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 《走向癫疯——大日本帝国的崛起与崩溃》作者: 迟玉德 由 北冥巨鲲 于 2017-11-08 10:14

　　5.闵妃当国
　　闵妃之于朝鲜犹若慈禧之于中国，她打开了朝鲜的国门，却把国政搞得一塌糊涂。闵妃的身世也与慈禧非常类似，同样生于没落官宦之家，同样少年丧父自谋生计，而且同样嫁给了一位懦弱君主。与慈禧相比，闵妃的人生更加顺利，但她的表现却更加糟糕。
　　闵妃与高宗同岁，本名闵兹映，属骊兴闵氏，与大院君之妻有亲缘关系。在闵兹映八岁那年，她的父亲去世了，她随母亲及无血缘关系的养兄相依为命。常言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对闵妃这种家道中落的官二代来说更是如此。官二代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名利场中，他们满眼看的都是富贵荣华，满心想的都是高人一等。只要看看《红楼梦》，我们就能了解这些人的心思，只不过林黛玉是用眼泪与刻薄来包装她的要强。当高宗选秀女时，闵兹映使出了浑身解数，她让其养兄去游说大院君之妻，极力强调他们之间的亲族关系，同时反复提醒其他秀女背景深厚极不利于大院君独裁。46岁的大院君被16的闵兹映说动了，闵兹映因之进入秀女五强且最终成为高宗王后。在1895年之前，朝鲜是中国的藩属国，其王后不能称“后”而只能称“妃”，于是闵兹映成了声名颇著的“闵妃”。

　　很显然，闵妃入宫不是为了爱情，在此之前她的确见过高宗，但那也是计划的一部分而非一见钟情。君主的婚姻从来都是政治交易，在这一点上，结婚的双方心知肚明。闵妃为富贵而结婚，这也导致了她婚后的不幸。高宗依赖闵妃但却并不喜欢她，这也很正常，有哪个男人会真心喜欢功利世故的女子呢。所以，闵妃方一入宫便进入了事实上的“冷宫”，高宗宠幸的是柔情女子李顺娥，而且一宠就是三年。三年啊，那可是一千多个日日夜夜，让一个二八少女可怎么熬啊！而更令闵妃不安的是，宠姬李顺娥在1868年为高宗产下一子，高宗兴奋得甚至想立此子为世子！于闵妃而言，这是地狱般的三年——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没有欢爱，只有锦衣玉食与漫漫长夜。女人是这样一种动物，当他们处于弱势时，他们渴望得到宝马男的垂青，哪怕为此而整日哭泣，可是一旦他们得到了富贵，他们又要求宝马男能像自行车仔那样温存体贴。天下能有这样的好事情？闵妃执着于改变自身命运，她做到了，通过一笔政治交易，但她本人也成了交易的牺牲品。做为王后，她不可能有知己朋友，也很少有男欢女爱，她甚至都没有一个稳固的地位。闵妃选择进入了一个竞技场，此后，她必须像罗马角斗士那样时刻准备战斗。

　　闵妃在孤独之中爱上了读书，于她而言，读书既是娱乐消遣又是精神出路。闵妃的主要读物是历史书，包括《春秋》、《左传》、《资治通鉴》等。历史是人性的总记录，官场之人万不可不读史。闵妃在这段苦读岁月里学到了不少东西，日后她将有机会将其一一实践。
　　闵妃初入宫时与大院君关系不错，她时常与大院君之妻走动，而且博得了对方的同情。不过，这种关系在1873年（明治六年）发生了重大变化。当年秋，朝臣崔益铉[xuàn]向高宗上疏弹劾大院君，似乎想发动一场“还政运动”。这一年，高宗已经二十二岁了，他不想再给他老爸当傀儡了。大院君要求高宗严惩崔益铉，而高宗做的恰恰相反，他热情洋溢地嘉奖了崔益铉。高宗的这一举动刺激了满朝文武，闵妃也嗅到了“变天”的征兆，她开始积极谋划夺权行动。不久之后，反大院君势力集结到了一起，他们通过精密谋划实现了“高宗亲政”，闵妃当国的时代到来了。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闵妃掌权后从多方面巩固自身权位。自古以来，一朝天子一朝臣，闵妃把朝鲜的官员从中央到地方换了一个遍，亲大院君的官员被尽数驱逐。在东方专制主义国家，女主可以亲政，但前提是她要有儿子，母以子贵。闵妃在驱逐大院君后不久生下了一个男孩，取名李坧[zhǐ]，也就是“朝鲜末帝”纯宗。闵妃还积极改善与日本的外交关系，事实上，她正是借日本的“征韩论”赶跑的大院君。1873年朝日两国双双变天，这为两国建交提供了契机，朝鲜结束了“世外桃源”般的隐居岁月。

