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 《走向癫疯——大日本帝国的崛起与崩溃》作者: 迟玉德 由 北冥巨鲲 于 2017-11-08 10:14

　　6.葵花宝典
　　葵花宝典是东方不败的武功秘籍，它有两个显著特点：一、功力超强；二、牺牲巨大。明治宪法恰恰也有这两个特点，它既加速了日本帝国的崛起，也加速了日本帝国的崩溃。立宪政治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明治宪法是资本主义扩张的产物，是在民权运动的催促下慌忙诞生的。与欧美宪法相比，明治宪法孕育的时间过短，这就导致了它的营养不良与先天畸形。
　　不过，在明治宪法诞生之初，人们并没有意识到它的重大缺陷，恰恰相反，帝国臣民以兴高采烈的心情迎接宪法的诞生，就连一些民党人士也大赞宪法，称其远远高于期望，似有感恩戴德之意。思想泰斗福泽渝吉也发表了看法，他对宪法并没有什么不满，他所失望的乃是民智未开，称时人无自由之人格与独立之思想。真正唱反调的是中江兆民，这个曾随岩仓使团外访的左翼思想家一针见血地指出：“送到我们手中的这部宪法究竟为何物，是良玉，还是土瓦？大家还未看到其实质，就沉醉于其名称。国民之愚，竟至于此！”

　　近代日本人之总目标乃赶英超美，伊藤博文设计明治宪法亦着眼于此。可是，跨越式发展是要付出重大代价的，你不可能平白省略人家上百年的奋斗，欲练神功必先自宫！为了皇国快速崛起，伊藤博文巧妙地阉割了反对派。
　　在伊藤的宪政框架中，反对派只有三条出路：会考试的考公务员，会拉选票的当众议员，啥都不会的老实呆着。公务员考试旨在吸收政治温和且有技术才能的人，众议员选举旨在吸收立场灵活且能忽悠选民的人，有了这两部分人的合作，当局就可无视极左激进派了。
　　民权领袖板垣退助曾经抛出“上流民权说”，明治选举法即为此说产物，它将选举权与纳税额挂钩了起来。在这样的安排下，穷人被彻底排挤出了政治领域，他们成了帝国崛起的工具，纯而又纯的被统治者。因为穷人不是选民，所以众议员不把穷人当回事，而贵族议员又不是由选举产生，与穷人更是没有瓜葛。我们悲哀地发现，穷人没有政治发言的合法渠道，他们若想政治发声只能走极端，要么走上街头，要么活动于地下，要么参军搞政变。

　　伊藤博文是一个吝啬的改革者，他没有大刀阔斧进而开天辟地，他纵有此宏愿也无此机会，他的权力来自寡头集团之信托，日本社会也尚未走出中世纪，更何况前面还有大隈之殷鉴（十四年政变）。于是，伊藤只能既让反对派讲话又不让他们“胡闹”，以“权力合作”为立宪宗旨，但同时塑造“三权分立”之宪政模样。
　　“行政优先”是明治宪法暗含之原则，所有设计都绕此而展开。行政权并非全由内阁掌握，内阁更多的是执行机构，贵族院、陆海军和枢密院都能影响内阁决策。明治宪法设有五大机构，即内阁、陆海军、帝国议会、裁判所和枢密院。裁判所为司法机关，相当于美国法院，不过与美国法院不同，裁判所并无违宪审查权。裁判所固然可以不受内阁干涉，但也无权干涉内阁，行政诉讼不属裁判所管辖，那是行政机关自家的事。如此以来，能制约行政权力的就只剩帝国议会了。

　　帝国议会由上下两院组成，两院的权力平等，彼此互相制衡。上院曰“贵族院”，由天皇敕任之议员组成，成员几全部来自华族；下院曰“众议院”，由上流民选议员组成，成员也多为社会名流。贵族院与内阁好似兄弟连，它的性质决定了它的立场，它会帮着内阁对付众议院，而不是相反，除非内阁太不像话了。在整个宪政架构中，众议院是一个孤独的存在，它体质羸弱又被强邻压迫，如何能管得住傲慢的内阁。

　　伊藤博文给帝国议会设定了诸多条框，使其近乎成了一种摆设。帝国议会握有两张王牌，一曰“立法权”、一曰“预算案审议权”。明治宪法虽规定“凡法律须经帝国议会之协赞”，但却只允许国会一年开会三个月，天皇可于休会期以“敕令”暂时颁行法律，也就是说，一年之中有九个月仍为有司专制！预算案审议权更是华丽的笑话，宪法的确要求内阁每年详列预算，也赋予了众议院优先审议权（即下院通不过就绝对通不过），但却规定预算通不过时内阁仍可执行上年度预算。换句话说，众议院可以不让内阁多花钱，但无权要求人家少花钱。另外，有一些名目堂皇的开销，国会是既不能废亦不能减，甚至连过问都不行。读者试想，这样一个帝国议会能对行政权力产生多大制衡呢？

