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 《谁在统治着日本》作者：俞天任 由 北冥巨鲲 于 2017-10-31 19:18

二十.找岸信介来搞实业

星野直树们到了满洲之后，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给了他们可以任意行事的许可，这样他们首先就开始了编制预算。原来的关东军不知道怎么管理行政，当然就更不知道行政管理是从编制预算开始的，他们只是到处去抢钱，抢来了钱分给向他们要钱的那些地方，用完了之后再继续去抢。

星野告诉关东军不能瞎用钱，只能用那些已经有的钱。并且如果他们真的要弄什么满洲国的话就不能再继续用日元了，而必须弄出“满洲票”出来，还不能让他毛了。为了稳定币值，关东军就必须稳定税收，不能恣意改变现有的税种和征税标准，否则就弄不成满洲票。弄不出满洲票子这块地方就不是“满洲国”，而仅仅是“关东军管理区”。

但这些这些想法并不都能使板垣征四郎中意，尤其是星野直树建议中有关“税收改革”的那部分甚至都是直接在驳板垣征四郎的面子。所以在星野述说着他的建议的时候。“板垣的手甚至都不自觉地握在了军刀的刀柄上”。

但石原莞尔劝住了板垣。他提醒板垣，星野直树是关东军请来的，大藏省把自己最好的人才给了关东军，而关东军现在去扯什么自己的面子似乎有点说不过去。这样板垣才算真正兑现了“可以任意行事”的诺言，让星野直树去自行其是。

星野直树对伪满最大的贡献是搞出来了伪满的独立通货。

当时日本的大藏大臣是后来在2.26事件时被叛军杀死的高桥是清，高桥在星野临走时再三嘱咐，让他一定要在满洲维持一个独立的通货系统，一定要尽早停止日元在满洲的流通。

星野直树搞满洲独立通货除了高桥是清的提倡之外还有点个人小算盘，在星野直树看来，如果满洲没有独立于日元的通货，就只能在关东军的控制之下，要削弱关东军的影响就只能靠通货独立。但是不管是石原莞尔还是板垣征四郎对星野直树搞独立通货体系的想法都很支持。因为这两个人本来就特别喜欢他们一手炮制出来的“满洲国”，甚至主张全体关东军放弃日本国籍去加入“满洲国籍”，所以星野要搞满洲独立通货体系部的想法正中下怀。关东军把9.18事变之后封存的所有官私银行票号都全部交给了星野直树们。

当时是大萧条的时候，连日本本土都在通货膨胀的袭击下苦苦挣扎。但是星野直树根据当时中国人对白银作为通货的几乎可以用“崇拜”来形容的认同心理，利用9.18之后关东军抢劫来的大量白银，在满洲实施了当时被人认为已经落后于时代的银本位，发行了“满洲国币”，这个通货系统的基本单位是“元”，相当于0.83盎司白银，和一块银元相等。伪满通货被人称为“老头票”，这个名称的由来是因为当时伪满通货有五元，十元和一百元的大票，上面分别是三位拖着老长的白胡子的孟子，财神和孔子的画像。

当时在东北流通的纸币五花八门，主要的有这么几类：东三省官银号大洋券，也就是所谓“奉天票”，边业银号券，东三省官银号汇兑券，东三省官银号哈尔滨大洋票，吉林官银号官帖，吉林官银号钱号大洋票，黑龙江官银号官帖，黑龙江官银号大洋票。这些纸币的流通范围和币值都很不稳定，非常混乱，而星野直树在弄出了老头票之后，还规定了一套稳定的兑换率来兑换这些已经在流通了纸币。这样这些原来币值非常不稳货币就立即稳定了，捎带着伪满的老头票也得到了市场的信任，满洲的票子不再毛了。不但如此，老头票对日元的比值还在不断上升，因为日本经济陷在大恐慌里还没出来呢。

星野直树是搞金融经济的行家，原来在大藏省就号称是第一人。到了满洲之后星野直树也证明了自己并非浪得虚名，把伪满的经济安定了下来。但他有自知之明，他知道自己只会管财理财，并不会发财。星野直树在看了石原莞尔的笔记之后的回答是：“把岸信介请来”。

事实上关东军在向大藏省要人的同时也向其他的各省厅要了人。关东军向商工省直截了当地就要了岸信介，但出面要人的并不像传说中的那样是秋永月三中佐和片仓衷少佐，而是陆军省的军事课课长，后来被称为马来之虎的山下奉文大佐，当然没有向吉野次官立正那么一说。

