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 《走向癫疯——大日本帝国的崛起与崩溃》作者: 迟玉德 由 北冥巨鲲 于 2017-11-08 10:14

　　1.东方不败
　　近代日本实行一种奇怪的体制，这种体制不同于以往，也有别于当今。今天的历史学家，习惯于将这种奇怪的体制称为“近代天皇制”。
　　这一称谓有欠妥帖，它极容易让人以为近代日本是一个天皇独裁的国家，而事实并非如此。此外，若有“近代天皇制”，就必有“古代天皇制”，否则此称谓毫无意义，但于现实之中，中国老百姓对日本古代史更是一无所知，也就不可能知道“近代天皇制”到底何意。在当下，中国的文化现实是，我们凭借自己的想象而非史实构筑了一个明治日本，并用这个形象去解释日本帝国的崛起和满清王朝的衰败。这一趋向至今未有改观， 2012年上映的《一八九四·甲午大海战》仍重复并强化着这种误读，导演冯小宁仍跳脱不出《举起手来》的意淫模式。笔者有时在想，抗战影片越拍越差，到底是导演们力有不逮，还是他们自甘堕落？

　　明治天皇不是个独裁者，他甚至不是个执政者！也就只有中国导演才会把明治日本拍摄成“雍正王朝”，在《一八九四·甲午大海战》中，伊藤博文、山县有朋、伊东祐亨等已经被矮化成了“军机大臣”，完全是一群惟命是从的奴才！若日本真实行此种体制，则其不但无战胜中国之可能，连整场甲午战争（日本称“日清战争”）都不会有！民国的蒋百里在《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中讲的更加透彻：“他（昭和时期的日本人）又羡慕新兴的意大利与德国，开口‘统制’，闭口‘法西斯’。但他忘记了他无从产生一个首领。”一个连首领都没有的国家，怎么可能有独裁者呢？

　　不但明治天皇不是个独裁者，连伊藤博文、山县有朋乃至东条英机都不是独裁者，因为近代天皇制是一个排斥独裁的体制。这个体制经明治宪法而确立，乃历史之产物，为解决当时问题而诞生。在大久保利通当国时，此体制尚未诞生，因此，与后继者相比，大久保更像个独裁者，但也仅是像而已。在日本近代人物中，你找不到“袁世凯”与“蒋介石”，更不要说“墨索里尼”与“希特勒”。昭和日本之所以发疯，不是因为它在政治上搞个人独裁，而是因为它在组织上没有中心。

　　近代日本政治呈现两大特征，一曰“宪政”，一曰“帝国”。无论我们怎么鄙薄明治宪法，我们都不应忘记，今日中国尚未达至“明治宪政”，更不要说“大正民主”。然而，就是这个宪政体制，将日本人最终引到了“昭和圣战”的不归路。这不能用“大正日本人好而昭和日本人坏”来解释，就如同我们不能说“今天的中国人坏而毛时代的中国人好”——坏人怎么可能创造繁荣，而好人创造苦难呢？

　　泛道德主义是无能历史学家的拙略工具，他们无法理解已经发生的事情为什么就发生了，索性把一切因由归咎为道德，也就是告诉读者：当年要是圣人国，今天一切都会不同。历史写作者不是政治教导员，用不着喋喋不休地说教：哎呀，这也不对，那也不行，你这个人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人品有问题。瞎扯淡！两个技师修两台电脑，一个修好了，一个没修好，难道可以据此断定，那个修好的比那个没修好的道德更高尚？

　　作史者写作的目的到底是什么？难道是告诉读者，作者的历史理想有多么美好，而历史上的那帮混蛋是多么匪夷所思地辜负了他？大哥，拜托，把你和李鸿章或光绪帝乃至老佛爷易地而处，你会打赢甲午战争？如果道德真的管用并至关重要，那还搞什么公务员考试呢，每年多几次《感动中国》不是更加简单？
　　写史不能这般扭曲，读史也不能这般浅薄，历史不是只有道德。
　　提及近代日本，不能不提伊藤博文；提及明治宪法，也不能不提伊藤博文。
　　伊藤博文是中国人民的老敌人。在中国，伊藤大名如雷贯耳，你可能不知道大久保利通，不知道板垣退助，不知道大隈重信，甚至不知道西乡隆盛，但你不可能不知道伊藤博文。我们的历史教科书、文献纪录片、通俗影视剧一遍又一遍地提及此人。在我们眼中，伊藤博文是近代日本的铁血宰相，明治维新的标志符号。我们之所以如此看重此人，是因为他发动了甲午战争并且打败了我们，在历史上，这是第一次！

　　伊藤博文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尽管这厮在《马关条约》中敲了我们一大笔竹杠，害得我们失去了台湾并赔掉了两亿三千万两白银，但我们仍然佩服这个东洋小个子。在甲午战后，光绪皇帝甚至有意邀请伊藤来中国做宰相。在国人眼中，伊藤就是个天才，一个成功缔造宪政于专制社会的不世奇才。我们深信，若是没有立宪政治，小日本不可能先后打败清俄两大帝国。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伊藤是怎么建立起宪法政治的呢，他的宪政思想有些什么内容，他开创的体制又缘何导致了昭和圣战？

　　伊藤博文的宪政思想可称得上是宪政学中的“葵花宝典”，近代日本因为练此秘籍而成为“东方不败”。
　　“欲练神功，必先自宫”，这是《葵花宝典》的第一句。东方不败想要无敌于天下，为此，他甘愿挥刀自宫，之后日修夜练，如痴如魔。东方不败练成了神功，他凭借神功取代了任我行，成为新的武林霸主。东方不败的收获不可谓不丰，但他的损失也不可谓不大。东方不败失去了**，也失去了人心，他戕害了自己，也荼毒了他人。从挥刀那一刻起，东方不败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他回不到过去，也走不向未来，更无法享受现在。他纠结，他异化，他癫狂，他毁灭，他痛苦，他悔恨，他无情，他绝望！

