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 《谁在统治着日本》作者：俞天任 由 北冥巨鲲 于 2017-10-31 19:18

十七.拜了德国做老师

岸信介在进入帝大之后和所有的帝大学生一样也对共产国际的社会主义着迷过一点时间，1920年东京帝国大学曾经出过一次所谓“森户事件”，两位帝大副教授森户辰男和大内兵卫因为宣传社会主义的罪名而被帝大赶了出去。而当时还是帝大学生的岸信介则因为他所属的学生组织“兴国同志会”反对这两位副教授而采取了退会行动，这说明了当时岸信介对社会主义的态度。

但这段时间很短，不久岸信介就发现了使他更为倾心的北一辉的“纯粹社会主义”理论。北一辉理论即使在战前也是属于异端理论，都是在私下以手抄本的形式偷偷地流传。岸信介是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看到北一辉的《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的，立即挑灯夜战，把整本书抄了下来。从此岸信介就成了北一辉的信徒。

欧洲德国之行使得岸信介得到了如何把纯粹哲学信仰转变为客观实际的方法。德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当时还担负着巨大的战争赔偿，高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压迫着德国人，使得他们喘不过气来。但当时到过德国的日本人却被德国的魅力所迷住了。

岸信介看到德国人在不屈地试图用经营管理的科学化和高度的产业技术在重建经济，以国家统制经济的方式力争在全社会的范围内消除生产过程中的浪费，提高效率。在传统上这部分工作是由各个企业进行的，但德国人认为单个企业中的效率并不意味着整个社会的效率，所以要把整个社会当成一个企业来考虑。

1980年岸信介在回顾这段经历的时候说：“德国和日本一样也是没有资源的国家，他们在试图利用科学管理和产业技术来重建经济，我确信日本也只有走这条道路才是唯一的选择。日本学不了美国，但是学习德国是可行的”。

从德国回来之后岸信介写了一份非常详细的考察报告，介绍德国的产业政策，力主日本也要向德国学习。但是直到三年后的滨口内阁时，这份报告才受到了重视。

当时在看德国的并不只是日本，应该说全世界都在看着德国的产业振兴政策。德国人把美国人的泰勒制和福特式生产法推广到了整个社会的范畴。1927年在日内瓦召开过一次世界经济会议，在那次会议上德国式的生产方式受到极大推崇，有人甚至号召要在“生产，消费和分配的所有领域实现科学化管理”。

岸信介进入农商务省的1920年正是日本开始所谓“战后不况”的时候，1923年的关东大震灾所带来的人员财物损失和救灾开支对经济更是雪上加霜。当时的商工省认为摆脱恐慌的唯一道路就是像德国人那样实现产业合理化。“以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来强化国际竞争能力，以企业集团和卡特尔来消除无秩序的竞争，——也就是强化垄断，强化劳动”，一句话，国家必须统制经济，这个经济统制运动的中心人物就是岸信介和他的顶头上司，商工省工务局长吉野信次。

也就在这个时候，苏联从1928年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苏联比德国人走得更远。日本人，不管是少壮派军人还是精英官僚都受这个五年计划的影响很深，岸信介在日后的回忆中说：“那是一种震惊，和我们所知道的，所习惯了的自由主义经济完全不同。一直到现在都无法忘记那种恐怖感：他们居然预先了设定经济目标然后去达成。”

苏联不存在私有财产，可是日本是一个承认私有财产的国家，这就使得日本人无法照搬苏联人的经验。但是岸信介有一种很独特的体制观，使得他可以找出一条别的路径。岸信介认为天皇制是一回事，私有财产又是另外一回事，维护天皇制并不意味着要维护私有财产，岸信介一直到晚年都没有改变他的思想：“我连天皇制都从不认为是绝对的，更不会认为私有财产制度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当时持这种观点的人在军部和官僚中很多，因为他们都是经过公正的考试选拔出来的精英，并不是因为自身或者家族的财产而爬上来的，所以不但对私有财产没有什么感情，甚至还会有意无意地特地去损害私有财产，本来他们就不喜欢那些含着银匙子出生的人。

1930年，岸信介再次受命专程奔赴德国考察统制经济问题，回国之后商工省成立了下属两个部的“临时产业合理局”，局长由商工大臣俵孙一兼任，第一部部长由文书课长，后来的甲级战犯木户幸一专任，负责统一产品规格，企业财务制度等技术工作，第二部部长则由吉野信次兼任，负责研究企业的统制问题，在第二部里面挑头的实际上是岸信介。

