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 《走向癫疯——大日本帝国的崛起与崩溃》作者: 迟玉德 由 北冥巨鲲 于 2017-11-08 10:14

9.孔子与马克思的历史观

　　“黑船来航”是日本开国的标志，“明治维新”则是日本由古代国家转为近代国家的过程。过程意味着变化，从一个状态变到另一个状态。明治维新是从政变开始的，以内战为推动力，经过“版籍奉还”和“废藩置县”，先将国家重组为秦始皇式政府，再通过《帝国宪法》的颁布将其改组为军队监视下的议会内阁制。我们发现，在这个转轨过程中，天皇始终被摆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不仅立为象征，而且拥有实权。这种制度安排历经明治、大正、昭和三代天皇，与“大日本帝国”相始终。显然，这种顶层设计不是突发奇想，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必然性。

　　前述的历史给我们这样的印象，日本幕末发生的事情和中国清末发生的事情几乎雷同，但两国接下来的走向截然不同。我们不禁要问，日本为什么没有如中国一样在推翻幕府后建立一个由强人（袁世凯）独裁的“共和国”（中华民国）呢？日本何以能在短暂内战后快速统一，而没有出现中华民国式的军阀割据？再者，天皇原本只是个牌位，如果非要扶立一位实权天皇，那倒幕派为什么不选正值壮年的孝明天皇呢？

　　历史如果重复进入一条轨道，那一定有推动它进入这条轨道的幕后推手。我们不妨拿中国的统一来举例。笔者以为，不是“秦始皇统一了中国”，而是“秦始皇完成了中国统一”。秦始皇纵然雄才大略，但若无地缘、气候和时代的风云际会，他是不可能统一中国的，他连“统一中国”的想法都不会有。在历史大变动之际，英雄伟人的禀赋喜好于人事确有影响，但于时代无关宏旨。诸君试想，中国若无统一之内在机理，其何以一而再再而三地走向统一？说到底，秦始皇只不过是一个在历史前台唱戏的演员，一个被大历史选中的代理人。我们读史不应仅仅关注舞台上的人物，还应关注舞台本身，因为那才是历史真正的主宰。

　　当下，我国的历史观大体有两种——儒家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史观。
　　儒家的史书不过是一堆故事，好看，但肤浅！儒学门生喜好道德评判而不重宏观分析，他们的宏观乃是人事之宏观、情怀之宏观，而非历史纵深之宏观、社会剖面之宏观。在儒生们看来，所有问题的症结不过是君王昏庸、官僚腐败、百姓颓堕……一言以蔽之——道德沦丧！然而，真要让他做起当国者来，他们也黔驴技穷，“王莽改制”就是最好的例子。
　　马克思则创造出一种“阶级决定人性”的类儒家史观。笔者可不是说两家的道德观相似，而是说马克思和孔子一样在写史前先预定了道德立场。在马克思主义者笔下，故事的主角不再是嬴政、李斯和二狗，而是“封建君主”、“官僚集团”和“农民阶级”，其之所以易被国人接受源于它的讨巧和简单。

　　与希特勒一样，马克思把底层民众最隐秘的心里话喊了出来，然后赋予其“至善”的正义性。马克思对暴力的宣扬绝不亚于希特勒，其思想的煽动性也超过了纳粹主义。马克思以“底层代言人”的姿态出现，这让老百姓觉得他是个“亲人”；他又以简化历史的方式推销他的“建国路线”，这让知识青年觉得他不但是个“启蒙导师”而且是个“引路菩萨”。
　　如果说儒家学说是劝人为善的话，那马克思主义则纵人作恶。在历史上，儒学是稳定社会的基石，而马克思主义是破坏秩序的利器。
　　儒学是一种圣人哲学，其内容充斥着泛道德主义。儒学建构的基础是性善论，遇有解释不通的地方便统统以“道德堕落”搪塞。儒学宣扬仁政，但其仁政的本质是居高临下的施舍，是君主对臣民的恩赐。儒家认为，为了实现仁政，君主和臣民都要依礼言行。儒家的理想是打造仁君，塑造乖民，上下守礼，一团和气。多美好的理想啊！