　　伊藤博文没有挥刀自宫，他可舍不得他那可爱的小弟弟。时人对伊藤的评价是“好酒及色”，伊藤是一位地地道道的风流宰相，他的座右铭是：“醒掌天下权，醉卧美人膝”。这位风流宰相对自己很是放纵，对日本却很是禁欲，他一刀下去，日本神教诞生。
　　十九世纪末，在世界的东方，东方不败称雄武林的时代开始了。
　　2.不再寒微！
　　久米正雄在《伊藤博文时代》（又译《伊藤博文传》）中有这样一段话：“如果他早生十年，或许他只是萩城的一个农民，平安平凡地度过一生。又如果他迟生十年，恐怕他不过做了长州派的一个幕僚，只留名于明治政府的一隅罢了。”
　　伊藤博文的故事是一段传奇，有如明治维新，他既不像德川庆喜那样出身高贵，也不像西乡隆盛那样英雄豪气，久米正雄称他为一介“市井之徒”，但这个混混左右了历史。有人把伊藤博文比作俾斯麦，这绝不恰当，伊藤没有铁血精神，他容易流泪而且爱和稀泥，吉田松阴称他为“周旋家”。在马关谈判中，伊藤表现得完全不像大国领袖，而更类似流氓地痞。纵观伊藤的一生，他不但没有伟人气概，而且缺乏上流品位，他的衣着流俗而艳丽，妻子更是出身于青楼。伊藤也不善于理财，从来都是吃干花净，遗产竟不足五万日元！伊藤喜欢热闹、威武和华丽，活像一个土鳖，你很难想象他曾长期游历欧美，而且能讲一口不错的英语。伊藤的形象更不像个伟人，他身长五尺三寸，体重将将百斤，一小日本而已。国人经常把伊藤博文和李鸿章做对比，伊藤缺少李的坚忍性格和处世技巧；他更比不了袁世凯，他既没有袁笼络部众的手段，也没有袁官宦子弟的出身，他是一破落贫农的儿子！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缺少人格魅力的东洋穷小子，以无畏的冒险精神和笃定的自强意志，为自己也为日本开辟出了一条道路。伊藤博文成就了自己，也缔造了日本，他因此获得了殊荣，也为此丢掉了性命，接下来，我们就讲讲伊藤首相的故事。
　　伊藤博文本姓“林”，“伊藤”是其养外祖父的姓。伊藤的父亲叫林十藏，早先在村里务农，后来给有钱人当长工。在伊藤七岁那年，父亲林十藏不得不外出打工，因为他已债台高筑。穷人是没有选择的，脏活累活都得干，林十藏孤独求生，备尝艰苦。经两载辗转流离，林十藏最终在荻城落了脚，此地明治九年爆发“萩之乱”（前文提到过，西南战争前奏）。萩城桐畑村的伊藤武兵卫相中了林十藏，将其收为养子，目的是让林替他为另一武士送终。穷人是没有尊严的，活着才是硬道理，小林答应了老伊藤的要求，此后随新主改姓“伊藤”。林十藏在伊藤家站稳脚跟后，回岳父家接老婆孩子，全家人再度团聚。

　　在林十藏外出期间，伊藤博文跟随母亲寄宿在外公家，每日粗茶淡饭，勉强过活。伊藤生的羸弱，加之营养不良，脸色就不免发青，小伙伴们嘲笑他是“青葫芦”或“饿鬼大将”。伊藤的小名叫“利助”，他很喜欢扯谎，因此得了“胡说利助”的诨号。一个人，不论年轻还是年幼，若不能通过正途获得尊严，就倾向于尝试旁门。伊藤博文是一个个性张扬的人，贫苦的出身却带给他强烈的自卑感，他必须以某种行动来显示他的尊严和强大，例如做一些常人想都不敢想的事。

　　小男孩都喜欢玩打仗，伊藤和他的小伙伴也不例外。伊藤博文有极强的领袖欲，只要他在场，他一定是某队队长。“战争”开始了，伊藤小队长将“敌军”诱骗到枯苇丛中，然后截断其后路，并于上风口纵火烧敌。霎时间，火随风起，直扑“敌军”，好几个小伙伴被烧破了相。自此，伊藤又得了一个“祸害星”的绰号。
　　小博文随父亲迁居荻城后改姓伊藤，他家的生活没有发生太大改观，依然贫寒而卑微。此时，伊藤已近十岁，该开始自食其力了。伊藤到镇上士族家里做侍童，此外，他还去法光寺学写字，顺便在那蹭吃蹭住。伊藤家里穷，自然不舍得买纸，小博文就在沙子上练字。伊藤经常要陪主人去别家拜访，每当在门外等待时，他就用手指在沙地上写字。也许是有学习天分，也许是为生活所逼——意识到知识是改变命运的唯一工具，总之，伊藤同学极好学习，学东西又快又透。

