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 《走向癫疯——大日本帝国的崛起与崩溃》作者: 迟玉德 由 北冥巨鲲 于 2017-11-08 10:14

　　1.琉球两属
　　中国的皇帝又被称为“天子”，他是国王与教皇的结合体，他在死后会被供奉于太庙，会被后世当做神一样祭祀与崇拜。在皇帝驾崩之后，新君要给先帝选择一个庙号，以对其一生盖棺定论。万历皇帝的庙号为“神宗”，这可不是一个好的评价，它虽也有“安仁立政”、“则天广运”的正面含义，但更多的是指“圣不可知”、“阴阳不测”、“治民无为”、“应变远方不疾而速”，万历皇帝朱翊钧几乎占全了。历史上另一位有名的“神宗”是赵顼[xū]，他是北宋的第六代皇帝，因启用古怪的改革家王安石而得此差评。庙号现象反映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泛道德化倾向，我们喜欢把皇帝分为仁君与暴君、明君与昏君，把朝代兴亡的原因主要用道德人品来作解释，这样我们就可以心安理得地不对体制进行反思。

　　《平倭诏》的发布标志着万历朝鲜战争结束，东亚朝贡体系一如既往地主导着东亚秩序。1609年，李氏朝鲜与德川日本达成了谅解，两国恢复了商贸往来。同年还发生了另一件易被忽视但颇有影响的事件，那就是我们的属国琉球被日本的萨摩藩入侵了。
　　琉球是位于东中国海上的一系列群岛，散落于日本列岛与台湾岛之间，长久以来为尚氏王朝所统治。琉球人可能是马来人与百越人（先秦中国南部蛮族）的混血，他们长期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洪武年间，“闽人三十六姓”奉太祖之命迁居琉球，以推动当地造船、文化与贸易的发展。经过数代中国人的努力，琉球王国迅速变成了一个中国式国家，琉球人用毛笔写字，启蒙教材是《三字经》，中学教科书为四书五经，官方语言乃是汉字，每个家族都有族谱，全岛都崇祭孔子，琉球服饰更是与大明无异。“闽人三十六姓”是一个外来精英集团，他们始终居于琉球社会的上层，控制着相当一部分的王廷要职。

　　虽然这片群岛早被中国人以[liú qiú]二音命名，但使用“琉球”二字还是洪武之后的事，它的意思是“琉璃玉与珍珠球”。
　　琉球是一片狭长且较小的群岛，它不具备农耕立国的基础，海上贸易是其安身立命的根本，这也是它努力亲近中国的原始动机。琉球的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它位于东亚大陆、日本列岛、台湾岛及东南亚的中间，是沟通这一地区的海上通路，被称为“万国津梁”。琉球人在与帝国交往时保持着恭顺的姿态，是个标准的“好孩子”，它因此得到了帝国的宠爱与实惠。帝国的海禁政策加强了琉球的贸易优势，它很快就成为一个靠中转贸易发财的国家。

　　琉球不是一个武装国家，军事化对它没有多少意义，若是邻国一心想要侵犯它，它几乎没有任何招架之力。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琉球才主动寻求帝国的庇护，中琉宗藩关系因之日趋紧密。
　　琉球努力加强与中国的关系主要是为了防范日本，事实上，早在十五世纪末琉球就遭受了萨摩藩的恐吓与勒索。一个世纪后，丰臣秀吉在日本崛起，他曾试图吞并琉球，后来改为财务勒索，要求琉球为“入唐”行动提供军事援助。面对霸道的日本人，琉球国王采用了“拖字诀”，他不说不给而是说国家穷没有钱。丰臣秀吉可不是一个好糊弄的人，他以调查琉球土地的方式逼琉球国王就范。琉球国王屈服了，他向丰臣的军队提供了规定数额一半的粮饷，萨摩藩主说另外一半由他暂时“垫付”。琉球国王没有明确承认这种“垫付”，但也没有明确反对这一说法，这就为萨摩人提供了入侵的口实。

　　萨摩藩就是后来的鹿儿岛县，相信读者对萨摩人已有深刻印象。萨摩人历来以“好勇斗狠著”称于世，就连征夷大将军都拿他们没办法，德川家康在关原合战后没敢更动他们的地盘。萨摩藩参加了万历朝鲜战争，又在后来的关原合战中战败，它的财政因之陷入困顿。为了摆脱危机，萨摩藩主盯上了琉球的对华贸易，他决定发动一场征服琉球的军事行动。
　　1609年三月，萨摩藩主以“索债”及“膺惩不臣”的名义派出了一支三千人的征琉远征军，“己酉倭乱”爆发了。能征善战的萨摩武士很快由北向南地占领了整个琉球，琉球国王被迫投降，当春天结束时，侵略军掳掠着一百多俘虏返回萨摩，其中包括了国王与三司。萨摩人的军事目的不是占领琉球，而是控制它，且以最低成本。萨摩藩主成功地臣服了琉球王室，1611年底双方签署了一些列旨在确立萨摩宗主地位的不平等条约，之后不久琉球俘虏被释放回国。

