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 《走向癫疯——大日本帝国的崛起与崩溃》作者: 迟玉德 由 北冥巨鲲 于 2017-11-08 10:14

　　1.黄龙坠落
　　明治维新在中国是一个永不过时的话题，我们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提起它，但每次提及都是浮皮潦草。我们似乎并不想搞清楚它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只想利用它来敲打当局和民众。自康有为起，我们总喜欢把明治维新讲成一个道德故事。康有为在《日本变政考》中是这样描述这个故事的：“日本之为政，盖深得西法之奥也。观其敕誓之言，兢兢乎忧国危亡，恶守旧之阻挠，发维新之大号，去尊贵之积习，恶上下之相离，视国民皆一体，采良法于万国。言重意长，谆谆反复，诚心感动，百官动色，誓死相从。是皆日主发愤之一心，而成今日富强之大业也。”诚然，明治政府的确比大清王朝更勤政、更清廉并更富责任感，但若把日本在近代的崛起与中国在近代的沉沦主要归因于道德则与史实不符。近代日本人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维新成功，是因为他们所面对的问题比同时代中国人所面对的要简单得多，他们具备构架资本主义的基础，而我们一穷二白。

　　要看懂日本的明治维新，就必须对比中国的长期革命。只有做全局性对比，我们才能知道中日异途的本源，也才能明白我们到底有没有荒废百年。

　　中国的近代史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满清自立朝以来第一次遭遇外敌入侵。说来好笑，在儒家语境下，满洲人原为帝国边外“夷狄”，趁中原内乱之机夺取权柄，从此主宰华夏乾坤。经过两百年统治，满洲人成功地奴化了中原人，他们把满洲人的发式、服装、词汇乃至体制移植到了中原。满洲人吸取了蒙古人的教训，他们主动学习中原文化，并向汉人精英广泛开放政权，这就使得清朝成为满汉两族共同的帝国。不过，满洲人从骨子里提防着汉人，为此他们推行种族隔离，强制剃发易服，大兴文字冤狱。在满清之前，皇帝的权力没有多大，文士的地位相对较高，乡绅的作用不可小视。满清的确盛产明君，但其整体社会发展远不及大明，就更不用说两宋了。据说，被劫持的人质会在劫持过程中慢慢理解劫匪，并站在他们一边，甚至爱上他们。西方心理学将这种现象叫“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显然，1840年之前的汉人患上了严重的斯德哥尔摩症候群，虽然也有人试图“反清复明”，但不是吴三桂那样的骗子，就是洪门那样的帮派，至于文人士大夫，早吓尿了。什么国家民族，什么文人气节，去他妈的高尚，活命要紧，富贵要紧，人生在世财色而已！这种不负责任的亡国奴文化成了满汉两族共同的精神遗产，对这种文化的全面反叛则成了近代中国长期革命的重要燃料。

　　1840年，“劫匪”和“人质”的好日子结束了，英国远征军携坚船利炮轰开了“上国”的禁门。战争本身倒没有什么了不起，但这是“天-朝”威严的门面第一次被戳破。战后，获胜的英国人要求清廷割地赔款并开口通商。从战争爆发的本源及战后条约的重点来看，这次对外战争是一场贸易战争，但它还是被包装成了为“禁毒”而打的道德战争。而事后国人对战争的反省也多停留在道德层面，人们一味指责当事人自大、不负责任和贪污腐化，总之就是一群笨蛋加混蛋毁了大好中国。更让今人气愤的是，这群害人精战后居然不思悔改，依旧在“老子天下第一”的幻梦中蹉跎，直到让英法联军于二十年后占领了北京城、火烧了圆明园才算稍微清醒。