　　在伊藤十二岁那年，美国准将佩里率黑船来日叩关。在此之前，伊藤像大多数日本人一样没有国家概念。这很正常，没有对外交往，自然就没有国家意识。黑船来航惊醒了昏睡的日本人，村童伊藤将见识到资本主义扩张的威力，并在这新旧更替之际抓住改变命运的机遇。
　　伊藤在十六岁那年投了军，当时，相州治安由长州代理，伊藤奉藩主之命戍卫相州。伊藤在相州遇到了影响他一生的人——来原良藏。这来原是长州藩的名士，他此时也在相州服役，是一个营队的队长。来原很赏识伊藤，他觉得伊藤有理想、有才能、有智慧，是一块难得的璞玉。来原要雕琢伊藤了，他对伊藤进行了魔鬼式的训练。来原此人严守纪律，他每日四点即起，寒冬亦如此，伊藤只能跟着受罪了。来原教伊藤读四书五经、《孙子兵法》、《三国演义》，还命令伊藤赤足而行，以锻炼武士精神。这种训练持续了一年，寒暑不辍，风雨无阻。

　　一年后，伊藤的服役期满，他将随队返回长州。伊藤与来原告别，来原举荐伊藤赴松下村塾求学，还专门给吉田松阴写了一封信，托其好生琢磨他这位好徒弟。
　　伊藤博文于1857年进入松下村塾，他胆子大、脑子活、悟性好，很受吉田松阴赏识。在这段岁月，伊藤学到了英语、帝王之术和国际视野，但若论最大收获，那还是结识了一批风云人物，就包括山县有朋。松下村塾与其说是一个学校，还不如说是一个圈子，伊藤融入了这个圈子，也就掌握了通往未来的钥匙。
　　吉田松阴死于安政大狱，松下村塾随之解散。就这样，伊藤的二次求学草草结束。至此，伊藤总共求学两次，时间都不长，加起来也就两年。然而，就是这两年，影响了伊藤博文的一生，此前，伊藤不过是一个粗通文墨的书童，既无见识也无人脉，他纵有不甘贫贱的抱负，也没有改变命运的工具，而如今，他认识了日本，了解了世界，体验了武士道，也参与了倒幕运动，他已从井底之蛙变身翱翔之鸟。

　　伊藤博文清楚地意识到，日本即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大变革，这场变革史无前例且影响深远。伊藤并不害怕变革，他又不是既得利益集团，除了一条贱命，他还能失去什么？伊藤以无比欢欣的心情迎接这场变革，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剧变，有些人将沦落街头，而另一些主宰乾坤。
　　伊藤博文为自己许下了誓言：成大器，不再让任何人瞧不起；享荣华，不再过贫苦人的日子！Never，Ever！
　　3.日本梦
　　1858年，在日本为安政五年。在这一年，幕府与列强签署了五国条约，井伊直弼掀起了安政大狱，长州藩则启动了长崎游学项目。幕府在长崎设有海军传奇所，是一所近代海军学校，教习航海、炮术、机械、外语及数学。长州藩主毛利敬亲是个争强好胜的人，他觉得学习西洋兵制可以增强他的军事力量，于是派亲信赴长崎游学，这其中就包括伊藤博文。
　　长崎是什么？长崎就是日本的香港岛。伊藤博文进入长崎时十八岁，他被眼前的喧嚣与繁华震撼了：这里是另一个世界，真切可感而又遥不可及。伊藤是一个小山沟里走出来的穷小子，凭借才华与运气获得了上升的机会，他很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伊藤学习的科目是步枪及雷管的制造方法，他们在毛利家的别墅里操习，长崎有很多富豪别墅，且多为外人所有，就像中国的香港。在入长崎前，伊藤还是一副武士打扮；离开长崎后，他就开始西装革履了。传习所的教师有日本人也有荷兰人，号令使用荷兰语。开国之后，荷兰语式微，英语逐渐火热，伊藤就用业余时间学英语。当时，“攘夷”言论甚嚣尘上，伊藤却偏好亲近洋人，用日式英语跟洋人讨论外交与时政。对方是一句也听不懂，只是知道，眼前这个小伙子是个表现狂和爱国狂。其实，伊藤只是在寻找某种存在感，他需要这个世界的认同，这对他很重要！来原良藏与吉田松阴已经表示了对他的器重，他不能像沉没的大多数一样悄没声息地活着。今天的日本是用来给人征服的，谁强悍谁肯冒险谁就是新日本的主人。他伊藤博文将在这个变幻纷纭的时代脱颖而出，用拒绝平庸的精神从草莽中崛起，被当世所传说，被历史所铭记。

　　伊藤博文在长崎游学了将近一年，之后他做了木户孝允的随从。伊藤与木户经来原良藏而结缘，木户与来原是郎舅关系，木户的妹妹是来原的妻子。当时，木户已经颇具盛名，乃攘夷运动之先锋。木户与伊藤是老乡，比伊藤大八岁，与吉田松阴私交甚厚。伊藤追随木户后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埋葬吉田松阴。这位思想狂人被斩首抛尸已有二十日，其尸蓬头垢面、鲜血淋漓、赤身裸体。幕吏禁止伊藤等将吉田的身首合体，说那样违反规矩。江户是一个繁华的城市，也是一个血腥的城市，这里有无限的荣光，也有不尽的罪恶。这里没有兼容并包，只有你死我活，要么成为主宰，要么成为祭品。吉田的遭际告诉伊藤，没有策略的蛮干只能导致个人悲剧，而死人是没有办法改变历史的。

　　不过，伊藤博文仍是吉田松阴的追随者，他一生的奋斗终不过践行吉田的理想。吉田松阴的理想有两个，一是推翻幕府，二是对外扩张，伊藤都全身心地参与了。松下村塾是吉田松阴的政治教堂，那里鼓吹“草莽崛起”，叫嚣“尊王攘夷”，那是一个合法传播反幕府言论的场所。去松下村塾就读的青年没一个安善良民，全是铁杆的造反派——幕末日本的“红卫兵”。这群小造反派紧紧团结在以吉田松阴为精神领袖的老造反派的周围，他们勾画了造反蓝图，明确了造反手段，坚定了造反决心，他们高举“尊王倒幕”伟大旗帜，带领全国人民将造反事业进行到底！

