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 《谁在统治着日本》作者：俞天任 由 北冥巨鲲 于 2017-10-31 19:18

五十六.官僚和议员

官僚的学历问题是从一开始就存在的，为什么原来没有表现得这么严重呢？这是因为战前的日本并不是一个什么民主主义的国家。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虽然实现了君主立宪，但和真正的民主主义相距甚远，而只是一个官僚的国家，特别是如果把“官僚”的概念从文官推广到武官的话就更加合适了。

战前日本的内阁总理大臣和政党无关，是天皇和元老重臣们商量着定，定下来的首相再和有关方面商量一下找谁当什么大臣这就把阁组起来了。虽然有一个叫做“大日本帝国议会”的组织，但基本上就是一个摆设。那么多首相，除了早年的元老之外，全部都出自东京帝大，陆军士官学校或者海军兵学校，而这三所学校可以说是“排名不分先后”的。而大臣中除了陆海军大臣之外更是几乎清一色出自东京帝国大学，而且还基本上全是从次官做过来的。被称为“代议士”的那些所谓政治家们实际上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很低，比如当时只是一介少佐的佐藤贤了才就能够在国会对代议士大喝“黙れ”（住嘴）这件事就是战前政治家地位的最好写证。

战前的日本是个纯粹的学历社会和等级社会，帝国大学和陆士海兵的毕业生们都被称为“学历贵族”或者“精神贵族”，那时的学历就是通向成功的通行证，武官也好，文官也好，大家都有着差不多的学历。没有学历的人则彻底没有发言权，所以学历情结不会引出强烈的排斥官僚的倾向。

但是战后就不同了。胜利者美国人带来了普选制度和这个制度所反映的“民意”这个概念，这一下事情就起了变化，拥有“民意”的政治家们压过了拥有着“学历”的官僚们。

当然这个过程不是一朝一夕就完成的，要改变从“帝国高等文官”制度而来的意识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更何况“学而优则仕”是几千年的儒家教诲。这样在1945年8月15日昭和天皇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之后的历任首相，除了在职时间只有54天的东久迩宫稔彦王和65天的石桥湛山分别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和早稻田大学之外，其余的币原喜重郎，吉田茂，片山哲，芦田均，鸠山一郎，岸信介，池田勇人和佐藤荣作清一色全部都是帝国帝大法学部的毕业生，而且除了池田勇人一人之外还全部都是东京帝国大学，这些帝国大学法学部毕业的首相们除了片山哲和鸠山一郎之外还都有着官僚经验，其中的币原喜重郎，，岸信介，池田勇人和佐藤荣作这四个人还都当过次官，这样那时候的官僚们还像战前的高等文官们那样，并没有把事务次官看作自己仕途的顶峰，真正有抱负的官僚们，还在看着大臣的位置，做着总理大臣梦的人，应该也不在少数。所以在战后的前期官僚们退官之后参加国会选举竞选议员的很多，有过次官经验的也不在少数。像第一位民主党首相鸠山由纪夫的父亲鸠山威一郎就是从大藏省事务次官退官之后参选参议院从而出任过外务大臣的，这样的人在自民党内不少，比如曾经在小渊内阁出任过邮政大臣的野田圣子的祖父野田卯一也是在大藏次官退官之后当选为参议员之后出任建设大臣的，而先后出任过防卫大臣，农水大臣，自民党政调会长等要职的石破茂的父亲石破二郎则更是从建设次官退官之后参选鸟取县知事，在连续四任16年之后再参选参议员，出任自治大臣的。

一般讲来，一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为止，退官之后的高级官僚一直是日本政治家的一个重要来源，因此也就不太有政治家和官僚之间的倾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从田中角荣之后，非帝大，原帝大毕业，与官僚素无渊源的首相越来越多。比如说这二十年日本有过20名首相，而在这些首相中，原帝国大学毕业，官僚出身的就只有宫泽喜一一个人。

一般来说，进入八十年代之后高级官僚进军政界的势头就一直在逐渐钝化，以致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退官后进入政界的事务次官就只有原农水省的石川弘，国土厅的永田良雄，清水达雄和北海道开发厅的楢崎泰昌这四人，而在本世纪之后至今为止进入政界的就只有原环境省次官的中川雅治一人。

但是高级官僚进入政界人数的减少并不说明全体国会议员中官僚出身者的大量减少，实际上现在日本众参两院中有过官僚经验的并没有减少，减少的只是有过高级官僚经验的的人。这种趋势不难理解，无论是什么组织，只要没有严格的筛选制度，在经过一定时间之后肯定会变得稳定起来，而这种稳定的标志就是逐渐成为一个按人情或者血缘关系集结起来的集团，现在日本的国会就是这样。