　　萨摩藩的军事行动得到了德川幕府的批准，事后，德川家康高度评价了这一侵略行动。不过本质来讲，这只是一场萨摩藩的单独侵略，与万历朝鲜战争有着本质的不同。事实上，萨摩藩主极力避免幕府与他藩干涉琉球事宜，他甚至不允许琉球人与其他藩进行直接接触。萨摩藩主的心思很明白，就是通过控制琉球垄断日琉与日中贸易，当然主要是后者。
　　1609年之后，萨摩藩永久侵占了包括奄美大岛在内的琉球北方五岛，对这一地区实行直接殖民统治。但对于其他地区，萨摩藩采取了一种萨摩人监视下的琉球自治模式。萨摩藩主向北方五岛之外的各大岛派遣“在番奉行”，是一种类似于殖民总督的派出机构，包括常驻官员、巡视监察以及治安杂役。萨摩藩主不允许驻琉官员与当地人结交，也不允许他们贪污腐败或招惹是非。萨摩藩主对同化当地人没有兴趣，恰恰相反，他一直极力避免出现这样的苗头。琉球人不能与萨摩人通婚，不能起日本式名字，不能归化为萨摩户籍，甚至不能穿着和服。萨摩藩主之所以这么做不是因为善良，而是因为需要。他试图让远在北京的中国皇帝相信，琉球还是原来那个独立的琉球，这样他便可以借壳贸易。

　　历史显示，萨摩藩主的愿望在一段时期内落空了，因为万历皇帝发现了这个秘密。明廷早在1609年就通过琉球使臣得知了这起“倭乱”，万历皇帝对琉球使臣进行了情感安慰，还命令福建官员搜集“倭乱”细节，似乎有再度平倭之意。萨摩人的做法出乎了万历皇帝的预料，琉球王国并未被吞并，它仍然“独立”地存在着。对此，明廷选择了沉默，它似乎也没有发难的理由。1612年，琉球按例向帝国朝贡，帝国的官员很快就从贡品中发现了日本土产，万历皇帝怀疑日本人操控朝贡贸易，因此将琉球的贡期由“两年一贡”改为“十年一贡”，直到十年之后才放宽至“五年一贡”。明廷修改琉球贡期可能还有利益上的考量，万历朝鲜战争恶化了帝国的财政，她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大手大脚了。

　　满清得以统治中国有日本人的功劳，它似乎也在无意间回报了日本人——“琉球”的对华贸易恢复到了正常水平。满清君臣把琉球视为仅次于朝鲜的忠诚属国，他们很可能不知道琉球被萨摩控制的事实，也就严重误会了琉球“忠诚”的本质。一些清代使琉官员的日记显示，他们在琉球得知了萨摩侵琉事件，也观察到了琉球人的一些异样，但他们并未试图刨根问题，也从未向皇帝报告哪怕些许实情，一如他们在内政问题上的表现。

　　在我们这个帝国，实事求是是一种极不受欢迎的政治作风，它会破坏“天下和谐一统”的形式美感，进而削弱帝国存立的心理基础。帝国的官员必须学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必要时两只眼睛全闭上，以保持帝国灿烂的形象和无上的尊严。
　　出使琉球的官员很清楚他们册封使命的形式化，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来到这个岛国不是为了任何实质的内容，亦或者说，册封形式本身就是宗藩关系的内容。与帝国而言，藩属国不是殖民地，它们虽是中国化的但不是中国的。因此，帝国对番邦的内政与外交没有兴趣，我们也只在受到邀请时才介入番邦内部或番邦之间的纷争。帝国建立朝贡体系不是为了靠它发财，而是靠它免灾，用一种向外影响的形式达到对内防守的目的。在琉球问题上，萨摩侵琉基本未在形式上挑战朝贡秩序，而琉球人也未向清廷发出求援申请。既然如此，戳破“琉球独立”的谎言就显得毫无必要。使臣们不远万里出使琉球，为的是获得晋身的资本，而不是让满洲皇帝下不来台。使琉官员大多为汉人，他们连自己的祖国都丢了，还有什么资格替琉球人出头呢？

　　就这样，在中国，琉球的真相被掩盖终至遗忘了，我们高高兴兴地沉醉在一个“太平盛世”的幻梦里。

　　2.出兵台湾
　　让我们把视线拉回近代，话说大久保利于1873年10月通过政变推翻了西乡隆盛政权，确立了“內治优先”的政治路线。不过他很快就发现，要熄灭武士们燃烧的激情不是那么容易的，板垣退助已经掀起了自由民权运动，武斗一派更是磨刀霍霍，蠢蠢欲动。武士阶层已成为稳定国家的障碍，他们天天叫嚣战争，唯恐天下不乱。面对不断破产的武士，大久保利通调整了执政策略，由完全的“安内以攘外”转变为部分的“攘外以安内”，而1871年底发生的“牡丹社事件”为他提供了机会。

