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 《走向癫疯——大日本帝国的崛起与崩溃》作者: 迟玉德 由 北冥巨鲲 于 2017-11-08 10:14

　　12.日本脱亚与朝鲜亲俄
　　与壬午军乱相比，甲申政变的规模并不算大，但其影响不容小视，尤其是在外交方面。
　　中日两国在时隔285年后再度交手，双方的王宫之战虽算不得正式战争，但却终结了井水不犯河水的外交和局，它成为两国对决甲午的前奏。
　　值得一提的是，1894年的金玉均遇刺案差一点成为甲午战争的导火索。事情是这样的，清政府以金玉均遇刺案乃朝鲜内政为由将刺客洪忠宇与金玉均的尸体用军舰引渡给了朝鲜，朝鲜王廷以“谋叛大逆不道”之罪凌迟了金玉均的尸体，这件事在日本引发了轩然大波。金玉均的“恩师”福泽渝吉宣扬凌迟金玉均是“日本人的感情完全不能谅解的”，犬养毅等数十名议员则质询政府，声言“将金尸解回朝鲜是对日本帝国一大侮辱”，要求对中国采取措施。那些昔日抛弃金玉均的“日本友人”又都为金玉均鸣起了不平，他们在东京为金玉均建立了衣冠冢，还纠集起数千人为金玉均送葬，更有玄洋社成员跑到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家要求对华宣战，农商务大臣西乡从道则在内阁会议上同声附和。若不是外务省和参谋本部力排众议，甲午战争恐怕早在1894年上半年就打起来了。

　　甲申政变的诱因是中法战争，清廷当时面临的外交局面十分恶劣，它很不愿意跟日本人彻底撕破脸。中国人信奉“退一步海阔天空”，常在对外取胜后自动退让，以为对方也会这么做，这一民族心理弱点被伊藤博文利用了。明治十八年（1885）4月，伊藤博文赶赴天津直隶总督府，与清廷代表李鸿章签署了《中日天津条约》。根据条约，中日两军同时撤离朝鲜，今后两国均不得代朝鲜编练新军，朝鲜若再有变乱大事，两国任何一方欲派兵，应先知会对方。

　　日本人不但从清政府这占得了便宜，而且从朝鲜人那捞足了油水。1895年，明治政府与朝鲜王廷签订了《汉城条约》，日本商侨之损失由朝鲜政府赔偿，杀害日本军官的凶徒将被法办严惩，就连被竹添进一郎焚毁的日本使馆也由朝鲜掏钱重建。
　　应该说，日本人在甲申政变中没有什么损失，就算有那也是他们自找的。但政变的失败还是伤害了日本人民的感情，启蒙家福泽渝吉于1895年发表《脱亚论》，他以民族代言人的身份宣布脱离“东方之恶邻”，从此次跻身“西方文明人”的行列。
　　人不能选择父母，国不能选择邻居，福泽渝吉之“脱亚”并非地理之脱亚而是心理之“脱亚”。明治维新将日本人带入了一个新时代，一个西方文明孕育出的大商业时代，相较之下，华夏文明孕育出的小农业时代显得消极而蒙昧。福泽渝吉尖锐地指出，“儒教”所塑造的“亚洲旧俗”导致“民众并国家均不思进取”，是中朝长期落后的总根源。
　　《脱亚论》并非断交宣言，生意还是要照做的，不但不能削弱，而且还要加强。在《脱亚论》发表后的五年间，朝鲜对外贸易的八成是对日贸易，期间，日本人大量收购朝鲜农产品，同时将日本纺织品倾销给朝鲜人。此外，日本人还控制了朝鲜的金融、海运和渔业。这些经济政策的直接后果就是粮食奇缺、物价飞涨、平民破产，朝鲜人的反日情绪愈发高涨，愈是底层愈是反日。
　　日本企图独霸朝鲜，清廷自然不能答应。中法战争后，朝鲜成了中国仅存的藩属国，它的地理位置又异常重要，若失朝鲜则满洲难保矣。为了加强对朝鲜的控制，清廷委派袁世凯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授三品道员官衔。李鸿章等清廷高层对袁世凯十分赏识，认为此子谋勇兼备，敢于担当，可堪大任。清廷给袁世凯的使命是，使朝鲜“明尊亲之义，定摇惑之志，内修政治，外联邦交”。

