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 《走向癫疯——大日本帝国的崛起与崩溃》作者: 迟玉德 由 北冥巨鲲 于 2017-11-08 10:14

　4.幕藩体制
　　幕府原指“征夷大将军”战时处理军务的大营，设于全国最富庶的地区，在四夷宾服后这个战时的中军大帐就成了征夷大将军统驭全国的根据地。幕府体制并不是德川家康的新创，而是沿用了近七百年的旧制。在这一体制下，内战中的获胜方在本辖区设立统率全国的中央政权，地方则由头衔“大名”的藩王自理；为了限制大名挑战幕府，全国划分为数以百计的小块土地，此外，幕府还有削藩重组的权力；幕府并不与地方的子民直接来往，也不向其直接征税，地方的人事、财税、司法乃至军事都由各大名自理，幕府不予干涉；幕府唯一的兴趣是降服大名，防止不老实的雄藩闹独立。

　　德川家康继承的就是这样一个政体，四方诸侯臣服于他唯一的理由是他会更好的维护而不是颠覆这一体制。德川家康自然明白这个道理，于是他在总结前两代幕府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勾勒出了德川版的幕藩体制。
　　德川家康将全国土地做了划分，他占有全国1/4最富庶的土地，并直辖江户、京都和大阪，其余土地被划分为260多块小片，“分封”给大名。由于封底狭小，单个大名根本无力抵抗幕府，就更谈不上挑战幕府了。在行分封之后，德川家康又根据与自己关系的亲疏将大名分了类：子嗣宗亲做大名的被称为“亲藩大名”，忠臣功臣做大名的被称为“谱代大名”，其它战败的大名被称为“外样大名”。德川家康将三类大名混杂相间，用亲藩大名和谱代大名监视外样大名，以藩制藩。

　　即便如此，德川家康还是不能安心。为确保大名绝无造反之可能，德川家康又创建了“参觐交代”制度。这是一个人质制度，该制度要求大名将妻室子女放在江户做人质，另外大名本人也要一年住江户一年住封地。德川家康这是强制各大名在江户安家，早期他还补贴给大名们安家费，后来就不给了，各大名在江户的府邸、侍从、吃穿都要自行解决。德川家康的算盘打得很精明，这一招既圈禁了大名，又促进了江户发展，一举而两得。

　　除大名外，幕府还给天皇、公卿、僧侣和武士订立了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统治阶级有统治阶级的规矩，天下子民也要有天下子民的规矩。新幕府建立了严格的身份制度，除皇族公卿外，天下子民被分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身份世袭传承不可转换。为适应这种森严的身份制度，德川幕府依靠教育权大力推广宋儒朱熹的“大义名分”说。
　　最后，为防止外来势力破坏岛国秩序，德川幕府发布了锁国令。幕府规定，除中国与荷兰可在长崎外岛有限通商外，禁止外国人来日，也禁止日本人外访。
　　仔细分析德川家康的这一杰作，我们发现它是幕藩体制的极品。幕藩体制的本质是最强藩王主宰下的和平发展体制，它并不力图建立一个主导全国政经的中央政府，国家的发展依靠地方自发而非中央指令。在幕藩体制下，幕府只是一个强藩，不是中国式朝廷。因此，幕府不需要文官集团，也就没必要科举选士。大名既然失去了反抗幕府的能力，幕府也就没必要供养大规模常备军。武士阶层既已被固化，国家也就没有必要从农民中征兵。各大名都有武士幕府最多，遇有叛乱大名有向幕府援助武士的义务。不过，在德川幕府治下天下太平，武士阶层的作用渐消，国家也就没必要对其改组。

　　幕藩体制的功能有两个：一、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努力实现自给自足，消除因贫穷带来的内战；二、用技术手段协调因地方发展不均衡带来的诸侯争霸，消除因富有带来的内战。德川体制带给了日本长达两个半世纪的和平，日本的农耕经济因之稳定发展，其城市商业也在农业的带动下蓬勃向前。