吉野也没有完全拒绝山下奉文的要求。吉野不肯放人是事实，但1934年日本内阁成立“对满事务局”之后，吉野立即让岸信介成为了这个机构的兼职成员也是事实。所以岸信介在还没有到满洲的时候就已经卷入了对满事务。而商工省第一批派到满洲去的官僚就是最受岸信介信任的部下，当时在临时产业合理局的课长级主任事务官椎名悦三郎。

椎名悦三郎是在战后日台关系史上出现最频繁的日本人名之一，在台湾人看来椎名是仅次于岸信介的老朋友。1972年田中角荣内阁决定和台湾断交转而和大陆建交时被派到台湾去向蒋介石政权说明情况的就是这位椎名悦三郎。前几年他儿子，自民党参议员椎名素夫去世时，阿扁还要派行政院院长谢长廷来日本读祭文，说明他和台湾好到了什么程度。

和号称“大藏省第一人”的星野直树一样，岸信介被人称为“农工商省第一人”。实际上岸信介的名气比星野直树还要响。星野直树的名气是体现在“能吏”方面，而岸信介从一开始就以其政治活动能力为人瞩目。岸信介想当的是总理大臣，被称为“革新官僚的领袖”的岸信介想当的可能也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首相，所以可能一张白纸的满洲相比起处处必须循规蹈矩的日本国内来说对他有更大的吸引力。

所以岸信介在从商工省辞职之后就去了满洲。



二十一．开发是要钱的
岸信介到是1936年11月到满洲的，关东军为岸信介准备的第一个职务是“实业部总务司长”，一年之后升任实业部次长，成为伪满工商业实际上的负责人。

岸信介到了新京以后就对板垣征四郎就明说：“在有关经济产业方面，官僚是行家，希望关东军不要再进行‘指导’活动”。其实关东军作为一个组织从一开始就全力支持岸信介。因为在关东军看来岸信介是他们提高国力的希望之所在，因为岸信介和关东军的关系一直不错，比如岸信介当初制定《自动车制造事业法》的背景之一就是因为时任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的石原莞尔大佐告诉岸信介说满洲的关东军使用的汽车是福特产的，这样早日实现汽车的国产化就成为了岸信介和关东军的共同目标。

被人称为“豺狼参谋”的辻政信少佐当时在关东军的第三课，此人连自己的上官都不太买账，更不要说对手不是军人了。所谓“满洲国”虽然有“执政”（后来叫“皇帝”），也有“国务院总理”，但事实上的满洲国第一号人物是由日本人担任的“总务厅厅长”，而从1935年开始担任总务厅厅长的大达茂雄在这个任上只呆了一年不到就把职位让给了星野直树而回国了。

大达茂雄是被33岁的关东军参谋辻政信大尉给赶走的，一直到战后辻政信还经常得意洋洋地对人说：“是我气走了大达茂雄”，要知道大达茂雄在战后还在吉田茂内阁中担任过文部大臣。实际上辻政信也只是一杆枪，操枪的是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少将，因为大达茂雄想从关东军手里收回伪满政府的人事权。

可是辻政信见了岸信介却从不敢无礼。辻政信为人实际上非常聪明，他犯上只对军事主官，在参谋系统之内从不乱来，而他现在知道从板垣征四郎开始的整个关东军参谋系统都站在岸信介一边。当然不和岸信介作对并不意味着辻政信就喜欢岸信介，实际上一直到战后身为自民党参议员的辻政信一直和岸信介发生冲突的原因其实可以追到伪满的时候。

在岸信介到满洲之前，有关发展满洲经济的计划已经在制定之中。最早的开端是石原莞尔的一页笔记，然后是南满洲铁道（满铁）以宫崎正义为首的一个名叫“日满财政经济研究会”，对外叫“宫崎机关”的智囊集团在1936年2月向参谋本部提出的“以军费为中心的帝国将来的财政目标”，和了实现这个财政目标所需要的《昭和12年度（1937年）之后五年间帝国岁入岁出计划（紧急实施国策大纲）》。在这个大纲中，宫崎机关提出了一个日本本土占七成，满洲占三成的军事工业扩充计划。1936年9月又完成了《满洲军需产业建设扩充计划》，11月完成了《帝国军需产业扩充计划》。关东军以前一个计划为基础，组织了星野直树和椎名悦三郎等人花了三天三夜将其扩展成了一本厚厚的《满洲产业开发五年计划》。