　　这一年袁世凯二十六岁，他曾两度科场落第，如今照样飞黄腾达，是朝鲜和日本成就了他。袁世凯履新后曾长期住在朝鲜王宫，原因是高宗被金玉均吓成了惊弓之鸟，总感觉甲申政变还会重演。闵妃也积极拉拢袁世凯，甚至把表妹许配给了袁。袁世凯很清楚，这出戏貌似和亲实为监视，闵婆娘对他不放心啊。不过袁世凯没有拒绝，他不但收了闵妃表妹，而且连丫鬟一并上了。耍嘛，就要耍得痛快，谁怕谁啊！

　　甲申政变结束了，但日本人不会就此罢手，这是清廷和闵妃共同的看法。清廷想借日本人制造的紧张态势进一步控制朝鲜，然而闵妃不想只仰赖中国人的保护。一来，清国大势已去，在中法战争中不败而败，古语云“君子不立危墙之下”，闵妃得为自己和儿子寻找新的靠山。二来，闵妃不希望亲华势力滋长过甚，因为那样会危及她的权威。三来，日军与清军已经交火，两国虽表面签订了和平条约，但内心里已势同水火，他日，日清一旦开战，朝鲜必将成为战场，到那时只能仰赖西方列强保护，而沙俄是列强中最重要的那个。有了以上盘算，闵妃开始主动亲近俄国人，对西洋公使也是礼遇有加，甚至还开放了宗教禁令，允许基督教和天主教在朝鲜合法传播。

　　袁世凯是来控制朝鲜的，闵妃却想摆脱这种控制，二人慢慢地化友为敌。在一份奏折中，袁世凯曾这样评价闵妃：“王妃昏妄，亲西人而薄中国，怙恶不悛，刚愎自用！”袁世凯厌恶闵妃不光是因为她疏华亲俄，而且是因为她昏庸无道，用袁世凯的话说就是：“韩君妃前以称寿，集倡优数百，至今未散，赏赍无节……城内盗炽，街巷夜断人行，倘不抚辑，恐将变生肘腋。”
　　中朝之间的蜜月结束了，闵袁二人由互相抚慰变成恶语相向，他们因时势走到一起，又因时势分道扬镳。国与国之间没有友谊，政客与政客之间没有情义。依传统道德评判，袁世凯和闵妃都不是什么好人，不过这不是问题的重点，因为那个时代不需要好人，它需要的是代理人，代理资本主义扩张的人，谁有意愿有能力完成这种扩张，谁就将被历史选中，成为时势所造的“英雄”，就像战国终结者——秦王政。
　13.东学党起义
　　在甲午之前，朝鲜人曾传唱过这样一首民谣：“金樽美酒千人血，玉盘佳肴万姓膏。烛泪落时民泪落，歌声高处怨声高。”这首控诉腐败的诗瑶源自清帝嘉庆的一首御诗，原诗是这样写的：
　　内外朝臣尽紫袍，何人肯与朕分劳；
　　玉杯饮尽千家血，银烛烧残百姓膏。
　　天泪落时人泪落，歌声高处哭声高；
　　平时慢说君恩重，辜负君恩是尔曹！
　　在肃贪反腐方面，朝鲜百姓和满清皇帝产生了共鸣，双方一致认为民生困顿、世道混乱的总根源是官僚腐败，换句话说，社会问题的本质是道德问题。
　　社会问题是有解的，而道德问题是无解的，当别人认定你人品有问题时，你不论做什么都无济于事；若民众对政府不再信任了，那“官逼民反”就成了迟早的问题。