　　1861年，守旧的咸丰皇帝在避难承德时驾崩，他的宠妃慈禧以独子载淳为筹码，联合恭亲王发动宫廷政变，叔嫂二人推翻了咸丰钦定接班政权，确立了垂帘听政体制，开启了自强图存运动。慈禧是一个嗜权如命的女人，她喜好阅读古典书籍，对新事物也能接受，她虽对洋人素无好感，但也深知改革之不可避免。恭亲王是咸丰帝的弟弟，颇有才干，也因之备受咸丰猜忌。他对西洋器物情有独钟，他以“师夷长技以自强”为改革口号，联合在镇压太平天国中崛起的汉臣集团发起了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搞得颇有声色，1861年总理衙门成立，1862年京师同文馆开课，1864年《万国律例》发行，同年“洪杨之乱”被彻底平定，1872年轮船招商局成立，同年留美幼童起航，1876年开平煤矿运营，此间城市开始有电讯联络……
　　洋务运动得到了慈禧的全力支持，慈禧以巧妙手段压制顽固派，这就使得洋务运动进行得比日本的幕末改革顺利得多。洋务运动提出了两个口号，一是“自强”，一是“求富”，大清不但有了近代兵工厂，而且有了近代纺织厂，看上去与日本的“富国强兵”并无不同。此时，中国的经济指标和国际影响也走出了最低谷，开始出现“中兴”之态，人们也觉得“盛世”将临。
　　1894年，中日两国为朝鲜半岛大打出手，甲午战争爆发。在这场中日民族对决中，日军不但消灭了北洋水师，而且占领了满洲和辽东半岛。慈禧太后赶紧派洋务重臣李鸿章赴日乞和，两国在讨价还价后签署了《马关条约》。
　　在《马关条约》之前，中国虽有对外赔款，但其总额十分有限，对帝国影响微乎其微。《马关条约》则不同，它使中国背上了沉重的财政负担，当局不得不靠借外债来还赔款。大举借贷外债的后果是严重的，黄仁宇先生在《中国大历史》中这样描述：“兹后中国行政完全被外国银行团把持。凡出口进口之关税，盐税之收入，以及内地之转口，同为外债之抵押品。此后因修筑铁路也涉及外债，才激起了1911年的革命。以上情形在中国进入民国时代后基本上未有更变。也因为对关税收入的处理，孙中山与西方各国争执，才决定与苏联联合。”

　　甲午之败严重伤害了中国人自尊，也彻底否定了“中体西用”路线，北洋大臣李鸿章更是被公众视为“卖国贼”。此后，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温和派提出了君主立宪，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激进派提出了共和革命。
康有为是广东的一位寒门书生，他自认有经天纬地之才，在科场失意后大量阅读西方书籍。在甲午战争前，康有为一方面著书立说，一方面聚徒讲学。康有为的出身、性格和遭遇使他对现政权抱敌视态度，但他并不反对满洲皇帝，他企图以离经叛道的言论引起皇帝的重视及重用。在甲午战败后，康有为获得了觐见光绪帝的机会。
　　光绪皇帝是慈禧太后的养子，在同治皇帝夭亡后承继大统。1889年，十八岁的光绪开始亲政，慈禧在为光绪指定了皇后后宣称退居二线，也是在这一年日本帝国议会成立。1894年，朝鲜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中日两国都向半岛增兵。光绪在亲政后没有获得多少实权，为了增强自身政治实力，年轻的光绪在受翁同龢等煽动后十分好战。清军在战场上的惨败深刻地教育了不谙世事的光绪，此后一段时间他显得颇为抑郁，总担心自己会做亡国之君，但他毕竟是年轻人，体内的热血激发了他改革现实的欲望。

　　慈禧太后在甲午战败后也倾向于革新政治，她不愿被臣民视为改革的阻碍，她甚至迁居颐和园，以示远离政治。在这个当口，康有为带着他的信徒进京了，不久后他们便获得了皇帝重用。康有为向光绪帝许诺了一个富国强兵的未来，为坚定光绪的变法决心，康甚至不惜功夫撰写了《日本变政考》。这是一本编年体例史书，详细铺陈了明治维新全过程，其内容主要是王政复古后的事件、诏令和律文，康有为还时不时以“按语”形式发表个人见解，并在篇末声言“中国之变法自强，尽在此书。”

　　光绪帝相信了康有为，他在1898年的夏天颁发了两百多件诏令与批示，宣称要改造政府组织，要编制国家预算，要打造新式军队，要重建文官组织，要推行西方教育，要升级工商产业……总之，万事要同国际接轨，一切都向西洋看齐。这种局面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它吓坏了除极少维新派之外的所有人。当光绪越过慈禧的亲信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而秘密召见直隶按察使袁世凯时，传统势力再也坐不住了，他们把颐和园的慈禧太后重新迎回紫禁城。慈禧太后以雷霆手段终止了康氏新政，软禁了光绪皇帝，处死了维新人士。就这样，一场看上去轰轰烈烈的政体革命以轰轰烈烈的方式结束了，前后仅历103天，宛如一场爱情。

　　近代中国是一个万花筒，就在极端崇洋的康有为流亡海外后不久，一股崛起于华北平原的极端排外势力开始做大，他们给自己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号——义和团。面对义和团的兴起，慈禧太后一时不知所措，她不愿意看到义和团做大，但又没有做掉义和团的军力，此时的她正与洋人因废光绪问题而不和，这位满洲统治者在左摇右摆后决定利用义和团夺回中国政治主导权，结果却惹出了八国联军侵华。