日本国会的“世袭议员”是很有名的，甚至到了网络上的维基百科词典在介绍日本国会议员的时候还有专门的栏目用来表示该人是否“二世”，实际上日本的国会议员已经远远超过了“第二世”的概念，三世，四世都是很常见的。向鸠山由纪夫鸠山邦夫兄弟就已经是第四代议员了，小泉纯一郎的儿子小泉也是第四代了。

在自民党这种长期执政的“政治老铺”，世袭的问题尤其严重。自民党最后的麻生内阁整个就是“世袭内阁”，从内阁总理大臣麻生太郎开始十七名阁僚中，居然有十四名世袭议员，被人誉为“世袭内阁”或者“小开内阁”。

这样的构造就使得外人无法进入这个集团，虽然国会不断会因为议员的退休或者故去而产生空缺，但填补这种空缺的往往是他们的子女，比如2000年小渊惠三在首相任上突然亡故，很自然地就在其子女之中寻找接班人，出于大众意料之外的仅仅是最后由其女小渊优子接班而不是儿子小渊刚罢了，至于小泉纯一郎退休时则明言由儿子小泉进次郎接班。



五十七.议员的素质

日本的官僚体系在制度上或是执行上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这个体系实现了选拔的公正。在日本要成为官僚就必须经过特殊程序的选拔，这种选拔程序和血缘家世毫无关系，所要求的仅仅是本人的素质。所以可以肯定地说，官僚队伍中的绝大多数就是精英，而另一方面选举本身并无法保证被选出的政治家的素质，这样就使得政治家和精英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甚至在某些场合下所谓民选的政治家几乎就是垃圾，起码就日本的政治家而言不会缺少这种例子。

比如一次一位自民党众议员在接受电视里记者采访时慷慨陈词要求采取措施制裁北朝鲜使其早日释放被绑架的日本公民，本来要求国会采取一个什么行动是议员的自由，也就是议员的工作，但这位议员大人的制裁理由实在过于有趣。

据这位议员大人说，北朝鲜领导人十分喜欢吃东京某家店铺里的糯米粉团子，如果日本对北朝鲜实行经济制裁，北朝鲜领导人就再也吃不到这种糯米团了，那样北朝鲜就肯定会释放日本公民以换取继续吃糯米团的可能。

这位议员大人在对着电视摄像机说上面这番话的时候是很认真的。

这种议员在国会里的比例相当大，像2009年民主党取得政权之后想清查一下预算以看看能否减少浪费，省出钱来实现选举时对选民作出的允诺，本来应该使用更多的议员从事该项工作，但当时的干事长小泽一郎突然叫停，因为新当选的议员们“尚属学习阶段”，根本就不能工作。

日本的纳税者们支付给国会议员的钱是很多的，包括议员本人的工资和奖金，两位秘书的工资和奖金，议员宿舍费用以及所使用的水电费，在国内来往的所有交通费以及出国访问所需的费用，和供他们进行政治活动的“政党助成金”在一起每年可能要高达上亿日元，大约合一百多万美元。日本的纳税人似乎从来没有想过他们是否真的有必要向一位一无所能，必须从头学起的菜鸟议员支付这么多钱？

政治家素质低下的原因在于选举制度本身对政治家的素质没有要求。

日本的官僚队伍之所以能做到和血缘无关是因为有一个及其严格的入门门槛的考试制度，而国会议员则没有，日本社会的常识是，要成为所谓“政治家”就仅仅需要“看板，地盘和皮包”，也就是人望，支持者和金钱，而这三个要素和政治家本人的素质教养以及能力都没有任何关系，换言之都可以用金钱换来，也就是说所谓选举在一般情况下仅仅是一次参选各方在财力上的较量。

而且对参政者的第一个考验就是经济上的。在日本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参选”，参加日本公职选举是有一道叫做“烘托金”的金钱门槛的。候选人需要交一笔保证金才能参加选举，如果没有当选并且在选举中的得票率少于多少的时候这笔钱将被没收充公，这笔烘托金不是一个小数字，参选众议员需要三百万日元，而参选参议员竟然需要超过了平均年收的六百万日元。据说制定这条制度的目的是为了防止选举时选举人林立的混乱，但这条制度使得穷人无法参选也是事实。

从理论上来说，选民有着“一票的力量”，而这一票的力量很大，可以排斥那些选民所不喜欢的人，但在实际操作中却不是这样。因为候选人名单里到底有没有“选民所喜欢的人”就是一个问题，有一句美国谚语说选举是“choose a worse among the worst”（在一群最坏的里面选一个比较坏的），在日本也差不多。甚至在不少时候还不是好坏的问题，干脆就是智商的问题。