　马克思主义则是一种斗争哲学，其内容也充斥着泛道德主义。马克思主义建构的基础是阶级人性论。马克思认为，社会一团糟的根源是当官的和有钱的都是王八蛋，他们被权力和金钱腐蚀了良知，脏了心、黑了肺、没了人性，因此他鼓吹共-产-国。但共-产-国的本质是“老大哥”统治下的傻子国。为了进入这样一个傻子国，老百姓还得时刻不忘阶-级|斗争。马克思的理想是人人无私奉献，财富按需分配，上下真诚无欺，社会和谐稳定。多美好的理想啊！

　　马克思是一个犹太书生，他一辈子就没干过实业，既没经营过生意，也没管理过国政。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不过是一个犹太书生的逻辑狂想。马克思的信徒大都来自底层，他们没受过良好教育，在他们眼中，马克思主义“系统”而“深刻”。这也很正常，以精密逻辑构建的学说怎么能不“系统”而“深刻”呢？在马克思主义者眼中，儒家子弟是一群伪君子；而在儒家子弟眼中，马克思主义信徒是一群破坏狂。

　　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观荒谬可笑，在此基础上构建的乌托邦理想也毫无创意。马克思原教旨主义者鼓吹绝对唯物论，对宗教采取灭绝政策。在极端的共-产|主-义国家，上帝没有存在的必要，马克思就是上帝，马克思主义就是灵魂！然而，明眼人一看便知，马克思主义者口头上喊“无神论”，背地里不是祭祖祀孔就是求神拜佛，要么皈依了上帝。历史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解决不了现实中的问题，它也给不了信众精神上的寄托，它虚无、狂热、残酷、无情，它从产生的那一刻起就没有带给这个世界什么福祉，它所带来的是骇人听闻的暴政和无穷无尽的苦难。

　　要解答日本何以走向近代天皇制，笔者要选定一种理论工具，而这工具绝不是儒学，更非马克思主义。那它是什么呢？它就是由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倡导的“大历史观”，即用技术手段配以人性解读分析历史，以宏深的视界和中正的立场写史，从而跳出泛道德主义的泥潭。

10.大历史观下的“资本主义”

　　世界近代史就是一部资本主义扩张史，明治维新是日本人在开国后寻找出路的过程。至于这个过程为什么一定要由一位实权天皇来领导，则必须首先了解“资本主义”是怎么回事。
　　“资本主义”是一个被用滥了的词，人们在引用它时充斥着情感，或无限向往，或咬牙切齿，尽管他们所指的内涵千差万别。
　　有这样一则笑话，说美国总统老布什访华，邓公带着老布什参观改革成果，老布什说：“你们的资本主义搞得不错嘛！”邓公急忙辩白道：“我们这是‘中国style社会~主义’！”老布什莞尔一笑，回道：“没关系，咱俩说的是一回事。”两人随即哈哈大笑。
　　这则笑话所揭示的真意乃是“实”比“名”重要，治国要务求实不务虚。曹孟德教导我们说，勿因慕虚名而处实祸。至于上述笑话的真伪，笔者以为无关宏旨。要对资本主义做深入的研究，我们就必须抛开道德及政治的束缚，用技术手段解剖资本主义，并观察其成长历程。
　　大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指出，资本主义为一种组织与运动，其发端于水城威尼斯，由一种有别于欧亚大陆的商业体制发展而来，其绵延了好几个世纪，至今尚未中断。做为一种运动，资本主义是古代社会现代化的过程；做为一种组织，资本主义有三大“技术性格”：
　　一、资金广泛的流通(wide extension of credit)，剩余资本透过私人借贷方式此来彼往；
　　二、经理人不顾人身关系的雇佣(impersonal management)，因而企业扩大超过所有者本人及其家人耳目能监视之程度；
　　三、技术上能支持服务及设施的通盘使用(pooling of service facilities)，如交通通信、律师事务及保险业务等，因此企业活动范围超过了本身力之能及。
　　而以上三个条件全靠信用，而信用必赖法治维持。所以资本主义要能被立起来，在一国之内必须受政治体系保护，行之于国界之外则有赖治外法权，而资本家必须在这样的政治体系中占有特殊比重。
　　以上三个条件的开展必赖于社会下层组织内各类经济因素的配合，也就是所有东西都必须能公平而自由地交换，这样所有权和雇佣关系才能重重相因，构成一个大罗网。因为生产和分配都以契约为主，当中若有一个自由选择的机缘，相对地也就鼓励了自由竞争。每个人的私利观成为构筑和扩张这“大罗网”的源泉，因之利润成为一切事业的试金石。在这种大前提下，资本主义也有将一切道德标准纳入体制之中的趋势。资本主义在初期存积资本时常带有侵略和剥削的性格。这种被称为“资本主义”的体制一经展开，不可逆转，只有越做越大。在做大过程中，它能逐步纠正本身错误，并对所卷入土地的人民逐步公平，从而树立其在历史上长期合理性的可能。

