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 《走向癫疯——大日本帝国的崛起与崩溃》作者: 迟玉德 由 北冥巨鲲 于 2017-11-08 10:14

　　5.资本与主义
　　传统社会为农耕经济，其生产能力十分有限，分配依等级而定，故呈现为身份统治。现代社会为商业经济，其生产能力因分工与组织显著提高，分配由交易做主，故呈现为货币统治。
　　货币统治源于商业扩张，而商业扩张的前提是商人主导政治。因此，资本主义最初不可能产生于大国，它的发祥地是水城威尼斯，后一步步扩张至荷兰、英国、欧洲大陆、亚非拉美。

　　资本主义要想在一国确立，必先冲破传统社会之种种窒碍，包括体制、习惯、语言乃至信仰。各国冲破此等窒碍的力量和能力，依各自国情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在遭遇资本主义之前，中日两国的政治体制和商业基础差别至大，这导致两国进入资本主义的路径迥然不同。
　　在明治之前，日本实行幕藩体制，地方具有高度自治权。在幕藩体制下，地方政府较中央政府更有效率，藩国之间互相竞争，藩主有推动本藩发展的动力。若想在激烈的竞争中获胜，就不能仅仅依赖农耕经济，而必须开拓工商事业，经济因之而多元化。在江户时代，不论是幕府还是藩主都不向全民直接课税，其课税的单位为村庄，基层权威因之而崛起。德川幕府推行参觐交代制度，江户、大阪和长崎逐渐形成了庞大消费市场。在黑船来航前，江户的人口突破了100万，这就需要强大的后勤系统。幕藩将城市后勤交给商人打理，三井替幕府转运税款，鸿池替藩主经纪财务，回船（海上货运组织）替各地转运货物。在各大城市，批发商、运输商、准银行都已出现，商人之间还结成了行会。另一方面，藩主也成了某种形式的商人，他们以土地为依凭，指派武士或商人为其经理人，将大宗农产品贩卖至各大城市。藩主及武士还普遍向商人借款，商人也可以购买武士身份，进而分享统治权。

　　黄仁宇先生论及此间情形时说：“企业与政府一体合作，也使它们立于不败的地位。欧洲的王室在现代法制展开之前，经常对商人赖债。日本之封建政权则惯常以‘德政’的名义，一笔勾销侍级人士（藩主和武士）向商人之借款。只是在江户时代，各种企业既已与政府结不解缘，在体制上不可或缺，因之幕府为了本身利益计，也不愿商业遭受打击。所以德川时代‘德政’令只颁过两次，范围都极窄狭。非如此，初期资本之积累必受挫折。”

　　江户时代的商业是一种城市经济，黑船来航后，城市里的士族及町人纷纷破产，商人阶层也就跟着破产了。像三井这样的大商家在江户末期已濒于破产，其参加倒幕运动乃是一场孤注一掷的赌博。西洋入侵后，士族和町人的生活水准大幅下降，他们对现实极为不满。士族是岛国的统治者，在江户后期，他们逐渐商业化和官僚化。士族要为自己寻找出路，而不拯救商人他们便没有出路。明治以后，亲商业的士族官僚获得了统治权，有些官僚自身就是商人，比如涩泽荣一。明治六年政变更是坚定了亲商业路线，食古不化的士族代表被赶出政坛。

　　明治新政府在废藩置县后推行地租改正、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在这三大政策中，地租改正的历史意义最为重大。在明治元年，新政府的财政收入仅占财政支出的12%，其余近九成靠发钞和借贷维持。若不能建立稳定税源，新政府就不能存活，更遑论比肩西洋。不管是殖产兴业还是文明开化，都需要投入巨额资本，但当时的日本没钱！不错，日本没有像中国那样与西洋大规模交战，因此没有背负大宗赔款，但开国之后，日本在对外贸易中产生了巨额入超，其黄金储备更是急剧减少。