　　闵妃上台后开始培植外戚势力。古语云，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闵妃出生于破落之家，原本没什么亲戚，或者说即便有也跟没有一样。可当她得势后突然就有了一大堆“亲人”，沾边的不沾边的、认识的不认识的都来了，每个人都宣称要“誓死捍卫闵家天下”。熟读史书的闵妃自然知道这是些什么人，但她还是重用了这些人，这些人也许不是真亲人但绝对是好奴才。亲人基于情帮你，奴才则基于利帮你。外戚集团明白，没有闵妃的当权就没有他们的富贵，他们与闵妃枯荣一体、休戚与共。

　　官场中人都是权力动物，独裁是其最高政治目标。在这一点上，闵妃与她的公公大院君并无不同。对于即将到来的时代，闵妃既没有了解也没有准备，她所接受的教育已经过时，而她却准备凭此开创未来。1875年（明治八年），平静的好日子结束了，日朝两国在时隔将近三个世纪后再度交兵，明治政府向闵妃政权正式发起了挑战。
　　自当年五月底，明治政府就向朝鲜近海派出了三艘军舰，对朝鲜东西海岸进行示威性水域测量。9月20日，一艘名为“云扬号”的军舰强行驶入汉江河口，直接威胁王京汉城的安全。不仅如此，云扬号还向江华岛草芝镇炮台派出了几艘小艇，为的是寻衅滋事。日本人达到了目的，朝鲜守军向日本舰船开了炮。云扬号舰长井上良馨（非井上馨）迅速以此为由炮击江华岛，日军于当日午后占领了江华岛对岸的永宗岛，他们摧毁了当地炮台，焚毁了当地城池，并虏获了38门大炮及130余支火绳枪。在整场冲突中，日军仅有2名士兵受伤，而朝军有35名士兵战死、16名士兵被俘，日军还对当地进行了烧杀抢掠，把一个六十户的镇子削减到了二十户的规模。这就是震惊远东的“云扬号事件”，它是明治政府继出兵台湾之后的第二次较大规模外侵。

　　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对外宣称他们“通过江华岛时不意受岸上发来炮火所击”。换句话说，日本政府企图让全世界都相信——日军完全是在“正当防卫”。可是，就连日本史学者渡边胜美也承认：“虽把受炮火所击辩解为既突然，又完全出乎意料，但受炮击并非突然或出乎意料，而是预谋盼望受炮击。所以，我认为受炮击不仅不出乎我国意料，而且是我国所盼望的。”
　　事件发生后，朝鲜朝野震惊举国哗然，民众马上回忆起壬辰倭乱，每个人都担心起了自己的鼻子和耳朵。当然，民众中也有大量激愤不服的，摆出一副要与倭寇同归于尽的架势。闵妃是一个政坛新手，这是她遭遇的第一次外交危机，那么她将如何抉择因应呢？

　　6.壬午军乱
　　日本人处心积虑地策划了云扬号事件，事后更是大张旗鼓地开展了“向朝鲜讨说法”的外交行动。这次事件距“征韩派”下台仅有两年，然而，连最为反对“征韩论”的岩仓具视和大久保利通都主张膺惩朝鲜，以“上奉天子，下酬万民”。1875年12月9日，明治政府任命黑田清隆为正使、井上馨为副使，赴朝处理两国争端并签订通商条约。黑田和井上的外交使命清晰而明确，就是要打开朝鲜的国门，以为日本提供原料产地和产品销售市场。

　　在当时，清帝国是朝鲜的宗主国，而法国和美国先于日本叩关朝鲜，成立不足十年的明治政府要想对朝鲜有所行动，不能不首先获得相关国家的默许。日本人首先将侵朝计划通知了西方列强，各国公使一致支持，美国驻日公使更是送给井上馨一本《佩里提督日本远征记》，并告诉他：“只要你读好这本书，并照此行事，定能取得成功”。此外，明治政府还派森有礼赴北京探听清廷态度，总理衙门回复说：“朝鲜隶中国藩服，其本处一切政教禁令，向由该国自行专主，中国从不与闻。今贵国欲与朝鲜修好，亦由朝鲜自行主持。”明治政府由此得出结论，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徒有其表，日本完全可以采取单边行动。