　　19世纪末，东亚进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的剧变将人们弄得晕头转向，正统的当权者失去了昔日的权威，他们既无力解决现实问题，也提供不出一套像样学说，捞钱和纵欲成了他们唯一的工作。这样的时局令人窒息，百姓人心浮动，邪教因之盛行。
　　可能是受太平天国运动启发，朝鲜早在19世纪60年代初就兴起了一个叫“东学道”的新兴邪教。东学道融合了儒释道，以道家面貌出现，同时杂糅儒家理想，并以佛教平等观为诱饵，在极短时间内吸引了大批信众。东学道的成功引起了朝廷的警惕，1863年，朝廷将东学道定性为“邪教”，不但武力予以取缔，而且斩首了创教人崔济愚。此后，东学道转入地下传播，时常与官府发生冲突。
　　宗教信仰是人类的基本需求，正教和邪教所满足的心理需求十分接近，它们根本区别在于正教导人向善，而邪教纵人作恶。邪教是怨恨和不安的私生子，它的历史功用在于破坏。东学道之所以被那么多人传信，并不是因为它设计得多么高明，而是因为它满足了内心失衡人群的破坏需求。一句话，信邪教的本质是反现实。
　　在饥寒交迫的年代，底层百姓有如蝼蚁一般卑贱，人们需要一个奋斗的目标，需要一个活下去的理由，需要一个可依靠的组织。东学道满足了以上所有需求，它的教义异常简单，口耳即可相传，它的口号简洁有力，十分鼓舞人心，不信你听——“逐灭倭夷，澄清圣道，驱兵入京，尽灭权贵！”这样的口号能带给人道德上的优越感和使命感。
　　此外，在东学道内部， 信众以“兄弟姐妹”相称，大家彼此支持，互相鼓励。作为一名信众，面对大家期待的眼神，你会产生一种做点什么的冲动，哪怕是以身殉道。不但如此，你在行动时会感到无比得喜悦，因为你觉得自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也不是为一己之私在战斗。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东学道只是一支边缘政治势力，它不像壬午军乱的起义者那样说干就干，也不像甲申政变的开化党那样只为理想，它的出发点和归宿都只是自保，发展队伍不过是自保的手段。在1860~1890的三十年间，东学道并没有掀起什么风浪，它似乎也没想掀起什么风浪。我们常说“官逼民反”，官逼民当然想反，但真走到那一步的需要机遇和领袖的。19世纪90年代，朝鲜具备了官逼民反的历史条件，一个叫全琫准[běng]的乡村教师领导东学道信众造反了。

　　全罗道位于今韩国的西南，是以前百济的旧地，也是李舜臣抗倭的根据地。全罗道距离日本很近，所以每逢日人入侵都会成为重灾区。汹涌澎湃的资本主义冲垮了全罗道的传统产业，老百姓纷纷失业破产，生活渐渐难以为继，仇日情绪也就因之高企。
　　全琫准就出生在全罗道，他的父亲是一名私塾先生，他子承父业也当了乡村教师，他家还有三亩薄田。全琫准娶过两房媳妇，生了四个孩子，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全琫准本没有什么远大理想，有书教，有地耕，有人疼，这样活着挺好的。应该说，这是一个极卑微的理想，但就是这么卑微的理想在当时都很难实现。从二十岁到四十岁，二十年间，全琫准目睹朝鲜社会一天天烂掉，他产生了强烈的反政府情绪。