　　资本是推动一切事业的原动力，资本主义之扩张全凭资本推动，没有资本便没有主义。当市场缺乏资本时，政府就要担当创造资本的角色，其手段无外乎发债和征税。当时，日本上上下下都没钱，对内发债行不通，而日本人又不愿对外举债，因此，征税成了积累原始资本的唯一途径。
　　明治政府之诞生源于城市经济之破产，因此本土工商业不可能担负税收之大宗。开国之后，洋人掌控了日本关税制定权，其税率极低，关税也不能成为财政之根基。新政府想来想去，除了向农村下黑手还真没什么办法。
　　随着地租改正的推进，农民的负担越来越重，他们所交的货币税成为国家资本，被投入国营公司、交通通讯和教育事业。后来，连年亏损的国营公司被贱卖给具有政府背景的私人企业，经过商人改造，这些产业被逐渐做活并成为重要税源。在教育方面，新政府对学校进行了大幅改造，在“文明开化”的旗帜下，传统儒学被逐渐边缘化，西洋学科则成了主流。
　　在地租改正的同时，现代银行业也在涩泽荣一等的努力下迅猛兴起，其通过股份制和发钞权快速扩大了资本规模，然后将其注入各项朝阳产业。慢慢的，城市经济复苏了，本土商业税大幅增长，日本这盘死棋被逐渐做活。
　　在商业大步向前的同时，文化思想也跟着快速转变。传统儒学逐渐被市民抛弃，现代洋学成了文明标准。福泽渝吉在思想上为商业正名，积极传播重商主义价值观；涩泽荣一则写了《论语与算盘》，为商业交往提供伦理依据；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被译成了日文，经济学开始普及至民间；商法和民法也逐渐出台，商业发展有了制度性依据。

　　经过这一系列努力，城市经济获得了恢复和发展，农村却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此时的城市如同沙漠中的绿洲，它的周边是贫困的农村，那里也是日本。这样的政治经济结构只能造就军政府：既以现代机构服务城市，又以独裁手段管制农村。于是，大久保利通和伊藤博文应着历史的呼唤粉墨登场了。
　　6.宪政之根
　　资本主义的政治表现形式被定名为宪政，而宪政又分两种形态：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在近代，日本选择了君主立宪，成功了；中国选择了民主共和，失败了。从此，宪政成了中国人的一块心病。
　　中国文人对宪政的渴望，就如同大龄剩男对女人的渴望：先是望穿秋水地等待，然后是歇斯底里地批判，最后是一声叹息的嘲讽。有些人在问，宪政适合中国吗？而另一些人断言，它早就过时了！
　　在当下，宪政一词已被束之高阁，取而代之的是“自由”、“民主”和“人权”。今天，关于宪政的讨论已被包装成梦想与现实、前进与后退、正义与邪恶的较量。其中，正方自称“已经觉醒的公民”，而反方被命名为“既得利益集团”。笔者不知道接下来双方将要如何演绎，但可以断言这场道德大戏将会持续很久、很久。
　　当一个人恋爱时，他的智商会降低，他会看不清爱人的本质。苏轼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短视距地观察历史，除了热闹之外，读者看不清任何东西。今天的许多人都相信，中国得以有今天全靠邓公当年圣明，这话恐怕连邓公自己都不信。
　　宪政这个词是对西方政治的总括，它的本质是代议制，是基于商业经济而产生的政治形态。宪政与资本主义互为表里，离开资本主义谈宪政有如缘木求鱼。今天的阿富汗不需要宪政，一人一票对其毫无意义，一个连大商业都没有的国家要宪政干嘛使？

　　在《中国大历史》中，黄仁宇先生对“资本主义”有过这样一段论述：
　　“实际上，资本主义能够实施无阻，无非一种以货币管理的安排。由以下三个条件做起。
　　信用广泛的展开（即以货币为计量的负债关系，也可以理解为资金的广泛流通，笔者注），
　　经理不受人身关系限制，
　　和服务性质的事业全盘活用。

　　更要附带申明的则是，资本主义实施时，这货币管理的制度务必延伸而包括全国经济各部门，即农业也和工商业相同。一种适当的司法制度必须在后扶持它。如是，通过以上三种条件所交换的价值才能确定，所定合约才能执行。资本有了保障，才能存聚。实行这种体制时，资本主义国家让私人企业占先，因此私人资本在公众生活上占着一个比重特大的地位。付出这代价之后，人民大众就用不着受政府机构很多不必要的管制，只让经济因素做主，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之下，使效率提至最高。”