岸信介第二次去德国的时候，亲眼看到了德国人在钢铁和汽车这些行业所实行的国家统制。回来在一次演讲会上，岸信介明确表示了所谓“产业合理化”的精神实质就是“首先排除自由竞争，企业之间要合作，其次就是降低成本，利润也是构成成本的一部分”。

岸信介不是一般的文人，他可不仅仅停留在发表一下演讲什么的，他是干实事的。他干的实事就是立法。

1931年日本出台了在以后的国家统制经济中起最大作用的《重要产业统制法》，这部法律连行文都是由岸信介完成的。在实施这个法律的时候岸信介更是冲在第一线。水泥行业就是在临时产业合理局工商官岸信介的亲自推动下缔结了行业卡特尔。1936年5月岸信介又主持制定了《自动车制造事业法》来促进汽车的国产化，这个法律指定只有日产，丰田和五十铃才能制造汽车，《丰田王国》一书中有关于当时汽车行业的后起之秀丰田为了挤进这个“法律指定”而进行的惊心动魄的活动。

这个《重要产业统制法》后来又在1936年5月得到修订，根据这个法律制定了生铁生产等19个重要产业（后来又增加了7个），由国家出面培养大企业托拉斯。



十八.啊，满洲

岸信介在他的后台，商工次官吉野信正支持下的这些言行理所当然地遭到了财阀的抵抗，当时的商工大臣换成了小川乡太郎，他以吉野信正已经当了五年次官这个事实逼吉野信正辞职。确实正常情况下次官的任期也就是一年左右，有官要轮流当，不能一个人把持太久。但实际上的真正原因是商工省已经完全被吉野和岸信介这对哼哈二将把持了，如果不把这两位排挤出商工省的话，他这个大臣就无法当下去了，更不要说这个岸信介还要在日本“搞社会主义”呢。

这样一来岸信介就去了满洲。

有这么一种说法，说是关东军看中了岸信介，到商工省去要人。但次官吉野信次就是不放人，结果是去要人的陆军省军事课满洲班的秋永月三中佐和片仓衷少佐一手手端军帽，一手扶着军刀，在次官办公室里保持直立不动的立正敬礼姿态，你不放人我不放松，吉野信次没了辙，才乖乖地把人交给了关东军。

关东军看中了岸信介不假，吉野信次不肯放人也不假，日本军人喜欢采用立正的方法来耍赖还是不假，比如1982年中曾根康弘当选为自民党总裁，组阁时请竞选时的对手安倍晋太郎（就是岸信介的女婿，自民党前总裁安倍晋三的父亲）出任外交大臣被安倍晋太郎拒绝。最后中曾根请了伊藤忠商事的董事长濑岛龙三出马请驾。濑岛采用的请人方法非常简单——站在安倍家的客厅里保持陆军的立正姿势一动不动，最后安倍晋三郎在这位名列昭和三大参谋之一，陆士次席毕业生，陆大首席的濑岛龙三中佐面前只好低头认输：不能让伊藤忠商事的董事长在家里一直站下去吧，从而答应了中曾根的要求。

但是说秋永月三中佐和片仓衷少佐亲自立正请人就有点演义了，别看片仓衷就是个少佐，也别看他在满洲的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面前就是个小混混，但是只要没有这两个人在场，后来又回到关东军担任第四课课长片仓衷就是实际上的“满洲王”，他怎么可能会去对一个什么倒霉次官立正？

事实上是商工省次官吉野信次被人赶下了台，在吉野辞职的同一天，工务局局长岸信介也提出了辞呈。吉野是岸信介的守护神，没有了吉野岸信介就无法在商工省里继续生存了。在吉野的庇护下岸信介在工商省牛到了什么程度呢？到了岸信介在商工省里可以领导组织工会活动的地步，所以岸信介被人攻击为搞赤化也不能完全说是空穴来风。

官僚组织的一个特点就是会自然地无限制地扩张，所以精简机构，消减开支永远是政府的一个绕不过去的主题。1929年的滨口信雄内阁打出了一个“小政府”的旗号，要先消减全国所有官吏的一成年俸，这个方针一出来，立即遭到了官吏的强烈反对，当时的岸信介是商工省职员工会委员长，商工省的反对运动就是他领导的。