5.参觐交代与统治危机
　　参觐交代制度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城市商业的大发展。想象一下，全国最有权有势的人都集中生活在江户，这是一个多么庞大的消费市场！此外，各地藩主轮流往返于江户与其领地之间，而且要带一大批随从，这一路之上要吃要喝要娱乐，地区商业因之得以发展。参觐交代带动了江户的商业、手工业、娱乐业、金融业快速发展，而江户的需求又带动了京都、大阪、长崎等大城市的发展。江户、大阪、京都、长崎都是临海城市，它们之间的贸易需求促成了大规模海运的出现，而大规模海运是一国商业繁荣的显著标志。

　　德川幕府是一个建立在农耕基础上的紧密政治联盟，征夷大将军的准确身份是“大名农业联合会”会长兼自有领地董事长，大名则是地方的大农场主。农民缴税的标的为实物，大名及其附庸武士的收入为粮食，而商业社会的交易媒介为货币。为了获得货币，大名以“批发商”的身份贩卖米粮、木材、纸张、砂糖和麻布，其经理人活跃在各大城市。通过有技巧的收购和贩卖，商人总能在物币交易中占得“便宜”。大名和武士发现商业越发展他们的财富越缩水。为转嫁损失，大名开始向农民课征更高的税。农民本来就穷，身份又不能转换，连做工都不行，再遇上个灾年，那就真揭不开锅了。人口的增长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在明治维新前的100年里，日本人口已突破并稳定在3000万。①在1830年到1843年的天保年间，“天灾迭出，饥馑流行，不仅乡民暴动，城市里的穷人也在捣毁居奇商人的库房”②，政府则一边出兵镇压，一边改革经济。

将军和大名提出了截然相反的改革方案：中央的政策趋向反动，既然统治危机都是由城市商业的发展造成的，那就干脆除掉这一问题的根源。办法嘛，奖励节俭，遣返农民工，取缔奢侈品及娱乐，对价格、工资和利率进行管制，恢复古圣先贤的“文治”。③
　　地方的改革则倾向于务实，既然商业已经发展，那就只能寻找对策而不是消灭问题。商业的发展导致地方财政困难，农民负担过重，首要的任务是均田减税，避免农民破产，这样才能稳定基层社会。商业发展而地方困难的根源在于大名征收的主要是实物税，而地方负债是货币债务。大名要想在与商人的交往中不吃亏，必须适应商业游戏，他们学会了以商业的方式整理地方赤字。其具体措施是短债长还，然后用地方资源做抵押发行票据，这样就能以金融手段筹措资金。④

　　中央的“复古”因逆势而动归于失败，地方的改革务实得当获得成功。有些藩不但缓解了财税危机，而且变危为机强势崛起。幕与藩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由德川家康一首缔造的缜密体制出现松动。
　　在黑船来航前，德川幕府已经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统治危机。这种危机是一种发展带来的危机，商业的发展动摇了幕藩体制的根本——一元化的农耕经济。不过，江户时期的商业还没有发展到足以改造政治体制的地步，当时的商人阶层也没有发展成所谓的“资产阶级”。江户时代城市商业的基础是农耕文明，不管其多繁华都只是农耕经济的一段延伸，而非一个全新的经济形态。要不是1853年美国“黑船”前来叩关，日本恐怕会如中国宋元明三代那样在“向前走还是向后退”的折腾中拉锯上几百年。

　　注释：
　　①人口数字引自黄仁宇作品《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第362页中段；
　　②中引号部分、③④中提到的改革措施摘自《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第371页中下段。

