察局、大臣官邸都成了被袭击对象，焦糊的味道似乎弥漫了每一个角落。

　　第二天，内阁总理桂太郎发布戒严令，荷枪实弹的大兵开始出现在东京街头。这些措施的确镇住了安善良民，但却没有吓倒极端分子，那些人以“爱国”为旗号转战神户与与横滨，于是9月7日神户骚乱了，9月12日横滨也骚乱了。
　　为了安抚民情，桂太郎宣布将于次年1月下野，下届内阁将由华族政治家西园寺公望组建，为战而生的桂内阁倒台了。
　　1905年，一个蛮族和一个海盗在一个掮客的主持下瓜分了一个农民的土地。为了争夺这块土地，蛮族与海盗拼都尽了最后的力气，他们几乎要虚脱了。在休克之前，他们和平了，他们也只能和平了。
　　7.满铁成立与日韩合并
　　日文里没有“日俄战争”这个词，日本人的用词是“日露战争”，其中的“露”指的就是俄国。我们知道俄国的英文名称是“Russia”，中国人将其译为“俄罗斯”，日本人则译为“ロシア”（读“露西亚”）或“露国”。据说，之所以选用“露”字，主要是为了讨口彩,取“日”克“露”之意。
　　1905年，“日”真的克住了“露”吗？显然，在战场上克住了，在谈判桌上没克住。日本民众在1905年掀起了骚乱，其实那和他们在1904年支持战争是一回事，人们总不能一边激进狂热一边又冷静克制。在应对骚乱问题上，拳头往往比嘴巴好使，讲一万个道理也不如打两巴掌。在骚乱中，官民较量的是意志力，比拼的是谁更狠。1905年秋，明治政府在经历短暂停摆后强力镇压了“爱国”骚乱，仅在东京就逮捕了1700多人，起诉了其中的300多位，有近90人被判有罪。

　　其实，日本通过《朴茨茅斯和约》得到的比民众所想象的要多：首先，日本获得了主体居民为日本人的南库页岛的主权，算是报了明治初年的一箭之仇，生活在北库页岛的日本人本来就不多，那里不通大陆又天寒地冻，不值得在当下经营；其次，俄国承认且欧美默认日本对朝鲜拥有不受干涉的支配权，可以对其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进行“指导、保护和监理”；最后，俄国将其在辽东半岛的利益包括煤矿、铁路和财产都让给了日本，还允许其在“南满铁路“驻兵，列强亦对此予以背书。这些都是极重要的，比赔款都重要，所谓“家财万贯不如日进斗金”。如果马云给你一个选择，一是给你他的银行存款，二是让你拥有阿里巴巴，你会选什么呢？对于一个高速发展的商业社会而言，掌控原料、市场和劳工是多么的重要，更何新获领地三面环海后通大陆。桂太郎心想：唉，这么丰盛的战利品，不偷着乐还穷抱怨，咱这老百姓真是既目光短浅又欲壑难填啊！

　　笔者在前文曾经提过“中东铁路”，一条俄国人修筑的丁字形铁路，覆盖我国东北要地。在《朴茨茅斯和约》中，俄国人并没有将这条铁路全都转给日本人，而是只转让了位于“南满”的长春至旅顺段，另外包括抚顺煤矿。根据和约，日本可以在铁路沿线每10公里驻兵15名，以“保护”铁路及两侧属地。对于日本人而言，半个中东铁路到手了，那么接下来如何经营呢？
　　1906年6月初，明治天皇发布第142号敕令，责成内阁尽速组建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以全权经营日本在满洲的各项事业。此时，内阁总理已经换成了西园寺公望，他出身于公卿世家，早年曾留学法国，与伊藤博文交好，在朝中人缘颇佳。西园寺上台只是平息民愤以及平衡上层的一种把戏，不过人民热爱这种把戏。西园寺形象清新，气质儒雅，属偶像派政客。然而政治不同于演艺，老百姓真正在乎的永远是自己的口袋而不是政客的脸袋。摆在西园寺面前的是前任甩给他的十几亿国债，他要拿什么还呢？军方成天价嚷嚷要扩军，说必须防备俄国人卷土重来？这又要成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启动资金从哪弄呢？

　　近半年后，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才在东京挂牌营业，其资本金为2亿，官民各占一半，政府以物抵资。不要以为这是敲竹杠，这可是笔贼划算的买卖，多少有钱人打破头都想入股。满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简称）不只是一家铁道公司，甚至不只是公司，它几乎算“日本的东印度公司”，具有某种主权性质。满铁的经营范围包括铁路、煤矿、冶金、汽车、电力、化学、盐业、港口、海运、医院、科研以及文教，它是以公司面貌出现的国家，它所聘用的雇员最初为1万最终为40万，它用最低的成本和最高的效率实现了最大程度的扩张。十三年后，日本政府还为它配备了一支装备精良的现代化武装，这支武装以辽东半岛之新名“关东州”命名，号曰“关东军”。