因为反对的声音太大，滨口内阁的减俸设想只持续了一个星期就告吹了。但也是因为手头实在太紧，过不了日子了，接下来的首相若槻礼次郎又想起了这个减俸的主意。还是商工省职员工会委员长的岸信介也还是坚决反对。而且这次岸信介还采取了新的战术：联合高等官之外的判任官甚至雇员和佣人一起干。岸信介以工会委员长的身份召集全商工省的职员开会，说明应该采取的策略：全体辞职。

结果商工省出现了罕见的壮观现象：2，500名从高等官开始一直到临时雇员的全体职员集体辞职不干了。最后商议下来，只好采取先减薪再加薪保证大家绝不减少收入才算了了这事。而现在吉野不在了，没准特高警察真能把岸信介当赤党抓起来，所以岸信介真不能再在商工省呆下去了。

无家可归的岸信介这才去了一直在招呼他的满洲。

当时的“满洲”，现在一般被称为“中国东北”的这片一百一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严格地说应该称为“内满洲”，因为还有一片被称为“外满洲”的面积比内满洲还要大的土地被俄罗斯强占了去。而这个“满洲”，或者“内满洲”在世界近代史或者亚洲近代史上特别是东亚近代史上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离开了满洲，历史就无从谈起。

而当时的满洲是个什么样子呢？

1931年9月18日，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带领关东军发动了9.18事变，而“爱国将军”张学良则“不带走一丝云彩”，挥挥手就把满洲送给了关东军，还饶上了大量作战飞机和装甲车辆以及兵工厂，这样关东军几乎没有花费什么力气就军事占领了满洲全境。接下来在1932年3月1日，关东军抬出满清废帝溥仪，成立了“满洲国”这个傀儡国家，企图把满洲从中国割裂出去。

但在9.18事变之后，关东军仅仅是在军事上控制了满洲，但还谈不上开展行政管理。因为关东军自己不会行政管理，有关行政管理的部分关东军都是借助关东厅及其满铁的力量。但是满铁只是一个企业，对于涉及到企业之外的民政也没有经验，而关东厅也只是原来的关东都督府将关东军分离出去之后剩下来部分，说是民政机构，其实主要还是管理和满洲铁路有关的事务，并没有什么其他的行政机能。而且在9.18事变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因为日本政府对于如何应付关东军自作主张搞的“满洲事变”还没有得出正式结论，因此满铁和关东厅都不能说是在全力支持关东军，满铁医院甚至拒绝收治关东军伤员。伪满成立之后，日本政府的态度虽然已经确定了，但在行政管理上没有人敢去和能够自作主张抢来一百多万平方公里面积土地的关东军主动联系，所以除了关东军之外，所有人都在观望。



十九.星野直树去满洲

石原莞尔是9.18事变以及之后的一系列发展的策划人，他可不仅仅是一个头脑简单的冒险家。他有自己的一套理论，他认为未来世界的冲突是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冲突，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日本不可避免地要和作为西方文明代表的美国在这场淘汰赛似的冲突中作为最后决赛来一场所谓“最终的战争”。石原知道在这场“最终的战争”较量中，日本在战略地位上处于很不利的地位：国土没有纵深，没有战略物资资源。在这场持久战的过程中，日本一定要一个后方基地，这个基地就是满蒙。

但这个后方基地也不是那么简单地就能够建设出来。石原莞尔面对着一个已经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苏俄。石原莞尔不是一个盲目的人，他非常注意世界各大国的动态，其中也包括苏俄，虽然那时的苏俄那时并不怎么很张狂。列宁在1920年7月19日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做的一个名为《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中有这么一段话：“日本过去虽然能够掠夺东方各国和亚洲各国，但是，现在没有别国的帮助，它无论在财政上或军事上都没有独立行动的能力”，这对他来说是一记很响亮的警钟。

石原莞尔不得不承认列宁说的是事实，而要把满洲建设成石原莞尔心目中的“后方基地”的话就一定要跨越这个事实。所以石原莞尔提出了一个这样的计划：模仿苏俄的做法，花五年的时间来奠定满洲作为日本后方基地的位置，在五年计划完成之后，满洲将达到年产200万吨钢铁，2，000万吨煤炭的水平，能够独立生产列车，汽车和飞机。