　　到明治六年（1873），琉球的地位随着废藩置县的施行发生了微妙变化，日本中央政府单方面宣布琉球为新立鹿儿岛县的一个“令制国”（自治辖区）。这一变化并未立即引起时人的注意，因为琉球古国仍然存在，仍一如既往地向清帝国朝贡。
　　日本人是一个崇尚名誉但无视道德的民族，与是非相比他们更关注利害，他们很清楚什么是“耻”但几乎不知道什么叫“罪”。
　　明治三年（1870）秋，日本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使华，企图与中国签订类似于《南京条约》的不平等条约，结果被清廷断然拒绝。一年之后，日本政府放弃了妄想，与清廷签订了平等的《中日修好条规》及《中日通商章程》。这似乎是个不错的外交开端，可这两个条约在签署时遇到了麻烦。英美政府担心中日两国会建立“攻守同盟”，便向明治政府施压，中日在某些条文上也存在分歧，条约就这样拖着一直没签成。可就在这来往反复间，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日使柳原前光从清廷的邸报上得知了“牡丹社事件”并向其本国政府做了详细汇报，明治政府随后发动了一场小规模“征台之役”。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明治四年（1871）冬，琉球南部的宫古岛与八重山依例向中部的首里王廷进贡，他们的进贡船队在回航途中遭遇了台风，有两艘贡船先后漂流到了台南的八瑶湾。其中宫古岛的漂流船共有69名船员，有3人在漂流中溺死，其余人安全地登陆。死里逃生的琉球人本以为厄运结束了，可谁承想它才刚刚开始。
　　琉球人登陆的地点是台南原住民的地盘，清廷称这一地区为“生番”，意思是化外之地。台南原住民有出草的习俗，所谓“出草”，就是把陌生男子的头割下来收藏于家中。这种野蛮的习俗有其历史的成因，原住民尚生活在部落时代，为加强本部落而削弱他部落，本部落男子有必要消灭他部落男子。对原住民来说，出草是一种家常便发，甚至有游戏的色彩。在原住民文化中，出草非但不野蛮而且很英雄。一个成年男子，家里要是没有几颗异族男子骷髅头，他上街都不好意思跟族人打招呼。

　　很不幸的是，琉球漂流民成为了原住民男子提升其尊严的牺牲品，登岸的66名琉球人中有54名遭此大难，只有12人在当地汉人的帮助下抵达了清廷统治区。八重山漂流船上的漂流民则没有遭此厄运，其46名船员除1名病故外都得到了清廷庇护。次年（1872）2月，57名琉球漂流民被清廷护送至位于福州的琉球馆，他们于同年7月返回琉球本土。清廷完全是依照惯例处理此事，琉球王廷也并未对处理结果提出异议，这件被今人称为“牡丹社事件”的海难本应就此平息。

　　当日本人得知牡丹社事件后，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明治政府要求介入这一事件。在日本，牡丹社事件被官员与名嘴大肆渲染，其中鹿儿岛人最为活跃，他们要求政府对台湾兴师问罪。九州的将官们也开始串联，他们甚至着手研究征台方略。
　　对明治政府而言，介入牡丹社事件有现实的困难：首先，它对琉球并没有主权，或者说它那单方面的废藩置县得不到国际上的承认；其次，它对台湾的情况也没有多少了解，加之台湾是清帝国的一个行省，征台有可能引发两国全面战争；最后，大久保政府的财政十分紧张，它没有打一场长时间战争的本钱。
　　政府虽有种种困难，但它无法拂逆主流民意，于是它开始了战争准备。
　　明治六年11月，日本政府派外务卿副岛种臣出使北京，名义上是要交换《中日修好条规》的批准书，实际则是来探听清廷的虚实，以寻找出兵的借口。
　　副岛种臣质问总理衙门，为何不惩办台湾生番杀人凶手。清廷的接待代表为毛昶熙，他反问道：“二岛（琉球与台湾）俱我属土，属土之人相杀，裁次固在于我，我恤琉人，自有措置，何预贵国事，而烦为过问？”副岛又拿出了遇难民中有4名日本人的证据，说“生番害人，贵国置之不理，我国有必要问罪岛人，因与贵国盟好，特先来奉告。”

　　毛昶熙没能看透副岛的外交意图，只觉得这小子没事无理取闹，便没好气地答道：“生番系我化外之民，问罪与否，听凭贵国办理。”副岛听闻此言大喜过望，他终于找到了向“无主番界”出兵的借口。

　　出兵台湾光有开战借口还不行，还必须有熟悉当地情况的内行，这时一个叫李仙得(Charles Le Gendre)的美国人出现了。
　　李仙德原本是法国人，出生于1830年，毕业于巴黎大学。24岁那年，李仙得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与一位纽约律师的女儿结婚，婚后不久移居美国纽约并归化为美国国籍。1861年美国爆发南北战争，李仙得积极参加了纽约第51步兵团，他在战争中多次负伤并因此逐级晋升，到战争结束时，他已经是合众国的一名陆军少将了。李仙得退出军界后进入政坛，他在1866年成为美国驻厦门领事。