　　一切都为行政，一切都是行政，这就是明治宪法。行政失控除表现为内阁傲慢外，还表现为军队膨胀。在明治宪政下，军队与内阁地位平行，这就使内阁无法管控军队，而更要命的是军队可以挟制内阁！读者能够想象，有一天，解放军要挟国务院总理吗？那么，帝国陆海军是怎么做到挟持内阁总理大臣的呢？
　　我们知道，内阁设有陆军省和海军省，两省大臣为内阁不可或缺之要员。那么问题来了，究竟什么人有资格担任陆海军大臣呢，是现役武官呢还是退役武官呢？对此，明治宪法没有做任何规定。一般来说，一国政治现状与其人文传统有关。在美国，国防部长由退役武官担任，现役武官要想担任此职必须先退役，以示与军队划清界线，从此只代表国家民族。美国有文官治国的传统，明治日本可就不同了，它的文官都基本出身于武士。在宪法实施之后，明治政府几乎连想都没想就实行了现役武官制，此惯例到明治三十三年（1900）成为成文法案。

　　1900年，“皇军之父”山县有朋担任内阁总理大臣，他之所以一定要将“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落实为成文法案，据说是因为害怕黑帮和政党玷污军队。山县内阁的前任为大隈内阁，相传，大隈重信组阁时曾考虑启用头山满为陆军大臣，平冈浩太郎为海军大臣，这两个人可是极右团体玄洋社的头子。（此传言虽被史家记录在案，但颇难以令人置信，大隈重信怎么能够原谅头山满，难道他忘了他的右脚是怎么没的了？）山县首相讨厌黑帮，但更讨厌政党，他绝不容民党染指军务，因此规定现役武官不得参与政党。山县这是在保持军队的“纯洁性”，让邪恶势力和危险思想远离正派军人，以使军队成为皇国最后的监护人。

　　了解日本近代史的人都会批判现役武官制，认为是这个制度导致了“军队暴走”，进而毁灭了东亚和平与日本帝国。历史给人的观感似乎也是如此。在这一体制下，陆海军大臣是军队打入内阁的楔子，内阁必须无条件满足军队要求。军队推翻内阁是很容易的，只要让陆海军大臣辞职并拒绝提供继任者即可，因为内阁已不完整也无法完整，只有集体总辞一途。
　　帝国陆海军——尤其是陆军——凭借力量及制度不断压迫内阁，毫无节制地吞噬全国最优质的资源。在这一过程中，军队越来越傲慢无礼，甚至逐渐无法无天，它最终成了暴走于亚太的东方恶魔。

　　7.民族主义与宪政死结
　　甲午战争让中国人记住了伊藤博文，不过，没有多少国人真正了解这位对手。对我们而言，伊藤博文是指摘满清政权和批评军国主义的工具，它是标签而非内容。伊藤的奋斗和他的艳史不需要告诉公众，复杂的故事容易让人迷惑，若不小心把伊藤博文塑造成了励志偶像，那我们还怎么单纯而热烈地恨他呢？
　　伊藤博文曾师从吉田松阴，曾火烧英国使馆，曾领导岩仓使团，曾制定明治宪法，曾发动甲午战争，曾出任韩国统监，他是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民族主义是一种政治身份，伊藤博文一生有两大身份，一为底层精英（穷小子），一为民族主义者（日本人），而后者是他最重要的身份，终生未易。
　　新中国脱胎于乡野，喜欢吹捧草莽英雄与寒门将相，似乎遭罪、挨饿是当领导的先决条件。但现实不是这样的，历史并不偏爱草莽与寒士，王侯将相往往是有种的。自有国家以来，社会就分三六九等，能进阶高处的是中层而非寒门。从最底层爬到最高层，那得多才华横溢、多聪慧机敏、多坚忍不拔才行啊！中华惶惶两千年帝王史，不也就出了一个朱元璋嘛！日本倒是出了两个，一是战国的丰臣秀吉，一是近代的伊藤博文，赶巧二人都因朝鲜而与中国作战，只不过前者败了后者胜了。

