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 《谁在统治着日本》作者：俞天任 由 北冥巨鲲 于 2017-10-31 19:18

三十五．考试名字不一样了

也不能说胡佛的改革没有一点结果，起码现在日本把高级公务员称为“career”（可以翻译成“职业官僚”）的这种古怪方法就是从美国来的，因为据说精力过剩的美国人没事就换工作玩，很少有终身干一个工作的人，但安定的公务员是例外，所以本来意思是“生涯，职业”的career就成了公务员的同位语，久而久之本来应该是“career officer”的公务员也就短缩成了“career”了。日本人还又创造了一个和这个词相对的“non-career”的字来称呼在衙门当差的其他人。

那个S1考试只是个恶心占领军的笑话。但是除了这个笑话之外，日本人还确实是在认真地考虑考试方式。

战前要担任奏任官以上高等官必须通过“高等文官考试”，而判任官必须通过“普通文官考试”，现在战败了，无论从那种角度出发都起码要变个名称吧，还有战前的“雇员”和“佣人”就是各衙门自己用的临时工，要用就雇，不用就炒，现在民主了，不能那么干了，就也要有个章程。

1948年3月，颁发了中止高等考试的政令，但是作为高等考试的法律依据的《高等考试令》和《文官任用令》一直到7月份《国家公务员法》正式施行之时才被正式废除，这样从明治年间开始的高等文官制度才正式降下了帷幕。

可能应该说消失的仅仅是“高等文官”和“高等文官考试”这两个称呼才对。

从1948年之后就出现了这么几个名词，“六级职考试”，“五级职考试”和“四级职考试” 。六级职考试就相当于过去的高文考试，同理五级职考试就相当于过去的普文考试，而四级职考试是新设的，就是把过去各省招收雇佣的考试统一了起来。

 “大日本帝国”已经没有了，当然也没有了“帝国文官”这种称呼，占领军带来的新称呼是“公务员”，那时候还没有出现“高等公务员”这样的分类，于是官方在解释这几种考试的不同之处时说是根据招收人员的文化水平而分的等级，那时日本衙门里的工资实行的是“十五等级制”，高中毕业进了衙门工作从四级工资开始拿，高等专科学校（后来改为短期大学，相当于中国的大学专科）毕业从五级工资开始拿，而如果大学本科毕业的话则从六级工资开始，所以弄了这么个怪怪的称呼。但要说明的是这里说的只是“相当文化程度”并不一定要求学历，就是说只要能通过考试就行，不一定要有文凭。有意思的是这种根据文化程度来区分考试的说法在现在还在用，而现在的日本已经基本上普及了四年制大学本科教育。

这样一来就有了一个问题，既然六级职只是“大学本科”，战前高文考试的那种东京帝国大学和法科为主的现象是不是就没有了？要知道占领军对东京帝大法科独大也是很不满的，占领军进行的教育改革中不是把“帝国大学”的制度都取消了吗？

六级职考试和过去的高文考试不同的是除了法律经济这些“事务职”之外，还设立了16种专门职种，看起来法律系独大的现象不会再继续下去了，但其实并不是这样，像1949年11月举行的第二次六级职考试合格者1952人，其中被各衙门录用的是833人，占42.7%。但其中事务职却有517人，占比例达到了62.1%。再看毕业学校就知道以东京大学为中心的旧帝国大学还是占了压倒多数。

从1957年开始，“六级职”，“五级职”，“四级职”这种古怪的考试名称改成了“上级”“中级”和“初级”这三种国家公务员考试，这是因为那时候衙门里已经不使用十五级工资制了，这样“X级职”的名称就不能再用了。

除了“必也先正名”的考虑之外，当时日本的社会经济状态也会使得考试的名称发生变化。1955年之后，随着日本的经济复兴，各行各业都需要人，这样公务员就发生了考生来源不足的现象，而且尤其这种现象集中在了高级公务员上，有才能的人被工资更高，前景更加看好的企业吸引了过去，比如1957年报考上级公务员的大约有两万五千人，而到了四年后的1961年降到了一半的12，637人。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有人又回忆起了原来身为“高等文官”所具有的那种自豪和骄傲，于是从1960年开始就把“上级公务员考试”分成了 “甲种”和 “乙种”，这样所谓“上级甲种”就成了国家公务员中最高水平的考试，到这个时候实际上“上级甲种”和战前的“高等文官考试”除了名称不同之外已经完全一样了，而本来设立这个“上级甲种”的目的就是为了使得通过了上级甲种考试的人能够得到更快的晋升。