　　李仙得上任后不久就遇到了一件麻烦事，美国商船罗发号(the Rover)在台湾东部外海触礁沉没，船长携夫人与幸存者在当地登陆，后不幸被原住民无端杀害。惨案发生后，美国政府向清政府发出了外交照会，怎知清政府不愿意介入生番事务。清政府的态度激怒了美国人：你地盘上的人撒野你不管是吧，那好，我们派兵打上门去！随后，美国政府向事发地点派出了两艘军舰，然而在与原住民的战斗中，美军并没有取得预期的胜利。

　　就在这个当口，传奇人物李仙得登场了。李仙得解决纠纷的办法十分大胆，他并不谋求惩罚或征服台湾生番，而是与对方进行直接谈判。李仙得有一种天生的冒险精神，他无所畏惧地跑到了生番地界，与当地首领展开了和平谈判。由于李仙得没有提出苛刻要求，因此他很快与生番首领达成了和平协议，生番领袖承诺今后不再斩杀西方白人。这一事件在远东外交界引起了不小轰动，李仙得因之获得了“台湾番界通”的诨号。

　　李仙得是个很有事业心的人，他不想碌碌无为一辈子，总想搞出点大动静。李仙得在台湾时详细绘制了生番地图及海图，还拍摄了大量照片。李仙得在做这件事时尚无明确意图，他只是觉得将来也许可利用这些东西从美国政府那换点功名。
　　明治五年（1872），李仙得辞去了厦门领事一职，他准备回美国发展。李仙得搭乘的航船停经日本横滨，他在横滨经美国公使介绍认识了副岛种臣，他的命运从此完全改变了。
　　李仙得与副岛种臣一见如故，双方都觉得相见恨晚。当时，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已向明治政府报告了“牡丹社事件”，日本国内舆论也已群情汹汹，明治政府已有意出兵台湾，可它还缺乏“台湾番界通”。想什么就来什么，台湾番界通居然送上门来了，天上原来真能掉馅饼！
　　明治政府立即聘请李仙得为外务顾问，授予其日本国籍，还送给了他一位日本二奶。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好运，李仙得受宠若惊，他突然找到了自我实现的感觉。李仙得要回报他的“新祖国”了，他向日本官员详细介绍了台湾生番的情况并不无挑逗地说，台湾“形势如未垦之地，日益空旷，无论何国公民都易于移殖。既不欲西人在我近处殖民，故若支那政府不喜领有此地，则与其落入西人之手，毋宁由我国（日本）占领此地。”李仙得还强调指出，当时英俄两国正在争夺“西亚病夫”奥斯曼土耳其，无暇东顾，此时征台乃是天赐良机！

　　李仙得铁了心要促成日本征台，他以宗教般的热诚投入到这一事业。李仙得既打过近代战争，又做过六年外交官，还成功说服过台湾生番，在与人打交道方面可谓经验丰富。他把这些经验一一传授给了他的“新同胞”，明治政府仅用一个美女和几个小钱就学到了强权经验与殖民方略，天下能有几笔这么合算的买卖呢？
　　李仙得不满足于只是传道，他还亲自承办具体事宜。他为明治政府制定了符合国际法精神的外交文案，并亲自出马与英美各国沟通，保证西方列强不会干涉日军征台行动。此外，李仙得还帮明治政府雇请英美籍能战将官，承租用于运兵的英美商船，购买交战时用的军火。这是一种多么执着的敬业精神啊！
　　在李仙得的帮助下，明治政府准备得差不多了，它在行动之前还派了两名官员考察台湾，一文一武。
　　明治七年（1874）4月，日本人开始正式行动，台湾番地事务局成立，西乡从道任“都督”，大隈重信任“长官”，李仙得任“二等出仕”，三千六百多名日军启航征台。
　　5月8日，日军在今屏东县登陆，十天后，他们与原住民展开战斗，仅至7月1日他们便迫使最后三个抗日部落——牡丹社、高士佛社、女奶社——全部投降，其他部落早则在战争初期就投降了。
　　日军的速胜完全在情理之中，可是他们无法将军事胜利转化为现实利益，热病（某种瘟疫）的来袭更使情况日益糟糕。日军在战争中只死了20人，但在热病中死掉了600多，且毫无停止的迹象！日本人逐渐撑不下去了，战争已经耗去了近2000万日元！更令日军不安的是，清政府于5月下旬向台湾岛派来了淮军主力，总兵力有六千五百人！
　　有一件事需要说明，在日军出发之前，英美两国突然改变了不干涉的态度，要求明治政府撤消征台行动。大久保利通不敢不听“老大哥”的，他亲自跑到长崎下达罢兵令，可谁承想西乡从道以“已经准备妥当”为由拒不领命，不管不顾地带着远征军出发了。今天的日本人管这种军事行动叫“暴走”，西乡从道为帝国陆军开了一个坏头，日本史学家司马辽太郎称这支征台军为“官製の和寇”。
　　大久保利通要为西乡从道的暴走买单了，当年9月，他亲自奔赴北京谈判，希望能体面地结束这场战争。很明显，日本人没什么谈判的资本，但大久保发挥了“贼不走空”的精神，他硬是利用外交手腕赢得了有利于日本的《北京专条》。
　　《北京专条》很短，只有三条，字里行间流露出中庸精神：清政府没有直截了当地否定日军的侵略行动，而是说“日本国此次所办，原为保民义举起见，清国不指以为不是”；此外，清政府还答应在日军撤离后支付给明治政府40万两白银，用以购买日军在台南建设的道路与房屋，另向琉球遇害漂流民家属支付10万两抚恤银。

