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 《谁在统治着日本》作者：俞天任 由 北冥巨鲲 于 2017-10-31 19:18

五十三．敲响官僚丧钟的田中角荣

从法理上来说，不管是原来的“帝国高等文官”还是现在的“高级国家公务员”都不是衙门的大总管，无论事实到底是怎么回事，反正各衙门的大总管都是大臣。战前的大臣是天皇钦点的首相指派的，而现在的大臣是身为议会多数派领袖的首相指派的，这里面的区别就很大了。

战前的首相只对天皇负责，所以指派出来的各位大臣不少就是高等文官出身，而首相本人除了军部的丘八之外，也都是从高等文官过来的，那时候虽然也有帝国议会什么的，但政治家什么的没什么市场，整个日本除了丘八就是帝国高等文官了。

战败了，丘八们被一扫而空，但高文组不但没伤什么元气，反而比过去要精神的多了，只要看看战后的首相名单就知道了。吉田茂，芦田均，鸠山一郎，岸信介，池田勇人，佐藤荣作，三木武夫，大平正芳，福田赳夫，中曾根康弘，宫泽喜一，不都是高文组的吗？

不对，还有个田中角荣。

在佐藤荣作和三木武夫之间，确实还有一个不应该被忘记的田中角荣。

同时田中角荣也是无法被忘记的，他虽然不是什么出类拔萃的政治家，但是提现代日本政治史就一定要提这个名字，这不仅是因为赤裸裸的金权政治，日本官僚们的丧钟也是由他敲响的。

作为学历贵族而存在的官僚们一直戴着神秘的光环，向他们发起过挑战并且取得过胜利的是旧陆海军的军人们，但日本的军人也是一种学历贵族，取得陆军大学校和海军大学校的学历甚至比帝国大学加上高文更加困难，更不用说还有闪亮的军靴和军刀，所以官僚们对于败给军人倒并不怎么在意。

但田中角荣就不一样了，田中角荣在就任大藏大臣的时候特地声明他只是小学毕业，要知道这个大藏省可是衙门中的衙门，大藏省官僚也是号称官僚中的官僚，是自负最高的学历贵族，眼皮里是连其他省份的职业官僚都根本不往里面夹的，就因为他们是考出来的精英。

实际上田中角荣并不是小学毕业，赤手空拳地从新泻县乡下到东京来打工或者说来打天下的田中角荣在打工的同时坚持读完了相当于中专的“中央工学校”，要知道田中角荣是一位建筑工程师，他是持有一级建筑士执照的。

田中角荣所没有的仅仅是东京帝国大学的学历，但这件事只能说明田中角荣出身赤贫，并不能说明其他任何的东西，田中角荣极为好学，而且天分极高，他自学了英语，而且采用的居然是背字典的方法，背完一页就撕掉一页，这就是田中角荣。所以智商极高的田中角荣在就任大藏大臣的时候有意隐瞒学历实际上是看不起那些自负的职业官僚们。

但田中角荣并没有执意去挑战官僚，所谓“战胜了官僚”是从结果上来说的。从对官僚们的作战来说，田中角荣获得了全胜，几乎从来不买什么大臣的帐的那些大藏官僚们最害怕的就是这个开口以“文盲”自称的田中角荣。大藏省官僚们是这么回忆田中角荣的：“没有人能骗得了田中角荣，他能轻而易举地看穿你的用心，使用那些难懂的外来语名词也没有用，在你想法子说明那些名词的时候，田中已经弄懂了意思，而且想出来了更为合适的日语翻译”。

现在日本的政治家们动辄把“打到官僚”的口号挂在嘴边，实际上没有一个能玩过官僚的，因为这些政治家的智商不如官僚，这是没办法的。而真正打到了官僚的田中角荣在言语和接人待物上对官僚则十分恭敬，开口就是“你们是精英，对你们恭敬是应该的”。日本的大臣都有可以自由使用的机密费，可是他在邮政，通产和大藏这三任上却分文未动，而是全部交给了事务次官：“你总得照顾一下部下吧，全部拿去用”，从未有过这么多可以自由使用钱的次官当然是当场就石化了。对于课长以下的官僚，田中角荣更是经常自己掏钱给他们作为饮食费。

大藏省编制预算是苦活，编完了预算之后田中角荣把有关人员一个一个地单独叫到大臣办公室，给他们一个信封：“你是日本最高的精英，这只是我的一点心意，我不要你的任何回报”，据说最多的有一次给两千万日元的。