　　造反是需要资本的，既需要物质资本，也需要人脉资本，前者尚可多方筹集，而后者只能靠自我积累。伊藤博文终于做了木户孝允的随从，木户名气很大，但他并不把伊藤视为仆人，而是像来原良藏一样视伊藤为徒弟。这一年，木户孝允二十六岁，伊藤博文十八岁。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伊藤自幼练就了见面熟的本事，他短时间就融入了木户的交际圈。人脉即钱脉，人脉亦即官脉，人生发迹全靠圈子。

　　伊藤博文进入了一个圈子，但他还没有名气，若不搞点大动静，没人会把他伊藤当尊神。小人物要想发迹必须冒险，蒋介石说，人生实为一大冒险，无此冒险，则无人生矣。在1862年的冬天，伊藤博文联合高杉晋作、久坂玄瑞等十几号松下村塾校友火烧英使馆。那时，东京品川区的英国公使馆刚刚落成，法国公使馆位列其侧，亦在兴建之中，使馆区与外界挖有壕沟，内置坚固栅栏。一天夜里，十几个长州小伙子摸到了使馆区，伊藤打前阵，负责锯断栅栏，他人则负责投掷燃烧弹。那一夜，使馆区火光冲天，而不远处的“贼窝”彻夜痛饮。

　　读者可不要以为，伊藤博文只是干些小偷小摸的事情，他也参与暗杀，曾与人近身搏斗。伊藤虽获得了武士身份，但本质上不是武士，他一点都不死板。有一次，他加入暗杀长井雅乐的行动，小伙子们之所以想杀死这位名士，是因为此人主张开国师夷。后来，由于有人通风报信，暗杀计划未付实施，其他参加者纷纷自首，只有伊藤跟没事人一样。别人都说他贪生怕死，他却觉得自己飘逸洒脱，在他看来，干革命是为了寻找出路，而非白白送死。
　　长州藩主是外样大名，与德川幕府素有纠葛，伊藤的倒幕事迹颇得藩主赏识。藩主决定栽培伊藤， 1863年5月，他派伊藤博文、井上馨等五人赴英国留学。当时，航海技术十分有限，从横滨到伦敦居然走了四个月！在旅途之中，伊藤等人可是受了大罪，他们不但要给洋人当免费水手，还要忍受恶劣食物，那可是足足四个月啊！伊藤的体格本来就弱，再经这么一番折腾，那就真的是上吐下泻了。在伊藤生病期间，井上极耐心地照料他，二人遂发展出战友情谊。伊藤等离日后途经上海，截止此时，洋人经营上海已达二十载，十里洋场的气派震撼了五位日本青年。读者因之可以想见，当此五人抵达伦敦时该是何等得目眩神迷：干，人间竟有如此天堂！

　　伊藤等五位留学生寄宿在伦敦当地人家中，他们一边学英语，一边参观伦敦，政府、议会、军营、博物馆哪都去。刘姥姥进大观园，那是越瞅越高兴，觉得到此一游，这辈子算是没白活！要是换了林妹妹，那可就是越瞅越堵心了，经此一游方知，这辈子算是白活了！伊藤博文就像林妹妹——敏感而好强，他越是了解英国就越是觉得痛苦：英国欣欣向荣，日本却腐朽没落；英国宪政民主，日本却幕府专制；英国上下一体，日本却四分五裂。同样是地球上的俩岛国，发展的差距咋就那么大呢？日本还有救吗，如果有，那怎么救呢？

　　就在伊藤于英伦思考日本前途时，他的家乡长州藩出事了。由于下关（即马关）炮台无故炮击外国商船，英国政府计划联合法、美、荷组团征讨长州藩。伊藤从《泰晤士报》得知了此事，他和井上马上启程回国，其余三人则继续留学。寄宿家主力劝伊藤、井上留下，说你们不过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即便回了国又能怎么样？不如在英国学点真本事，到将来才真的能报效祖国。伊藤和井上没听老外的劝，他们不能再逗留了，他们留学的经费来自藩主，他们怎么能在敌我交战时故意滞留“敌国”呢？再者，通过半年考察，他们已抛弃“攘夷”思想，他们知道攘夷没有出路，开国才能救国，他们必须将英伦见闻告知藩主，阻止这场无谓的战争。若藩主能采纳他们的谏言，则他们不但挽救了长州，而且成就了自己，岂不一举两得？

　　很遗憾，长州藩主没有听从伊藤和井上的劝告，下关战争还是爆发了。屋漏偏逢连夜雨，幕府也趁机于此时发动了第一次长州征讨。经此两败，长州元气大伤，藩政因之不稳。1865年初，高杉晋作发动兵变，从保守派手中夺取了政权。伊藤参与了高杉的夺权行动，随后他获得了诸多政治历练机会。
　　1866年，幕府发动第二次长州征讨，高杉晋作以奇兵队敌之，并遣伊藤赴长崎购舰。怎料，长崎洋商保持“局外中立”，拒绝向长州出售军舰，伊藤只得远赴上海求购，他倒是成功买到了两艘，不过等他回国时，战争已经结束了。
　　命运安排这次购舰行动，似乎只是为了让伊藤博文游历上海。上海，昔日的小渔村，今日的大都会，洋鬼子似乎掌握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魔力。而反观中国人，他们把一切神奇都化为了腐朽，中华帝国已至穷途末路，无药可救了。大清帝国曾经是日本敬畏的邻居，日本人虽瞧不起满洲政权，但也承认这个帝国不好惹！郑成功曾经是日本人的偶像，郑成功出生于日本佐贺（又称“肥前”，大隈重信和江藤新平的家乡），母亲田川氏是日本人，日本将郑成功视为“本国人”，亲切地尊其为“国姓爷”。日本人以郑氏台湾为荣为傲，觉得那座宝岛与日本“血脉相连”。后来，郑氏政权被清帝康熙剿灭，台湾岛民也被迫剃发易服，台湾终成为大陆帝国一行省。对此，日本人虽悲不能抑，但也无可奈何。想及此处，伊藤博文感慨万千：这样美好的河山，这样庞大的帝国，本应主宰乾坤称雄于世界，却龟缩内敛轻易败给了西洋小邦。中国就是毁于固步自封和一盘散沙呀，日本可千千万万不能学中国啊！