　　依照满铁章程，公司每年向民间股东分红，红利约为百分之六年利。那这些“民间股东”都是什么人呢？是皇族，是华族，是官僚，是那些制定政策并执行政策的人，当然还包括那些与之沾亲带故的“实业家”集团。未来，似乎在这一刻已经注定。
　　为了朝鲜，日本跟中国打了一仗，又跟俄国打了一仗。从审美的角度看，这很像是男人抢女人，又像是猎人打猎物，男人的敌人不是女人，而是别的男人，同样的，猎人的敌人也不是猎物，而是别的猎人。如今中俄都被打败了，事情变得简单了，朝鲜归日本了。
　　事实上，日俄方一开战，日本就抢先控制了朝鲜半岛。在开战两周后，明治政府强迫高宗政府签订《日韩议定书》，允许日方以“战争”的名义任意征用朝鲜土地。1904年8月22日，明治政府又强迫高宗政府签订了《第一次日韩协约》，要求朝方聘请日方指定的日本财政顾问和外交顾问，另外与他国缔约前请示日方。在日俄签署《朴茨茅斯和约》后，明治政府进一步强迫高宗政府签订《第二次日韩协约》，彻底剥夺了朝鲜的外交权，还规定在朝设置“统监”一职，由日本人出任，总理朝鲜外交通商事务。

　　第一任朝鲜统监是伊藤博文，这个职位是他自己争取的，看来他是真想留名“青史”啊。伊藤博文设计了《第二次日韩协约》，他为这份条约起了一个动人的名字“日韩保护条约”。伊藤拿着条约找高宗加盖御玺，高宗却死活不肯盖印，他是有气节的，怎么能当儿皇帝呢。面对咄咄逼人的伊藤，高宗泪流满面，哀求道：“自祖宗以来，凡国家大事皆咨询政府大小官吏乃至贤儒而后决定。况有了解国内绅士、人民舆论之先例，朕不能擅自决定。”伊藤冷冷一笑，讽刺道：“向政府臣僚咨询可以，但了解一般人民意向，却是奇怪的。贵国不实行民主政治，不是一切经陛下裁决的君主专制国家吗？”高宗被噎得哑口无言，不得已耍赖道：“承认此约和亡国一样，不签不签就是不签，有本事你弄死朕！”

　　高宗不知用什么办法将日本吞并朝鲜的阴谋传到了宫外，还策划并资助了一场反签约的义兵运动。很快，伊藤统监陷入了焦头烂额之中，他气呼呼地找到高宗，警告道：“陛下，曾经有一份宽松的自由摆在你的面前，但是你没有珍惜，软禁起来！对了，提醒陛下一句，您还有一个儿子，叫李坧，是闵妃的种，傻乎乎的，或许他更适合当大韩帝国的皇帝。”
　　又过了一年，那是1907年的春天，第二届万国和平会议在荷兰海牙隆重举行。在一次大型酒会上，一名自称是“高宗特使”的朝鲜人手持委任状和亲笔信登台演讲，他用流利的法语控诉了日本的侵略行径，要求在场之各国代表、社会名流以及新闻记者声援朝鲜，宣布《第二次日韩协议》无效。执行这一使命的朝鲜人共有三位，在海牙，在那一夜，在华服和美酒的世界里，他们连同他们的祖国渺小得有如微尘。

　　伊藤博文很快得知了海牙密使事件，他气得捶胸顿足，嘴里大骂：“高宗，马鹿野郎！”
　　这次高宗可点到了伊藤的痛处，他毁坏了伊藤和日本的“清名”，那三个海牙密使必须死，高宗也必须退位。于是，1907年7月19日，伊藤博文将闵妃之子扶立为大韩帝国皇帝，改元“隆熙”，高宗成了“太上皇”。五天后，明治政府强迫韩帝纯宗签署《第三次日韩协约》，彻底剥夺了朝鲜的人事、司法和军权，统监成了事实上的主权者。
　　朝鲜人一想，这哪里是新帝登基啊，分明是朝鲜亡国啊！是可忍，孰不可忍！反对退位，斩杀韩奸！在汉城，市民们上街游行，他们发表反退位演说，捣毁亲日报社，冲击日本警署，焚毁韩奸宅邸，场面激烈而混乱，游行队伍甚至与警察发生了冲突，局面眼看就不可控了。伊藤坐镇于统监府指挥镇压行动，他调动军队排置机关炮四门，又以车载弹药，如赴战场。还是那句话，在骚乱中，官民较量的是意志力，比拼的是谁更狠。最终，朝鲜人退却了。