　　这是一种息事宁人的中国式宽容，可它一点也没能感化日本人，反尔让对方蹬鼻子上脸。一个心怀“蛇吞象”梦想的民族怎么会被你这点小恩小惠所收买呢？日本人可不是一个相信恩情的民族，“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这只是我们中国人的信条，日本人可不信你这一套。历史证明，对日本人的任何仁慈与妥协都不会赢得对方的感激，而只会激发大和民族得寸进尺的欲望——这次是出兵台南，下次就是吞并琉球！

　　《北京专条》签署后，旅居中国的英国人宓吉感慨道，“台湾事件的处理向全世界宣告：这里有一个帝国，它随时自动地给你支付赔款而绝不进行战斗，支那的命运的确是结束了。”

　　3.古国覆灭记
　　1854年，美国准将佩里率黑船二次来航日本，他与幕府签完《神奈川条约》后要求当局同时开放琉球群岛。德川幕府表示，琉球群岛并非日本领土，因此他们无权决定琉球的命运。佩里在了解了这一情况后赶赴琉球国都——首里城，并在那与琉球国王签署了旨在开放那霸等港口的《琉美修好条约》。此后，琉球又与法国及荷兰签署了类似条约。这些条约的签署本身即表明，琉球王国是一个至少在形式上“外交独立”的主权国家。

　　然而不幸的是，《北京专条》的签署毁掉了这一有利于中琉的外交成果。以前，萨摩藩虽已实际控制了琉球，也与琉球签署了一些官方文件，但这一切都是很久前悄悄进行的，其法律效力并不为国际社会所公认，1871年的废藩置县也没能改变这一状况，因为那只是日本政府单方面的行为，就如同它今下购买钓鱼岛。《北京专条》改变了这一切，它可帮了日本人的大忙，日本用不着再向国际社会宣传“琉球两属”了，因为清政府已经稀里糊涂且公开地承认了。自此以后，日本人可以理直气壮地质问中国人：假如琉球此前不是他们日本的，那中国政府为什么要承认“征台之役”为“保民义举”，且黑纸白字地写明要因此支付给他们五十万两白银呢？

　　《北京专条》签署后，日本政府加快了吞琉进程。事实上，明治政府在与清政府交涉“牡丹社事件”的过程中就开始了小动作。1872年10月，鹿儿岛县要求琉球王子进京朝拜明治天皇。当时的琉球国王为尚泰，1847年即位，明治天皇将尚泰由“国王”降级为“藩王”，将琉球王室列入“日本华族”。《北京专条》签署于1874年10月，次年7月明治政府就派兵占领了琉球国都，要求琉球政府停用中国年号而采行日本年号，此外不再接受清帝册封也不再向中国进贡，总之就是与中国一刀两断。为了更有效地控制琉球，日本政府还将琉球改为直辖藩，由内务省管辖其内政，由外务省管辖其外交与商贸。明治天皇还要求“琉球藩王”尚泰“入朝研究政治厘革及兴建之法”，尚泰则以“健康欠佳”为由拒绝“入朝”。1876年，尚泰派特使赴东京请愿，恳请“日皇”同意琉球继续保持与中国的朝贡关系。这位弱国君的主企图用儒家道德感化蛮横的日本政府，他深情地写道：

　　“自归清国版图，以其保护声援，乃可无忧外患，自建为国。有古来风俗之礼乐政刑、自由不羁之权利，上下雍睦，安居乐业，若离清国必失自由权利而招掣肘之累，国家岂可永葆？父子之道既绝，累世之恩既忘，何以为人，何以为国？”
　　日皇没有被琉球国王的真情所打动，他一口回绝了尚泰那卑微的请求。不仅如此，明治政府还命令琉球政府停止编写《中山世谱》与《球阳》，那是琉球的国史！古语云，欲亡其国先灭其史。
　　1879年春，日本人完成了吞并琉球的最后一步，明治政府向其本国人宣布废除“琉球藩”，改立为“冲绳县”，任命锅岛直彬为首任冲绳知事（县长）。至于琉球王族，全部“移居”到东京指定区域，尚泰的封号由“藩王”更为“侯爵”，琉球古国自此不复存在了。
　　冲绳县的成立是东亚的重大政治事件，它赤裸裸地挑战了中华帝国的朝贡秩序，那么清政府对此是如何应对的呢？
　　其实早在1877年春，琉球国王的特使向德宏就拜会了闽浙总督，他恳请中国挽救琉球。向德宏是琉球国王尚泰的姐夫，他在来华途中还遭遇了台风，险些丧命于海上。清政府很清楚事态的严重性，它向日本派出了首任公使，以专门调查琉球事件。驻日公使名叫何如璋，是广东大埔人，同治七年（1868）的进士，官居二品，时年三十九岁，为人相当的沉稳。经过半年多的走访，何如璋向清政府提交了调查报告，他在文末发出了这样的预言：