　　1868年，日本改朝换代，明治政府开张营业。伊藤博文曾于英国留学，并在下关战争中与洋人和谈，这些资历帮助他成为了新政府的外交官。后来，伊藤被调到京都西侧的兵库县任知事（县长），次年夏又被调回中央，任财政兼民事部门辅臣，协助大隈重信和大久保利通工作。这一年，伊藤博文二十八岁，他终于踏入了中央政坛。
　　伊藤博文，一个从穷乡僻壤走出来的乡巴佬，一个为了糊口而被迫改姓的穷小子，一个曾经放浪无形的留守儿童，他凭借个人奋斗改变了命运！伊藤以中央大员的身份傲视天下，从此，再也没有人敢小瞧于他，再不会有缺衣少穿的日子！伊藤实现了冲天梦想，却还不满三十岁，他既感兴奋又感失落，他真的成功了吗？
　　如果是在盛世，伊藤此时的成就当然算成功，但这是乱世！你不可能在一个破败的年代里长久成功，倾巢之下安有完卵？明治政府，这名字听上威武雄壮，可它真能立得住吗？若是不经历一番艰苦卓绝的奋斗，日本就会像满清那样腐烂下去，既一穷二白又浑浑噩噩！
　　伊藤博文实现了个人野心，接下来，他要做日本梦了。那是一个统一之梦，那是一个繁荣之梦，那是一个宪政之梦；那是一个比肩西洋之梦，那是一个超越万国之梦，那是一个民族崛起之梦。
　　日本人，做梦吧！

　　日本人，追梦吧！

　　4.反对无效
　　明治开朝改变了大历史的进程，也改变了小人物的际遇，对伊藤博文而言，他终于可以以合法的身份奋斗了。
　　资本主义是一种组织，个体要在组织中寻找位置，才能卓著者占据要津，成为组织的经理人才。各经理人组织所在单元的器物与人力，使之具备对抗其它单元的实力，整个组织在各单元的冲突中不断调试，其内在结构逐渐趋于合理化。

　　明治开朝是组织合理化的一个里程碑，它在名义上宣布了“王政复古”，这就为消除封建割据提供了法理依据。不过，在明治四年之前，日本仍是一个诸侯林立的国家。在新政府内部，伊藤博文最先跳了出来，声称要彻底终结封建藩国。
　　在废藩置县问题上，伊藤博文走在了所有人前面，包括维新三杰。明治元年，戊辰战争尚在进行之中，伊藤就已迫不及待地抛出郡县论。木户孝允也同意废藩置县，但他从现实角度出发反对操之过急，认为那样会适得其反。伊藤非不明了时局，不过他仍露骨地宣讲郡县论，他有着自己的盘算：他快三十岁了，已经成家立室，不可能一辈子给别人当随从！伊藤十分清楚，木户不可能成为新政府的权力核心，其理想主义过浓且太过婆妈。伊藤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岂肯附于一个漂亮的草包？伊藤想提升自己在中央政坛的政治分量，郡县论是他的政治工具。

　　伊藤博文非常崇拜幕末历史学家赖山阳，此人在《日本政记》中鼓吹郡县论。伊藤还在伦敦留学过半年，亲眼目睹了英伦繁华，郡县制是大英帝国的政治根基。伊藤认定，幕藩制已严重不合时宜，它创设之目的乃平衡诸藩、防止内战，而当下的危机是日本能否在高度竞争的国际环境下保持独立。若不实行废藩置县，中央就无法获得统一的财权和兵权，就是一个“皮包公司”，富国强兵也就无从谈起。时代已然改变，藩主阶层无法长久存续，他们最好主动放弃政权，这样还能成为新朝贵族，否则将被历史的车轮碾碎，终身败而名裂。

　　伊藤博文在兵库知事任上时将废藩置县思想整理成《国是纲要》，上呈中央，并催促高层尽快定夺。藩主们得知此事后对伊藤展开了人身攻击，指责他是“当朝奸佞”，伊藤陷入了政治孤立。
　　人生两大端——事业与家庭。在伊藤遭遇事业挫折时，他的家庭也发生了变故，他的大女儿萨陀子死了。萨陀子为伊藤博文与梅子夫人（艺妓出身）所生，伊藤把这个闺女当心肝宝贝，孩子平日健健康康的，怎料突然就死了。更令伊藤悲伤的是，由于他和家人两地分居（伊藤居东京，妻女居神户），他竟没能见上女儿最后一面，连葬礼都没赶上！为追怀亡女，伊藤做了一首小诗，诗文如下：
　　为亲为子果何缘？
　　夭寿由来皆是天。
　　汝魄青山留白骨，
　　汝魂宇宙在哪边？
　　伊藤还把名字改了，由“俊辅”改为“博文”，自明治三年起，他就是“伊藤博文”了。木户孝允和山县有朋也是在明治开朝后改的名字，“孝允”是为了缅怀战死的亡灵，“有朋”是为了吸引当朝的俊杰，那“博文”又是为了什么呢？难道伊藤只是借此提醒自己要多多读书？恐怕不是，“博”代表一种胸襟，“文”代表一种器具。伊藤在怀女诗中已经接受了天命（夭寿由来皆是天），他不再与上苍过不去了。若上苍偏爱激进，那他就跟着激进，若上苍倾向保守，那他就跟着保守，总之，一切从于其时。另外，他伊藤不会像山县那样凭“武功”上位，他要以“文治”为立业之器，山县只要有忠心就可以，而他伊藤必须靠过人的才智。