　　1910年8月22日，明治政府强迫韩帝李坧签署《日韩合并条约》，朝鲜亡了。
　　8.通往奴役之路
　　朝鲜亡了。那它亡于什么呢？通往奴役的道路又是如何铺就的呢？
　　1864年，李熙即位朝鲜国王，这可视作朝鲜近代史的开端。这一年，中国方面不算消停，南方的太平天国刚被剿灭，西北却有掀起了大规模民变，俄国则趁机敲了一大笔竹杠。这一年的日本还在幕府治下，伊藤博文也才刚协助高杉晋作夺得长州藩政权，又要马上应对来自幕府方面的围剿，其敌手包括西乡隆盛。相比而言，朝鲜就太平多了。
　　李熙（高宗）即位时还不满十三岁，是个未成年人，王权由其生父大院君亲摄。大院君是旧时代的化身，一位儒学的坚定信徒，以守护旧体制为最高理想。此种体制前文多次提过，笔者将其称为“洪武体制”，是一种由小自耕农经济、郡县制中央集权及儒家化科举构成的农耕文明，在外交上表现为东亚朝贡体系。
　　大院君当国九载，期间虽在1866年和1871年遭受法美两国军事挑战，但其统治根基并未被动摇，导致其倒台的是上层权力斗争。闵妃自1873年以“还政国王”的名义当国，与日本的大久保利通几乎同时上台。两年后，日本在江华岛挑起“云扬号事件”，并于次年（1876年）迫使朝鲜签署了《江华条约》。
　　《江华条约》之要害不在于其耻辱性，而在于其商业性，尤其是其金融性。此后，日元开始在朝鲜流通，朝鲜原有之铜钱与白银则被诈取一空。资本主义的扩张首先是纸币的扩张，谁掌控发行权谁就是主权者。日元的扩张带动了商品交易，不过这种交易对朝鲜人是不利的，因为他们可供交易的只有原料、粮食和苦力，把这些卖给日本人后，他们将变得更穷，甚至挨饿。
　　这场苦难大致是这样展开的：在小自耕农经济时代农民交实物税，政府实行抑商政策，在文化上鼓吹儒家道德。儒家道德的核心是两点，一是身份等级，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二是禁欲主义，如“克己复礼为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本质讲，儒学是反商业的，也可以说商业是反儒学的。因为，交易的前提是平等，交易扩张的前提是纵欲，儒学与商业最终是不两立的。货币是交易的媒介，当货币扩张时，人们就会对货币产生饥渴，而这又导致货币更大规模的扩张，人们就对货币饥渴得更加强烈，从而形成一种蛇蜕变式的循环。货币产生于交易，交易的总合就叫商业，如果一国商业不发达，那该国就很难生产可供交易的商品，人们也就得不到货币。在货币普及之前，人们主要进行物物交易，政府也是征收实物税；当货币普及之后，一切都用货币结算，人们不得不出卖所有以换取货币。以近代朝鲜为例，政府在开国后需要更多货币来应对外部压力，增税也就成了自然之事，这就把农民推到了更加贫困的境地。当然，如果商业发达，农民可以进城打工，以换得货币。问题是，政府几百年来都推行抑商政策，全国连大城市都没有几座又哪来那么多就业机会呢？短期提升商业亦无可能，且不说技术和教育，就连货币朝鲜政府都无法提供，日元之发行权掌控在日本银行家手中。此外，日本入侵朝鲜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合谋，美法两国已经了解，直接征服朝鲜既费力又不划算，不如让日本做自己的代理商。如此以来，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商品就全涌入了朝鲜，而朝鲜除原料、粮食和劳力外别无可交易商品。一个朝鲜农民卖粮换钱以交税，结果粮没了钱也没了。具体说，朝鲜政府得到了货币，日本商人得到了粮食，朝鲜百姓则失去了一切，也就陷入了生存危机。朝鲜政府在得到货币后并未将其投于商业，而是用于花天酒地和编练新军，这仅有的储蓄也无法转化为资本，朝鲜社会走进了死胡同。概言之，伴随日元扩张，朝鲜社会诞生出了规模庞大的流民集团，这是后续故事的总背景。

　　打开朝鲜国门的是闵妃，一个工于心计的权谋家。这个女人生前命运跌宕死后毁誉参半，喜欢她的人将她捧为“民族英雄”，痛恨她的人将她唾为“亡国妖孽”。闵妃最初的政治形象是清新的，这也是她取代大院君的道德资本，她开放国门也可算顺应时代。那么，这样一位政治家如何就蜕变成了贪腐集团的总后台呢？
　　闵妃当国历经二十余载，从1873年到1894年，期间爆发了三次政治剧变，依次是1882年的“壬午军乱”、1884年的“甲申政变”以及1894年的“东学党起义”。在城市贫民、开化党人和东学道徒口中，闵妃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她一手培植的外戚专权已经危及了所有人的生存。在闵妃时代，外戚专权和贪污腐败是一回事，若非外戚很少有机会贪腐。笔者前文曾提过，明治时期的日本也是贪腐横行，执政的萨长藩阀也没几个干净的，但日本并没有江河日下，反倒是蒸蒸日上。同样是贪腐，为什么日本兴了而朝鲜亡了呢？