岸信介知道这个从苏联人那里学来的五年计划，也知道关东军要他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这个五年计划。然而放在他面前的数字也是非常残酷无情的：200万吨钢。1936年满洲只有34万吨的粗钢产量，就是日本本土加上朝鲜的粗钢产量也就是531万吨。如何把这个产量在五年内增加6倍，首先就必须遇到的就是资金问题。

要发展钢铁煤炭电力这些重工业最先遇到的问题就是资金。根据星野直树和椎名悦三郎的测算，每年需要5亿日元的资金的投资，整个计划投资大约需要25亿到50亿日元。这个数字是什么意思呢？日本政府在1936年的全年预算也就是22亿日元。

可能是日本军人从来不重视后勤的原因，所以石原莞尔在制定所谓“满洲产业规划”时也没有考虑过费用问题。大藏省主计局长贺屋兴宣在知道了石原莞尔的计划后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而石原的回答则是：“我是军人，不懂财政。明治天皇教导我们军人不可为舆论所惑，不可与政治干系，要尽本分。财政情形如何，你们有什么困难与我们无关。我们就是要求国防所需要的东西。如果高桥是清大藏大臣做不到，那请做得到的人来当大藏大臣。国防政府的职责就是应该使军人不考虑作战以外的任何事情。”

“办得到你得办到，办不到你还得办到”，否则？没什么否则，关东军没打算和这些帝国高等文官们讲理。

高等文官们知道中央政府不可能也没有钱给关东军去实现他们的梦想，所以他们就劝关东军去打财阀们的主意，如果能说服财阀向满洲投资的话，把满洲弄成关东军心目中的后方基地也不是没有可能。

但是关东军自己就把那条路给堵了。

关东军是公开严明满洲不要财阀的。当时有个叫沼田多稼藏的中佐情报部参谋就公开发表过反对资本主义的演说，声明：“满洲绝不能让三井，三菱的资本进来”，在当时关东军的主意也就是全陆军的意见了，陆军统制派的大佬永田铁山甚至提出了要请大内兵卫来当满洲国经济顾问的主张。这位大内兵卫何许人也？这位是帝国大学经济学部的首席毕业生，那时帝大的优等毕业生能从天皇那里弄个恩赐的银怀表，这些人被称作“银时计组”，现在东大经济学部还有一个“大内兵卫奖”，奖给毕业论文优异的学生，日本统计界最高的荣誉奖叫做“大内赏”，因为大内兵卫在战后就任过政府统计委员会委员长。所以当初在满洲事变时给石原莞尔支招用大炮吓唬张学良的陆军省军务局长永田铁山这次找一个经济学大家来帮关东军也很正常，但这个主意被陆军次官桥本虎之助拼命反对，结果黄了。



二十二．借钱也不行

桥本虎之助中将反对的理由是因为大内兵卫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几次卷入所谓“朝宪紊乱”的政治事件，虽然不是共产党，但是是赤化分子这是无需置疑的。所以不但请大内兵卫当满洲国经济顾问的事黄了，就连永田铁山的额头上也被贴上了一个“赤化”的标签。后来永田铁山少将被相泽三郎中佐砍死时，还有不少人支持相泽，理由就是永田铁山是个“赤化分子”。

实际上当时的满洲已经成了日本朝野各界各种思潮和做法的一个大实验所。所有争执不下的东西都可以拿到满洲来试试，经济政策当然也是实验的对象，所以在满洲鼓吹什么都没事，一直到东条英机当了关东军宪兵司令之后才没有了言论自由。

但是言论是当不了饭吃的，建设资金到底怎么办呢？

2，26事件发生之前的1936年年初，横滨的日产（现在在中国也经常被叫做“尼桑”）自动车社长鲇川义介的社长室里来了一位不请自来的贵客：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石原莞尔大佐。

鲇川义介可不是一般的老板，他是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工学部的理工科精英。可是他没有去找一个月薪60日元的技师（工程师）工作，而是去芝浦（现在的东芝）当了一名每月只拿四毛八的学徒。当了一段时间觉得有点手艺了又找了个劳务出口的机会去了美国，在纽约州的水牛城学了一手铸造的手艺，回到日本开了一家铸造公司，就是现在的日立金属。到后来更是加上日立制作所，日产自动车，还有化学和矿业公司，“日本产业”康采恩已经成长成了一大新兴财阀。鲇川当然知道石原莞尔是谁，也猜出了他的来意。