　　伊藤博文接受了命运的安排，他不再纠缠于政体革命，而是投身于经济改革。高层虽未采纳伊藤的急变提议，但却认可了他的才能，政府正需要能干、肯干的人。不久后，伊藤被派去修铁路了，就是前文提到的品川——横滨线，英国史学家汤因比将其称为“人类历史上的大奇迹”。在修路过程中，伊藤曾向外国银行贷款，利益为一分五厘，后来他才知道，英国利息的均价仅为九厘！当时，大藏省想搞货币改革，但朝中无一人懂现代金融！伊藤深刻意识到，日本的落后是全面的落后，器物之落后尚可购买，文明之落后就只能恶补了。

　　俗话说，时势比人强。明治四年，各藩财政走到了破产边缘。藩主们终于发现，他们千方百计保留下来的不是资产，而是负债！再者，西乡隆盛以武力相胁迫，藩主们也就只好乖乖交出政权。废藩置县安定了内政，岩仓使团随后开启了外交。
　　伊藤博文是岩仓使团的副使，他之前考察过英国和美国，能说一口不错的英语。伊藤对资本主义是什么并不陌生(What)，他本次的使命是了解怎么把它一步步搞起来(How)。通过近两年的考察，伊藤等人勾画出了改革路线图，并于六年政变（即西乡下野）后一一践行。
　　资本主义发展早期有两极分化倾向，愈是后发国家此倾向愈加严重。原因很简单，资本主义是一种以货币为动力的高度竞争体制，各组织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存活，就必须首先积累一大笔资本。对穷国而言，这笔资本还能从何而来，不外乎征收重税与推动通胀。在马克思主义者眼中，这是惨无人道的“剥削”；在儒家子弟眼中，这是不仁不义的“腐败”。 “剥削”也好“腐败”也罢，那都是组织为保存整体而做出的历史选择，认不清大势、跟不上时代的人只能成为历史的牺牲品。

　　为了皇国崛起，明治政府牺牲了农民和武士，很残酷，但这就是历史。自六年政变后，农民和武士的反抗此起彼伏，政府的维稳也愈加强悍。对于异见人士，不管是西乡隆盛还是板垣退助，大久保政府只有四个字：反对无效！
　　内战是反对的最高形式，当一切请愿、抗议、恐吓甚至暗杀都无法改变朝局时，内战就会成为一种政治出路。鹿儿岛士族对大久保政权恼恨到了极点，他们在火爆脾性的支配下选择了内战。
　　在西乡起兵之初，朝廷拿不准古干城的立场，这位熊本镇台一旦倒戈，萨军将获得弹药补给及根据之地，九州岛也就难以保全了。不过，朝廷高层选择了信任古干城，怕临阵换将失了军心。古干城没有辜负朝廷的信任，他死死地拖住了西乡隆盛，从而加速了萨军的败亡。
　　伊藤博文是大久保利通的亲密战友，他坚定的支持平叛大业，并以实际行动支援前线。当战争陷入僵持、大久保面露忧色时，伊藤给这位上峰打气，说就算丢了九州也无所谓，两三年即可收复失地。伊藤何以如此谈笑风生？因为他看透了西乡隆盛，此人不懂经济，萨军没有财政基础，他们连维持现有战果都困难，就更不用说向外扩张了。
　　民权运动也困于财政难题，在大隈重信下野前，民党没有现代工商业背景，板垣退助又不愿做农民党领袖，这就使民党既不代表“最先进的生产力”，也不代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它成了一个漂泊于社会边缘的浮萍党，它没有真实的历史使命，“自由民权”不过是他们掩盖现实诉求的面具。

　　明治十一年（1878），大久保利通遇刺，伊藤博文接任内务卿，他终于位极人臣了。截至此时，维新三杰全部凋零，尚在的元老为岩仓具视（京都人）、大隈重信（佐贺人）、山县有朋（长州人）、井上馨（长州人）、黑田清隆（萨摩人）、西乡从道（萨摩人）和松方正义（萨摩人）。在这个首相班底中，大隈重信和松方正义在财政口，山县有朋和西乡从道在军事口，井上馨在外交口，黑田清隆在北海道，岩仓具视则为公卿。对伊藤而言，这个组合还算可心，萨长力量平衡，各卿能力均可，只是藏相颇为另类。大隈重信的政治理想、做人风格和地域出身与其他元老差别过大，他与整个班底颇显不睦。此外，大隈一直在培植三菱，与民党时有交往，似有自立门户之念。

　　伊藤博文了解自己的处境，以他的出身和资历，他无法成为一个独裁者。事实上，他也不具备独裁者的气质，他是一个来自底层的寒士，寒士不可能靠穷横立足于官场。伊藤的长处在于巧用时势及与人合作，是一个高超的“周旋家”，他的确在下关和谈及废藩置县上与众人为敌，但那时他仅仅是个小角色，他需要靠标新立异来加强自己的政治分量。他虽敢得罪藩主士族，但从未触怒上峰或违拗历史，他是一个真正的聪明人。