　　宪政是对上述三个条件的确认和巩固，在组织形态上，它的上层机构为一个全能型政府，具备服务商业发展的各项功能，它的下端为众多高度自治的企业社团，拥有开拓自身事业的性格及能力，它的中层联系为支持公私通用的服务性事业，包括交通、通讯、银行、保险、会计、律师、议会、法院、媒体等。
　　在西洋入侵前，日本已具备一个高度自治的地方政府，它的商业发展也达至了较大规模，发展出了准银行、私营会计、大规模航运、海上保险、粮食期货、民用邮政（时称“飞脚”）等。可以说，德川后期的日本已大致具备构成资本主义的基础，它最大的缺陷在于缺乏支持商业扩张的法治及文教系统，因而表现为一种范围狭窄的城市经济，与以东北为代表的乡村经济不能兼容，后者在戊辰战争时的反叛也不是全无来由，更非私人恩怨。要知道，美国内战就是因为南北经济形态差距过大而造成的。

　　除了商业基础（经济）和自治传统（政治）外，日本的文化形态也与明清有至大差别。与中国的文官相比，日本的武士更为务实，他们虽已官僚化，但以技术擅长，其自身也经常担任藩主的商业经理。再者，与中国文官的天下观相比，日本武士基本把自己视为地方精英，凡事都以地方实情做主，也就培养出务实精神。德川幕府推行门第制度，这的确限制了社会流动，但也把大部分人才留在了民间，而经商成了这些精英最体面的出路。李嘉诚说，世情才是大学问。经商是不能靠空想而成功的，商人子弟是寺子屋的主要学生，民间教育因之而注重实际。这种长期的积累造就了日本人求真务实的性格，商业经营正需要这样的文化性格。

　　回顾明治维新，我们发现，日本人首先通过废藩置县确立中央权威，然后通过六年政变巩固內治路线，之后通过地租改正和创办银行创造原始资本，同时通过教育改革培养经理人才，最后通过创办官营事业提供公共服务。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没有一上来就搞立宪，明治宪法于明治二十二年（1889）才颁布，而帝国议会要到次年才成立。
　　而反观清末民初的我们，中国的政治精英把精力全部投注到宪政设计和思想启蒙，而对于赋税来源、商业人才培养、产业结构调整等现实问题，他们既一无所知又不屑了解。他们似乎并不明白，不是有了宪政才发展出商业，而是有了商业才发展出宪政；不是有了思想启蒙才需要商业扩张，而是有了商业扩张才需要思想启蒙。资本主义是一种走向商业体制的运动，在转型过程中会经历各种阶段，每个阶段都需要对应的组织架构与思想文化，这种配套要每隔一段时间升级一次，没有永恒的制度和思想，尤其在资本主义时代。高喊自由、平等、博爱的确很爽，也特别有范儿，但在一个既无商业基础有无自治传统还崇尚空谈的老大帝国里空喊这些有什么用呢？

　　维新就是搭桥铺路，让过去的人能走向未来，今天的我们可能需要《第五项修炼》，但一百年前人们只需要《论语与算盘》。
　　先进不等于正确，正确来自于智慧，而智慧建诸于对世情的了解。明治政治精英了解他们接手的政治遗产，他们以超级务实的态度和蓬勃奋发的精神为资本，写就了一篇刷新历史的资本主义传奇。
　　日本人不是一个高瞻远瞩的民族，他们有小聪明，没有大智慧，那片狭小的土地已经决定了这个民族的格局。然而，过犹不及，太过高瞻远瞩等于不切实际。从晚清至今，我们不断地在空中栽树，在沙滩建楼，结果荒废百年。其情有如戴季陶所言：“至于中国今天在政治上的人们，或是永不读书，或是读一句书，喊一句口号。政治是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业，又岂是这样所能成的，真可叹呵！”等到胡适先生终于说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时，民国的知识青年愤怒了，义愤填膺地说：老师，你错了！

　　今天想想，到底是谁错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