　　寒门将相都是人中之龙，崇尚精英主义，相信个人奋斗。伊藤博文推行文官考试，试图吸纳各个阶层的精英，进而引领一股正统的奋斗风气。
　　来自底层的人最了解底层，底层人都是现实主义者，因为不现实就没法生存。伊藤博文没有“天下大同”的理想，那些伪君子和野心家的鬼话是骗不了他的。伊藤博文是个国家级人精，中江兆民称其为“才子小人之绝顶”，而聪明人是不会试图改变社会结构的。干嘛要改变呢，在现有结构下当人上人不好么？
　　日本只是一个狭小的岛国，大和民族的前途不在本土而在海外。日本精英的政治使命是缓解朝野对立，引导国民关注对外贸易及支持对外作战。若不能将蛋糕做大，怎么分都是没意思的。
　　那么，要如何将蛋糕做大呢？基本国策有三点：一要做强大企业，二要扩充军备实力，三要加强皇国主义教育。立宪应该服务于这一总体战略，而不是使国家陷入混乱与内耗。盎格鲁撒克逊人是怎么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大英帝国之崛起靠的难道是窝里斗？
　　一个人要想出人头地总得付出点代价，正所谓“要想人前显贵必先人后受罪”。一个人如此，一个民族亦如此。日本现在远远落后于列强，靠什么雄立于天地之间，和和谐谐、轻轻松松、嘻嘻哈哈？做梦呢！
　　民党张口“自由”闭口“民权”，把自己打扮成“公众代言人”，天天以英美风尚否定皇国传统，他们难道不清楚英美宪政的本质？英国《权利法案》是中上阶层与国王达成的协议，根本没下层人什么事；美国立宪先贤就更绝了，他们千方百计地防止“人民当家作主”，要知道，多数人暴政是美利坚永远的心腹大患！
　　资本主义是一种组织，“组织”是什么，不就是等级嘛！以公司为例，老板就是藩主，经理就是武士，员工就是农奴。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是等级制度，只不过它架构等级的工具不是身份而是货币。宪法政治是资本主义的政治体制，资本主义为什么一定要立宪，难道是为了“自由”和“民权”？

　　历史的真相其实很容易想明白，可悲的是公众早已放弃了思考，他们被各种荒谬的理论所催眠，每日人云亦云，而且乐在其中。立宪的本质是铲除交易障碍，进而确立货币统治，宪法本身即为契约！因此，宪政只能为少数人所主导，成为有产者的游戏。
　　泰戈尔说，我们把世界看错了，反说他欺骗我们。自由派一定没有通读过资本主义历史，否则他们怎么会相信资本主义的本质是民主和人权呢。资本主义产生及扩张的动机是更有力的征服，而非更彻底的解放。下层人永远不会得到解放，他们中只有少数有机会跻身中层，其他人终生只是工作、繁衍与歌颂。
　　旧世界是贵族的世界，新世界是精英的世界，精英主义就是民族主义，只有民族主义才能保卫精英统治。美国人冲入了江户湾，打开了日本国。美国为什么要实行“三权分立”，还不是为了阻止多数人借单一机构成事嘛；美国为什么要推广“爱国主义”，还不是为了诱导多数人支持对外扩张嘛。美国是一个精英统治的国家，它因此而走向富有与强大。
　　凝聚美利坚的不是那一系列的立宪法案，怎么可能是呢，许多美国人连《独立宣言》都没好好读过，怎么可能被其所凝聚呢。真正凝聚美利坚的是新教伦理，是圣经与教堂，是扩张带来的繁荣，当这一切走衰时，美利坚也就完了。
伊藤博文是一个当国者，凝聚国人是他的政治使命，而神化天皇是政治凝聚的工具。在近代日本，天皇是唯一有资格总揽统治权的政治存在。不尊天皇尊什么，自由民权吗？民党似乎相信弱化中央权威可以富国强兵，难道他们忘了德川幕府就是因此而倒掉的？
　　民族主义者既有精英也有庶众，他们可以容忍暴政，但绝不能容忍分裂。因为他们相信，分裂乃万恶之源，分裂之后无善政！
　　神化天皇会加强民族认同感，并给政府带来权威，但它自身存在致命缺陷。天皇之所以是权力的源泉，是因为他至高无上，而天皇之所以至高无上，是因为他圣明无私。那要如何保持天皇永远圣明无私呢？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天皇深居简出并不事凡务，因为不做事的人永远不会犯错误。此种制度带来了三大恶果：其一、军队唯我独尊；其二、内阁频繁倒台；其三、国会羸弱无力。
　　关于军队独尊与国会羸弱，笔者在前文已经阐明，不再赘言，此处仅点明内阁缘何频繁倒台。
　　在明治宪法框架下，内阁总理辅弼天皇处理国务，帝国议会通过的法律、天皇发布的敕令必须经过内阁副署方才生效，总理大臣也因之对行政机构负全责。按道理讲，责任与权力是统一的，总理大臣对行政负全责的前提是他拥有行政全权。但在现实中，内阁总理没有任免各省大臣的权力，该权力为天皇所有，原因是各省大臣是天皇的大臣，而非总理的大臣。
　　有读者可能会问，如果各省大臣与总理大臣意见相左，又或者各省大臣之间政见分歧怎么办？
　　答案是凉办！
　　我们须看清，近代日本内阁不是一个组织，而只是一个卖场，各集团在这里讨价还价，总理大臣也不是一个领袖，而只是一个主持人，他要想保住内阁，就必须笼络诸臣不离场，使各大集团尽可能达成妥协。这完全不像是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倒更像是多国交涉的谈判体制，总理大臣也完全不像美国总统，而更类似联合国秘书长。联合国秘书长有能力推动全球变革，进而拯救第三世界吗？读者看到这个问题时可能已经笑喷了。这问题不能不令人发笑，因为联合国秘书长是一个华丽的笑话，他敢得罪哪个大国呀。同样的，总理大臣也几乎动不了任何一个利益集团，他纵有赴汤蹈火的决心，也没有改变现状的工具。各省大臣并非总理大臣之幕僚，而是各集团之代理，他们并非亲如一家，而是各为其主，与他们而言，本届内阁是死是活完全不重要。在这样一种体制下，总理大臣没有约束阁僚的工具，他只能听任内阁分裂乃至倒台。