　　伊藤博文不想做第二个大久保利通，他可不想找死。大久保之所以被历史选中，是因为当时情形危殆，到明治六年，征韩论已经失控，若想回归內治道路，只能蛮不讲理。独裁是应对非常时期的非常办法，是节约改革成本的历史工具。当改革步入正轨后，独裁政治就会走向终结，官民间紧张关系也会缓和。历史喜欢低成本运营，如果独裁能降低改革成本，那它就支持一个独裁者；如果民主能降低营运成本，那它就缔造一个议会制。要而言之，历史不是一个道学家，而是一个大商人。

　　板垣退助因士族没落而崛起，民权运动貌似大张旗鼓，实则外强中干。民党并非全民之党，而是流民之党，是一个破落户的联盟。在时代的逼迫下，明治政府开始了“圈币运动”，农民和士族沦为经济难民。民权运动的本质是求生运动，“下克上”之动力来源于饥饿而非理想。饥民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面包，而不是虚无缥缈的民权。伊藤博文很清楚，当下的工商业基础不可能创造充分就业，他也就无法与民党全面和解。事实上，他也不需要这种全面和解，他需要做的是分化瓦解民党，使之难以掣肘行政权力。俗话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民党若失去领袖，将变成乌合之众，无法合力反对政府。另一方面，当就业机会短少时，警局和军队会显得分外迷人，政府压制民党的力量因之而增强。总之，民党不足为惧，甚至不足为虑。

　　伊藤博文了解板垣退助的底细，“为民请命者”多半清高虚浮且不懂经济。板垣的威望来自他的道德形象，而这形象是可以击碎的。至于后藤象二郎，此人反复无常，有如小贩，价钱合适即可收买。伊藤出手了，他令井上馨劝诱板垣及后藤游历欧洲，费用由三井财阀提供。自由斗士们，去自由国度看看吧，别整天价闭门造车。
　　真正让伊藤博文挠头的是大隈重信，大隈可不是板垣，更不是后藤，他既懂金融又有理想，更重要的是他有金主（三菱）。伊藤本不想与大隈闹翻，但他还是发动了十四年政变，周旋家也是有底线的，谁能容忍背叛组织的人呢？领导可以容忍异见，但绝不能容忍二心！
　　大隈下野后进行了反击，他一边组政党一边办学校，与板垣退助一唱一和，甚是活跃。为应对民党挑战，伊藤博文出台了四大政策：首先，加强对言论和集会的管制；其次，推行高等教育改革，奖励德意志学术，剔除英美法思想；然后，发布《军人敕谕》，弘扬忠君爱国思想，用东风压倒西风；最后，开放技术性文官职位，吸引青年才俊投身公务员考试，使其无暇参与民权运动。此外，朝廷还专门打击了三菱集团，以警示那些试图挑战当局的企业家。明治十八年冬（1885），三菱创始人岩崎弥太郎在抑郁中死去，成为商人对抗政府的缩影。民党失去了政治金主，失去了热血青年，失去了精神领袖，他们的民权运动再也坚持不下去了。

　　是伊藤博文埋葬了民权运动吗？表面上是，但实际上不是。政治运动是不同组织间的互相冲撞，政治领袖是其所在组织的“企业家”，其使命是通过合理配置资源增强所在组织的竞争力。可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政府拥有稳定的财政根基（租税），拥有优秀的经理人才（官僚），拥有堂皇的政治冠冕（天皇），民党有什么？刻薄的说，民党不过是一群只会叫喊口号的叫花子！自由民权，哼，民党中有几人读过洛克或者卢梭？政治不是道学，统治者不是慈善家，领导人的使命是合理化组织而非保持现状，是配置资源而非均分财富，他的主人是历史巨灵而非人民群众。

　　个人与个人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早已开启，每个人都要上台打擂，而历史只会奖赏强者。这是一场生存竞争，无远弗届，无可遁逃，无休无止。
　　一个生存于大变革时代的人，应该意识到历史之残酷与个人之渺小。盲目而无力的反对，最终只能导致反对无效。
　　5.变形记
　　民权运动是在野政客向萨长藩阀夺权的形式，它虽不像西南战争那样激烈，也不会对当局造成致命威胁，但其长期影响不容小视。民党的确没有财政基础，也不像政府那样人才济济，但它却占据着道德制高点。板垣退助说，“方今政权之所归，上不在帝室，下不在人民，而独归有司”，言外之意，“有司专制”是不合法的！
　　政权合法性问题是民党最重要的武器，是他们夺权的唯一工具。任何一个政权都不会漠视这一问题，因为它很能摇动人心，清帝甚至以文字狱对付质疑者。
　　伊藤博文要如何回答板垣退助的质疑呢？他的政权以“王政复古”为旗号，他的政策却处处向西洋看齐；他竭力鼓吹向欧美学习，却拒绝设立民选议会！他要如何解释这种悖论呢？难道要他告诉公众现在是“资本主义初级阶段”，所有人都必须毫无怨言地接受有司专制？伊藤当然知道，在经济形态及社会组织完全改观前，日本不可能成为一个议会民主国家，但他却必须于经济、社会进步前先创造一个宪政样子，以为当前统治提供道德依据。