　　1876年1月6日，黑田清隆与井上馨率领800名水兵搭乘3艘军舰3艘商船自东京品川港启程，浩浩荡荡地开赴朝鲜。
　　与明治政府的迅疾、周密相比，闵妃政府显得缓慢而粗心，它在事发三天后都没搞清楚事件真相，就连被何国人所攻击都没弄清楚！在谈判中，朝鲜使臣完全不是日本使臣的对手，他们被日本代表的虚张声势给镇住了。井上馨要求朝鲜使臣在条约上签字，他威胁说：“谈判一旦决裂，日本将立即开战！现在，4000日本兵已经登陆，而另外的2000即将到达！”
　　日本人的恐吓起到了效果，闵妃政府答应了他们几乎所有的要求，包括给予日本领事裁判权、允许日元在朝鲜无障碍流通、允许朝鲜铜币无障碍出口及对日本输朝商品征收“零关税”。条约的签署地在江华岛，因此被称为《江华条约》。《江华条约》之于朝鲜，犹若《南京条约》之于中国，二者都揭开了新兴资本主义粉碎古老农耕文明的序幕。
　　于日本人而言，《江华条约》的签署是一次重大的外交胜利，他们轻轻松松就得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东西。日本人的入侵打破了半岛的宁静与平衡，中国对朝鲜的宗主地位发生了实质动摇，《江华条约》的第一条就明言：“朝鲜国乃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国平等之权”。
　　日本人的成功刺激了西方列强，在《江华条约》签署后，美、英、德、法、俄等国陆续与朝鲜签订了类似条约。这一趋向符合清政府的利益，它甚至可视为总理衙门“以夷制夷”的新尝试。
　　而于朝鲜人而言，《江华条约》是一个耻辱的卖国条约，做为签约的决策人，闵妃承受了极大的舆论压力。当时，她已与大院君反目成仇，她的班底由反大院君势力组成，他们要想站稳脚跟就必须执行反传统路线，换句话说，闵妃必须要进行改革。
　　在改革上，闵妃干了两件大事：一、她设立了一个执行新政的机构，名曰“统理机务衙门”，这是一个类似于清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机构，主管外交通商事宜；二、她聘请日本军人为教官，组建了一支近卫武装，号曰“别技军”，以近代新军方式操练。从表面上看，这是两项顺应历史大势的举措，然而，就是这两项“改革”导致了一场震惊东北亚的军事政变。
　　易中天在评述王安石变法时，曾得出过这样一个结论——改革帮了腐败的忙，他补充说“不要以为贪官污吏害怕改革。他们不害怕改革，也不害怕不改革，只害怕什么事情都不做。相反，只要朝廷有动作，他们就有办法。”朝鲜的统理机务衙门就是这样一个“有办法”的机构，它本身就是改革的产物。
　　领导统理机务衙门的是闵谦镐，此人出身于骊兴闵氏，属两班贵族，他的姐姐是大院君的妻子，他的胞兄闵升镐被过继给了闵妃的父亲。闵谦镐的背景深厚又颇通些文墨，他的仕途因之十分平坦，在其兄闵升镐被暗杀后更是如日中天。闵谦镐不仅是统理机务衙门的负责人，而且掌管了边政和军务，手握军、政、财三权，是闵妃外戚集团的二把手。与同时代满清的恭亲王奕�6�0相比，闵谦镐的权位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他的做为却更像是乾隆时代的满官和珅，史书对他的记载是：“贪鄙无识，治园第，穷声色，图嘱贿赂无虚日。凡导上卖官鬻狱诸稗政，皆主之”。当权者的人品差到这般地步，其领导的“改革”也就可想而知。

　　1881年，闵妃决心在日本人的帮助下组建一支近代武装，起名“别技军”，具体事务就由兵曹判书闵谦镐负责。别技军的规模很小，起初只有80人，发展了一年也没超过400人。在组建别技军的同时，闵妃政府还对旧式军队进行了大幅裁减，裁军幅度高达一半。在当时，《江华条约》摧毁农耕经济的效果日益明显，农民大量破产，粮食十分匮乏，物价持续上涨，下层生活困苦。对旧军士而言，退伍意味着失业，而更为糟糕的是，他们已经连续13个月没有领到军饷了——军饷被闵谦镐私吞了。