选举是一种决策过程，但是即使不考虑贿选因素，选民们实际上还是处在一个缺乏足够信息的决策位置。而且绝大多数选民对于决策的目的一无所知或者只有经传媒而来的不正确的了解，所以到最后能在选举中胜出的一般都是一些拥有强大财力，能够通过耗费极大的宣传活动让选民注意到自己，并且能够提出迎合选民的竞选口号的那些人。

现代民主社会用来产生的那些政治家们的这种选举制度不仅缺少保证政治家素质的功能，而且通过这种制度所产生的政治家本身就有先天性的弱点。因为只有在选举中胜出了才是政治家，所以政治家的目标就仅仅在于在于继续当选。不管政治家在台上是如何地见官大一级的威风十足，但只要一旦落选就只是一个普通的大爷大娘。别看政治家开口就是“为国为民”，实际上指望这些人真的为国为民考虑本身就是不现实的。

这段时候在日本有一位叫桥下彻的政治家，风头很健，提出了把大阪府和大阪市并起来成为“大阪都”的构想，为了实现这个构想，他甚至辞去大阪府知事的位置去竞选低一级的大阪市市长。他在说到“为国为民”口号时是这么说的：“政治家们都喜欢说为国为民，但我不是，我是为了满足我的权力欲望和荣誉感才当政治家的，而满足权力欲望和荣誉感只有通过‘为国为民’才能实现”。

实际上所谓“权力欲望和荣誉感”对于政治家来说也是一种奢侈，绝大多数政治家所考虑的仅仅是如何混过下一次选举而已，这就是民选政治家大多资质平庸，而一旦上台之后的所作所为更加平庸的原因。

而官僚们则不同，首先他们是被严格的资格考试所选拔出来的，这就保证了他们的资质，而且他们的身份是受保障的，“官僚不犯过失不受处分”这一条在所有国家的公务员制度中都是一样的，这种没有后顾之忧的立场才有可能使得官僚们能够真的“为国为民”，也就是在考虑问题时从国家的利益而出发，而政治家产生机理就注定了要求政治家为国为民是荒谬的，而政治家们的实际表现也证明了这一点。



五十八．来了一个民主党

在争夺行政权力上，政治家和官僚存在着一种互为天敌的关系，然而人总是要相互共处的，解决的方法不一定非得搞一场你死我活的文革，除了妥协之外还有一种更加直接的方法就是互相勾结，族议员的诞生就是这样的一种解决方法，所以在自民党在掌权的时代除了口头上经常在喊反官僚的口号之外，并没有什么实际行动。一来有互相勾结的关系，二来从长期执政的经验出发，自民党也知道自己的斤两，没了官僚干实务，光靠这帮议员们肯定什么也玩不转，所以虽然在权利分配上和官僚有点矛盾，但在并没有发生重大冲突。

但是其他政党就不一样了，尤其是那时还在野的民主党。

民主党和自民党最大的不同就是年轻，有朝气。这个年轻不仅体现在生理年龄上，也在思想理念上反映了出来。和长期执政，世袭议员成群的自民党相比，民主党聚集了一批大多出身于各种要求改革现有秩序的市民运动的议员，尤其还有一批松下政经塾出身的人，这是民主党的特色。

松下政经塾是松下公司的创业人松下幸之助所赞助的一个旨在培养将来的日本政治领导人物的学习研究机构。每年通过考试和推荐招收大约10名22岁到35岁的年轻人进行四年（现在为三年）的政治学，经济学和财政学的封闭式教育培养。现在日本有31名众议员，7名参议员，10名地方政府首长和24名地方议员出身于这个“松下政经塾”。

自民党内出身于松下政经塾的人不多，出任过要职的就更少了，有过大臣经验的有伊藤达也和高市早苗，现在仍然在自民党中枢的只有担任政调会长的逢泽一郎。而民主党内的松下政经塾势力就很大了。比如现任总理大臣野田佳彦就出身于松下政经塾，还有当过民主党代表，国土大臣，外务大臣，现在仍然在民主党内拥有很大影响力的前原诚司，曾经在鸠山由纪夫内阁中担任总务大臣的原口一博，现在外相玄叶光一郎，国会对策委员长樽床伸二，菅直人内阁的内阁官房副长官福山哲郎等。

其实为什么自民党里松下政经塾出身的人不多的理由在前面已经出来了。松下政经塾只是训练和培养人，并不为他的学生刻意安排前程。从松下政经塾出来之后真要当上政治家还要得到各政党的支持，而自民党连自己的二世三世都照顾不过来，很难空出名额给外人，而民主党则是个年轻的政党，比较开放，世袭的空间还不多，能够支持一些新人。