6.佩里叩关

　　不过历史不能假设，1853年7月8日，一个名叫马修·佩里的美国海军准将率领四艘载满火炮的黑色舰船闯入了浦贺港，距离江户咫尺之遥。佩里所率领的舰队隶属美国东印度舰队，他是这个舰队的司令。佩里此次来访是想代表美国总统递交国书，国书要求日本协助美军并开国通商。这次事件被称为“黑船来航”，日本人视之为开国维新的起点。
　　然而奇怪的是，后世日本人并不以黑船来航为耻辱，反尔视其为日本走向“文明”的契机。日本人为佩里将军树碑立传，他们还时常举行模拟黑船来航的游行，不是谴责美国入侵，而是庆贺日本开国！这与我们对待“鸦片战争”的态度截然相反。
　　不过笔者要澄清一点，当时的日本人并不欢迎佩里。在黑船驶入浦贺港后，当局要求佩里去长崎交涉，因为那里才是通商口岸，那里才接受外国国书。佩里对此不做理会，他强命一艘舰船开进江户湾，声称要“测量水深”。幕府拿这个老外没办法了，只好打破惯例在江户接受了美国国书。幕府对佩里说，你的事我记下了，你容我考虑考虑，我明年答复你，你在这呆着也没用，赶紧走吧！佩里可不是这么好哄的，他不管不顾，下令舰队继续挺进江户，把黑船一直开到羽田才罢手。

　　佩里的挑衅举动把江户人惹恼了，江户城内群情激奋，尤其是武士阶层，他们终于找到报效国家的机会了！于是，武士们顶盔掼甲，带刀佩箭，纵马扬鞭，他们准备与洋夷决一死战。不过，武士与洋夷刚一照面就被吓傻了，他们从来没见过如此巨大的舰船，船身通体黑色，船上黑烟滚滚，简直就是一个大怪兽。武士们是有尊严的，他们都大张旗鼓地出来了，也不能不比划比划就回去，那多没面子啊。于是，日本武士向美国大兵发起了进攻。美将佩里命令海军陆战队员鸣枪驱赶，武士的战马因受惊而四散逃窜。这些数百年来崇尚暴力并依靠暴力发家的武夫们猛然惊醒，一个比蒙古军团更强大的“武士集团”来了！

　　开国还是开战，这是一个问题。
　　佩里当时还有别的任务，他见短期内不能逼日本就范就率舰离开了日本。佩里在临走前发狠地说，明年我会再回来的，到时若再不应允，我就要用大炮说话了！佩里不是忽必烈，他无意侵占日本领土，他携黑船而来为了两件事。
　　当时，美国在太平洋上捕鲸，鲸油价格昂贵，可以用作灯油及其它用途，捕鲸业因之十分活跃。当时没有矿泉水也没有冰箱，无法对食品进行保鲜，只能寻找补给港，日本就成了美国人的目标。另外，美国位于太平洋西海岸，中国位于太平洋东海岸，中美两国在鸦片战争后已经通商，日本正好位于中美之间，是一个天然的中转站和驻兵港。
　　基于上述考虑，佩里并不打算与日本人结怨，他奉劝日本人不要试图反抗，开战只能让日本输得更惨。为了让幕府相信开国是一件好事，佩里向日本人展示了蒸汽机车、大炮、电报机、望远镜、钟表等最新科技。
　　德川幕府虽闭关锁国，但其对岛外世界并非一无所知。与古代中国好为人师的傲慢不同，古代日本似乎天生就是拜师求艺的学生。在与荷兰通商的岁月里，西方天文、地理、数学、历法、医学等随着贸易传入日本，日本人管这些学问叫“兰学”，幕府允许研究和传播兰学，不过不主张大张旗鼓地搞。幕府执行锁国令是为了防止统治危机，但其自身对外部世界充满好奇，它可不想当睁眼瞎。幕府高层也清楚，他们千百年来的导师——中华上国——已经在1842年被西洋岛国打败，大清帝国不但被迫开国通商，而且向洋夷割地赔款！幕府高层在思考，“上国”都被打败了，区区日本又靠什么独守呢？