　　（以上四大段摘自黄仁宇先生的《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第34~35页，其中第一段为笔者根据黄仁宇先生意思所做总结，第三四段增加了个别字词及标点，以方便读者理解。）

　　资本主义最大的一个特点端在于它与国家一体，通俗地讲，就是“公司即国家，国家即公司”。关于这一点，观察一下今日美国就能明了。
　　在资本主义体制下，整个经济体极具创造财富的能力，各种组织高效配合，对应服务渐次兴起，其既能服务社会，又能服务国家。由于创造财富的能力超过了经济体自身的消耗，经济体必须向外扩张，一方面输出剩余财富（商品、服务及技术）和人口（多余财富促进了人口增长），另一方面换回原料和资本，然后用更多的原料和资本创造比之前更多的财富，这更加强了它对外扩张的愿望和能力，如此循环往复，其总规模和冲击力越来越大。

　　世界近代史之所以成为资本主义的扩张史，端在于资本主义的军事能力世无匹敌，这不仅表现在武器装备层面，而且表现在军事组织层面。在清末对外战争中，手持大刀长矛的清军自然干不过操纵洋枪洋炮的英兵，而坐拥“亚洲第一舰队”的北洋水师同样惨败于同等装备的日本海军。
　　资本主义凭借武力为后盾，一方面玩命创造财富，一方面疯狂对外扩张。由于体量越做越大，对未卷入区域，在两者遭遇时，其冲击力有如山崩海啸，令后者难以抵挡。开国后的日本就遭遇了这样的冲击。

11.幕府最后的强人
　　德川幕府建立于1603年，覆灭于1868年，在“黑船来航”前的250年内，幕府统治虽不断遭受挑战，但无覆灭迹象。然而，就是这个政权，在“安政五国条约”签署仅十年后土崩瓦解，资本主义之威力由此可见一斑。
　　主持签订“安政五国条约”的是井伊直弼，井伊是德川幕府末期的大老。所谓大老，就是幕府的当家人，大老替将军打理朝政。这就有意思了，将军从天皇那获得治权，将军又将治权信托给大老。有读者可能会问，何必搞这么麻烦呢，将军本人为什么不理朝政呢？
原来是这样，德川家康基于稳定幕府的考虑，“立宪”严格执行嫡长子继承制。嫡长子继承制会带来两个问题：一、如果嫡长子即位时未成年怎么办？二、如果嫡长子懦弱或呆傻没有执政能力怎么办？在德川时代，这两种情况都频繁出现。为保证国家政务正常运行，幕府高层必须调整实际领导人，他们想到的方案就是——信托，即让将军将政务委托重臣打理，将军本人则退居幕后，受托重臣以“将军”的名义执政。

　　受托重臣的头衔有两种，一种叫“大老”，一种叫“老中”。大老是最高职级，只设一人，且为非常设职位；老中是次高职级，定员四至五人，各管一摊，轮流坐庄。由于大老和老中是将军的受托人，所以他们必须是将军能信得过的人。只有谱代大名能让将军信得过，因为他们呢是德川家康重臣或功臣的子嗣。亲藩大名和外样大名都不能当大老和老中，亲藩大名是德川氏的子嗣宗亲，外样大名是德川家康的手下败将，一个太近，一个太远，同样危险。这样一种制度安排逐渐成为政治传统。