这些钱都是田中自己的钱，但田中角荣并不是印钞机，他哪来的这么些钱呢？当然都是弄来的，而且很多手段都是不正当的。

三权分立，议会所掌握的是立法权，但仔细看日本的立法构造却有点不一样。日本的法律通常被称为众法，參法或者阁法，这种分类法来自法案的来源，众议院提出来的法案叫“众法”，同理参议院和内阁提出来的法案就分别称为“參法”和“阁法”了。“众法”和“參法”在日本统称为“议员立法”，以区别于政府提出的法案。田中角荣就是通过这种“议员立法”的手段来架空官僚同时弄钱的。

本来议会的工作就是立法，当选议员不就是来立法的吗？像美国所有的法律的制定和修改都是议员提出来的，这有什么问题呢？

有问题，有很大的问题。日本和美国在立法上的最大区别就是美国总统有代表政府拒绝某项法案的权力，而日本内阁则没有代表政府拒绝某项法案的权力，只要法案得到通过，无论是怎么的荒唐，政府只能照章执行，这也就是在说，虽然这种情况不多，但议员的权力确实有可能出现不受制衡的情况，田中角荣就是一个例子。

田中角荣在他43年的众议员生涯中弄出了一百个以上的“议员立法”，把政治权利玩弄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他使用各个利益团体给他的政治献金来收买收买官僚们的专业知识来生成法案，再收买议员们在通过法案时投赞成票，然后通过法律再得到更多的金钱，这就是“金权政治”的实质。



五十四．“族议员”的概念

从田中角荣之后，日本政治家们知道了有这么一种生财之道，于是田中角荣就纷纷为人仿效，执政的自民党的各路政治家纷纷凭借自己当选的次数去弄来大臣，政务次官的位子争取打进各个衙门，然后利用“议员立法”的手段或者能够在国会进行质问的权力在各衙门施加影响，为某个特定的利益集团服务。他们把一部分官僚拉出来为己所用，这就构成了“族议员”的概念，形成了明显的不同派别利益集团。在野党虽然无法弄来顶戴花翎，但也拥有立法权力和国会质问的权力，可以使用这两项权力作为交换条件和自民党讨价还价以得到自己的利益，而官僚们呢？

官僚们除了答应这些政治家的合理或不合理的要求之外别无选择，首先就因为政治家们头上有先天性正确的光环，而且在官僚和政治家发生矛盾的时候，媒体总是坚定不移地站在政治家一边。本身日本媒体就喜欢反对官僚，而且不断地提高反官僚运动的声浪。

以事务次官为奋斗目标的那些日本职业官僚们的哲学更是“千万别出事”，不管出了什么事都是麻烦事，都有可能在自己的经历上打上污点，都有可能会影响自己的仕途，所以官僚在一般情况下对那些有势力的政治家肯定是百依百顺，有求必应，以此来换得政治家们对自己仕途的支持，最起码不要起阻碍作用，这样族议员的实力和规模也就像滚雪球似的越来越大。

这种“族议员”是对原来长期执政的自民党议员的一种分类，现在的民主党执政时间还只有三年不到的时间，还没有来得及形成能够称为“族议员”的利益集团。

原来自民党执政的时候，经常能在传媒上看到“邮政族议员”，“农水族议员”，“国防族议员”的字样，意思是一些和某特定产业有较多联系的议员，他们能够影响到政府的政策。这些人里当然包括出任过大臣副大臣政务官的那些大佬们，但实际上更多的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普通议员，这些没有出任过大臣的小人物怎么也能影响到政府政策呢？这与日本政府，国会以及政党的运行机制有关。

日本的中央政府分为各个省厅以主管各种行政，而同时在国会里也有各种委员会和这些省厅一一对应，比如说政府有外务省，国会就有外务委员会，政府有农林水产省，国会就有农水委员会等等，这些委员会和各省直接挂钩，有关各省的法律法令首先在这些委员会里讨论，各省的官僚也先在在这些委员会说明这些法律的目的和功效，，恳求议员们帮忙投票赞成这些法律。如果某项法律在这些委员会上都无法通过，那也就不用提到议会全体会议上去投票了。这样每个议员都属于这个或那个委员会或者同时属于几个委员会，可以在委员会的会议上对这项这项法律发表自己的意见。但是议员发表意见的时间是有限制的，和自己所属的政党在议会所占据的议席比例成正比，没有所属党派的议员是没有资格发言的，党派议席少于5席的也没有资格发言，根据这个规矩就是占多数席位的执政党有最多的发言机会。