　　民党是反体制的先锋，由两部分人组成，一为中上层失势者，二为底层极困者。中上层失势者不反对精英主义，他们反对的是地方主义（萨长藩阀），伊藤博文用公务员考试和众议员选举招安了这些人，他们成为了体制的一部分。如此以来，底层极困者陷入了政治孤立，他们彻底没了政治盟友。在一个高压社会，人最害怕的就是势单力孤，一个人是对抗不了一个体制的。反对需要力量，而力量来自组织，底层极困者开始各谋出路了，年轻人中的保守派投军吃皇粮去了，激进派则投党搞革命去了。换句话说，一部分穷小子为体制卖命去了，另一部分则用命反体制去了，而这都将给内阁带来巨大压力。

　　近代日本走向军国主义乃逻辑之必然，无从避免，除非存在外部强权。伊藤博文不明白，民怨不是你想堵想堵就能堵的，你堵的了嘴堵不了腿，你不引导穷人文斗（如美国），就只能逼他们武斗，而一旦穷人发起狠来，那是没有人可以安生的。
　　这就是民族主义者伊藤博文带给近代日本的宪政死结，其在诞生之初尚不显眼，当时的维新元老尚能以大局为重，但是到了昭和年间，这些宪政死结越缠越乱，各个集团在经济危机时又越来越自私，日本帝国也就只能像东方不败那样走火入魔了。
　　8.最后的赢家
　　帝国宪法是明治时代的最高政治成就，它当然是有极端缺陷的，但只要你考虑到四十年前这个国家还在闭关锁国，你就无法把它说得一无是处，而只能接受那是难以突破的历史局限。一个人不能脱离他所处的时代，今人离不开手机，而古人看不了电视，伊藤博文不是上帝，他改变不了时代，他能做的只是让自己和日本成为赢家。
　　伊藤博文是新官僚的代表，那么，除官僚集团外，还有哪些群体成为新体制下的赢家呢？
　　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便是贵族。新朝的贵族由皇族和华族组成，华族则由原公卿、原藩主和新达人组成，伊藤博文、板垣退助和大隈重信都是新达人。华族共分为五个等级，依次为公、侯、伯、子、男，由男性继承人承袭爵位。华族通过秩禄处分获得了大量公债，他们开始投身商业大潮，甚至进军银行业。宪法颁布后，皇族和华族的优势政治地位开始制度化，他们可以通过枢密院和贵族院影响行政决策。皇族与华族是一种身份，但他们并不靠身份来统治日本，身份只是他们获得货币的工具。近代贵族并未随德川幕府倒台而消亡，他们通过明治政府为自己创造了新的生命。

　　军队之崛起先于明治宪法，它在打垮士族后确立了优势地位，明治宪法更强化了军队的权力。军队由具有传统思想的武士及农民组成，到宪法颁布前后，它已成为捍卫利益及传统的象征。山县有朋是帝国陆军的缔造者，他不但把控了军队，而且主导了政坛，形成了影响明治、大正两朝的政治大派阀。明治二十三年（1890），帝国议会召开，山县有朋接任内阁总理，他在施政演说中抛出了“利益线”理论。利益线理论与今日某国的“利益疆界”理论颇为相似，意思是光保卫国家主权还不行，还必须保卫国家利益，要突破国境控制远方，利益延伸到哪里军力就应延伸到哪里。又十年后（1900），山县再次组阁，他在这次任期内将“现役武官制”制度化。利益线也好，现役武官制也罢，都是山县有朋推动军队膨胀的工具，他成功了。

　　财阀是明治维新的产物，它在宪法颁布后地位更加稳固。财阀是旧时代的两替商和新时代投机者，他们为政府充当马仔，取得了各种事业的经营权，从而大发利市。政府也乐得扶植这些听话的大商人，因为扶植他们就是扶植自己。明治十四年后（1881），大隈重信下野，松方正义上台，陷入困境的政府开始大量出售国有资产，财阀则趁机大发横财。在开国会的同一年（1890），日本爆发了第一次经济危机，许多企业因深陷铁路项目而破产，实力雄厚的财阀则借机壮大。财阀的壮大稳固了政府地位，政府财政结构也发生了变化，财阀的税收贡献率大幅提高，政府也就因之更重视财阀了。财阀需要海外市场，军队需要对外扩张，政府也需要转移内部矛盾，于是有了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