鲇川对满洲很熟。因为当时南满州铁道总裁是松冈洋佑，松冈总觉得满铁的效率太低，就找他们家亲戚鲇川义介来当顾问，想提高满铁的效率，但是鲇川对满铁调查了一番之后向松冈表示无能为力。鲇川对松冈说满铁的问题是出在国营体制上，你如果能裁掉一半人效率自然就高了，但是法律又不让裁人，应该说满铁办成这样已经不错了。

所以鲇川见石原来访，很自然地猜想肯定还是为了什么满铁的经营问题而来的，但是当石原说明来意的时候，鲇川还是大吃了一惊：石原莞尔开门见山地对鲇川说：“关东军装备中最落后的就是汽车，请您把日产自动车搬到满洲去？”。

以石原莞尔为首的关东军参谋对财阀们的态度只是一种愤青情操。而干实事则不能凭愤青情操的。按照星野直树和椎名悦三郎的意见，没有财阀的支持建设满洲就只是一句空话，但是关东军说过不要财阀的话覆水难收，关东军也要自己的面子。这样岸信介就提出了一个不要三菱三井的钱，只要三菱三井出人的折衷方案。钱可以去举债，当年打甲午战争，日俄战争都是靠借来的钱，但是人却是借不到的。

关东军还是扭扭捏捏不肯干。岸信介这才又提出来了去找鲇川义介的方案。一来可以不把日产康采恩看作财阀，因为起码日产和三菱三井不太一样，他们不是旧家。鲇川也是苦学生出身，帝大也好，陆士也好，大家都是陛下的莘莘学子出身。二来日产财阀如果去满洲，势必和原来就在满洲的满铁发生利益冲突，而鲇川义介和松冈洋佑都是岸信介的亲戚，这样岸信介可以利用这层关系从中调停。

关东军听进去了岸信介的这个建议，更加重要的是日产财阀会造汽车，而石原莞尔最看重的就是汽车，因为在广袤的满洲大平原上行动的关东军最缺乏的就是汽车。而日后在辻政信挑起来的诺门罕战役时关东军更是真正吃到了没有汽车的苦头。这样才有了参本作战课长石原莞尔代表关东军去请鲇川义介的举动。

鲇川义介不拒绝去满洲，去满洲对鲇川义介很有利。因为如果关东军真能把其他的财阀关在满洲之外的话，他在满洲就能成为真正的垄断财阀，只要摆平满铁的松冈洋佑就行了，不管怎么说松冈还是亲戚。但去满洲必须有雄厚的资金，一个康采恩全体转移的耗费可不是小数字，而跑步进入资本主义的日本最弱的一环就是资金，有过美国生活经验的鲇川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引进美国的资金。

对日本人来说举债不是新鲜事，日俄战争就是举债打的，但为了建设大规模举债还是头一遭，而且这次起债还不能指望本国的大藏省帮什么忙。再像样点的国家里除了苏联之外没人承认的伪满能够借得到钱吗？

引进资金是需要担保的，鲇川义介提出的担保是全满洲的资源，以满洲资源作为担保向美国借款。除了资源担保之外，鲇川义介还提出了一个很别致的设想叫“河豚计划”。1935年纳粹德国制定《纽伦堡法案》之后，在德国反犹排犹成为了一场官方所主持的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其实在此之前的1934年鲇川义介就已经看到了可以利用德国反犹浪潮和犹太人在美国政界财界的势力的前景，他发表了一篇题为《有关五万德国犹太人的满洲移住计划》的论文，论述了一个接受五万德国犹太移民，以此换取美国和犹太资金借以开发满洲，使之成为防苏根据地的计划。

正是因为这个计划有一定的可行性，所以军部也看中了这个计划，到最后连日本政府都在1938年12月的五相（首相，外相，藏相，陆相和海相）会议上都讨论通过了这个方案，还做出来了一个《犹太人对策要纲的决定》，想推进这个方案。

战后，岸信介，星野直树和贺屋兴宣这三个人都不约而同地在回忆录中谈到这个问题，都十分惋惜地问道：“如果当时在满洲引进了美资，日本还会不会进入太平洋战争？”

因为不管日本日后会不会进入太平洋战争，反正这个计划又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