　　在二十世纪的第一个年头，中国的首都被包括日军在内的外国联军分区占领，清廷最高领导人慈禧太后则挟持着光绪皇帝逃往西安。为换取洋人谅解，慈禧答应了联军的一切要求，她批准了四亿五千万两的战争赔款，严惩了七名守旧大臣（赐死三人、斩首两人、流放两人，另有四人此前已自杀），停止了四十五座拳匪生事城市五年的科举考试。此外，她还允诺拆毁大沽炮台，并对海岸至北京的通道统统不设防，她还委派亲王载沣与重臣那桐为特使分别赴德、赴日谢罪。

　　发生于1900年的这场“庚子之变”彻底打醒了中国人，亡命西安的慈禧太后终于认清了世界大势，此后她以前所未有的政治勇气改革政体。慈禧于1902年初返回北京，她把自己四年前亲手推翻的政体改革全部捡起，其范围甚至比康氏方案更加广泛。
　　1905年，清廷废止了延续上千年的科举考试，同年派包括一名亲王在内的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1906年，清廷颁发了《宣示预备立宪谕》，同年设考察政治馆，次年改名“宪政编查馆”。1908年，清廷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次年命各省成立咨议局。
　　慈禧将她的这场改革行动命名为“预备仿行立宪”，她把人生的最后岁月几乎都贡献给了这场行动。为达成政治目标，慈禧以个人权威做赌注，与所有反改革力量周旋，她创造了令时人鼓舞的政治气氛。然而，就在大家对未来抱有信心时，慈禧和光绪的身体都出了问题。慈禧钦点不满三岁的溥仪为皇位继承人，她本想挺过此劫再度垂帘，没想到阎王非要收她，她在弥留之际派人谋杀了光绪。
　　慈禧和光绪的双双离世使帝国政坛失去了平衡，反改革的满洲贵族与挺立宪的汉人官僚发生激烈冲突。在此番较量中，汉官代表袁世凯被迫辞官返乡。下野后的袁世凯把自己打扮成一个赋闲野老，实际却监视朝廷一举一动，他还与汉人文武大员结成攻守同盟。
　　在后慈禧时代，溥仪的生父载沣监国摄政。这位曾赴德谢罪的年轻亲王对朝局十分不满，尤其是汉官集团的崛起和隆裕太后的干政。载沣在当国期间干了三件大事：第一，他赶走了袁世凯；第二，他推出了皇族内阁；第三，他推出了铁路国有化。这三大事件彻底伤了全国汉人的心，原本支持朝廷的立宪党人纷纷起来反对载沣政权。
　　1911年，铁路国有化政策导致官民极度对抗，四川民众更因官府射杀请愿群众而掀起全省暴乱。面对纷乱的政局，载沣采取了以暴制暴的对策，他派湖北新军入川镇压民变，武昌城的防卫因之而空虚。湖北革命党人欲借机起事，他们在新军中发展了一批同志，就在他们筹备过程中，一颗炸弹不小心被引爆，俄国巡捕闻讯搜查，查获一本花名册。湖广总督瑞澂花大价钱买到了这份花名册，他准备按图索骥一网打尽，他还下令收缴新军子弹。瑞澂的政策立刻在新军中引发恐怖气氛，许多士兵都同情革命，但同情不等于信奉，更不等于献身。不过，这种事情是讲不清楚的，谁也不知道自己的名字有没有被写入花名册，于是人人自危。这种情形与陈胜吴广起义时的情形如出一辙。10月10日晚，工程第八营新军士兵因一次意外事件在没有组织、没有计划、没有目标的情况仓促起事。令时人匪夷所思的是，这样一场小规模军事哗变竟然引发了推倒满清王朝的辛亥革命。