　　三十五岁前后，屌丝全琫准接触并加入了东学道，他感觉找到了人生大舞台。全琫准想要大干一场，为了体察民情、同时发展信众，全琫准离开了家乡，他像讨饭僧一样四处云游，朝饭夕粥。
　　1893年，东学道组织了一场两万人规模的大型集会，全琫准参加了这场集会，此时他已是一名大头领了。在集会上，东学道信众高呼“扫破倭洋”的政治口号，结果把官兵给招来了，大会被迫中止。这场集会并未引发进一步冲突，不过它让信众们见识了组织的规模。
　　集会结束后，全琫准回到了老家全罗道古阜郡。当年，古阜一带粮食歉收，当地郡守非但不救济反而开征新税，还逮捕了要求免税的农民代表，结果引发大规模民怨。为了讨回公道，乡民们推举全琫准的父亲为民意代表，与官府交涉，谁知郡守二话不说就把全父打死了。这件事彻底激怒了全琫准。
　　1894年转眼而至，春节刚刚过，全琫准带领数千名信众夜袭郡衙。起义者掀起了一场疾风骤雨式的造反行动，他们夺取武器，释放犯人，烧毁契约，驱赶土豪，惩办贪官，完后呼啸而去。
　　这不是一场革命，这只是一场复仇，全琫准自己是痛快了，可给当地百姓带来了灾难。事发后，官府迅速组织起反扑，起事的农民遭到杀害，他们的家属全受株连，一郡居民痛入骨髓。这时全琫准才明白，他们已经在官府挂上号了，弟兄们要想活命只能死硬到底。
　　又两个月后，全琫准率众再度起义。上一次，全琫准没有建立根据地，这一次，他打下郡衙后马上建立根据地，起义队伍也迅速壮大，很快就有了八千人。不久后，全琫准召开誓师大会，对外发表了名为《白山檄文》的起义纲领，檄文中有这么一句：“吾辈举义至此，决非他故。所望拯百姓于涂炭，奠国家于磐石。当内斩贪虐之官吏，外逐横暴之强敌。”这篇反政府檄文取得了预期效果，起义队伍再度壮大，由八千暴增至一万三，参与者不再局限于东学道信徒，而是囊括了贫民奴婢、失意书生、没落贵族和乡绅胥吏。人们自称“东学军”，推举全琫准为“总大将”，将起义标语定为“辅国安民”、“除暴安良”。

　　初生牛犊不怕虎，誓师后的东学军亢奋异常，他们开始南征北讨。当时，多地郡守一听说“东学军来了”弃城就跑，沿途百姓则纷纷“附逆”，东学军在不到一个月内就拿下了全罗道首府全州城。
　　东学军最厉害的不是它的战斗力，而是它的纪律性。东学道是一个宗教组织，禁欲是其重要内容，它要求信众以践行美德的方式侍奉“天神”。这样，东学道信徒逐渐变成了道德模范。东学军行军时爱惜农田，不妨害耕作，他们现金购买物资，不做伤天害理之事。全琫准还为东学军定了十二条纪律，即“降者受待，困者救济，贪者逐之，顺者敬服，走者勿追，饥者馈之，奸猾息之，贫者赈恤，不忠除之，逆者晓谕，病者给药，不孝刑之。”

　　对李氏王朝而言，全州城失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东学军正在赢得民心。东学军成功后，各地活跃分子都坐不住了，起义犹如星火燎原，全国主要道路被切断，汉城面临断粮危险，李氏朝鲜岌岌可危矣……
　　14.甲午之战
　　1894，岁在甲午，中日终极对决。
　　两年前（1892年8月8日），伊藤博文从松方正义的手中接过权杖，组织了第二次伊藤内阁。本届内阁阵容豪华，阁员的名字听上去那么熟悉，如井上馨、板垣退助、西乡从道、山县有朋、后藤象二郎、槺疚溲铩⒑谔锴迓　??颐侵?酪撂儆朊竦乘乩床缓停?撬?治?裁囱?氚逶?酥?秃筇傧蠖?扇敫竽兀吭?蚝芗虻ィ?叭文诟笠蛞榛岬?蓝?固ǎ?撂俨┪牟幌胫氐杆煞秸?宓母舱蕖�
　　自山县有朋于1889年底出任首相以来，明治政府就制定了“大陆政策”，不断加强对华军事准备。打仗就需要钱，内阁希望大幅增加国防预算，议会则拼命抵制预算案。山县有朋和松方正义是两个直肠子，他们不肯与民党做妥协，预算案也就长期得不到通过。在这一时期，不是首相解散议会，就是议会推翻内阁。
　　与山县有朋和松方正义不同，伊藤博文是一个身段柔软的“周旋家”，他向众议院里的民党不断释放善意，希望能博得对方的支持。可现实不遂他愿，在预算案问题上，民党议员始终寸土不让，伊藤和民党也就杠上了。到中日开战前，伊藤已经两度解散议会，而议会也对他提出了不信任案。
　　1894年3月，金玉均在华遇刺事件震惊了日本政坛，文人政客们疯狂地叫嚣战争。作为帝国的当家人，伊藤博文觉得最佳时机尚未到来，内阁与军方也未完成战争准备。伊藤的表态被普遍解读为“恐俄、恐华症”，福泽谕吉更是嘲笑地质问：“国家养兵是干什么的？难道铸炮、炼剑和建造兵舰是为了当作国家的装饰品吗？”
　　这次风波让伊藤博文很是不快，不过他也不是一无所得，至少他了解了民意，知道哪些人好战、哪些人反战以及如何操控舆论。此后，伊藤博文加快了备战步伐，外务省则努力寻找开战借口，外相陆奥宗光授意驻朝公使“务须不择手段地制造开战之借口”。所以当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时，伊藤博文和他的阁员喜出望外，他们终于可以摆脱污名了。
　　我们把视线转回朝鲜。由东学道引发的农民起义已经失控，朝鲜高宗只得向清廷求援。1894年6月初，清廷派直隶与太原驻地的2500名淮军驰赴朝鲜，6日~8日该部队在仁川以南的牙山登陆。这一结果是伊藤博文所期待的，因为他觉得如此以来日本便可以名正言顺地出兵了。6月8日，400名日军先遣队也在仁川登陆，宣称要“保护日本侨民和使馆”。于是，半岛之上出现了四支武装力量，即政府军、东学军、清国军和日本军。