7.开国之后
　　对幕府来说，远方的灾难不等于眼下的危机。幕府的国本——幕藩体制——已经在本土商业的大发展中备受攻击，饥民四处暴动，大名离心离德，武士穷困思变。种种危机已经让德川当局的管制捉襟见肘，幕府又怎敢再引“狼”入室呢？
　　不过，该来的是躲不掉的。半年后，美国黑船再次叩关，这次佩里带来了七艘舰船，一直开到比浦贺更接近江户的神奈川（今横滨）才停船。开国还是开战，您看着办吧！

　　这半年来，幕府高层坐卧不安但又毫无对策。一向独裁的幕府居然开始问计于大名，结果可想而知，吵吵嚷嚷，借题发挥，越说越乱。“征夷大将军”不愿意承担屈服“洋夷”的责任，于是将这个政治包袱甩给了天皇。天皇，这个被征夷大将军圈养的京都囚徒，一下子成了政治明星。
　　黑船再次来航后，幕府与美国签订了“日美亲善”的第一份条约——《神奈川条约》。条约内容并不过分，要点有三：一、开下田、函馆两港通商；二、对美实行最惠国待遇；三、协助美军，主要是规范海上救助、引渡、居留和墓地事宜。

不过《神奈川条约》只是西方列强叩关的开始，在其之后，美国与日本再签《江户条约》，荷兰、俄国、英国、法国也尾随而来，五国与幕府陆续签订了类似条约，史称“安政五国条约”。
　　这些条约通常被视为“不平等条约”，其最受诟病的的不平等条款有二：一、关税协定；二、领事裁判权。如果说“关税协定“抢走了日本人的财富，那”领事裁判权“就抢走了日本人的尊严。无论这两项制度在后世从世界大势看有多大的必然性，它都被披上了道德的外衣——邪恶而屈辱。
　　佩里打开了一个潘多拉魔盒，妖魔鬼怪全都跑了出来，幕府日本——这个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即将不复存在。
　　开关后，士农工商并非全部吃亏，而是几家欢乐几家愁。西方制造业大国需要大量原料，这带动了日本农业和渔业的发展，农产品、海产品热卖，尤其是生丝和茶叶，两者占出口总额的七八成，相关产区迅速发展，农村商人十分活跃。
　　安政五国条约事实上赋予了西洋人调定关税的权力。洋人把日本进出口的关税都定得很低，税率均为5%，还对旅居日本的洋人免税，免税范围包括“生活用品”及金银。日本出口的产品主要是茶叶、生丝等原材料，进口的则主要是造船捕鲸用具、机械、矿产、丝绸、木材和米面。

　　在这样的关税体制下，日本的农业资源大量外流，而与此同时西洋工业制成品海量涌入。质优价廉的工业洋货迅速冲垮了手工日货。以丝织业为例，为了赚钱，生丝商人更愿意出口，本土的生丝出现严重短缺，生丝价格因之暴涨。在这种情况下，就算本土丝绸作坊能生产出成品，也会因为成本过高而卖不出去，本土纺织业因之难以为继。
　　在本土工商业破产的同时，各种日用品的价格开始飞涨，这对底层人而言无疑雪上加霜。物价高企的原因是这样的，根据安政五国条约，洋银做为货币可以在日本流通，而在当时日本金银比价远低于国际牌价，洋鬼子就利用这一点大量套购日本黄金，仅开港半年他们就套购了一百多万两黄金！黄金的大量外流导致货币严重不足，也就必然会出现币贵货贱的情形，物价自然飞涨。最要命还不是物价飞涨，而是商品无法流通，因为没有货币啊，社会面临休克状态。幕府为挽救经济向市场注入货币，它用了两个法子，一是改铸劣币，一是发行不可兑换纸币。所谓不可兑换纸币，就是没有金银做支撑的纸币，就跟今天的纸币一样。不过，幕府当年印票子的速度可比今天各国政府猛多了，其后果也就可想而知。