　　“阻贡不巳，必灭琉球；琉球既灭，次及朝鲜。听之乎，何以为国？拒之乎，是让一琉球，边衅究不能免。他时日本一强，资以船炮，扰我边陲，台澎之间，将求一夕之安不可得。是为台湾计，今日争之患犹纾，今日弃之患更深也。口舌相从，恐无了局。”
　　何如璋真乃预言家也！或者说，任何了解日本的人都能发出这样的预言。但遗憾的是，清政府并未就何如璋报告作出及时且积极的反应，它选择了隐忍与拖延，一如它在台湾事件上的反应。
　　需要指出的是，清政府如此应对并非全因昏聩糊涂，主要是力有不逮。当时，帝国陆军刚在陕甘总督左宗棠的带领下收复了新疆地区，然而朝廷因西北常年用兵背负了沉重债务。左宗棠的西征是一场特殊的内战，它因帝国的衰落而爆发，而它的爆发又加速了帝国的衰落，笔者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这场已被遗忘的特殊内战。
　　在中国康熙晚期，一个由乌兹别克人建立的浩罕汗国在帝国伊犁的西边兴起。我们知道，乾隆皇帝曾在18世纪中期消灭了准格尔部并平定了大小和卓叛乱，又于1762年在新疆设置了以“伊犁将军”为中心的统治机构。新疆地区的民族与宗教颇为复杂，清廷因之采取了一种军政府加代理人的治理模式，各民族的领袖仍可充任基层官吏，只不过需要得到帝国皇帝的“任命”。新疆地区位处亚洲中部，被古代中国人称为“西域”，是中原帝国的重要战略屏障。伊犁将军设置时清帝国正处在全盛时期，那时，清帝国不但有能力获得军事上的胜利，而且有能力供养这一广大欠发达地区的官僚阶层。在这一时期，就连浩罕汗国也甘愿向清帝国称臣纳贡。

　　上述情况到了近代发生了重大变化，自1840年起，清廷就与英法、太平天国及捻军持续作战，帝国财政已被赔款与军费消耗殆尽，因此失去了供养新疆官僚阶层的资本。清廷停止供养新疆官僚阶层的后果是严重的，当地官员因领不到饷银而去勒索百姓，这自然会激起当地百姓的仇恨。结果，就在太平天国覆灭的那年（1864），帝国的西北地区又爆发了大规模民变，当地百姓杀死各级各族官员，他们占领官署攻打兵营，最终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割据政权。这一叛乱波及范围甚广，回民、维吾尔人、柯尔克孜人、哈萨克人乃至汉人都参加了叛乱，陕甘新疆很快脱离了清廷统治。

　　边疆内乱很容易导致外部入侵，沙皇俄国与浩罕汗国就趁此大乱入侵了新疆。于俄国人而言，侵略是一种保持其民族凝聚力的经常性活动，他们一有机会就吞并别人的领土。这一回，俄国人又逼着清政府签订了《塔城议定书》（又称《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永久割占了新疆西北端44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土地。《塔城议定书》签署于1864年10月，仅仅两个月后，浩罕汗国的军官阿古柏就率领一支小型军队入侵了新疆南部。

　　阿古柏是浩罕汗国的一位军官，塔吉克人，父母早亡，自十岁起卖艺为生，还曾被某位官吏收为娈童。阿古柏的童年是不幸的，他本应由此学会悲悯，可他学到的却是丰臣秀吉式的无情。
　　1842年，浩罕汗国与其西方邻国布哈拉汗国发生了战争，布哈拉人攻克了浩罕城，浩罕汗国陷入混乱之中。这一年，阿古柏二十二岁，他回乡投靠了一位军阀。阿古柏有勇有谋，在战场上如鱼得水，很快便崭露头角，到1860年他已成长为一方诸侯。