　　“如果发生通货膨胀，再加上收入分配不公，以及贪污腐败，足以影响社会的稳定，甚至政权的巩固。”中国前总理答记者问的这句话恰是朝鲜此时的写照。
　　1882年六月初，迫于舆论压力，闵谦镐同意向旧军士发放一个月米饷。很显然，这一决定会缓解旧军士的反抗情绪，可是谁也没想到，闵谦镐竟在这个节骨眼上玩火，他将大量糟糠和砂石掺入下发的米饷中！套用于谦老师的一句话——他眼里已经没谁了。
　　当旧军士领到“注水”米饷时，他们愤怒了，于是找府库文官理论，期间双方发生了冲突，旧军士捣毁了仓库，抢光了粮食。这一消息很快传到汉城捕盗厅，警察迅速逮捕了四个兵头，判处其死刑，定于几日后执行。对此，一同闹事的旧军部众感到冤屈，他们决定营救同袍。这些人最初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找主管刑曹的闵谦镐大人，请他高抬贵手、刀下留人。这明显是一种服软的表现，可当这些军士抵达闵谦镐家时，他们突然硬了起来，他们被闵府堆积如山的金银财宝激疯了。

　　他奶奶的，老子出生入死，连饭都吃不上，这孙子居然富得流油。兄弟们，诛权贵，灭闵贼，杀呀！

　　一般而言，大变革时代也是大贪官时代，新旧更迭会让无数人流离失所，而让一小部分人骤然暴富。无数的历史证明，人们很能忍受穷日子，但却难以忍受暴发户，尤其是官员暴发户。
　　当求情旧军士赶到闵府后，他们并没有见到闵谦镐，这位大忙人正在监督景福宫工程。那些穷当兵的可能从来也没见过闵大人，他们对这位大人所有的了解都来自于传闻。事实上，真正刺激旧军士哗变的不是闵谦镐糟糕的人品，而是摆在他们面前的巨额财富。
　　旧军士把替闵谦镐看家护院的库吏杀了，然后把闵府掀了个底朝天，最后把金银财宝和珍奇古玩一把火全烧了。这下，事情闹大了。
　　闵谦镐得知消息后吓坏了，他跑到高宗的寝宫景德宫避难。为了平息民愤，高宗不得不罢免闵谦镐，但已经无济于事。哗变士兵很清楚他们闯了大祸，他们已经没有了退路，唯一的生路就是把事情搞得更大，让所有不满现状的人都参与进来，利用集体的力量对抗闵氏外戚集团。这也就是陈胜、吴广在两千多年前喊出的“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
　　“举大计”需要领袖，而哗变士兵连个组织都没有，他们急需一位懂政治、会组织的干将，他们想到了大院君。的确，大院君是当时的最佳人选，他既有能力又有意愿。可当旧军士恳求他出山时，大院君婉言谢绝了，他说：我老了，不问国事八九年了，国王陛下仁慈，怎么会出这种事呢，一定是搞错了，你们且回吧。
　　很显然，这不是大院君的真心话，那他为什么要发表这番外交辞令呢？原因很简单，他不想背负“谋逆”的骂名，诸君不要忘了，大院君的权威来来自于他那“卫道”的形象。
　　然而，大院君也无法掩饰他内心真实的渴望，一个被赶下台的人最渴望的就是翻盘，一个被亲信背叛过的人最渴望的就是复仇。大院君等这一刻等了八年，他六十二岁了，此生没有多少翻盘机会了。

　　在儒家文化圈混，你得懂得阴阳并用，只会阳的人办不成事，而只会阴的人做不成人。“卫道士”大院君既想办成事，又想做正人，所以他一面撇清与起义者的关系，一面又指使家臣潜入起义队伍，以便有效操控这支反政府力量。
　　大院君果然是政坛高手，在他的策划下，一支乌合之众很快变得有组织、有纪律、有纲领了。起义队伍迅速壮大起来，汉城底层的市民和小贩也加入了起义队伍，人们迅速攻占军火库，捣毁“公检法”，释放政治犯。在整场行动中，起义者打出了“杀光闵氏，尽屠倭人”的口号。
　　此时，闵妃已经成了众矢之的，这个女人不甘心坐以待毙，可是她又没有可供紧急调用的武装力量。本来，她可以派遣别技军弹压一阵，可是事不凑巧，别技军当天正好放假，营中只有日本教官堀本礼造和20几名士兵。起义者很清楚别技军是一个重大威胁，他们很早就赶到了别技军军营，不由分说地打死了韩籍营长和日本教官，最后将新式枪械全部捣毁。
　　在起义当天，反日情绪被迅速调动起来，起义队伍在沿途不断捣毁亲日派大臣宅邸，后来他们将斗争矛头直接指向日本大使馆。日本驻朝公使花房义质在日本教官被杀后就得到了消息，他向朝鲜王廷求救，怎料王廷自身难保。花房义质感觉大事不妙，于是他一面组织工作人员自卫，一面准备弃馆逃跑。当天傍晚，起义队伍开始焚毁使馆周边房屋，以切断日本人的后路。花房义质绝望了，他在纵火焚烧使馆后带领手下携武器杀出重围。