公务员的晋升受一张《级别资格基准表》中的资格资历和任职期间的限制，不能随意晋升，但人事院规则第二十条中有这么一条：“对于勤务成绩特别良好的职员，在满足了《级别资格基准表》规定年限的80%之后亦可得到晋升”，这个破格提拔的规定本来是为了为了奖励一些表现特别优良的职员，但是这个“勤务成绩特别良好”的具体定义则一直没有明确标准，所以也没有什么人能够得到破格提拔，而到了这种“上级甲种考试”问世之后就突然有了具体的标准：就是通过了“上级甲种考试”的人，这就是日本官场常常能听到的“八割升格”这句话的意思——通过了上级甲种的人晋升起来的速度至多也就是别人的八成，日本人管“八成”叫“八割”。

到了1985年之后这个“国家公务员上级甲种考试”就干脆从“上级”里面抽出来，再和原来的“上级外交官考试”一起合并起来改名为了“国家公务员Ⅰ种考试”，而原来的“上级乙种考试”则被下放，和“中级国家公务员考试“合并成为了“国家公务员Ⅱ种考试”，至于原来的“初级公务员考试”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国家公务员Ⅲ种考试”。

到这时“高文组”是真的又回来了。



三十六.一样和不一样

除了“八割升格”这句话之外，日本官场还有一句话是“六级补佐”，这句话又是什么意思呢？

上世纪九十年代有人做过一个调查，发现一个无法解释的现象，就是通过了“上级甲种考试”进入各个省的职业官僚们基本上在八年之内都晋升到了“课长补佐”的职位上，相当于中国的副处级。而根据人事院规则中的《行政职俸给表（一）》的级别资格基准的话，课长补佐应该是第七级，晋升到这个级别应该要11年，起码也要十年以上，即使按照“八割升格”的说法也不对头，到底是各省厅在无视级别升格基准晋升精英官僚还是本来就有一些不为局外人所知的规矩呢？

日本人办事是很机械的，更不要说是在官僚组织内部了，不可能存在大面积无视基准私自晋升的现象，事实上在日本中央省厅集中的霞关确实存在着一种外部不知道的规矩。

人事院对于级别资格标准中的课长补佐为七级这个事实的解释是：“级别资格标准并没有规定所有职务的分级标准，就像这个名字所表明的一样，‘级别资格标准’仅仅是为各个级别规定一个标准的职务”，也就是说标准中只是说七级中有课长补佐这个职位，可并没有说六级中就不可以有课长补佐，至于六级能不能当上课长补佐则首先就要看这位是不是通过了过去叫“上级甲种公务员考试”，现在叫“国家公务员Ⅰ种考试”了。

到了最后，日本的官僚制度除了几个名词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天皇的官吏”改成了“公务员”，“高等文官”改成了“高级国家公务员”或者“Ⅰ种国家公务员”，俗称“职业官僚”（career官僚），而那个“高文考试”也就变成了“国家公务员Ⅰ种考试”。

当然现在的日本职业官僚制度也不是和过去的帝国高等文官体系没有一点变化。比如现在的日本职业官僚的收入和过去的帝国高等文官就不能相比。现在的日本职业官僚们不但不能随心所欲地给自己加工资，就连工资的额度也不是一个完全稳定的数字。他们的工资出自每年人事院的一个“劝告”，说起来只是“劝告”，实际上就是一个最高标准，国家公务员的工资只能比这个标准低而决不能比他高。这个标准是根据取样调查的民间企业前一年的平均工资来决定国家公务员本年度的工资，所以国家公务员的工资在反应景气方面要比一般企业慢一年，这点在后面还会有详细说明。

不仅反映慢，实际上日本职业官僚们的收入比他们在一般民间企业工作的同学要低，比如大藏省的一个局长年收也就只有两千多万日元，而他们在银行爬上了董事的同学的年收一般都在五千万日元以上。而且国家公务员按规矩都是加班没有加班费的，实际上中央各衙门的那些高级公务员们晚上基本上都要在深夜12点之后才能回家。

当然凡事都有例外。大藏省（现在财务省）的主计局就有加班费，而且是全额支付。当然应该说主计局的工作强度确实很大，特别是在编制全年预算的那几个月，没有周末，没有假日，几乎每晚都要到凌晨两，三点钟才能下班，主计局的人光拿的加班费一个月就能超过一百万日元。而且主计局还有一个牛的地方，不但自己人发加班费，连别的衙门来主计局帮忙的人也有得拿。