但这并不是关东军的什么伪满的经济政策，仅仅就是石原莞尔对“满洲国”的所谓“规划”，或者说是石原莞尔本人对满洲未来的期望而已，具体就只是石原莞尔起草的一张笔记纸片。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只是一介武夫，实现这个规划超越了石原莞尔们的能力。再说还有一个眼前如何过日子的问题。这个问题也丝毫不逊色于将来的那张宏伟蓝图，结果关东军就通过伪满向本国大藏省直接要人来满洲帮助搞财政。

那些帝国高等文官们这才真正找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

官僚一般都是守成有余而创业不足的，因为创业不是官僚的工作。但日本官僚的特点是喜欢出谋划策，这个不同于其他国家官僚特点的来源就可以追追溯到革新官僚们和军部合作的历史，而日本官僚们最主动出谋划策就是在伪满年代，那些在满洲的帝国高等文官们得到了关东军的全力支持之后就在一张白纸上开始了随心所欲的描画，运作和试验，这种自由创作的快感是他们永远无法忘怀的，对于日本官僚们来说，满洲国是他们黄金时代的开始，他们在满洲才开始了解了自己的价值和能力。

第一个去满洲的高等文官就是后来的甲级战犯星野直树。星野直树从在帝大毕业前就通过了高文，1917年进入大藏省，一直被称为是“大藏省第一人”，当时是国有财产课课长，被视为肯定是未来的大藏省次官。

当时关东军向大藏省总共要八个人：主管伪满财政部的首脑，加上理财，主计两个局长，还有文书，会计，国税，关税四个课长再加上哈尔滨税务监督署署长。

星野直树建议在他自己和国税课长石渡庄太郎，，预算课长贺屋兴宣，国库课长青木一男，特别银行课长大野龙太这五个当时大藏省内评价最高的课长里面选一个人去满洲，然后将挑选其他人的全权交给这个人，让这个人带自己所中意的人去满洲，这样才能保证大藏省派出人员的质量，才能真正支持关东军，这个意见得到了从大臣高桥是清开始的全体大藏省的支持。

结果大藏省的结论是除了星野直树再无别人能担当这一重任。所以星野直树代表大藏省，带领着他自己挑选的7个人去了满洲。

“去满洲”这三个字在战前对于日本人来说就意味着来钱。

1934年，后来当过明治学院大学校长的武藤富男当时还只有一名司法省的年轻法官。在新年去上司家拜年的时候顺便告诉了上司说他就要去满洲了。上司的太太热心地问他到了满洲能拿多少薪水，当时29岁的武藤富男老老实实地说：“听说年薪6，500日元”。

上司太太吓得瞪圆了眼睛：“哇，和大审院长一样多啊”。

这个“大审院院长”的官职现在叫“最高裁判所长官”，相当于中国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裁长官现在的年俸是大约三千万日元，而战前日本官僚的工资比现在还要高得多，所以上司太太听说一个29岁的小伙子能拿这么多钱，吓得瞪圆眼睛是很正常的。

官僚们去满洲一般能拿到在日本国内三倍以上的薪水。

但在星野直树的时候还不是这样。

1932年7月12日从东京出发经大阪，汉城前往满洲奉天的星野直树一行实际上是第一批由日本政府正式派出赴满的官僚。工资当然会有，但怎么发，发多少，发什么货币，甚至连这次去满洲的路费由谁出都没人知道，当时还正好遇到他父亲去世，但星野直树根本就没有考虑这些，到银行取出了三千日元自己的存款，带着他从大藏省挑出来的七个人直接就从他父亲的葬礼就去了车站。

星野直树是甲级战犯。但必须说明后来星野直树被送上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的原因是因为在日美开战时星野直树在开战的诏书上签了字，而并不是因为他此后在中国东北所犯下的战争罪行。

星野直树当时担任东条英机内阁的“内阁书记官长”这个相当与现在日本的内阁官房长官相当的要职。照规矩，东条内阁的全体阁僚都要在开战诏书上签字，这就得罪了美国人，到后来美国人先把签了字而且还没有自杀的人全部当甲级战犯抓了起来。

实际上对中华说来，星野直树在满洲的所作所为才是真正的战争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