　　事情搞到这个地步，所有参与起义的人都已没有了回头路，接下来，他们必须干掉闵氏外戚集团的总头目——闵妃和闵谦镐，这两个人都还躲在王宫中。第二天一早，起义者如潮水般涌入王宫，他们四处搜捕“闵家人”。这是一个无法无天的日子，局面已经完全失控，尊卑、礼法、秩序荡然无存，有的只是无边的狂怒和无尽的恐惧。高宗哪见过这阵势，一向懦弱的他崩溃了，他向生父大院君发出了求援。这一结果正是大院君所期盼的，他可以名正言顺地复出了。

　　在无数人的簇拥下，被流放了八年的大院君又回到了权力中心，他要拿回属于他的正义。当年，闵谦镐积极策划了驱逐大院君的政变，此刻他却向大院君摇尾乞怜。闵谦镐抱着大院君的大腿说：“姐夫，看在我姐的份上，救救我吧！”大院君冷冷一笑，回道：“当年，你怎么不看在你姐的份上，放过我啊？”之后，极其血腥的一幕发生了，在高宗和大院君的注视下，一代权相闵谦镐被无名兵士踢落阶下，愤怒的民众一哄而上，用铳、筑和剑将其打成了肉泥。

　　闵妃就比闵谦镐幸运多了，她在亲信的护卫下化装成宫女逃出了生天。起义队伍四处搜寻也没找到闵妃，生未见人死未见尸，他们害怕起来，因为闵妃一旦还政，他们将全部被清算！起义队伍六神无主，他们霸占着王宫不离开。
　　为了安抚起义队伍，大院君以朝廷名义宣布了若干政策，可总结为以下四点：一、公告天下，闵妃已经死于乱军之中，不日后举行国丧；二、朝廷承诺将于近期发放所欠军饷；三、废除别技军，裁撤统理机务衙门，恢复被裁撤的旧式军营；四、政府系统全面驱逐闵系官员，重新启用保守派士大夫，回归闭关锁国的外交路线。
　　在得到上述承诺后，起义队伍放下了武器，退出了王宫，一场政治大乱暂时得以平息。
　　按中国干支纪年法，1882年为“壬午年”，这场政变因之被称为“壬午军乱”。

　　7.输入型通胀与外来武装干涉
　　有位哲人说过，偶然是多种必然性的交叉点。与武昌起义一样，壬午军乱也是一场偶然事件，因几个汉子一时鲁莽而引发，此后牵此连彼，关联全局，最终形成了一场全国性政治运动。因此，我们不得不正视这其中的必然因素。
　　壬午军乱爆发于《江华条约》签署后的第六年，它的爆发完全是“改革开放”造成的。在运动的最高『潮』，为了平息群众怒火，大院君不得不当众宣布废止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重新回归闭关锁国的路线。这次运动的参与主体来自城市底层，他们的命运值得同情，他们的抗争带有被迫性，只可惜他们的目标与时代格格不入。

　　朝鲜的国门是被日本人打开的，朝鲜的灾难也是由日本人输入的，在这个过程中，闵妃政权充当了日本人的代理人。
　　军饷注水事件是此次军乱的导火索，闵谦镐无止尽的贪墨促使闵妃政权瞬间倒台。中国有个成语叫“欲壑难填”，翻译成英文是“Never Enough”，意思是“永远没够”。一般而言，人的贪欲会随地位的提升而膨胀，一个乞丐只想要口饭吃，一个皇帝却想要整个天下，还必须千秋万代。闵谦镐没能克服人性的弱点，不缺钱花的他竟把“第三只手”伸向了旧军腰包，位高权重的他似乎忘了一句俗语——兔子急了还咬人呢！

　　闵谦镐是闵妃政权的二把手，他的吃穿用度都来自特供，他克扣旧军米饷不是为了自用，而是为了倒卖。在《江华条约》签署后，日元开始大量涌入朝鲜，而朝鲜民间原有的交易货币——铜钱——被大量转移出朝鲜，与此同时，明治政府从朝鲜大量进口粮食以满足其国内需求。前面我们提到，大隈重信领导大藏省时放任银行发行纸币，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甚至引发了本土暴动，大隈本人也因此于明治十四年（1881）下台。随着日元逐渐成为朝鲜通用货币，日本的通货膨胀很快便输入到朝鲜。粮食少钞票多，物价必然飞涨，黑市也就应运而生。面对暴利，谁人能不动心，毒贩、大老虎，炒房者有一个例外吗？