　　新军多营在夜间仓促组成反政府联军，湖广总督瑞澂抵御了一阵子，后弃城外逃，新军一鼓作气拿下武汉三镇。起义后不久，湖北立宪党人主动出来主持大局，他们策划成立了湖北军政府，逼迫前职业军官黎元洪为大都督，并以“中华民国”的名义通电全国，鼓动各省脱清独立。军政府还在短时间内与洋人达成和平协议，军政府承诺确保洋人在华利益，洋人则保持局外中立。
　　湖北变天后，全国风云激荡，东南各省纷纷“独立”。此时，革命党领袖黄兴奔赴武昌主持大局，孙中山游走西洋企图筹款，下野“养疾”的袁世凯则呆在河南作壁上观。满洲贵族被全国的变乱吓慌了神，摄政王载沣对时局束手无策，北洋新军不听朝廷指挥，汉官集团集体看热闹，走投无路的满洲贵族不得不重新启用汉臣大老袁世凯。袁世凯以“足疾未愈”为由拒绝出山，但当载沣卸任摄政王时，袁的足疾突然痊愈了。袁世凯出山后迅速进攻武汉三镇，不过他不打算剿灭“中华民国”，他深知养寇自重的道理。袁世凯利用自身政治权威及军事力量随心所欲地左右时局：当南方政府不识时务时，他就下令冯国璋猛攻南军，甚至不惜火烧汉口；而当满洲贵族心存幻想时，他又唆使部下联名奏请清帝逊位。在袁世凯的连唬带吓下，孤立无援的隆裕太后于1912年2月12日发布退位诏书。

　　1888年，北洋海军为彰显“天~朝威仪”启用黄龙旗为军旗，其图案为黄底蓝龙戏红珠。后来，这面北洋军旗成了大清国旗，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国旗。这面象征着满洲皇权的国旗在1912年的冬天落下了旗杆，同年的春天一面象征着“五族共和”的五色旗冉冉升起，中华民国时代开始了。

2.民初乱局
　　在中国史学家的笔下，袁世凯始终不是一个正面角色，他是出卖维新派的叛徒，是篡夺革命果实的国贼，是签署二十一条的罪魁，是民初乱局的始作俑者。近来，有一些文学影视作品替袁世凯叫冤，说袁世凯没那么坏、孙中山也没那么好、康有为完全是个大骗子。国人之所以纠缠于袁、孙、康三人的道德为人，是因为民国初年的乱局实在不能令人满意。
　　摄政王载沣退位后，袁世凯成了清廷真正的统治者，他决定着中国未来的走向。袁世凯出生于官宦之家，因科场失意愤然投军，后获得监理朝鲜的机会，甲午之后回国编练新军。袁世凯为人机敏，办事干练，头脑开放，颇受李鸿章、荣禄和慈禧太后赏识。戊戌变法时，康有为、谭嗣同和光绪帝也将袁世凯视为“自己人”。袁世凯具有一种八面玲珑的本事，他能摆平各种势力并使其为己所用。这种官场韬略不是每个人都能掌握的，正因为此，辛亥乱局才不得不由袁世凯来收拾。

　　袁世凯不是一个革命派，他也搞不太懂共和制，他并不喜欢这些政治标签，他更崇尚实用主义。袁世凯爱抢风头，不论是编练新军、兴办西学还是创建巡警，他都走在同僚之前。袁世凯很能接受新事物，他甚至娶了三房朝鲜姨太太。不过，袁世凯对政体这东西从来都不大感冒，相对于虚文，他更看重办事。在戊戌年，袁世凯一开始支持康梁党，后来就远离了维新派，他觉得这帮小子做事忒不靠谱。

　　袁世凯不是任何一种“主义”的信徒，如果说他信仰什么的话，那一定是权力。当慈禧太后决意预备立宪时，袁世凯全力支持，因为挺立宪就是挺自己。慈禧归西后，摄政王载沣无情地击碎了袁世凯的政治幻想，袁这才看透：一个汉人别想在一个满洲王朝里真正出头！
　　南方独立后，袁世凯逼迫宿敌载沣下台，他终于当上了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与南方政府边打边谈，双方磨叽了好一阵子，最终达成一笔政治交易：南方政府同意袁世凯出任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则允诺逼迫清帝退位。就这样，袁世凯成了“共和元勋”。
　　袁世凯本以为自己会当一个实权总统，没想到南京临时参议院紧急修改《临时约法》，改总统制为内阁制，并要求他赴南京就任，真是岂有此理！此时，清帝已经下诏退位，一切都无可挽回，袁世凯只好忍气吞声地接受了内阁制，不过他执意要在北京就职。为达成政治目的，袁世凯甚至指使曹锟在京津一带纵兵焚掠，以此向南方人施压。可以说，中华民国从一开始就是暴力和阴谋的产物，它的一切都带有临时感和不确定性。

　　孙中山辞任临时大总统后环游各省，此前他在国外流亡了十六年，对祖国的实情知之甚少。孙中山走遍了半个中国，他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讲，话题主要集中在“民生”上。不过，孙中山并不是一个善于搞民生的人，他自己的财务就一塌糊涂，既生财无道，又花钱无度。孙中山应邀出任临时大总统后不久，他就发现自己是个乞丐总统，中华民国的国库空空如也。这也是为什么南方人愿意妥协、孙中山愿意“让贤”的根本原因。