　　叙及壬午军乱时，笔者曾提过巨贪闵谦镐，说他是朝鲜版和珅。壬午军乱爆发的导火性事件，是旧军兵士在闵府发现了巨额财富，包括金银珠宝、人参鹿茸以及珍奇古玩，与和珅的家产没有本质区别，都是“货”而不是“币”。
　　“地主们都将多余的粮食换成银元，埋藏在地下。把剩余的资金藏起来，只会加深和延长经济的停滞，使急需得到发展的乡村不能利用仅有的一点资本。一方面，金银财宝埋在地下的密窖里；另一方面，要得到一头牛、一张犁都可能意味着富裕的农民却不得不饿肚子。”
　　上段文字是美国人韩丁（William Hinton）对上世纪四十年代中国山西农村的素描，笔者在上一章中曾经引用过，此处重新引用更可使我们看清贪腐的真相。闵谦镐——掌管全韩外交通商事务的一把手——居然不能为自己的财富找到商业出路，而是与中国的地主一样把财富固化起来，收藏起来，让全社会闹钱荒。
　　其实，贪官们姓不姓闵不重要，闵妃是俭是奢也无关宏旨，导致起义的根因并非贪官，而是体制，一种让民众没有饭吃的体制。
　　最早掀起反体制运动的是城市下层，他们的抗争被清军镇压了，他们的领袖大院君也被囚禁了起来。壬午军乱的政治诉求是回到过去，也就是恢复闭关锁国，而这绝无可能。一种体制得以维持，在于其具备强于外界的军事能力，朝军显然是打不过日军的。大院君连闵妃都斗不过，又如何斗得过日本人，日本人的背后可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啊！
　　金玉均看透了旧体制的宿命，他以“开化”之名掀起了一场反体制运动。金玉均的反体制运动是日本式的，易言之就是复制明治维新，与康有为的想法一致。历史证明，甲申政变和戊戌变法都失败了。其败因在于，明治维新是无法复制的，因为中朝并不具备日本那样的商业基础，政治设计也就失去了经济依凭。一匹马，你给它挂上俩“翅膀”，它就能飞了？
　　天真啊，天真害死人啊！
　　甲午年，东学道率领农民造反了。这是一场流民起义，其扩散规模与发展速度十分惊人，东学道依靠禁欲主义纪律建立起某种正统性，他们提出的政治理想是“废除等级、平均地权”，洪秀全和孙中山也都提过类似口号。东学道是一个旧式组织，它的性格、组织和理想都是旧式的。朝鲜衰亡的根本在于商业不发达，而商业不发达的成因在于国家推行小自耕农经济。若想发展商业首先积累资本，土地应该集中而不是平分。西方人鼓吹自由和平等，我们以为就是个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大家都一样。其实，这是一种极深的误解，自由是指贸易自由，平等是指交易平等，自由必定以义务为前提，平等也一定以交易为基础。自古而今，任何社会都存在底层，没有资源不可能拥有自由，更不要说平等。自由和平等是商业的产物，它在商业繁荣时才存在，而且只对资源拥有者真实。在当时，朝鲜连商业甚至贸易都没怎么有，又去拿什么废除等级呢？不要说实现理想，东学道甚至不能维持自己的存在，它在经济上、军事上和思想上都是无根的。

　　甲午战争结束了东亚朝贡体系，也结束了闵妃时代，此后的当国者是高宗。1895~1910的十五年间，高宗主要做了三件事：第一，成立大韩帝国；第二，投靠俄国牵制日本；第三，推行光武改革。第一点没有现实意义，第二点最终归于失败，第三点也只是花瓶政策。高宗不是雄才大略者，他这样一个懦弱的人，之所以被推上王位，是因为旧体制需要一个平衡者。商业不发达导致国家无法治，不合理的事情只有借助带有宗教色彩的王权才能合理化。一个王在王位不是因为他能力强，而是因为他会平衡，一旦打破了这种平衡，王便成了众矢之的。高宗在亲政后很快成为全民公敌，人们把所有不如意都记在了他的账上，他已失去宗教权威，只有借助武力才能维持稳定。他不可能解决民众的就业问题，他的“光武改革“不过是花钱、花钱、再花钱！就算伊藤博文不逼他退位，他的统治也将难以为继。

　　总之，20世纪初，在朝鲜，再也没有一个或一个党能够凝聚民心了，整个社会解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