　　1881年，日本发生明治十四年政变，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军乱，这绝非偶然。
　　明治日本是资本主义扩张的产物，它本身又成了资本主义扩张的工具。日本人成功地打开了朝鲜的国门，他们成了朝鲜开国最大的受益者，同时也成了朝鲜的全民公敌。在壬午军乱中，起义队伍是临时拼凑起来的，他们既无组织亦无预谋，但他们对日本人及其代理人——闵妃政权——的仇恨完全一致。
　　在壬午军乱中，日本方面遭受了重大损失，它死了一些人，丢掉了公使馆，损失了不少商铺，更重要的是失去了代理人。大院君政权复辟了，这简直是日本人的噩梦，这意味着他们之前所有的投资将化为乌有，而他们对未来所有的畅想将化为泡影。
　　为了颠覆大院君政权，明治政府开始准备采取军事行动，它似乎也“不得不”这么做，因为其国内鹰派言论已经快失控了。当然，明治政府并不是一个小布什式的愣头青政权，一方面，它很清楚自己的利益所在，另一方面，它也很知道自己的真实实力。当此之时，明治政府正在推行松方财政，全面消减政府开支，甚至大量出售国有企业，它能拿出多少钱用于对朝军事打击呢？
　　对明治政府而言，解决朝鲜问题的最佳方案是，既要产生足以颠覆大院君政权的军事威吓，又要避免激起一场耗资巨大的军事冲突。因此，明治政府一方面在国内实施戒严，防止那些武士破落户煽动“爱国主义”，制造国内动乱，另一方面派逃回国的驻朝公使花房义质引陆海军1500人赴朝鲜问罪。
　　8月12日，日军抵达仁川港，半个月前，花房义质正是从这里逃回日本的。花房小伙很了解朝鲜民众的反日情绪，他从汉城公使馆逃往仁川时本想多避难几日，没成想仁川也迅速被起义军控制了，他最后搭乘一艘英国测量船才逃出朝鲜。
　　“一秒也不要犹豫，马上进入汉城，以速决谈判，避免清国干涉！”花房义质还记得外务卿井上馨交代给他的这几句话，因此，在登陆仁川后，花房带领日军迅速驰往汉城，这下可把汉城人民吓坏了，许多士兵甚至开溜了。
　　面对来势汹汹的日寇，一向强硬的大院君也软了下来，他在用尽了扯皮的功夫后开城迎接花房义质。谈判在紧张而不友好的气氛下进行，花房义质抛出了和谈七条款，包括惩办凶徒、抚恤日侨、赔偿使馆、增开口岸、允许驻兵，等等。花房限大院君于三日内答复，否则兵戎相见。
　　望着花房离去的背影，大院君陷入了沉思。很显然，他不能答应日本人的条件，否则他就成了日本人的代理人。可是，他又不能不答应，因为朝鲜旧军绝对打不过日本新军。那怎么办呢？这时，大院君想起了宗主国——大清。只可惜他想起来得太晚了，闵妃集团已先他一步向上国求援了。
　　关于朝鲜内乱和日本出兵，清廷高层早就从驻日公使那得到了消息。时任直隶总督为张树声，安徽合肥人，是李鸿章的老乡，因李鸿章丧母丁忧接任直隶总督。壬午军乱发生后，朝鲜驻华使臣金允植找到张树声，请求大清出兵平定朝鲜内乱，同时牵制日本侵略军。对此，张树声做了两个决定：一、派水师提督丁汝昌赴朝调查真相；二、奏报清廷迅速发兵朝鲜，以牵制日军并平定叛乱。