　　井伊直弼是近江彦根藩的藩主，他于1858年4月23日即大老位。此时，第十三代将军德川家定将死，各派对继承人各有主张，政局比较混乱。在对外方面，截止此时，日本已对美、英、法、俄、荷五国开放四年有余。井伊在这四年里经历了开国带来的震荡，也认识到了日本的贫弱。当时日本贫弱到什么程度，我们以火炮为例，洋人的大炮是钢做的，日本的则是铜做的，炮弹根本打不远，够不着洋人的军舰。我们知道日本资源极端匮乏，清廷抓捕人贩时用的是镣铐，日本幕府用的则是绳子；大清官兵的武器是红缨枪，日本捕快的则是长木棒。井伊心想，咱是一个连铁矿都没有的国家，还敢向船坚炮利的洋人开战？诸位浪人同学，不知你们拿什么打呢？亲，不要告诉我是绳子和长木棒哟。

　　在井伊直弼上台前，西洋五国已经提出“修约”要求。洋人的要求很多，包括增开通商口岸，互换货币、互派公使，治外法权，定居、游历、置产权……当然，做为交换，幕府可以禁止洋人进行鸦片贸易。
　　井伊直弼了解国内舆情，他知道国人对“修约”一事悲愤难忍。不过，井伊觉得当下只能忍辱修约，因为悲愤不能当饭吃，更不能当枪使。至于“尊王攘夷”，在井伊看来，那不过是浪人们的歇斯底里。井伊是个强硬的开国改革派，他极力反对尊王攘夷，认为其既不利于日本，也不会获得成功，图耗民众激情而已。日本可不缺激情，日本缺的是实力！
　　就在此时，大清帝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惨败的消息传到了日本！井伊对此十分震惊，他以为大清遭此劫难全因个别将领好战，正所谓“愤青误国，冲动败家”！瞧你们把家败的，又是割地，又是赔款，又是增商埠，首都都让人家占了，圆明园都让人家烧了！自取其辱，何苦来哉？
　　井伊直弼观英法联军其势甚隆，大有携势东征日本之架势。井伊苦笑道，在这种局势下，你不求和还敢言战，小祖宗们，咱能按当下条件把约签了就阿弥陀佛了！况且，开国真的有错吗？既然洋人是通过对外通商发达起来的，那日本为什么不可以开国自强呢？清国的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不也说“师夷长技以制夷”嘛！有了这样的心境，井伊便不待天皇“敕许”就擅自与五国修约了。

　　在井伊直弼看来，孝明天皇不过是一枚橡皮图章，有他“敕许”没他“敕许”一个样。不过，井伊的反对派可不这么想，他们觉得井伊这是“大不敬”，犯了天条！井伊不在乎反对派的攻讦，他觉得名声已无足轻重，不论对他个人还是对全日本。当下，最重要的是万众一心，先改善武器装备，从军事上着手师夷自强。要想不挨打，就得拳头硬；要想成大事，首先立权威；要想立权威，首先灭对手。井伊自认他是为全日本计才忍辱签了“安政五国条约”，可那帮因此而安享太平的家伙居然骂他“卖国贼”，还闹哄着要跟洋夷拼命，可送死能救国吗？既然你们那么想死，老夫就成全你们！