　　全琫准起义的目的是自保和改革，他可不想引来外来武装干涉。为了使中日失去出兵理由，全琫准于6月11日与高宗达成了和议，史称“全州媾和”。根据和议，全琫准率领东学军撤离全州城，高宗则停止对东学军的围剿，并承诺执行反政府派的改革方案，双方在各自辖地分野而治。
　　全州媾和将中日驻军置于尴尬境地，高宗催促中日高层尽快撤军。清廷很乐意撤军，但又怕日本人不撤，因此劝说日本方面先撤。执行谈判任务的是袁世凯，他的对手是日本新任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大鸟拍着胸脯向袁世凯保证一定撤离，但许久不见任何行动。不仅如此，明治政府还向朝鲜半岛大举增兵，至6月底，日本驻朝总兵力已经达到了八千人。对于己方的言行不一，大鸟公使这样解释：朝鲜政治沉珂太重，政局因之不稳，“中日两国应共同协助朝鲜改革内政”。这样要求清廷当然无法答应，朝鲜高宗更是气炸了肺，但就是拿日本人没办法。7月初，日方在军力上已经占有了明显优势，于是他们于23日发动了宫廷政变，扶立大院君成立反华亲日政权。新政权宣布废除中国年号改行朝鲜纪年，废除与清廷签署的一切条约，还授权驻朝日军驱逐驻朝清军。就这样，中日矛盾公开化了，战争脚步越来越近。

　　面对日本人的步步进逼，清廷决定向朝鲜的牙山驻地增兵，运兵任务由北洋舰队执行。7月25日，济远号和广乙号由牙山回返国内，而高升号和操江号由国内奔赴牙山。上午7时许，济远号和广乙号在驶至仁川西部丰岛海域时遭遇日本联合舰队，日本人二话不说突然发动袭击，济远号和广乙号被迫应战。不久，高升号和操江号也行驶至交战区域，日军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围攻这两艘舰船。双方在海上战斗了一个多小时，结果济远号负伤逃跑，广乙号搁浅自毁，操江号被敌俘虏，高升号被击沉没，日本联合舰队则几无损失。