　　8月7日，慈禧太后批准了张树声的出兵计划，14日，返京的丁汝昌催促王师赶紧开拔，17日，清军正式进军朝鲜。中国远征军的统领为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总兵力3000人，丁汝昌、张謇和袁世凯随往。8月20日，清军抵达仁川，与日本形成对峙之势。
　　很明显，清军的介入改变了朝日力量的平衡。为了抢得先机，花房义质于8月22日率日军退出汉城，以示“和谈破裂”。花房想用这种极端方式逼迫大院君就范，结果却是他带日军前脚刚离开汉城，袁世凯就带清军进入了汉城。
　　清军入朝的使命是平定壬午军乱，同时防止日军控制朝鲜，并不是要与日本开战。这一时期，清廷的对日政策仍然是“中日提携”，吴长庆忠实地执行了这一外交原则，他积极接触花房义质并与其达成一致。
　　8月26日，大院君访问清军大营，吴长庆趁机将其逮捕并押往天津受审。就这样，大院君三十三天的复辟梦破灭了，他在保定被软禁了三年。壬午军乱的其他参与者，如旧军士兵、新任大臣及大院君的庶出子，不是被斩首就是被凌迟，大头目无一善终。
　　再看闵妃集团，闵妃被清军从骊兴老家迎回了汉城，她带回来一个自称是“关帝之女”的女巫，据说这位跳大神准确预言了闵妃还宫时间，而那些救驾有功的好奴才都跟着闵妃鸡犬升天了。高宗在闵妃还宫后发布诏书，声言“洗心涤虑，惩前毖后，政令之从前不便于民者，悉令除之，择循良之吏，以牧群生，讲究实效，思与一国更始”。

　8.回不去了
　　反帝，反封建，历史教科书中经常出现这两个词。一场群众运动，大凡沾了“反帝”、“反封建”的边，就具有了天然的正义性。若是这场群众运动没能取得成功，那其失败的原因必定是参与群众不是“无产阶级”，另外他们尚未参透“马氏科学社会主义”。
　　笔者小时候曾经深信上述理论，长大后才发现自己当时好傻、好天真。编造上述理论的人，不过是通过逻辑诱导让你相信，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世界。
　　壬午军乱爆发的根本原因是朝鲜开国，起义队伍想要实现的政治目标是闭关锁国，因此，壬午军乱本质上是一场“反资本主义”运动。我们可以同情起义民众的处境，但却无法认同他们的目标，上帝站在了资本主义一边，而他们却选择向资本主义开战，粉身碎骨是他们必然的命运，只不过这一次中国人充当了刽子手。
　　新中国的历史观相当有意思，内中有许多互相矛盾的论点，可惜许多国人都浑然不觉。举例来讲，官方至今仍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却把“改革开放”奉为圭臬，好像改革开放不是为了融入资本主义世界；同样的，我们也从来都是一边歌颂“戚继光抗倭”，一边批判“闭关锁国”，好像戚继光抗倭的目标不是恢复闭关锁国。
　　我们习惯用“开国”来形容一国近代史的开启。笔者必须指出，“开国”一词形象但不深刻，而且有误导嫌疑，它容易被曲解为“开门迎贼”，让人以为资本主义主要靠抢劫发家。
　　静心观察你会发现，我们在近代并不是被别人踹开了家门，而是被人家裹挟进了另一个世界，一个由货币、公司和代议制构建的全新世界。这是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犹如走兽变身飞禽，不经历难以想象的痛苦无法实现。
　　常言道柿子要找软的捏，在大变革时期，最先被牺牲的也往往是那些底层民众。
　　壬午军乱是一场排外骚乱，或曰韩版“义和团运动”。由于《江华条约》对日本进口商品免税，所以欧美商人大多通过日本商人进行贸易。如此以来，对朝鲜民众而言，日本商人就成了“所有外国人”，代表了压迫他们的整个资本主义世界。
　　对于为什么会发生仇日骚乱，朝鲜高宗表现得很茫然，他在一份诏书中质问道：“六月之变，失信邻国，贻笑天下。国势日以岌嶪，赔款至于巨万，宁不寒心？日人之入我国，何曾虐我侮我，有乖和好？而特以军民之妄生疑阻，积怀忿怒，有此无故而先犯。尔等思之，其失在谁？”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当起义队伍高喊“尽屠倭人”口号并因此迅速坐大时，他们的国王却觉得“军民之妄生疑阻，积怀忿怒，有此无故而先犯。”王与民生活在两个世界，他们已经隔膜到了无法互相理解，政治上最悲哀的事莫过于此。
　　资本主义的扩张史，既是一部振奋人心的历史，也是一部冷酷无情的历史。壬午军乱的参与者希望关闭国门，重回过去，他们请回了儒家的卫道士大院君，以为只要领导人意志坚决，便可对抗历史大潮。时代变了，朝鲜回不去了，永远都回不去了，再也没有男耕女织，再也没有世外桃源。对于资本主义扩张，他们可以诅咒，但却无法阻止。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他们必须斩断过去，重新出发，在故土之上建立新的文明。如果他们不主动迎接这场潮流，那就只能被这场潮流所吞没，被来势汹汹的倭寇所奴役。