　　于是乎，井伊直弼在签完“安政五国条约”后马不停蹄的兴起了“安政大狱”。幕藩上下，有头有脸有能量的人是让他关的关、杀的杀、流放的流放、逼死的逼死，其它没受刑的也被勒令闭门思过。井伊之独裁堪比慈禧，可惜他不是慈禧，慈禧是太后——满清女主；而他只是个大老——幕府一任管家而已！
　　井伊直弼的独断专行激起了朝野的愤怒，他的性命也就因之危在旦夕。1860年3月3日，江户下起了大雪，这一天驻江户的藩主要进城谒拜将军，井伊要出席这个仪式。上午9时许，十八名由尊王攘夷派雇佣的浪人（失去藩籍的武士）在井伊出家门口经樱田门时偷袭其护卫轿队。双方的武士总计七十余人，这些武士们混战一团，刺客之一趁乱开枪射击官轿，子弹穿透了井伊的腰部和大腿。井伊是一名武功高强的武士，但此时已动弹不得，再好的身手也无法施展。只见此时，双方武士拼死搏杀，大约死伤过半后，萨摩刺客逼近官轿，他把井伊从官轿里一把拽了出来，然后高举武士刀挥刃猛砍，霎时间血柱冲天，幕府最后的强人——一代大老井伊直弼——身首异处。

　　据说，井伊直弼临死前还在叫骂：“一帮蠢蛋！日本可怎么办啊？”。井伊42岁上台44岁被刺，执政尚不足两年，他的生命如当天飘落的雪花短暂而永恒。这就是著名的“樱田门外之变”。

12.宿命
　　井伊直弼被刺，很多人叫好，不管是时人还是后人！他们将这次暗杀事件称为“壮举”，将十八浪人尊为“义士”，称井伊“死有余辜”。那就让我们看看这位“死有余辜”的日本“国贼”吧。
　　井伊直弼是个政治强人，他杀伐决断雷厉风行。不过，井伊并非只会粗野，他也有馨雅的另一面，他对茶道很有研究，是个茶道名人。井伊爱品茶，爱写茶，爱办茶会，一个没有品位的人是不可能有此雅好的。井伊是一个谱代大名——德川氏的近臣，他对幕府负有责任，他对百姓负有责任，他对未来负有责任。做为一名高级武士，井伊很早就参透了生死：人生不但短暂而且只有一回，也不是先生者就先死。世事变幻无常，人生犹如樱花凋零，在飘落中完成它永恒的存在。他——井伊直弼——要完成他的使命，要证明他在寂灭前的真实存在。

　　世人都说井伊“嗜权如命”。不错，他是嗜权，可于这乱世之中，在民族危难之际，难道要让他任浪人逞勇亡国而袖手旁观？井伊并非小人得志式政客，他原本就是近江彦根藩的藩主，他不当这个大老照样荣华富贵。只要井伊愿意，他完全可以作壁上观，然后择机谋动坐收渔利。这并不难，但井伊做不来。日本已处存亡之秋，大丈夫岂能钻营苟且！
　　世人都说井伊“杀人如麻”。不错，他是把反对派都肃清了，连吉田松阴这样的狂生都杀了。可诸君也要想想，井伊的反对派想干嘛，这帮小子想跟洋人拼命，把英美五国统统赶跑。那洋人是浪人能赶得走的？大清的义和团比日本的尊攘派声势大吧，结果又怎么样呢，没把洋人赶跑，反尔把八国联军招来了。我们完全可以预见，井伊若不打压攘夷派而任其胡闹，英美等国必定搞一场日本版的“庚子国乱”。真到那时，难道这些浪人会出来负责任？就算他们愿意负责任，那又怎么负呢，剖腹吗？

井伊直弼瞧不起尊攘派，这也是他不与之对话的原因。这事很正常，诸君试想，李鸿章能瞧得起义和团吗，袁世凯会跟“拳匪”协商吗？
　　井伊直弼是日本的当国者，于他而言攘外必先安内。全日本只有众志成城，才能自存图强。至于个人的生死荣辱，在所不论了。
　　事实上，在遇刺前，井伊直弼的近卫家臣已有不祥预感，井伊的友人矢田藩的藩主松平信和也跑到江户来拜谒井伊。松平向井伊报告了刺杀策源地——水户藩——的严俊形势，他力劝井伊赶紧辞职：老哥，咱别当官不要命啊！常言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要是连命都丢了，咱还拿什么开国自强啊？井伊对松平微微一笑，回道：“人各有天命，刺客果要杀我，纵然如何戒心也有隙可乘。”这句话说得在理，但松平的劝也在理。松平不死心，于是改谏道：不辞职也行，务必增加护卫，六十人真不够！井伊还是没听松平的劝。井伊固执也有他固执的道理：幕府对大老的护卫人数有明文规定。江户日本是一个森严的等级社会，臣民对等级的绝度服从是幕府统治的根基。如果幕府的首席执行官都都带头破坏国法，那国法的尊严何在，德川氏的统治又如何继续？