　　地主也在明治维新后快速崛起，地租改正使小自耕农不堪重负，农民为保住地契大都向富裕地主借债，经济不景气时只能以地偿债，秩父困民党事件即起因于此。在宪法颁布（1889）前的十年内，全国有十分之一的土地被地主兼并，当时日本总人口约为4000万，读者可以想象有多少农民沦为了流民，这是导致甲午战争的重要动因。地主在土地兼并中壮大，农村两极分化开始严重，中间阶层逐渐消失。由于农业税在政府财政中占有过半数的比例，地主尤其是大地主（日本称“豪农”）在政治决策中占有重要角色，其子女则通过文官考试成为帝国官僚的一部分。

　　明治政府以“五条誓文”为纲领起兵，最终却成了贵族、官僚、军队、财阀和地主的总代表。明治时期的官僚执政手段高超，在社会剧烈变革的情况下，他们居然能稳住社会秩序。随着现代工商业的发展，雇工阶层不断壮大，尤其是基层产业工人。日本工人本无法与欧美工人竞争，但他们人数众多且工资低廉，这就为日本企业的发展打开了出路。到宪法颁布时，日本已经成为亚洲经济的火车头，以纺织业为例，日本不但控制了本国市场，而且开始与英国公司在中国及印度竞争。在宪法颁布后的二十年内，日本更是实现了经济起飞，其工业产量（类GDP概念）以年均5%的速度增长，领先全球一点五个百分点，甚至比美国还要好。

　　不过，由于工作强度大、工作环境差且职业病频发，一线工人的跳槽率居高不下，许多地方竟高达百分之百！罢工及骚乱偶有发生，左翼思潮开始传播，到1900年后，幸德秋水等激进派甚至开始组建社会主义政党，公然宣称要“消灭阶级、土地国有和平分财富”，结果当天就被政府取缔了。也有一些左派以稳健方针为策略，提出“在国法范围内主张社会主义”，他们领导了反对电费上涨等群众运动。

　　对内阁而言，左翼运动有如孩童之胡闹，非真正之威胁，真正之对手乃众议院。伊藤博文为防止众议院干涉行政，在明治宪法中规定，即便众议院阻止通过新的预算案，政府也可以执行上一年度预算案。但在宪法实施后，政府及军队的开支不断扩大，众议院否决预算案的权力就变得相对重要了，预算案问题也就成了内阁与民党斗争的焦点。为获得斗争主动权，伊藤博文甚至于明治三十三年（1900）亲自上阵组织政党，号曰“立宪政友会”。政友会以三井财阀为金主，由民党和官僚组成，与山县有朋的偏军事派阀并立。到这个时候，萨长藩阀垄断政坛的时代落下帷幕，藩阀与民党合流的时代开始了，他们互相提携，共享荣华。

　　读到此处，读者可能觉得民党彻底堕落了，已经开始与利益集团沆瀣一气了。其实，民党投靠藩阀并不意味着他们背叛了民众，他们本来也没代表多大比例的民众。民党与藩阀合流的深层背景是日本赢得了甲午战争，从而获得了大量战争赔款，大众舆论已经开始转向，利益线理论取代了自由民权理论，大和民族要向东亚大陆开拓生存空间了。
　9.走向神坛
　　明治是一个年号，它代表一个时代，同时也指称一个人。明治年间所发生的事情，不管是改革还是战争，不管是对内还是对外，都是在天皇睦仁的旗号下展开的。那么，睦仁究竟是一个什么人呢，他在帝国中到底扮演何种角色？
　　中国人喜欢将睦仁描写成一代大帝，这一风习始从康有为一直沿袭到今天。康有为在《日本变政考》中将睦仁描写成了清帝康熙，是一个冲龄践祚、任贤用能且刚毅果敢的不世出圣主。康有为神化了明治天皇，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要利用光绪皇帝。为了神化明治天皇，康有为甚至不惜大量篡改史实，例如，他说《五条誓文》发布于明治元年正月元日（1868年1月1日），是明治维新的总开端，事实上那是庆应四年三月十四日（1867年3月14日）的事情，当时甚至还没有改元“明治”！在前文中，笔者已点破《五条誓文》之出台与道德无关，而是出于战争筹款的需要。诸君试想，一家申请上市的公司，若不向股民山盟海誓，人家怎么肯掏钱入股！