　　日本开国后，本土商人破产，附庸工人失业，传统产业凋零，老百姓不仅没工作而且没饭吃。这可怎么活呀，造反吧！在开国后，农民起义的次数剧增，仅1860年一年就有43起，1865年到1867年更是达到年均55.3起，远远超过了天保灾年的记录！城市贫民也没闲着，为了活下去，他们不断冲击大名和米商的库房。这些城市贫民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破了产的武士。西南雄藩在天保改革后崛起，雄藩藩主越来越看不惯幕府独裁，做为“外样大名”，他们忍气吞声了两百六十多年，再也忍不下去了，他们开始要求分享权力。京都囚徒天皇也看幕府不顺眼，你作孽，凭什么让朕背黑锅！天皇身边围绕着一群尊王攘夷派，他们天天鼓动天皇恢复“祖制”，天皇开始心旌荡漾。

　　我们可以看到，德川幕府已经民心尽丧，等待它的将是万劫不复。不过，在反对派串通一气前，它还能苟延残喘一阵子，去完成它最后的表演。

　8.从“尊王攘夷”到“倒幕运动”
　　尊王攘夷，这是愤怒的日本人打出的反抗旗号，“尊王”就是把天皇重新抬出来，“攘夷”就是把洋鬼子赶出去。既然所有的问题都是“洋夷”带来的，那就干脆把他们轰走，于是日本版的“义和团运动”爆发了。
　　1860年12月，美国使馆翻译在三田遇刺。
　　1862年5月，英国水兵被杀。
　　同年8月，四名英人在神奈川生麦村因穿越参觐交代队伍被刺，一死两伤。
　　同年12月，东京品川新建的英国公使馆被伊藤博文等焚毁。
　　1863年5月，长州藩炮击通过下关（也叫“马关”，中日《马关条约》签署地）海峡的美国商船和英法军舰。
　　同年7月，英国兴兵讨伐萨摩藩，舰抵鹿儿岛。萨摩藩主（即大名）拒绝交出在生麦村砍杀英国人的武士，英萨双方兵戎相见，英方11名水手战死，萨方5名士卒阵亡，萨摩仅有的3艘军舰全部被击沉。

　　1864年8月，英国乘幕府第二次征讨长州藩之机联合法美荷三国舰队炮击下关，以报复“尊王攘夷”的急先锋长州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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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中国的义和团运动相比，日本的尊王攘夷运动要温和许多，其规模也十分有限。这原因嘛，是因为它没有发动农民群众，就是一群下级武士在那搞。西南雄藩通过与洋人多次较量明白了一件事，洋人不好惹，攘夷没前途。有道是识时务者为俊杰，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莽夫也。尊王攘夷派是一群从时的聪明人，既然攘夷没前途，那就不攘夷了，大家伙改倒幕吧。嗯，我看行！英国人也觉得跟日本的“野蛮人”作战得不偿失，打这帮小子实在捞不着便宜，既然这帮猴崽子那么想折腾，那就卖给他们军火让他们折腾幕府去。就这样，尊攘派和洋鬼子想到一块去了，双方一拍即合。这真应了那句老话——不打不相识。事实上，尊攘派和洋鬼子都是打着理想主义旗号的现实主义者。其话语方式大概是这样的：尊敬的绅士们，为了推翻幕府暴政，为了建设繁荣东亚，为了增进日洋亲善，我们合作吧！合作万岁，倒幕万岁，友邦万岁！