　　民国肇建，国会当权，政党林立，内阁不稳。北京参议院乱成了一锅粥，袁世凯为稳定时局邀请孙中山和黄兴赴京晤谈。这次会谈规格极高，但成果极少，双方各怀鬼胎，鸡同鸭讲。袁世凯也掂量出了孙中山的斤两：一个空谈理想的神父，绝非脚踏实地的干将。
　　1913年，中华民国举办第一届国会大选，国民党获得多数席位，宋教仁有望出任内阁总理。然而不幸的是，宋教仁在上任前在上海火车站遇刺身亡。宋教仁遇刺案震惊了全国，各大媒体就幕后主使展开了热烈讨论，有人说是袁世凯，有人说是陈其美。上海法院依三权分立原则独立接审了此案，这个地方法院甚至向内阁总理下达了传票。
　　赴日考察的孙中山得知宋教仁遇刺后悲痛欲绝，他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认定凶手就是袁世凯，并以此为由发动了旨在讨袁二次革命。二次革命极不得人心，商会领袖、地方大员、高级将领公开反对，就连孙中山的死党黄兴都反对！然而，孙中山像疯了一样一意孤行，企图以单薄武力骤然推翻一个合法政府，其失败也就可想而知。
　　平息二次革命后，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国会因议员不足而停摆。
　　袁世凯在孙中山起事后立即发表《中央困难情形文》，其文言辞恳切、论点深刻、发人深省，文曰：
　　“国家既采法治主义，庶政皆藉法律以行；而国会纷争，议案丛脞，累日不能决一条，经月不能颁一律。律文既缺，何所遵依？而国家作用，一旦不能滞停，政府措施，触处动成违法。以云责任，更安取裁？
　　一年以来，原有赋税，地方节节截留，中央征解无几，而善后之费日增，旧债之期更迫，乃或利用感情之弱点，倡为无责之游谈，国税则屡征而屡抗，外债则旋赞而旋否，借风作浪，节外生枝，以党略为前提，置国命于孤注。”
　　1914年，袁世凯正式解散国会，并于同年颁布《中华民国约法》，改内阁制为总统制，每届任期十年，可连选连任。
　　经过二次革命，袁世凯已经成了事实上的独裁者。此时，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和国师杨度鼓动袁世凯建立君主立宪制中华帝国。袁世凯起先不同意，但由于种种原因他起了心动了念，并于1915年真得搞起了帝制。令袁世凯没想到的是，精英阶层齐声反对复辟，就连他的老部下冯国璋都站在了他的对立面。1916年春，袁世凯在内外交困下发布了《撤消帝制令》，他的皇帝梦就此流产。又三个月后，袁世凯因尿毒症去世，死后葬于河南安阳，冢前立无字碑。

　　袁世凯死后，民国政局更为混乱。1917年，总统黎元洪与总理段祺瑞闹起了府院之争，张勋则率五千“辫子兵”以调停名义进京，不久后便导演了清帝复辟，这场闹剧持续了十二天。北洋军阀因失去共主走向分裂，直系、皖系、奉系各自为政，南方军阀也在反袁战争中渐成气候。北京政府成了北洋各派角逐的战场，他们互相攻伐，轮流坐庄。在南方，孙中山以“护法”为旗帜另立中央，他的党团与南方军阀互相利用，双方也曾你死我活。边疆更是不安分，西藏和外蒙逐渐脱离了民国的掌控，而后者的分离具有永久性。在这个时代，各派军阀都投靠了洋人，各国租界操控了中国的对外贸易，外国军舰也在中国内河频繁游弋。

　　为结束军阀混战，孙中山于1924年在广州开办黄埔军校并着手组建北伐军。此时，孙中山已与西洋各国彻底闹掰，他为北伐制定的口号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可惜天不遂人愿，第二年孙中山就撒手人寰了，临终前嘱托：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北伐大业由孙中山晚年的亲信蒋介石继承。经过四年努力，蒋介石重塑了国民党，建立了南京政府，掌控了全国各地，一个乱糟糟的时代结束了。

　　中华民国因一个强人倒下而四分五裂，又因另一个强人崛起而渐趋统一。

3. 没有出路
　　明治天皇崩御于1912年，大正天皇崩御于1926年；中华民国成立于1912年，北洋时代结束于1928年。明治时期相当于后鸦片战争时代，大正时期相当于北洋政府时代，昭和时期相当于蒋介石独裁时代。
　　中国近代史总给人某种压抑感，面对那一错再错的历史，即使最豁达的读史者也会生出几分幽怨，进而冒出许多“假如”：
　　假如1894年北洋水师战平日军，