　　不过，即便我们揭穿了康有为的谎言，国人也还是不由自主地把天皇想象成清帝。没办法，铺天盖地的清宫戏已固化了皇帝印象，明主的形象永远是康雍乾。事实上，在明朝及以前，行政是由宰相主导的，皇帝不怎么插手具体政务，其角色更接近近代日本天皇。可惜，这些历史太过久远，它就像先秦时代一样被我们遗忘了。
　　明治维新之所以取得成功，绝不是因为日本人有一个好皇帝。诸君试想，睦仁即天皇位时还不到十五岁，一个十四岁的孩子，就算是天赋异禀，又能“英明神武”到哪去。更何况，在他即位时，他的父皇刚不明不白地死去，幕府这只纸老虎也还没有被戳破，全国政局已是一片混乱，京都里还有幕府专设的监视机构，公卿武士虽摩拳擦掌但无必胜信心，国家前途未卜，个人生死难测。笔者很难相信，少年睦仁竟于此种境况下产生了拯救苍生的宏愿。难道他像圣女贞德那样看到了上帝的神迹，又或者像乔治·W·布什那样听到了天神的召唤？

　　在近代日本，天皇一直以“现人神”的身份出现，关于他的一切都是神圣的。伊藤博文等试图塑造的天皇形象比康有为试图做的还要过分，我们必须应用常识与逻辑才能看清关于天皇的真相。
　　睦仁不是康熙那样的大帝，从一开始就不是，他甚至比不了咸丰，他的角色更接近于光绪，只不过摆布他的不是一个女人，而是一群男人。1867年，孝明天皇可疑的死去，这件事本身就是新旧更替的征象。此时，佐幕派与倒幕派已不共戴天，双方需要一场公开对决，睦仁在则此等局面下被挟持即位。
　　萨特说，我们都是历史的人质。对当天皇这件事，睦仁是没有选择的，喜欢也好不喜欢也罢，这是他无法摆脱的命运。
　　在幕府时代，天皇是一个政治工具，今天被这个幕府用，明天被那个幕府用，他不但无法御极宇内，有时连生活费都成问题。天皇是耶稣与教皇的结合体，他和他的儿子被圈禁于京都，对世俗世界并没有多少深刻了解。事实上，倒幕派也不需要天皇多么了解国政，反正他们也不想让他亲政。倒幕派造反的动机是从将军手里夺权，他们怎么可能把辛辛苦苦夺来的权力拱手全让给天皇呢？但是，他们又需要一个天皇，而且是一个看上去拥有实权的天皇，否则他们无法将自身统治合法化。

　　在江户时代，天皇是一个不起眼的角色，新政府必须大力神化天皇才能分享其权威。其实，造神运动早在明治初期就开始了。1867年，新政府颁布《神佛分离令》，要求将神道教从佛教中分离出来。神道教乃日本本土宗教，崇奉天照大神，宣扬天皇为天照大神后裔，乃现人神，对人间有绝对支配权。在倒幕派取得政权后，全国开展了“废佛毁释”的群众运动，人们大量捣毁佛像与寺庙，抛售佛具与经卷，还强令僧侣还俗，佛教地位一落千丈。与此同时，政府大力资助神道教，政府专门设置了神祇事务局，全国神社被分为官社与诸社，统一接受政府的管控。除此之外，政府还复兴及新修了一批神社，靖国神社就是其中之一。经过上述整顿，神道教成为了准国教，天皇与政府的权威同时提升了。

　　德川时期的天皇居于京都，不参与行政事务，行政中心在江户。倒幕派攻占江户后，新政府开始迁都江户并改名东京，天皇也出现于重要的行政会议。《最后的武士》中就有明治天皇参加行政会议的情节，在电影中，天皇几乎一言不发，有如一尊静默的神像。这应该接近历史真实。天皇在场而又不表态，做如此安排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其实还是为了增强天皇权威，所谓“天威难测”，苍天不就目睹一切但又不发一言嘛，基督徒不也常说“上帝与你同在”嘛。

　　事实上，天皇也不是完全不干政，当政争陷入僵局时，他就会发布敕令表达态度。明治六年，天皇终结了征韩论争，明治十四年，天皇裁决了政体论争。天皇总是在关键时刻出手，他也只能在关键时刻出手，因为他是朝野各派最后的寄托、定纷止争最后的仲裁。天皇敕令更像是强势派压制弱势派的政治工具，开设国会后也仍如此。在宪法颁布后，日本加紧备战对华战争，军队、内阁与国会为增加军费预算吵成了一锅粥，军队说建海军是百年大计，国会则说要休养民力。此时，伊藤博文任总理大臣，他急需通过对外战争摆脱国内困境。伊藤见无法通过正常途径获得军费就动了歪脑筋，你国会不是不批钱嘛，那我就号召全国募捐。伊藤策划天皇发布“求募诏书”，大体意思是：兴办海军关乎帝国命运，不能一拖再拖，朕今后六年每年捐三十万并省吃俭用，至于诸位，自个儿都掂量着办吧！