而在大的党派内部也有同样的委员会，反对党的委员会是用来研究或突出某项政策，执政党的这些委员会就是专门用来起草或者修改法律的。从理论上说议会是立法机构，议员们就是负责立法的，但实际上大部分议员都是一些棒槌，既不懂实务也不懂法律，真正在起草法律的还是各省的官僚，议员们就是负责听一下，对这些法律到底是怎么回事实际上根本就不关心。

他们所关心的仅仅是下次选举是否还能继续当选，要继续当选就需要有人支持，要活动经费。而能够提供这些人和金钱的就是各企业和团体组织，因此议员一定要代表某个行业或者团体组织的利益，以在国会帮忙通过各种有利于这些行业或团体组织的法律或者为这些行业或团体组织争取更多的预算分配的方式来换取这些行业或团体组织对自己的支持。所以议员们都会根据自己的支持者来选择参加一个或多个委员会的活动，这才是“族议员”的真正概念。比如说受地方农协支持而得以当选的议员肯定要反对进口农牧产品以保护农民的利益，在分配预算的时候总会想法子为自己的选区争取预算和项目，而受到医师会支持的议员肯定会反对任何企图削减医生报酬的努力等等。

所以除了使用立法权制定各种法律以保护某特定利益集团的利益之外，直接通过行政权力在预算中为这个利益集团分得尽可能大的一份就成了议员们的职责，而要完成这个职责一定要官僚们的合作和帮助，无论是在立法阶段还是在分配预算阶段，而那些提供合作和帮助的官僚们也能从议员处得到起码不在晋升时施加阻碍的保障，如果这些议员的权势非常大时还能直接得到晋升的机会，在最特殊的场合下，这种关系甚至会产生溢出，连非职业官僚，即所谓non career都能受益，2005年发生的铃木宗男案就是说明这种族议员的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铃木宗男是北海道选出的自民党众议员，从1983年首次当选之后先后6次当选，因此在按照自民党的政治力学观点，铃木在北海道拥有很坚实的地盘，所以能够接二连三地出任党和政府的要职。

铃木宗男是“外交族”议员，外交族吃什么呢？吃对外援助。对外援助一般没有直接往受援国账户上打钱的，基本上都是采取提供物资和劳务的方式，这就有了物资采购和劳务委托的肥差。铃木是北海道选出来的，北海道有个战后一直在扯的被苏联占领了的北方四岛问题。

日本人在苏联解体之后似乎看见了一线曙光，想以提供经济援助的方式来从俄罗斯那儿“赎买”北方四岛，而这些经济援助的方式，规模和种类几乎全由铃木说了算，所需要的物资和劳务全部由铃木被选出的选区内的公司提供，这样铃木就成了那一带的救世主，享有崇高的威望。崇高到了后来因为事发被捕，下了大狱在牢里参加选举还能当选的程度。



五十五.学历情结问题？

所以日本的问题与其说是官僚们的问题，不如说是议员们的问题。但是日本的选民们还就是能够接受政治家们在喊的反官僚的口号，特别是2009年众议院大选的时候。

反官僚的口号之所以能被选民很简单地就接受下来，自有官僚自身的原因。任何组织都有一个最大化的要求，比如企业作为一个组织就要求得到利益最大化，而除去少数贪污腐化的官僚个体之外，官僚组织作为一个整体是不会追求其组织的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官僚组织作为一个整体所追求的必然是权力的最大化，实际上正是权力才使得官僚特别容易成为攻击的对象。从人们的直观来看，官僚集团不直接参加社会经济活动，很容易被认为是一种社会的寄生物，偏偏这种寄生物还握有极大的行政权力，中国的文革就给出了一个官僚能够被人忌恨到何等程度的例子。

官僚制度从根本上说来就意味着一种“束缚”和不自由，它的存在本身和人们要求自由的本能就不相符合，这个制度仅仅是人类社会由于进化而日趋复杂才不得不采用的一种妥协的方法，因此没有人不讨厌官僚，包括官僚本身在内，即使身为官僚的人在他的私生活中也同样会体会到社会的官僚制度给他带来的不便。

所以只要有人攻击官僚的话，肯定会有更加多的人起来附和，到最后在日本，“官僚”几乎成了个臭大街的词，和“国足”在中国的地位差不多，甚至还更加等而下之一些。中国国足毕竟只需要对足球的比赛成绩负责，而日本官僚几乎成了万恶之源，日本社会的所有问题几乎都由官僚们做了替罪羊。