这样民主党就能够给人一种清廉，开放和年轻的形象，实际上这也是2009年民主党能大胜自民党的原因之一，但在实务上就不是这样了。民主党的这些市民运动活动家和松下政经塾的毕业生们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他们几乎都没有过职场的工作经验，要么是职业煽动家，要么就是从书本到书本的改革理论家。

这些人的的共同特点就是特别原教旨，笔者曾经把他们称为“教科书政治家”，这种称呼在日本国内也引起过讨论的。因为他们没有社会运作的实际经验，将流行的政治学教科书奉为金科玉律，无条件地相信教科书上的比如“民意永远正确，选举的结果最神圣”之类的教条。相信“只要路线对头，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当然没有钱也可以有钱”之类的古怪信条。所以在民主党看来，日本的问题与其说是自民党的失政不如说是官僚们的有意破坏，因为自民党也是选民选出来的，所以也就不应该会坏到什么地方去，只要把官僚的影响给彻底清除了，日本自然而然地就变好了。

民主党的这种“反官僚”把戏在他们实际上台之前就已经搞了一把，而且很成功，当然到最后民主党才发现把自己玩进去了。

2008年，那时候和现在一样也是众参两院颠倒，只不过把持众议院多数的是自民党，而民主党在参议院是多数。那年正好赶上日本中央银行的日本银行总裁任期已满，需要换人，自民党内阁提出的这个后继人就永远无法在参议院得到通过。日本众参两院颠倒的事情经常发生，比如各自指定内阁总理什么的事情也常有，但根据日本宪法，决定内阁总理时众议院的指名优先，所以没有过定不下内阁总理的荒唐事，但没有人考虑过任命央行总裁时谁说话管用的问题，于是就僵持住了。

当时的民主党对于自民党内阁先后几次提出来的人选都不同意，理由就是那个人是官僚出身，是官僚就有原罪，绝对不能用。结果扯了好长时间的皮，当中从3月20日到4月9日之间的二十天里居然出现了日本中央银行没有总裁的怪事，最后民主党终于同意了由京都大学的金融学教授白川方明来出任这个主管日本通货政策要职的人选。

但是白川教授是位学者型的人物，他是从日本银行理事任上改行的教授，有现场工作的经验，但是缺少行政管理实务的经验，虽然在经济学和金融学上造诣不低，可能作为中央银行的副总裁或者顾问也许还能很称职，但是放在中央银行总裁这个通货管家的重要位置上其实很有问题，最后还是民主党自己来吃这个苦头。

民主党自己也没有想到全国胜利会来的如此之快，当然也就更无法想到2011年3月的东日本大地震了。东日本大地震之后各保险公司为了理赔而采取抛售外国债券股票兑换日元现款以及其他金融投机机关顺竿子炒高日元的行为使得日元急速升值，对日本经济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而此时的日本银行无方无策，一无作为，不能不归咎到白川方明总裁的无能，可是这个总裁正好是民主党经过了激烈斗争之后，以“反官僚”的大义名分送上去的。民主党除了把被打落的牙齿往肚子里吞之外没有别的选择。



五十九．民主党要搞文革

原来还只能利用宪法中的空档玩一下的民主党这次是真的接管了政权了，真的可以按照自己的政治理念大干一场了。

说实话除了爱和平爱环境之类的废话真理之外，民主党也没有什么很了不起的政治理念，但却有一个坚定不移的“反官僚”信条，起码在当时还没有民主党人认真地考虑过官僚是不是真的能反这个问题。

鸠山由纪夫在担任了首届民主党内阁总理大臣之后首先就把那个“次官会议”给取消了，内阁里有首相有大臣，还有副大臣政务官，凭什么你们这些排四把手的事务次官们碰碰头就把政府大事给定了？政府大事得由这些受权于民的议员大人来定。

这样一来，不但次官会议没了，就连在各省这个事务次官都成了摆设。各省的大臣副大臣和政务官三个人早上碰一下头就能把事情给办妥了。

但是民主党没有注意到有好几个大陷阱在等着他们，首先是民主党议员们的缺乏经验，其次是长期处于在野党地位的民主党议员们的人脉有限，如果说这两条还能假以时日来逐渐弥补改进的话，还有一个问题是无法解决的。