　　1864年，中国新疆爆发大规模民乱，各族都争着成立割据政权，其中柯尔克孜人占领了今喀什地区。柯尔克孜人的首领叫司迪尔，他为增强政权威信向浩罕汗国派出使节，要求迎立大和卓的曾孙——人称“圣裔”的布素鲁克。原来，浩罕汗国也像今天的印度与美国一样喜欢收留反-华势力。1865年春，阿古柏率五十骑兵护送布素鲁克赴喀什，他的军事冒险亦由此开启。
　　在这次行动中，阿古柏扮演了一个类似于东汉末年董卓的角色，他先是联合布素鲁克赶跑了原来的首领，然后攻击其它割据政权，并于当年四月成立了“七城汗国”，布素鲁克充任可汗。布素鲁克不想做“汉献帝”，他在阿古柏外征时发动了兵变，结果兵败被流放。
　　1867年，布哈拉汗国再次入侵浩罕汗国，后者的一支七千人军队弃国入疆，投奔了其本国军事大亨阿古柏。这一事件导致阿古柏实力大增，他开始率领大军南征北战，仅几个月就占领了除库车以外的整个南疆，后在占领区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洪福汗国”。
　　阿古柏的入侵有国际背景，洪福汗国得到了英俄两国的承认与支持。阿古柏在南疆地区推行野蛮统治，他不但向当地民众征收重税，而且强迫异教徒皈依伊斯兰教。这一动向不能不引起清廷的高度重视，朝臣们甚至因此掀起了一场“塞防与海防”的大论战。陕甘总督左宗棠是“塞防论”的代表人物，而直隶总督李鸿章是“海防论”的代表人物，双方争论的焦点是应该把有限的国防预算投给西北陆军还是东南海军。

　　1868年是一个关键的年份，这一年日本爆发了戊辰战争，而中国平定了捻军叛乱。自洪秀全起事以来，帝国饱经内乱蹂躏，人口大幅减少，经济全面待兴。劫后余生的清帝国面临大规模裁军的压力，李鸿章的淮军就在被裁之列。谁知树欲静而风不止，刚成立没几年的明治政府居然打到了“天~朝上国”的家门口，真是岂有此理！在《北京专条》签署后，李鸿章奏请朝廷尽速筹备近代海军，他说“新疆不复，于肢体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日本近在肘腋，将永为中土之患！”。左宗棠则不同意李鸿章的看法，他认为决不可放弃新疆，“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面对“左李之争”，满清高层做出了最终裁决：新疆不可丢，海军必须办，一个都不能少！

　　1875年，李鸿章受命组建北洋水师，开始从英国船厂订造军舰。北洋水师在初建时进展十分缓慢，原因也很简单——没钱！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一个贫穷的朝廷不可能在进行一场大规模战争时还有钱供养一支大规模海军，顾点就顾不了面，要鱼就不能兼得熊掌。事实上，同时期的日本也没有什么海军力量，明治政府攻台湾、吞琉球所凭借的是胆量而非力量。
　　琉球国使向德宏抵华后一直在福州进行复国运动，可他的行动一点用处也没有，日本还是在1879年春建立了冲绳县。亡了国的向德宏直奔天津，他要面见外交重臣李鸿章，这是他唯一的希望了。向德宏在致李鸿章的信中写道：“生不愿为日国属人，死不愿为日国属鬼，虽糜身碎首，亦所不辞！”
　　李鸿章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拒绝接见向德宏，因为清廷在琉球问题上缺乏积极的政策。就在此时，一名外国政要介入了中日琉球争端，这个人就是美国卸任总统尤利西斯·格兰特(Ulysses Grant)。
　　格兰特当时正在进行环球旅行，他在得知“废琉置县”消息后立即赶赴天津。李鸿章经营洋务多年，是“以夷制夷”的老手，他不失时机地邀请格兰特调停中日争端。美国人自佩里时代起就惦着琉球群岛，他们万没想到小日本抢在了他们前面，美利坚的爱国者们心里憋了一肚子火：他奶奶的，一个猎物居然也打起猎来了！格兰特正是看到了这股民怨才兴冲冲地主动介入琉球问题。
　　格兰特与李鸿章进行了长谈，他详细了解了中方的观点与主张，不过他很难搞懂儒家式的东亚朝贡体系。格兰特离开天津后启航赶赴横滨，他受到了明治政府元首级的礼遇。日本人很快就让格兰特明白了一个事实，即日本实际控制琉球已长达270年，在这270年里，中国政府从未提出过任何异议，《北京专条》更是承认了这种实际控制！格兰特听完这话后傻眼了：这可咋整啊，不占理啊！
　　格兰特很清楚，国际法于日本人有利而于中国人不利，他不可能在琉球问题上取得实质性突破。可是格兰特毕竟是美国前总统，要是连“和平方案”都不提一个，也太丢合众国的脸面，于是他抛出了“三分琉球”的方案。依照此方案，包括奄美大岛在内的北方五岛划归日本，包括宫古岛及八重山以南各岛划归中国，包括首里及那霸在内的中部诸岛划归琉球复国，新国王就是一直为复国奔波的向德宏。

　　三分方案没有被中日任何一方所接受，对日本人而言，北方五岛早于1609年就成为萨摩藩直辖的领地，三分方案对他们毫无意义；而对中国人而言，承认三分方案意味着放弃传统朝贡外交，朝鲜与越南也将跟着倒下，这于中国极端不利。至此，谈判已经没有了希望，而战争又暂时打不起来，琉球问题也就这样无果而终了。