实际上日本社会上的这种完全否定官僚的思潮，有着很复杂的原因，日本反官僚思潮的出现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之后才开始的，在此之前，官僚无论是作为“天皇的官吏”还是“公仆”都是一种受人尊敬的职业，一般人都认为是官僚们在操作着行政机器，分配着很有限的资源，取得了世人皆知的成绩。

但是从九十年代初开始，日本的泡沫经济破灭了，一直在上升的日本经济似乎走进了一条再也看不见出口的黑暗隧道，坚信“Japan as number one”的日本人所受到的震惊是无法形容的。对于这场经济战争的失败，日本的为政者一定要给选民一个说法。

太平洋战争的军事败战责任，日本人顺水推舟地就同意了美国人让军部全部负担起来的做法，这次的经济战争败战责任该由谁来承担呢？这次没有了麦克阿瑟这样的外来裁判，是日本人自己审判自己，这样的话就是谁嘴谁说话就算数了。

谁嘴大，当然是政治家的嘴大，传媒的嘴大，但实际上日本的传媒只有一张大嘴，而这张嘴怎么张，张开来说什么，自己并做不了主。就像笔者曾经在别处指出过的一样。日本的传媒是通过“记者俱乐部”这种形式自觉地放弃了语言权而把这个权力交给了政府，执政党政治家和大企业。在这三者之中实际上占主导地位的还是执政党政治家，也就是当时的自民党国会议员们。

而自民党不肯承认他们的失政，起码是不肯单独承担责任，这样掌管着实际行政权力的官僚们就成为了替罪羊的最好人选。从传统上来说，日本的官僚本身权力就很大，虽然在法律理论上行政权力受到立法权的制约和监督，但实际上由于执掌立法权力的国会议员们素质低劣，在大多数情况下官僚们是独断专行的，经济上出现问题，官僚当然有责任。

选民们当然愿意听到政治家们所告诉他们有关的官僚是经济失政的罪魁祸首的说法，因为这样就说明他们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而那些职业官僚们一般从小就是父母的好孩子和老师的好学生，在学校也好在社会也好一直是佼佼者，成功人士。普通人和这些职业官僚肯定是格格不入的。和成天在街头发表演说的政治家相比，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职业官僚们和普通人都没有什么交集。对普通人来说这些过于优秀的职业官僚们太缺乏亲和感了，如果有人攻击这些成功人士的话，一般的普通人甚至会很开心的。因为成功人士失败的消息，未成功人士听起来有点类似于自己成功的消息。

官僚们更加悲剧的是：他们没有语言权。

说日本官僚们没有语言权可能很使人觉得意外，但这却是事实。日本媒体在报道时非常讲究“不偏不倚”，对于任何有关到政策方面的议题一定要报道正反两方面的意见，而这正反双方的意见只能从党派中来，因为在法律上这些政策措施的出台都是以党派或者内阁的名义，官僚们仅仅是负责有关法律制定，修改之类的实际事务，所以官僚们除了在国会向议员们说明这些政策措施之外，没有必要到传媒去说明这些问题。

在受到攻击之后，官僚还是没有办法洗清自己，这是因为日本的传媒天生和官僚就是对头。日本人对于人的亲疏非常注意，也就是说喜欢抱成团，所以日本有一个很严重的学阀问题，本身大多数官僚出身于东京大学法学部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但是日本的传媒又是被另一个学阀所控制着，注意一下日本报纸，杂志和电视台等传媒的人员构成就能够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传媒人士大多是私立大学出身，而以早稻田大学毕业生为最多。排名为日本私立大学第一和第二的庆应大学和早稻田大学是很好的大学，毕业生的质量很高，所以这些学校的毕业生才能在日本的传媒界活跃。但是还有另外一个事实就是庆应大学和早稻田大学的学生们实际上都是高考的失败者，一般都是报考东京大学或者京都大学这些原来的帝国大学失败了之后才去的庆应早稻田。除了极少数有特殊理由的又有天分的富家公子和一些推荐学生之外，在这两所大学里很难找到将这两所大学作为第一志愿的考生。

这样那些所谓名牌私立大学的学生们在东大京大这些原帝国大学的学生面前有一种先天性的劣等感，这种劣等感使得他们把持了话语权之后不放过任何机会来攻击官僚，而且传媒人士在批判官僚的时候永远不会忘记要交代那位受攻击官僚的出身学校和学部，而这个学校和学部肯定是“东京大学法学部”。

如果不是呢？不是就不提出身学校。

所以与其说这种攻击是出于对官僚行事做派的义愤，不如说是从青春期带过来的学历情结在作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