这个问题就是政治家不是职业官僚，他只是业余玩票的。

政治家的本行是议员，他必须出席和参加各种和议会有关的活动，会见各界人士，每到周末议会休息还要赶回自己的选区去活动，在东京待得太久了没准选民把自己都会忘了，大臣当的好不好没人管，但是冷落了选民就有可能下次选举落选，那可就要了命了，所以说议员出任的大臣们没有一个把大臣当作正经行当的，当年自民党是这样，现在民主党也只会这样，这是制度使然，不是个人的问题。

鸠山由纪夫一上台之后就忙着兑现竞选时民主党向选民们许下的诺言。民主党的诺言里大部分是关系到福利关系，反正搞福利就是花钱，没有钱可以借钱，先混过去再说，结果就搞了一个93万亿日元的史上最大的预算，而2009年由于雷曼兄弟公司倒闭而引发的世界性金融危机的影响，日本全年税收从46万亿日元左右降到了40亿日元以下，也就是说预算的赤字部分要超过50%！

借债虽然不是一件好事，但是好在日本人还有钱借给政府，不至于像现在南欧的那些国家那样立即爆发债务危机，置鸠山于死地的是鸠山许下的另一个诺言，也就是有关美军普天间基地转移问题的诺言。

普天间基地问题简单地说起来就是美国把现在陆战队在使用的冲绳普天间还给日本，驻冲绳的美军第三陆战远征军（III Marine Expeditionary Force）司令部和所属的陆战三师司令部，第一陆战航空团司令部，第三陆战兵站群司令部和山口县岩国基地的一部分转移到关岛。现在驻在普天间基地的15架美军固定翼飞机在美国陆战队在山口县的岩国基地，日本海上自卫队的鹿屋基地和关岛之间流转；而56架各种型号的直升飞机，则由日本在冲绳名护市的美国陆战队施瓦普军营（Camp Schwab）的边上负责建造由两条交叉的各长1，800米长的跑道构成的直升飞机场供其使用，这是2006年5月日美两国政府定下来的协议。

民主党反对这个协议，要求普天间基地的美军力量撤出日本，起码要撤出冲绳，理由是在日美军基地的75%都集中在冲绳，影响冲绳的环境，给冲绳人的生活带来太大负担。

这种反对姿态本来仅仅是在野党反对执政党的一种行为艺术，而在民主党赢得选举夺取政权以后就成为了摆在民主党政权面前的一个最大难题，为了兑现选举时对选民许下的诺言，民主党要求美国就这个问题中心谈判，所谓重新谈判的焦点就是有关直升飞机的转移地点问题。

鸠山是2009年9月份上任的，自己定下来的解决普天间基地问题的最后期限是2010年5月，没人知道为什么是这个日期，有一种说法是因为鸠山由纪夫的夫人鸠山幸所信任的一位印度占星师通过卜卦知道了美国人肯定会在2010年四月底对日本让步，这种说法既未经证实也无法证实，但是鸠山夫妇历来的表现却使得这个传言不胫而走，因为除此之外无法解释鸠山由纪夫在一无动作的情况下怎么会制定出这个古怪的时间期限。

本来是两国政府间已经达成了正式协议的东西，仅仅就是内阁发生了更换，又不是发生了革命，没有推倒重来的道理，美国人当然不肯重新谈判。但如果鸠山由纪夫的外交能力特别出色，能够说服美国人坐到谈判桌边重新开始谈判并作出有利于日本的让步是另外一回事，但是问题是鸠山甚至不知道应该找美国的什么部门的什么人来谈这个问题。

因为鸠山得罪了整个官僚群体，现在是所有官僚都起来和鸠山作斗争了，这种斗争不是罢工（日本公务员没有罢工权），也不是吵架（公务员们也不掌握话语权），仅仅是恭顺的不合作。

对于鸠山提出的任何意见和指示，官僚们都极为恭顺地照办执行，绝无二话，没有任何意见，当然也不会有任何建议，无论接到的指示是多么的荒唐无稽，官僚们还是最认真地按照接到的指示去办理，完了之后再很完整地把执行过程和结果汇报给发出指示的人。

所以是不是存在那位神秘的印度占星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没有了官僚集团的协助，即使本来能够实现的目标也是不可能达成的，这样在经过了一场长达八个月的闹剧之后，鸠山由纪夫只好无可奈何地宣布重新回到原来日美两国政府已经谈好了的协定上去，同时宣布自己辞职下台。

实际上从这次的失败，民主党的那些教科书政治家们已经知道了政治教科书上的教条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可能并不能通用，因而在接任内阁总理大臣的菅直人的就职演说中已经看不到叱骂官僚的八股文字了，而菅直人本来就是因为敢于和官僚们斗争，解决了药害艾滋病问题而名声大震的。

但是民主党上台以后对官僚制度实行的野蛮手术的后果就要显现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