　　权力，一旦得到就再也不能失去，因为一旦失去就很难再得到。闵妃是一个得到过权力又瞬间失去权力的人，在手握权杖时，她是何等的威风，生杀予夺只在她一念之间；在失势亡命时，她又是何等的狼狈，流氓乞丐皆能要她性命。如今她回来了，被清兵接回来了，而她的死敌——大院君——被清兵抓到中国去了。重新掌权的闵妃开始调整朝鲜的外交政策，由原来的一边倒转向了“以华制倭”。

　　1882年（明治十五年）8月30日，闵妃政府与明治政府在仁川签署了《济物浦条约》（仁川又名“济物浦”），内容包括扩展通商口岸、厚葬遇难日侨、抚恤受害者家属、惩办肇事凶徒、允许日本驻兵，以及允许日本人游历朝鲜内地。总之，日本人提出的要求闵妃再一次全都答应了。
　　对日谈判结束后，闵妃政府还与清政府签署了四个外交文件——《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仁川华商租界章程》、《中江通商章程》、《吉林贸易章程》——给予中国“领事裁判权”、“关税协定权”和“清租界”。这一事件尤其值得注意，但却往往被我们所忽略。依照传统史观，上述四个外交文件都是“不平等条约”，是强凌弱的不道德产物，应当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上述四个外交文件将我们置于一种尴尬境地，它的存在似乎证明我们在被列强欺负的同时也在欺负朝鲜。正因为此，我们才不愿提及这段历史，到了非提不可时，我们就表现出一种言不由衷的愧疚感。笔者以为，我们完全不必如此，因为传统观的观念史观是有问题的。

　　观念史观的本质是泛道德主义，不管是马氏学派还是泛民主派，都把错综复杂的历史问题简化为非黑即白的道德问题，不是“人民”就是“敌人”，不是“民主”就是“独裁”，不是“真普选”就是“假自治”。这种历史观极其幼稚，但很容易忽悠人，因为好懂。泛道德主义者往往不顾成因，也无视环境，更不承认条件，他们只要结果而不能容忍过程，以为靠一哭、二闹、三上吊就能解决政治问题。当这些耍赖手段无效时，他们就擎起一面道德大旗，把自己包装得高尚而可怜，把对方形容得卑鄙而残忍。

　　要看清历史并从中获益，我们需要放宽历史的视界，用无偏见的心态去面对历史的仲裁。
　　中朝签署上述四个外交文件源于双方合意，中国需要保住朝鲜这一最后属国，朝鲜也需要利用中国来牵制日本。事实上，早在壬午军乱发生前，朝鲜高层就萌生了“以华制倭”的念头，当时朝鲜进口商品的九成来自日本。为了扭转这一局面，闵妃派要员金允植赴天津与李鸿章接洽，希望“令上国及小邦人民于已开口岸互相交易，以分外人独占之利，亦许派使入驻京师，藉通情款以资声势。庶外侮可御，民志有恃”。朝鲜的这一请求也符合清廷的利益，截至此时，琉球群岛已被日本占领，越南大部也被法国染指，朝鲜半岛是东亚朝贡体系最后的阵地了。为了保住朝鲜，清廷修改了“内政外交从不与闻”的对朝政策，壬午军乱只是加速了这一进程。 

　　严格来讲，上述外交文件并非国与国之间的条约，而是宗主与藩国之间的“章程”。四个章程中都有这样一句话，“朝鲜久列藩封，系中国属邦”。这句话看似于中国有利，实则不然。在日本入侵朝鲜前，朝鲜乃中国藩属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法国和美国向朝鲜提抗议都是向大清总理衙门发照会。而到了这会儿，大清帝国需要借助与属国签订外交文件来表明自己的宗主身份，这一事实本身即表明——东亚朝贡体系行将终结。

　　朝贡体系是中华帝国创立的东亚和平秩序，它的鲜明特点是非法律化和非强迫性。对于朝贡，天-朝-上-国的态度是，一国来朝不拒，一国断贡不追。“万国来朝”的本质是中华帝国体制文教的对外扩张，这种扩张不是领土的扩张，而是影响力的扩张，它依靠被扩张者的自愿。人家效法我们，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仰慕。别人的内政外交我们一般不干涉，除非其内部发生叛乱，或与邻国打得不可开交，即便干涉也大都有求才应。而上述外交文件的签署打破了既往惯例，维系原有体制的纽带早已不复存在，尤其是朝贡贸易。资本主义终结了东亚的闭锁状态，朝贡贸易失去了存立的基础，朝贡只剩下“朝”而不见“贡”了。今天，中华帝国余威尚在，朝贡体系尚可维持门面；他日，中华帝国一溃千里，朝贡体系就再无存世之理，而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