再有就似乎职业官僚的来源也有了点变化，从战后开始在通过高级公务员考试的人中东京大学出身者的比例就从战前的90%以上下降到了80%以下，近年来这个比例还在继续减少，到了70%甚至60%左右。在宫泽喜一内阁的时候曾经有人提议过是不是要设置一个硬性框框，规定东大出身不能超过50%，结果这个提议遭到了否决。理由是可以在录用时考虑出身学校，但是做出硬性规定下来的话肯定会招来官司，有人会告你违反宪法侵犯人权，这官司肯定打不赢，还是别做此想的好。

还有一点变化就是在中央衙门里那种露骨的等级分别没有了，战前的高等官是连喝咖啡都不能和雇佣们在一起的，就连判任官都没有和高等官同席的资格。现在的高级公务员虽然在晋升速度和目标上和普通公务员不一样，但是衙门里的专用区域是没有了。当然实际上高级公务员和普通公务员的社交圈子有点不一样，两种人各有各自聚集的场所，但这种场所是自然形成的，不像战前那样是规定下来的。

但是这些变化并没有影响到强大的东大学阀的地位。日本中央政府各衙门课长以上的人事变动都要在报纸上公布，每天报纸的第二版上都有当天的人事变动名单和简历，可以说透明度很高。在这些高级官僚民当中找出于东大之外学校毕业的人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上百年的历史所结成的派阀几乎是无敌的。不要说是一般私立大学，就是毕业于在日本排名第二的京都大学在各衙门都很难混，因为在东大学历贵族们看来除他们之外全部都是垃圾。

举一个例子就能说明东京大学毕业生们在想些什么。日本电视台经常有知识竞赛节目，收视率挺高。一次有个叫森永卓郎的经济评论家也去参加这种节目，结果成绩黯淡。当主持人问起这位著名的经济学家怎么学富五车而大败而归时，森永毫不在意地回答：“我参加这种节目不可能有好成绩的，这种节目就是早稻田的人弄出来想羞辱我们东大人的玩意”。这虽然是一句解嘲的玩笑话，却能用来解释“东大毕业生”到底是什么，实际上日本的官僚为什么一直是大众攻击的对象和东大毕业生的这种骄傲不无关系。

2008年原防卫厅长官守屋因为涉嫌腐败而被收监，因为所牵涉到的金额很少，大家都觉得这个案子有点古怪，结果就有人想到了“学阀斗争”上去，因为守屋是东北大学毕业的。

不要说次官了，2009年出过一件这样的案子，厚生省一位女性课长  被控违法为一个没有资格享受残疾人优惠的团体出示假证明，这个案子后来被证明为冤案，但这位课长的简历让大家吓了一跳，她是高知大学毕业的，虽然高知大学也是国立大学，但人们总还没有习惯于把高知大学和中央官厅的课长职位联系在一起。这件事可以用来说明现在日本官僚体系中非东京大学毕业生有了增加，但也可以用来说明东京大学学阀强大依旧。

这样日本的官僚机构就几乎是原封不动地继承了从明治年间开始的传统，组织和思维方法。日本还是那个日本，官僚还是那批官僚。日本人喜欢论资排辈，旧陆海军人都特地标出什么“陆士XX期”，“海兵XX期”，文官也一样，文官以进省的年份为标识，也有“大正XX年组”和“昭和XX年组”的说法，和陆海军一样。战后没了陆海军，陆士海兵多少期的没了用处。但是官僚的XX年组可是一直继承了下来，没有战前战后那么一说。



三十七.衙门八字朝南开

有个日本历史学家在评价日本战前史的时候提出过一种很有趣的观点，他说日本在战前无论如何不是一个民主的社会，但是却起码有两个地方在实行着“模拟民主主义”，这两个地方就是“陆海军和帝国大学”。

他的意思是战前日本的陆海军和帝国大学当然不是什么民主主义的组织，但是这两个组织在“公正”上却无可挑剔，而公正是民主主义所要求的一个方面。

笔者在《有一类战犯叫参谋》和《浩瀚的大洋是赌场》中谈到过日本陆海军中几乎僵硬的人事制度，但这种过分僵硬的人事制度在另一方面反映出来的是公正：不管出身，只要能从陆军大学校海军大学校毕业出来，就能出人头地。而且陆大也好海大也好，在他们五十几年的历史上没有过一个开后门进去的学生！

帝国大学也是这样，所谓“帝国大学的公正”也是表现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上，不仅在入学时要凭分数进来，出去时还是凭分数去竞争高等文官等公认的好职业，所谓“衙门八字朝南开，有了高分你才能进来”。