　　丰岛海战将中日外交推到了绝境，甲午战争无可避免地爆发了。
　光绪皇帝是一位略显懦弱的君主，但得知丰岛海战消息时他怒发冲冠，大骂“倭寇，你这是找死！”
　　今天的人们习惯于倒推历史，总以为日本在甲午前就公认地强于中国，这绝非史实。1894年是明治二十七年，截止此时，日本实行中央集权不过23年（自明治四年/1871），推行币税改革不过21年（自明治六年/1873），践行宪法政治更是只有区区五年（自明治二十二年/1889），更要命的是，在这五年间居然换了六任内阁总理，而且眼瞅着就要换第七任！当时的中国人根本不把日本的军备放在眼里，就在七年之前（1886年），我北洋舰队访问日本，目的在于震慑对方，在访经长崎时，我国水兵因狎妓与日人发生冲突，双方大打出手，当地警署逮捕了袭警的清兵，你猜怎么着，我军官兵二话不说，将舰队的巨炮对准长崎市中心，日本政府还不是乖乖放人。事后，日本人到处散播“中国威胁论”，还扬言“一定要打败定远！”更令当时国人感好笑的是，日本人为了筹集海军军费居然让天皇饿肚子，大清报人对此极尽嘲讽，说贵国都穷到这份上了，还学人家做大哥，真笑死个人！

　　甲午之前，中国人看待日本的心态很像是今天美国人看待中国的心态，基本可以总结为老子再穷也比你阔！因此，士子文人得知丰岛海战消息后一点也不恐惧，相反，他们很亢奋。时人的信心并非毫无来由，要知道，在九年前（1885）大清国可是把法兰西都给打败了！
　　在一片主战声中，光绪皇帝坚定了应战决心，慈禧太后也予以支持。这一年是慈禧的六十大寿，好好一个寿辰让倭寇给搅了，老佛爷能不恼火？她可是有言在先，“谁让我这个生日过不好，我让他这辈子都过不好！”
　　1894年8月1日，大清光绪皇帝发布对日宣战诏书，当天，日本明治天皇亦发布对清宣战诏书，中国所称之“甲午战争”、日本所称之“日清战争”正式爆发了。
　　在宣战诏书中，两位君主各自历数了对方的不道德行为：光绪皇帝指责日本“不守公法，任意鸱张，专行诡计，衅开自彼，无理已极，势难再以姑容”；明治天皇则指责中国“干涉其（朝鲜）内政，于其内乱，借口于拯救属邦，而出兵于朝鲜”，且“设辞拒绝”日本出兵“维持东洋全局之和平”，“清国之计，惟在使朝鲜治安之基无所归。”总之，双方都认为自己是在“替天行道”，不论是为了“天理”还是为了“和平”，中日必须一战。

　　当时的国际舆论展现出中立姿态，虽然西方国家从心底支持日本，但大部分洋人推测——大清必胜，日本将亡。
　　事实上，明治政府是以豪赌的心态发动战争的。日本人是一个容易走极端的民族，对于他们而言，要么得到一切，要么失去所有。开战前的日本人并非如今人想象的神采奕奕，其实他们特别没有底气，在战争扩大以前，日本国民的情绪是心惊胆战而不是志在必得。
　　时间假若停止在1894年8月1日，没有多少人会相信大清帝国是一只连岛国日本都打不过的纸老虎。时间假若真的停止，我们仍将对天~朝体制充满自信，而老佛爷仍将扮演“一代圣君”而不是“败家娘们”。可惜时间停不下来，战争无可阻挡地升级了。
　　战争升级的首要标志是增兵。丰岛海战后，清廷向平壤加紧增兵，驻朝清军的人数达到了一万五。之所以增兵平壤，是因为汉城已被日军所控制，平壤是日军的下一个目标。就在清军增兵时，日军也在增兵，其军力扩大了一倍，增加到一万六千人，两军兵力旗鼓相当。
　　在攻防态势上，日军表现为积极进攻，而清军始终处于守势。防守平壤的清军将领是叶志超，李鸿章在其出发前嘱托道：“先定守局，再图进取。”李鸿章这样安排也没什么问题，大家想，日军可是苦心经营多年，早就做了万全准备，而我军是仓促应战，连光绪皇帝都承认日本“变诈情形，殊非意料所及。”从另一个方面看，平壤也具备防守的资本，该市城高粮足，军民一心，易守难攻，是消耗日军的绝佳根据。若是真能守住平壤，万里朝鲜战争的局面就将再现，驻平壤清军在开始时信心十足。