　　井伊直弼为自己的固执付出了代价，一代政治强人身首异处，死后仍遭人唾骂。显然，井伊不是一个儒家式的君子，可谦谦君子能挽狂澜于既倒吗？井伊也不是一个袁世凯式的枭雄，他不会左右逢源，人缘也不好，谋略更不行，更要命的是不知进退。井伊太过急躁，他恨不能立即收拾河山，谁挡他他灭谁！有意思的是，井伊的性格和他政敌的性格极为相似。换言之，井伊不是一个武士的异类，而是一个武士的典型。井伊以一种决绝的、不可妥协的姿态立于幕末岁月，为德川幕府擎起了最后的权威。

　　“樱田门外之变”震惊了朝野，街巷茶肆、乡村田野都在议论。幕府先是宣布井伊直弼没有死，只是受了重伤，然后在稳定了内部局势后展开大搜捕。除此之外，幕府还对暗杀策源地水户藩、关西的京都以及“尊攘派”老巢——西南雄藩——施加政治高压。
　　幕府的高压政策未必专为井伊直弼复仇，井伊的死对继任者没什么坏处，幕府之所以这么做着眼于两点：
　　一、幕府是一个依靠权威运转的中央联盟，一个地方小藩就敢策划暗杀中央首脑，如果默认了这样的事情，那今后幕府权威何在，谁还敢当这个大老，将军又如何号令天下？
　　二、樱田门事件是一个更大政变的开场，尊攘派的整个计划是，先于樱田门斩杀井伊直弼，再于横滨火烧洋人商馆，后于京都屯驻三千萨摩武士，在三件事做完后，关东关西遥相呼应，一举而推翻德川幕府。
　　这还了得，想灭我基业，我灭你肉身！德川幕府已经被尊王攘夷派逼到了死角，他们已退无可退，大家只能你死我活。再者，尊攘派把“尊王”和“攘夷”搅在了一起，这就把幕府和洋人逼到了同一个战壕。幕府所没想到的是，它的战友那么快就叛变了。老兄，我对你不薄啊，你咋把我给卖了？
　　在诸藩看来，你幕府先是引“洋夷”入室，祸乱国家；接着兴“安政大狱”，荼毒同僚；这又搜捕“刺贼壮士”，枉杀忠义，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我诸藩与你幕府不共戴天！
　　唐太宗教导我们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幕府是舟，民心是水，聚民心不易，失民心可快了。仇恨幕府的人越聚越众，不满幕府的藩越来越多，而日本天生就存在二元政治中心，即关东的江户和关西的京都。将军失道等于天皇得道，江户沉沦等于京都崛起。失势的武士们群聚京都，天皇成了“聚义”的大旗，新仇旧恨到了算总账的时候。历史与现实都推动着日本走向天皇制，日本将在这种天皇制下脱胎换骨，彻底走向资本主义。

　　（第一章「黑船来航」结束）

第一章年表
　　1603年：德川幕府建立
　　1830年：天保元年——京都地震——淀川洪水——全国饥荒
　　1853年：佩里叩关
　　1854年：《神奈川条约》签订
　　1858年：井伊直弼即大老位——《安政五国条约》签署——安政大狱
　　1860年：樱田门外之变
　　1862年：生麦事件
　　1863年：萨英战争
　　1864年：第二次长州征讨
　　1867年：孝明天皇崩御——睦仁即位
　　1868年：王政复古——伏见·鸟羽战役——《五条誓文》发布——戊辰战争推开——江户改名“东京”——改元“明治”——虾夷共和国成立
　　1869年：明治天皇迁都东京——虾夷共和国覆灭——版籍奉还
　　1871年：废藩置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