　　明治十四年（1881），伊藤博文赶走了大隈重信，同时也定下了立宪时间表。《国会开设敕谕》承诺，帝国议会将于明治二十三年（1890）召开，伊藤还有十年准备时间。
　　日本人做什么事情都要先学习，立宪本来就是洋玩意，就更不能例外了。明治十五年（1882）早春，伊藤博文奔赴欧洲考察立宪政治，考察地为柏林、维也纳及伦敦。德国与日本在体制上相似，英国于日本则在体貌上相似；当局喜欢德国的宪政学说，民党则信奉英国的民权理论。要确立宪法构架并应对民党挑战，伊藤必须通盘考察德英两国的政治体制。
　　伊藤博文此次是有备而来，他出发前已确立了考察细节，皇室、内阁、上院、下院、法院、中央与地方，等等等等。这次考察历时近半年，伊藤求教了两位德国宪政学泰斗及一位英国宪政大家，他不但初步确定了考察项目的答案，而且了解了自由民权学说在欧洲的近况。值得一提的是，伊藤还在柏林会晤了铁血宰相俾斯麦。当年夏末，伊藤经俄罗斯返回日本，他要开启一场政体变形记了。
　　宪法是什么？国内多数人以为宪法就是一本小册子，上面写满了华丽的道德辞藻，刘少奇曾拿着那本小册子为自己讨尊严，今天仍有国人拿那本小册子为自己讨说法。其实，那本小册子和《论语》一样，只是摆设。宪法的本质是政治体制，即国家有哪些机构，这些机构各有什么权限，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整个社会又如何运作。所以，立宪的本质不是写一篇道德文章，而是理顺政治体制，将潜规则变成明规则，且赋予其至高无上地位，并让所有人——包括最高主权人——服膺这一经过公众认可的游戏规则。

　　伊藤博文肩负着立宪使命，在勾画未来政治架构前，他先审视了现有组织。现政权叫太政官政府，太政官的首脑叫太正大臣，伊藤博文掌管内务省，其平级部门为大藏省、工部省、兵部省，等等。在现实之中，内务卿是各省省卿的领班，伊藤具有影响各省的能力。太政官政府直属于天皇，代天皇行使行政权，不过天皇很少干预政治，真正干政的是皇族和公卿，太正大臣即由公卿担任。因此，整体看来，太政官政府就是萨长藩阀、天皇、公卿、皇族和华族的代言人。在太政官政府左右还有两个名义上“独立”的部门，一个叫“大审院”，掌管司法，另一个叫“元老院”，掌管立法，此二院为太政官政府所掌控，其人事与财政并不独立。这就是当下的政治体制，其优点是行政效率颇高，缺点是缺乏权力制衡。

　　伊藤博文会牺牲行政效率吗？不会。那他会制衡行政权力吗？一点点。伊藤为提高政府权威而进行政体改革，他会给反对派适当的政治出路，但不会让他们成为政坛主宰，要知道这是一部钦定宪法。
　　伊藤的宪政蓝图如下：天皇为政治体制之轴心，乃至高无上之神圣，各机构垂立于天皇之下，这些机构包括内阁、陆海军、帝国议会、裁判所及枢密院。在新体制中，内阁乃中央行政机关，其下设各职能省（即部委），内阁直属于天皇，总理大臣及各省大臣均由天皇任免。陆海军亦直属于天皇，陆海军之编制及兵额均由天皇裁夺，宣战及媾和大权也为天皇所总领。帝国议会由贵族院和众议院两院组成，贵族院议员由天皇敕任，众议院议员则由民选产生，不过，选民资格要由选举法筛定，帝国议会只是“协赞”天皇行使立法权。裁判所之判决代表天皇权威，应以“司法独立”为宗旨，不受内阁或议会干涉。枢密院乃御用智囊团，其成员为元老重臣，以非公开方式影响重大决策。

　　接下来，伊藤博文要将上述蓝图付诸实践了。
　　明治十七年春（1884），伊藤博文在皇宫内设制度取调局，开始制定宫内制度及宪法细则，另外规划机构变革，他亲自担任局长。同年7月又颁布《华族令》，明确了华族等级及世袭办法，以为成立贵族院做准备。
　　明治十八年年底（1885），伊藤博文改太政官制为内阁制，并出任首任总理大臣。在新体制中，内阁直属于天皇，总理大臣与天皇必须建立通信管道，于是便有了内大臣。读者可能会联想到太监，不过，内大臣不是太监，在生理与心理上都不是。内大臣有点像神秘近臣，有时能影响内阁生死，伊藤兼任了首任内大臣。
　　明治十九年春（1886），伊藤博文又颁布了《帝国大学令》，将“东京大学”改为“帝国大学”，法科大学毕业生尤受优待，法大成为高等文官的摇篮。此举是德国宪政学家施泰因的主张。施泰因认为，国家要实现政策目标全赖行政部门，行政部门要为自己培养人才，而大学是培养行政人才最好的场所。
　　明治二十年（1887）七月，伊藤博文颁行《文官考试试用见习规则》，日本从此有了“科举制”。伊藤这是在向反对派抛橄榄枝：兄弟们，别斗了，有官一起做，大家都考公务员啊！伊藤此次所开放的职位仅为技术性且职级都不高，不过，文官考试相当公平，有唯才是举的样子。一时间，有志青年都想考公务员，培训机构的生意也就火爆了起来。
　　经过上述铺垫及整顿，立宪的准备工作已基本完成了。
　　明治二十二年（1889）二月十一日，国民朝思暮想的《大日本帝国宪法》终于诞生了，它是由明治天皇向时任总理大臣黑田清隆上下手递方式颁布的，故又名“明治宪法”。明治宪法是亚洲第一部宪法，它随后开启了大正民主，但却最终导致了昭和圣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