　　读者可以看出，这不是一个法令，而只是一个表态。事实上，天皇并不以法令影响社会，他的影响力来源于他的形象：他既是旧日本的传承者，又是新日本的开拓者，他缓解了人们对未来的恐惧，增强了人们彼此间的包容，他独一无二，是一个全面的寄托。
　　睦仁是一个识时务的人，冲龄践祚的他的确富有朝气与野心，他很早就看清了自己的历史角色。维新派无非想塑造一个“威严、慈爱、刚毅的男子汉”，他干嘛不遂他们的愿呢，毕竟这帮人大大改善了皇族的待遇。往长远了想，整个政权都在以他的名义运作，帝国的未来关系到皇族的前途，他和维新派坐在同一条船上。
　　寡头集团与明治天皇有某种政治默契，休戚与共的命运将他们紧紧连接在一切。政府以以各种礼仪尊崇天皇，他们相信，只要持之以恒，国人就会慢慢信仰天皇，会发自肺腑地奉他、爱他、畏他，甚至为他去死。
　　明治十五年（1882），天皇发布了《军人敕谕》。明治二十三年（1890），天皇又发布了《教育敕谕》。这两份敕谕的核心精神是奉献牺牲与忠君爱国，军队和学校已成为政府造神的工具。可悲啊！
　　最终，寡头们实现了天皇崇拜，他们把一个人变成了一尊神，全国人民匍匐在这尊神的脚下，就连寡头们也要向这尊神低头鞠躬并高呼万岁了。

　　10.有日本特色的资本主义
　　明治维新改变了日本，它使日本从亚洲的边缘走到了中心。在几十年前，这片列岛还在闭关锁国，而几十年后，它却要求别国开放门户了。明治时代持续了四十五年，皇国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发展出了有日本特色的资本主义。
　　到明治后期，大规模民乱已不见了踪影，不过，帝国仍不是和谐的一体，它在各方面都呈现着两极化。

　　在政治上，帝国已经具备了君主立宪的形貌，政党、选举、游行及司法独立已成为政治的一部分，但日本仍不是一个真正的代议制（即通常所谓的“民主”）国家，它缺乏实现代议制的经济及社会基础。在现实中，帝国的重大政策仍由寡头集团主导，从而体现出鲜明的“日本特色”。
　　在江户时代，日本是一个由将军、藩主、武士和农工商组成的等级社会，天皇、公卿和僧侣处于政治的外围，各阶层固化，社会流动性极小，不过竞争的压力也不大。到了明治时代，日本名义上实现了“四民平等”，但实际上仍旧等级森严，新的等级为天皇、贵族、官僚、议员、有产者和无产者，农民仍占人口之绝大多数。在新日本，阶层流动性相对增大，不过仍有固化倾向，各层竞争压力越来越加大。

　　在人文领域，两极化倾向更为明显，日本人一方面高喊脱亚入欧，一方面又鼓吹复兴国学，两种声音几乎一样强烈。在新日本，男人们穿起了西装，女人们却仍着和服；女人们虽留着高鬓长发，但已采用西式化妆法，传统的剃眉墨齿已被视为封建糟粕。西式礼仪与艺术因鹿鸣馆外交而兴起，传统艺术如相扑与能剧也在全面复活，能剧甚至成为了一种新国粹，有如京剧之于当下中国。明治十二年（1879），美国卸任总统格兰特斡旋中日琉球争端，日本政府即以能剧招待这位远道而来的上宾。

　　在明治时代，社会逐渐分裂为不相衔接的两端，它创造不出中产阶层，也就缺乏保持中间状态的力量。明治时代是在动荡不安中度过的，一场内战（西南战争）、两场外战（甲午战争及日俄战争）皆发生于此一时期，这三场战争都引内部矛盾而起，政治各派似乎都喜欢走极端。《马关条约》挽救了明治日本，使它可以不经政治改革而仍向前发展，或者可以这样说，中国的轻易战败推迟了日本各种矛盾的总爆发。

　　日本通过《马关条约》从中国获得了两亿三千万两白银，相当于其战前年度预算的四点五倍，这给军工、运输、造船等行业带来了战争景气。不过，当时的产业形态及经济规模不足以产生中产阶层，日本也就无法依靠内部需求而发展，而只能向海外市场进军。
　　海外市场为西方列强所建立及主导，若无相当之军事力量以为后盾，日本断难打入这一市场并扩大其份额。而若想获得强大军力，就必须取得国人的支持，也就必须发展黩武好战的思想。在日俄战争前夕，内阁为获得民间支持甚至大量批准“爱国游行”，似乎谁激进、谁好战谁就是爱国者。
　　后起的日本不但给老牌的列强带来了竞争压力，也给中朝两国带来了社会混乱。中朝受限于自身的体制难以转型为现代国家，日本则利用这种发展的不平衡向中朝发难，它最终降服了中国并吞并了朝鲜，俨然成了新兴的侵略者。日本在战胜中国后国际地位大大提升，它甚至在明治三十五年（1902）与“光荣孤立”的大英帝国结成了盟友。在日俄战争后，日本更是成了举世瞩目的焦点，一个黄种人国家战胜了一个白人国家，这让地球人大跌眼镜。经过半个世纪的奋斗，日本已经由一个东洋弱国发展成为世界强权，它兑现了“富国强兵”的诺言。