　　9月15日，日军对平壤发起了包围式攻击，分兵三路，从大同江南岸、玄武门外和城西南三个方向进攻。在三路防线上，清军官兵表现出了军人应有的英勇，重创了日军，尤其是在左右两路。左右两路的失利促使日军豪赌中路，玄武门（中路）内外枪炮齐鸣，厮杀异常激烈。防守玄武门的清军将领是左宝贵，这位回族总兵颇为骁勇，在镇压太平天国和捻乱时曾立过大功。敌与我厮杀继续，玄武门情势危殆。为了鼓舞士气，左宝贵穿上了皇帝御赐的黄马褂，他想让所有属下都能看到他。清军当然看到了他，可问题是日军也看到了，左总兵也就不幸成了活靶子。除左总兵外，中路守军还有三名营官阵亡，清军士气受到挫折，到下午二时许玄武门失守了。日军进了平壤城，但他们进展得并不顺利，在巷战中伤亡惨重，只好退回玄武门。在其它两线，日军也没能取得重大进展，城西南的右路日军甚至撤回了驻地。就这样，平壤战役进入了胶着状态。

　　到下午四时战役仍未分出胜负，不过清军颓势越发明显。此时，清军“总统”叶志超视察各路城防，他觉得再抵抗下去只能让日军合围，于是下令放弃平壤全军撤退。这是一个关乎全局的决定，在此之后，清军奔溃千里是一败涂地。在败逃途中，清军在大雨天里中了日军埋伏，两千人阵亡，五百人被俘，其余人六天狂奔五百里，一直逃到鸭绿江边。
　　夺得平壤后，日军企图继续北进，意在染指满洲。满洲乃满清龙兴之地，亦为华北天然之屏障，是万万丢不得的。为了保卫满洲，李鸿章派北洋舰队向朝鲜继续增兵。9月17日，北洋舰队与日本联合舰队在鸭绿江口大东沟海域遭遇，黄海大战爆发了。
　　这是一场规模空前的大海战，在人类历史上，蒸汽机铁甲舰队之间的大对决之前未曾有过，之后也不会再有。虽然是遭遇战，但参战的军舰都是双方的压箱货，北洋舰队之优势在规模，联合舰队之优势则在速度。当日十二时战斗正式打响，期间你轰我一炮我炸你一下，互有攻防，日军因速度快在整体上占有优势。海战进行了五个多小时，于下午五时结束，北洋舰队损失五艘战舰，联合舰队则无一舰沉没。经此一役，日军控制了黄海制海权，清廷决战于国门之外的构想成为了泡影。

　　黄海大战吓坏了李鸿章，他觉得不能再这么不惜老本地打下去了，于是命令北洋舰队退守威海卫。
　　日军控制黄海制海权后更加有恃无恐，10月下旬，山县有朋等日将率军越过鸭绿江进入黑土地。清廷部署于此地的兵力并不算少，但他们的战斗能力极其差劲。11月22日，有“东亚第一要塞”之称的旅顺军港被日军攻陷。入城后，日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旅顺大屠杀”，四天杀了两万人，**掳掠无恶不作。
　　丢掉旅顺后，清军更是节节败退，此时国内舆论已然发生转向，主和派开始占据上风，李鸿章在西方列强间寻求调停者。
　　战争可能是由弱者发动的，但一定是由强者结束的，和平是打来的而不是求来的。
　　对于日军而言，龟缩在威海卫的北洋舰队是结束战争的唯一障碍。1895年1月20日，两万五千名日军在大山岩的指挥下在山东荣成的龙须岛登陆，如此以来，日军便可以水陆夹击的形式群殴北洋舰队。当月30日，登陆日军开始进攻威海卫，到2月3日时就完全控制了威海卫。北洋舰队被包围了，它所停靠的刘公岛已经成了孤岛，前有敌舰后有敌兵却无王师来援。面对这样的局面，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绝望了，当他接到日舰司令伊东佑亨的劝降信时，他炸毁了日人朝思暮想的定远舰，然后吞鸦片自杀。一同拒降自杀的还有定远舰管带刘步蟾和镇远舰管带杨用霖。至此，威海卫基地落入敌手，北洋舰队全军覆没，甲午战争落下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