　　假如1898年光绪皇帝变法成功，
　　假如1908年慈禧太后病体痊愈，
　　假如1913年宋教仁躲过暗杀，
　　假如1915年袁世凯没有称帝，
　　假如……
　　戊戌变法的失败和预备立宪的流产，恐怕是以上遗憾中最令人遗憾的部分，这两大事件给人以功败垂成之感。近些年来，不少历史作家撰文指点这两段历史，他们提出了清廷所犯的若干个错误，似乎只要不犯这些技术性错误，中国将如日本一样进入君主立宪的“美好时代”。

　　在甲午战败后很长一段时间，时人并不像今人这般反日，日本当时的角色是榜样而非敌人。当时很多中国人都相信，以我中华地域之广、物产之丰、人口之众，只要政体改革到位了，追赶小日本就跟玩儿似的。可惜，这种愿望在二十世纪始终没有实现，中日差距不但没有拉近反尔更远，于是中国人产生了深深的自卑感。日本人在民国建立后加紧蚕食中国，国人对日本人的怨恨感于此时生根，并随着中国的长期落后像野草一样疯长。

　　当下，若不能给予明治大正时期的中日历史一个合理解释，我们恐怕永远不能从那种畸形的自卑感和怨恨感中解脱出来。
　　在近代，中国始终是一个被动者，我们的行为陷入了“刺激——反应”模式。洋务运动就是应对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反应，其目的很明确：借助西方科技提升中国军力。洋务运动的声势场面搞得颇为壮观，但其革新范围至为有限，甚至未涉及军制改革。所谓的“洋务”不过是“洋器”，所谓的“洋务运动”不过是花钱买西洋装备。在洋务运动初期，中国政治精英认为中体西用足矣，但随着运动的深入，一线大员逐渐意识到洋务运动的不足。

　　甲午战争充分暴露了中国体制的无能。从某种程度上讲，甲午之战不是中日之战，而是李日之战。李鸿章以其私人势力对抗整个日本，其惨败无可避免。
　　李鸿章用“裱糊匠理论”解释洋务运动的失败，他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是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既然大清这座破房子已经难以修补，那就干脆把它拆了重建，不过地契不能换。戊戌变法在这种理念下展开，大张旗鼓地搞了103天，搞得鸡飞狗跳。康有为通过《日本变政考》将明治维新几乎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光绪帝，但他刻意省略了戊辰战争，还篡改了多处史实，他让光绪帝误以为明治维新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改良”运动。
　　明治维新的过程充满了暴力，明治政府的诞生就是暴力的产物，其后暴乱不断，明治十年（1877）朝野双方还打了一场内战。这么大范围的变革，涉及各阶层浮沉，怎么可能你好我好大家好嘻嘻哈哈地就成功了呢？
　　洋务运动不能成功在于它不够深入，而戊戌变法不能成功在于它太过深入。若执行康有为的变法方案，则八旗绿营和文官集团全部作废，不但科举制要停止，农业税也要货币化。这等于是全盘否定现行制度，既然如此，还保留满洲皇帝作甚？
　　后人经常批评光绪帝懦弱，说这小子要是有种做了老慈禧，没准戊戌变法就成了。光绪之所以承继大统，是因为他是慈禧的外甥。坐上龙椅后，他既是慈禧的养子，又是慈禧的傀儡。光绪从小就被驯化成乖乖仔，他连选皇后都不能做主，他要是有主见早就被废了。更何况，光绪从小接受儒家教育，以自身孝道表率天下。在历史上，李世民杀兄弟，顺治帝杀叔父，康熙爷杀权臣，但有一个弑母的吗？整个帝国的人际关系靠儒学来维系，在价值谱系中，“孝”甚至比“忠”重要。假如光绪真的杀了慈禧，那他就自绝于天下了，又拿什么改革呢？

　　的确，四年后，老慈禧亲自将康梁政改全部拾起并付诸实施。可读者不应忘记，这一切都发生于庚子之后。黄仁宇先生说：“及至1900年夏天，上端成了一种专制魔王，既愚昧无知，又缺乏自信，下端则成了无法管制的暴民。”历史会为它自己寻找出路，1900年它借助八国联军降服了专制魔王和无知暴民。庚子之后的慈禧的确真心改革，她的理智告诉她：立宪是图存的唯一道路。不过，慈禧在临终前事实上推翻了预备立宪。在立嗣问题上，她排除了更开明、更能干的候选人，执意立一个娃娃为储君。试想，满洲贵族内部都不能分享权力，他们又怎么可能真心向外人分享权力呢？