既然日本的官僚组织没有什么战前战后那么一说，这个传统在战后也就自然而然地继承了下来。

在日本只有通过了“国家公务员Ⅰ种考试”的人才能成为高级国家公务员，这个考试的难度非常高，高到了即使像东京大学京都大学这样的第一流学校里面那部分最优秀的学生如果真要想当高级公务员的话，也要从二年级开始就去专门的补习班就读才有可能。

本来几代连续都是东京大学毕业的家庭就很罕见，比如大家都比较熟悉的民主党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家族到他父亲鸠山威一郎为止是接连三代东京帝大法科毕业，可是到了鸠山由纪夫和他弟弟鸠山邦夫这一代就不同了，鸠山邦夫仍然是毕业于东大法学部，可是鸠山由纪夫就只考上了东大的理学部，而鸠山邦夫的儿子则干脆就连东京大学都考不上了。

所以在日本父子两代都是高级公务员还时有耳闻，比如现在的皇太子德仁亲王妃子小和田雅子在出嫁前就是外交官，而雅子的父亲小和田恒则曾经做过外务省事务次官。要知道现在并入了国家公务员Ⅰ种考试的外交官考试原来是单独进行的，号称是日本最难通过的考试，所以日本外务省有一个古怪的传统：最牛的人是那些大学没毕业的。这是因为外务省对是否毕业无所谓，反正进来了之后还要送去国外的大学进修，像小和田雅子就先后在牛津和哈佛进修过，所以都是只要考上了外务省就立即退学去上班，谁入省年纪最低谁就最牛。

一家三代高级公务员的例子是屈指可数的，一家四代高级公务员则几乎没有，东条英机内阁的外相，后来的甲级战犯东乡茂德家号称四世高级公务员，但仔细查一下就能发现其实是把女婿当作养子弄来凑数的，而反过来看日本国会，四世议员根本就不算什么稀罕。

这样公务员的选拔方式避免了世袭，也使得成为了高级公务员的那部分人能够珍惜羽毛，做到不那么腐败，但同时也给高级公务员带上了一个高高在上，可望而不可及的形象。

事情就是这样都有两面，就连日本官僚制度中一些原本是为了维持这个制度的小细节到最后都会成为大问题。

读过笔者《有一类战犯叫参谋》和《浩瀚的大洋是赌场》的读者可能会记得日本陆海军中有什么军刀组，吊床号之类的名次问题。日本人没事喜欢排名次，在官僚制度中也是这样。日本官僚制度有一个很重要的名次就是考试的名次。战前是高文的名次，现在则是甲种国家公务员考试的名次。考生在通过了甲种国家公务员考试之后接到的合格通知书上上面还标有在考生在所有考生中的名次以及自己所报考的省厅中的成绩，这个考生进了那个省厅之后的仕途在很大程度上由这个名次所决定。

这么做的考虑当然一部分是出自“学而优则仕”的儒家思想，但还有一个效果是很实用的：就是避免舞弊。

凡有考试必有作弊，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几乎是无法避免的事情，然而要维持考试的权威和考生的自尊又必须消除作弊，这个消除作弊的方法就是将过程透明化，只有透明化了的操作过程才能在众目睽睽的监督之下使得作弊无法进行。实际上日本在招收地方公务员或者地方职员的时候也时有丑闻发生，然而在从战前的高文考试一直到现在的Ⅰ种考试这一百年没有出过任何舞弊的问题，其关键就在于全部透明，连考试名次都全部公布。

排除舞弊有两层含义，一层排除是在批阅考卷时的舞弊，有过考试经验的人都知道，在考试中很容易“马失前蹄”，但超水平发挥却不容易，尤其是在参加考试的全是佼佼者之时，以“超水平发挥”作为舞弊的理由是不可想象的。

另一层是在排除在录用时的舞弊。除去刚开始几次的高文考试之外，这种考试都只是一种资格考试，通过了考试并不能保证一定会被录用，因为录用牵涉到有无空额的问题，特别是在这种将来肯定升任高官的用人问题上更需要慎重，所以各官厅在录用时有自由度，这就给“人情录用”留下了一个可乘之机，但如果采用公开名次的方法，一般官厅在录用时除了考虑名次之外没有什么其他选择。

一般讲来，伴随着权力的肯定是腐化，但是日本官僚的腐化程度在各国官僚中是比较低的，这是因为日本人采取了提高官僚队伍的入门门槛的方法来刺激官僚的自尊心从而降低官僚的腐败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