　4.大院君时代
　　近代史就是资本主义的历史，朝鲜从高宗时代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高宗名叫李熙，但这并不是他的本名，他的本名叫李载晃，他的生父也非前任国王，而是王室正统的旁支，李熙得以即位完全是因为前任国王无嗣而薨。
　　李熙出生于1951年秋，当年洪秀全创立了太平天国，而佩里准将尚未叩关日本，新旧时代正处于交替的空档期。1863年，朝鲜国王哲宗病故，十二岁的李熙成为新君。与三岁即位的光绪相比，李熙践祚的年龄算是大的，而与十四岁即位的明治相比，他的年龄又略微显小。从总体而言，李熙是一位无能而悲催的君主，他的一生完全是傀儡的一生。

　　李熙即位时尚未成人，王权由其生父李昰应代持。李昰应的名号为“兴宣大院君”，是一个极端保守的旧派人物，他对权臣与洋人充满着敌意。大院君很清楚他们家的权位并不稳固，因此他需要用一些手段来稳固家族统治基础。在李熙登基后不久，大院君开始清洗反对派并大肆迫害天主教徒。
　　大院君对天主教徒的迫害可以用“疯狂”二字来形容，他并不是象征性的做做样子，而是动真格地全面铲除。在1866年，他仅用几个月的时间就屠杀了8000多名天主教徒，其中包括9名法国传教士，史称“丙寅邪狱”。
　　为了永久控制权力，大院君还在国王选后问题上做大做文章，他让与其妻子有亲戚关系且已丧父的“闵妃”成为高宗的王后。在大院君看来，亲戚比外人可靠，家道中落者比门第高贵者更容易控制。然而历史却证明——他完全错了，闵妃不但不是个乖乖女，而且成为了他日后最重要的政敌。
　　在大院君摄政时期，朝鲜的局势还算平稳，不过发生了两起对外冲突。以今日眼光看，“丙寅邪狱”是一起严重的反人类罪行，它自然会激起法国人的愤怒。1866年十月，法国政府派遣1500人组成的远征军“膺惩”朝鲜。法军开局打得很顺，他们很快就攻占了江华岛，当地官员不是逃跑就是自尽。大院君对此极为不满，他迅速调集大部队迎战法军，双方对峙了将近一个月，法军有超过30人阵亡。当时天已入冬，各种因素都不利于法军，法军总指挥因之失去了战斗意志，他率领法军在洗劫江华岛后撤离出朝鲜。这起事件被朝鲜人称为“丙寅洋扰”，它既增强了朝鲜人对外国人的反感，又提升了大院君的政治威望。

　　同一时期，朝鲜还与美国发生了军事冲突。在“丙寅洋扰”发生前的几个月，一艘叫“舍门将军号”(General Sherman)的美籍武装商船携带大批货物驶入大同江，他们要求与平壤地区的商人进行贸易，而且列出了详细的货品清单。当地官员曾警告该船不要驶入朝鲜内河，该船船长不但充耳不闻而且不断挑衅朝鲜人的底线。最后，朝鲜官民用火攻的办法弄沉了这艘美国“商船”，船上人员全部罹难。大院君得知消息后大喜过望，他将当地官员当做“民族英雄”来嘉奖。

　　朝鲜领导人这种明目张胆的挑衅不能不刺激具有牛仔脾气的美国人，可是当时美国刚刚结束南北战争，暂时不想在国际上招惹事端，后直到原“联邦军总司令”格兰特成为总统后才正式派兵“讨伐”朝鲜。
　　1871年6月，格兰特派遣5艘军舰携85门火炮及1230名士兵自日本长崎出发进犯朝鲜，他准备搞一个朝鲜版的“黑船事件”。当月10号，45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在炮火的掩护下登陆草芝镇，他们与当地朝军展开了激战，美军击毙了250名朝军并迅速占领了五座要塞。当地官民也很快做出了反击，他们组织团练夜袭美军阵地，造成了3名美军阵亡、10名美军受伤。应该说，这不是一个多么严重的伤亡，更何况美国人在内战中见惯了血腥。但奇怪的是，美军很快就放弃了阵地回撤到军舰上。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们还致信大院君要求朝鲜开国通商，并威胁说若不遂愿将长期霸占江华海峡，以切断王京的粮食供应。大院君也不是吃素的，他下令停止向美军供应淡水，以迫使其迅速离境。就这样，双方陷入了二十多天的对峙，最终还是美国总统屈服了。这一事件被朝鲜人定名为“辛未洋扰”，它使大院君的声望达到了其人生的顶峰。

　　两次“洋扰”坚定了大院君排外锁国的决心。在他看来，洋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朝鲜历来以“仁义道德”立国，决不可与“犬羊之邦”交往。为了广泛宣传锁国政策，大院君还在全国各地竖立“斥和碑”，碑上赫然刻着十二个汉字——洋夷侵犯，非战则和，主和卖国！
　　这一招相当有杀伤力，它将通商问题变成了道德问题，最高当权者既已作出仲裁，事情便再无转圜余地，要想改变这一结果就只能发动政变。1873年，大院君被他亲手选定的王后闵妃赶出了庙堂，又两年后，日本人在江华岛制造了“云扬号事件”，成功打开了隐士王国的禁门。从此，朝鲜被拖入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