　　孙中山早就看出满清之不可依靠，他在甲午战争当年就打出了排满旗帜。孙中山从小接受西式教育，他的英文很好，这就使他很容易接近海外华侨。孙中山的信徒都是社会精英，他们凭借一腔热血不断策划斩首行动，但无一成功。孙党逐渐认识到，仅凭一己之力难以有所作为，于是他以思想为武器向清廷新军渗透。1911年，湖北新军稀里糊涂地引爆了反清大革命，而这支队伍是洋务运动领袖张之洞的政治遗产。在辛亥革命中，革命党并不是主宰力量，北方的袁世凯和南方的立宪派成了政治主角。

　　中华民国的成立并没有经过太多流血，内战范围仅限武汉三镇，这个新政权与其说是打出来的，还不说是谈出来的。南京临时参议院依靠权谋强加给袁世凯一个内阁制，这个号称“最先进”的政体不但不能解决当时中国的问题，反尔使其更糟。袁世凯和孙中山又因宋教仁案而干戈相向，袁世凯借机解散国会修改约法，当起了终身大总统。袁世凯的独裁算不得倒退，当时正需要一位政治强人。可惜，袁世凯矫枉过正，他的称帝行动葬送了他的声誉和生命。袁世凯一生务实，临了虚了一把，这让人想起曹操的名言：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

　　袁世凯是一个能干的官僚，但不是一个雄悍的独裁者。他缺少大久保利通那样的蛮不讲理和献身精神，他肩负了一个秦始皇式的使命，却改不掉八面玲珑的官僚习气。财政上的困窘更是让袁世凯英雄气短，他不得不向洋人伸手并向日本人低头。
　　北洋时代是一个过渡期，旧体制已经解体，新体制尚未确立，军阀们在各自的地盘里像黑社会一样维持着秩序。西方列强在这些武人中寻找着各自的代理人，他们也是这帮军阀的大债主。为了争夺地盘，军阀之间互相混战，这既消耗了他们的实力，又消耗了他们的威信。
　　孙中山以反军阀为旗号获得了民意，全国青年精英纷纷投奔广州黄埔，蒋介石又依靠政治手腕获得了本土金主的支持，南京国民政府这才有了号令四方的本钱。
　　1928年冬，东北军阀张学良降下了北洋时代的五色旗，升起了南京政府的青天白日旗，中国在形式上再次统一。蒋介石可算个政治强人，与袁世凯不同，蒋是军人出身，他更加雷厉风行，而且具有献身精神。可是后来的历史告诉我们，蒋介石仍然难以替中国打开局面，他的政权甚至比不了1873年（明治六年政变）后的大久保政权。

　　回望历史：1898年，中国没有出路；1912年，中国没有出路；1928年，中国仍然没有出路。

　4.从走兽到飞禽
　　从传统社会过渡到现代社会，是一个从走兽到飞禽的过程。走兽有别于飞禽，并不仅仅在于它没有翅膀，二者的组织结构有着根本区别。因此，黄仁宇先生才说：“一只走兽，除非脱胎换骨，否则不能兼任飞禽。”
　　走兽飞禽说很是形象，它能瞬间让我们理解问题的本质。所谓“传统社会”即指农耕文明，所谓“现代社会”即指商业文明，这种商业文明有着与农耕文明完全不同的组织、习惯和信仰。农耕文明并非千篇一律，各国因地理、天候和外交差异发展出不同政治形态。
　　中国是典型的大陆型国家，在黄河及天候的塑造下，她先是经历了一千年分封制，然后经历了两千年郡县制。日本则是典型的海洋型国家，它依凭重洋与大陆隔绝，在安全上有天然保障，无须中央集权，因此它长期处于幕藩体制。在遭遇资本主义之前，中日两国的组织结构相差至大，这导致两国在产业结构、文化形态和民族性格上截然不同。在维新竞赛中，我们与日本人并非站于同一起跑线，日本这只“走兽”更接近于“飞禽”。