　　西南雄藩决心倒幕不是一时心血来潮，他们一直觉得他们的话语权与他们的实力不成正比。西南雄藩为获得政治话语权与中央决策权进行过多种尝试，藩主们拿出了各种政治方案，可惜都无果而终。不但如此，在这来往交锋间，幕与藩的矛盾更加激化，双方最终爆发了战争。幕府曾两次兴兵征讨长州藩，第一次幕府胜，第二次长州赢。
　　幕府在第二长州征讨中之所以打不下去了，是因为它的后院起火了。事情是这样的，各藩都害怕这次内战演变成持久战，于是纷纷屯米备战，此事引发了连锁反应，米价因之高企，大米供应出现问题，各地纷纷爆发“米骚动”（穷人抢米运动），治安形势也跟着恶化起来。面对如此复杂情势，幕府不得不回师灭火。幕府本来就不是一个强大的朝廷，而只是一个松散的联盟，经此一“败”更无法号令诸藩了。

　　幕府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是强藩的天下，是时候给幕藩体制一个葬礼了。

　　1867年1月30日，孝明天皇暴毙而亡，年仅36岁，死因众说纷纭。国不可一日无君，孝明那年仅15岁的儿子睦仁在倒幕派的簇拥下即位第122代天皇。一年后，即1868年1月3日，新天皇在京都以“王政复古”的名义发动政变，废除德川幕府，成立以天皇为首脑的新政府。新政府设总裁、议定、参与三职，下级机构渐次兴立，总理国家内外事务。新政府以“开明改革者”的姿态出现，它声言要广开言路、招贤纳士、尤其渴求经济人才。新政府以天皇的名义要求德川庆喜辞去“征夷大将军”的官职，另外，返还其所有领地。新政府还于政变当天接手了京都防务，把天皇从幕府手中夺了过来，天皇从此不再是京都囚徒。

王政复古发生后，幕府大为震惊，它赶紧组织军队绞杀新政府。1868年1月27日，幕府军与天皇军在京都近郊的鸟羽、伏见遭遇，幕府军约有1.5万人，天皇军则只有5000人，但就是这5000人打败了三倍于己的敌人，取得了以少胜多的胜利。大将军德川庆喜在战败后经海路逃往江户，他连京都的邻区大阪都抛弃了！老兄，大阪可是商业大都会啊，兵家必争之地，交税大户！大阪您都不要了，您还想保江户？

　　1868年在农历为戊辰年，伏见·鸟羽战役揭开了戊辰战争的序幕，倒幕运动进入**阶段。政府军在伏见·鸟羽的表现为他们赢得了荣誉和支持，政府军名声大噪，士气因之大振，这为新政府奠定了重要根基。不过，光有军事上的胜利还不成，还得有道义上的权威。于是，新政府于戊辰年4月6日以天皇名义发布《五条誓文》，其文曰：
　　一、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
　　二、上下一心，盛行经纶；
　　三、官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务使人心不倦；

　　四、破历来之陋习，基于天地之公道；
　　五、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
　　显然，这是一份“政治正确”的政纲，它以天皇的名义昭告天下——日本要改革开放了！
　　《五条誓文》发布后，政府军开始进军江户，一个月后（1868年5月3日）无血进入江户城。幕府首脑德川庆喜被政府军软禁，幕府顽固派则逃往东北。所谓宜将剩勇追穷寇，政府军趁锐气正盛穷追幕府残余，它打败了奥羽越列藩同盟，占领了东北诸藩。至此，全国仅剩一股幕府势力——虾夷共和国。

868年7月，新政府将江户改名“东京”，设为帝国首都，并定于次年春迁都。同年8月27日，天皇睦仁在京都举行即位大典，9月8日新政府为睦仁选定了年号，并于当年改元。

　　日本天皇的年号均取自中国古籍，睦仁的年号为“明治”，此二字取自《周易》，其文曰“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
　　明治时代开启后，新政府继续革除幕藩体制。明治二年（1869）推行“版籍奉还”，将藩主由领主变成公务员，剥夺其世袭权；明治四年（1871）实施“废藩置县”，将藩主又由公务员变成贵族，剥夺其行政权，将藩地变成郡县，剥夺其自治权。至此，在日本存续了近七百年的幕藩体制彻底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