　　日本闪电般的崛起震动了世界，以前，白人在提及日本时态度极为轻蔑：日本，世界上还有这么一个国家？而现在，白人不但知道了日本，而且开始神化它，说这个新兴国家“令我们的行政能力汗颜，令我们的发明能力汗颜，令我们的领导能力汗颜”，“对日本而言，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日本在日清及日俄战争中的表现增加了它在改约谈判中的筹码，到明治四十四年（1911年），日本完全收回了领事裁判权和关税自主权。此时，日本不但摆脱了准殖民地地位，而且拥有了两块海外殖民地（台湾与朝鲜），多年的媳妇终于熬成了婆。
　　随着国力的提升，日本人的民族自豪感愈发膨胀，他们称中国为不可理喻之“恶邻”，其态度有如今日中国人之于北朝鲜。与此同时，一部分日本人也开始反思“文明开化”国策，他们指责盲目崇拜西方导致了文化灾难，说西化“使我日本失去民族性格，日本本土因子悉被打破”。随着维新的深入，对基督教的禁令渐渐解除，基督徒队伍迅速扩大。为应对“国害”基督教的挑战，日本政府不得不改变“废佛毁释”的宗教政策，给佛教以出路并对其实施改造。事实上，日本各阶层都产生了文化焦虑，年轻人更是感觉漂泊无根、无所适从。明治二十一年（1888），一群年轻人发起创立了政教社，他们发行了社刊《日本人》，严厉地批评“鹿鸣馆外交”。年轻的汉学者棚桥一郎是政教社发起人之一，他曾经这样写道：“呜呼！今日之日本是何种之日本？旧日本已亡，新日本今仍末兴。余辈应奉何种宗教？应持何种道德主义？将来又承受何种主义之教化？一想至此，茫茫然如彷徨于五里雾中，仍未知归着之所，宁不无感也。”

　　我们发现，明治后期的日本人既极度膨胀又极度空虚，这让笔者想起了易中天评价国人的一句话——身体强壮，东张西望，钱包鼓鼓，六神无主！
　　为弥补这种身份缺失感，在明治政府的主导下，国粹主义者们加紧赶制“日本传统”，包括能剧、相扑、和服、茶道、贤妻良母、忠君爱国，等等等等。
　　古往今来，当人们强烈呼唤某种主义时，恰恰说明社会现实已经背离了此种主义。例如，理学大师朱熹之所以高喊“存天理灭人欲”，是因为南宋社会已“灭天理而穷人欲”了。明治日本也一样，天皇敕谕永远讲忠君爱国、奉献牺牲，但世俗社会个个尔虞我诈、损公肥私。实业之父涩泽荣一在大正初年曾有过这样一段话：“如今，很多企业家，比起国家和社会来，更看重自身的利益，把它放在第一位，和明治初年的企业家相比，两者内心相去甚远。维新五十年来，日本文化在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也滋生了弊端，好像只要自己好就好，对他人事莫不关心，不仅学习西洋好的地方，连坏的地方也加以模仿，这种种的日积月累，便成了我国的现状。”

　　1912年7月19日，宫内省宣布明治天皇身患尿毒症，病情报告显示此病源于1904年之糖尿病，那一年正在打日俄战争。龙体欠安让许多人悬心，越是保守的人就越是不安，他们为天皇虔诚地祈福。不过，也有人对天皇病危满不在乎，这些人不但照旧纵情声色，而且对那些虔诚的祈祷民众万般不屑。你们都瞧见了吧，天皇也是个凡人，也要吃喝拉撒，也会生老病死。果然，7月30日，明治天皇闭上了眼睛，永久地离开了人世。

　　也是在这一年，满清帝国走完了268年的统治历程，一个宣扬“五族共和”的中华民国诞生了，这是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还是在这一年，亚利桑(Arizona)那和新墨西哥((New mexico)以“州”的身份加入了美利坚合众国(the United States)，至此，除飞地阿拉斯（北美西北角，位于加拿大与俄罗斯之间）加与夏威夷外（太平洋中部群岛），美国本土归于一体。仍是在这一年，号称“永不沉没”的泰坦尼克号在驶往纽约途中因撞击冰山而永远沉没。就在这艘英籍巨轮沉没半年后（1912年10月），南斯拉夫人在沙俄的怂恿下联合向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发起了进攻，这片名为“巴尔干”的东南欧土地两年后将整个欧洲拖入了战争泥潭。

　　这是一个彷徨的年代，这是一个转折的关口，躁动的人们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前茫然无措。日本近代作家夏目漱石感慨地说：“明治时代精神随着天皇而开始，今天他去世，亦跟着结束了”。在天皇崩御一个半月后，“陆军军神”乃木希典携妻子殉主自杀，明治时代结束了。
　　（第六章「宪政帝国」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