　　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它的组织，有上层机构，有下层机构，上下之间还有中层联系。黄仁宇先生将民国前的中国社会比喻为“潜水艇夹肉面包”：“潜水艇”的上层是数以万计的官僚，大而无当，下层是数以亿计的农民，没有组织，中间的“肉”是儒家化的科举，简单粗陋。这个结构有很长的历史，到朱元璋时严重畸变，其后续影响及至今日。
　　明清两朝都有过辉煌时代，彼时的中国看上去十分强大。不过，只要仔细端详你就会发现，我们这个帝国不过是雷同村落的庞大联盟。明清时的郡县与江户时的藩国不同，地方的长官乃是中央的使节，其职责是征收赋税、协调辖区并树立权威，其手中的工具不外乎文教。郡县的首长主要出来源于科举考试，而科举考试的教材是儒家经典。儒学只论道德不重技术，这种学问塑造的官僚务虚而无能。事实上，明清两朝也不需要有能力的官僚，帝国之存在并不是为了富国强兵，而是为了免于分裂。那么，要如何使帝国免于分裂呢？最好的办法就是均衡各地，让地方不具备反叛中央的能力。为此，朱元璋在当国后大肆打压各地富户，通过不断的暴力流血，朱皇帝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小自耕农国家，这种社会面貌此后再未完全改观。面对这种政治经济体制，地方的长官没有推动地方大发展的愿望，恰恰相反，他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防止地方做大。当然，也有一些地方官会造福一方，对农商事业做较长久经营，但其目的不外乎征税和晋升。一旦他们获得晋升，当地的事业便与他们无关，其政策有赖于人身，因之而很难继续推进。中国的地方长官是皇帝的家臣，不是地方的宗主，其在地方的任期不过几年，犹如旅店之过客，这点与日本藩主至为不同。

　　明清两朝，地方官无心长治地方，地方的百姓又无权自我治理。朱元璋把中国塑造成了小自耕农联盟，资本很难从土地上积累，即便有也多被用于日常消费。帝国从骨子里抑制商业，商人凭借自身的勤劳智慧和冒险精神开拓生意，其经营的规模很小，获利也颇为不易，一不留神便会倾家荡产，即便赚到钱，也找不到合适出路。除了买房置地和挥霍一空外，他们能怎么办？没有资本的积累，也就没有商业的精进，交通、通信、银行、保险、律师、会计等配套服务也就无从产生。另一方面，帝国的主要阶层是小自耕农，他们之间缺乏隶属关系，也就因之不需要组织，讲究亲疏远近的儒学自然成了维系人际的圣经。儒学是一种家族哲学，帝国就是千千万万家族的联盟，科举成了联系帝国与家族的“宪法”。

　　在这样的体制安排下，地方陷于有系统的贫困，而民众失去了自我组织能力，中国被迫处于一种“存活”而非“发展”状态，而人口的暴增又使问题变得更加棘手。
　　在我们这个帝国，地方的发展并不依靠地方实情，而是听凭中央旨意。中央的决策在很多情况下依靠想象，这样的政治指令很难推行。在特殊时期，中央可以依靠道德标榜和武力压迫威胁地方，但这不能成为政治的常态。另一方面，帝国依靠权威而运作，这权威来自于儒家道德，即便中央的决策迂腐混账，地方也不能公开指摘。做为变通，中央在很多情况下默认地方“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想来，这也是整个体制得以合理化的唯一出路。这种高度的中央集权使得整个帝国有规无章、华而不实。如果中央有较高权威，那它还能通过向下强压来维持门面，一旦中央权威不再，整个帝国便如泄了气的充气巨人立时瘫软。

　　1908年，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双双离世，没有人再能维持上层机构的权威。此时，下层机构仍然是兆亿无知的小自耕农。而在三年前（1905），朝廷下诏废止了科举考试，上下之间的制度性联系因之而截断，朝廷又未提供类似“建白书”的替代制度。更要命的是，满洲主政者——摄政王载沣——把汉臣集团的代言人袁世凯赶出了政坛。如此以来，中央政府既变成了聋子瞎子，又变成了孤家寡人，难怪晚清最愚蠢的政策都出自这一时期。

　　1912年，中华民国在“排满”和“共和”的旗帜下诞生。孙中山等人试图为中国嫁接一个西洋式上层机构，结果没有成功，这个体制因水土不服而流产。此后，袁世凯先是废弃了国会和内阁制，后又建立了君主立宪国体，他在这一系列表演中耗尽了民国最后的权威。此时，上层机构垮台，下层机构依旧，中层联系消失，各地军阀成了这青黄不接时期的主持人，中国无可避免地走向了大分裂。
　　中国要想再度一统，就必须改组上层机构、整顿下层机构并重订上下之间的联系。这项工程之规模为人类历史所未有，其中任何一项都不可能短期实现，也无法避免大规模暴力，这几乎是一种命定的悲剧。
　　与日本相比，我们从“走兽”变身“飞禽”所经历的脱胎换骨注定更加痛苦，也更为漫长，它不可逆转且仍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