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 《谁在统治着日本》作者：俞天任 由 北冥巨鲲 于 2017-10-31 19:18

十四．“革新官僚”登场了

1929年的世界大恐慌更是沉重地打击了日本经济，不少经济指标都萎缩了将近一半。大量企业倒闭，失业大军日益膨胀，农民更是被逼的卖儿卖女，“打破僵局，实现昭和维新”在日本成为了一种共同的呼声。当时日军下层士兵多数出身农村，陆军的少壮派军官对这个呼声有很大的共鸣。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冈村宁次等陆军少佐们组织了“二叶会”，“一夕会”和“樱会”等组织想进行下克上的改革，这些少壮派军人导演和利用了从1930年开始的5.15事件，9.18事变，2.26事件等一连串国际国内恐怖事件，向国内的财阀，政党和宫廷权力集团进行武装夺权，向日本人展示了一条对内清除腐败的财阀及政党集团，对外发动侵略战争，通过“解决满蒙问题”而向大陆扩张，争取生存空间的道路。

官僚们当然支持军部打击政党政治，因为这样可以收复被政治家拿去了的权力，保护自己的生存权，而且对官僚们说来，天生对民政权力并没有兴趣的军人和政治家不同，他们是很安全的一群人。所以这时就出现了一个名为“革新官僚”的集团，也就是一个跟随军部，用自己的行政技术来帮助军部的一个官僚集团，这个官僚集团不但在当时的日本政治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而且一直到战后还在发挥影响。

应该说文官集团和军部的合流是因为当时混乱的政党政治的结果，纵观日本近现代史，政党几乎永远是在添乱，从来没有发挥过什么正面作用。《文官分限令》的这两个漏洞一直到1932年的斋藤实内阁才堵上。斋藤实内阁对《文官分限令》的修正是：成立“文官高等分限委员会”和“文官普通分限委员会”来分别审理高等官和判任官休职案件，其中高等分限委员会的委员长由内阁总理担任，这样一来才刹住了随便命令官僚休职的歪风，官僚们的身份总算受到了保障。但是这个做法已经为时太晚，革新官僚们已经走上了政治舞台并且开始发挥作用了。

所谓“革新官僚”里面也派系众多，分类复杂。有人将其根据时代的早晚再分为“新官僚”，“新新官僚”和“革新官僚”等三类，和军部的关系也从开始的“新官僚”们在9.18事变之后被动地从军部那儿接受被政党抢走了的失地再经过“新新官僚”的过渡而转变到后期的以企画院官僚为主体的所谓真正的“革新官僚”，而那些“革新官僚”就是在7.7事变之后主动和军部合作，制定和推进了经济统制计划，向军部提供行政专业知识和技术以支持军部的战争冒险的那些官僚们。

实际上这样的区分并没有什么很大的意义，所谓“新官僚”这个字只不过是一个叫三宅雪岭的评论家在1937年左右最早用了这个字而已，而“革新官僚”也只不过是那些人为了和“旧官僚”划清界限，向军部剖明自己的心迹时所使用的一个名词罢了。两者之间既没有明确的时间界限，也没有明确的集团差异，更没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

而把日本经济搬上战争轨道的就是那些“革新官僚”们，他们不仅在历史上留下了痕迹，而且对日本战后的社会，政治甚至产业构成都有重大影响。

战后被押上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的日本甲级战犯有28人。这28个人中有18名参谋出身的军人，剩下的10名平民中再扣掉宫廷集团的木户幸一，知识人的大川周明以后，剩下来的平沼骐一郎、东乡茂德、广田弘毅、星野直树、重光葵、贺屋兴宣、白鸟敏夫等7名居然全是官僚出身的人，其中不少是所谓“革新官僚”的领军人物，最后一位松冈洋右说起来是政治家，实际上是官僚出身的。

一般说来官僚有一种保守和被动的习性，为什么日本官僚里会跑出来这么多甲级战犯，怎么会这么激进和主动呢？

日本是“跑步进入资本主义”，或者说是“跑步进入工业化社会”的，虽然当时的日本已经初步具备了工业化生产的条件，但是并没有雄厚的经济基础，距离像英国美国那样的老牌工业化国家还相去甚远，不要说日本的国力根本不足以支持一场和美国的战争，按照石原莞尔的观点，就连和当时那么落后的中国进行一场持久战都已经超出了日本帝国的实力。

但是不能因为硬件装置能力不足就终止或者停止这场战争，所以只能千方百计地在软件上做文章来将这场战争坚持下去，也只有官僚们才有这种“以软件补硬件”的能力，而“革新官僚”们对自己的责任的认识也是这样，也正是因为看上了革新官僚们的这种能力，军部才和革新官僚们走到了一起。

接触过日本高级官僚和政治家的人都会产生这样的感觉：无论他们想的是否正确，但日本的高级官僚们确实是在为了这个国家而打算，而那些被选民所选举出来的所谓政治家们则对于他们是否能够继续当选之外的问题毫无兴趣。

这种感觉不是空穴来风，在战前就更加是这样。那些毕业于最高的学府再次经过严格的考试之后被选拔出来的帝国高等文官们确实有一种以国家天下为己任的胸怀，和那些时时刻刻在操心自己的位置的政治家不同，身份受到法律保证的官僚们也更有余力来为国家打算，而本来使用法律来保护官僚们的身份的出发点就是为了引导官僚们更加以天下为己任。所谓“以天下为己任”在当时具体说来就是“富国强兵”这四个字。因此高等文官们成天考虑的就是如何才能“富国强兵”。

日本当时在世界上并不孤单，还有和他们志向相同的同伴，一个是德国，一个是苏联。

德国人在想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败战阴影中走出来，收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丧失的权益，苏联人在想走出被“敌对国家”包围的噩梦，虽然具体的目标各有不同，但他们企图早日跻身世界最发达国家行列的心愿是和日本是一样的。

更加重要的是，德国和苏联可以说成功了，起码在接近成功，所以以最善学习而自负的日本人肯定会企图吸收他们的先进经验。



十五．那个年代向左转

一般人可能以为社会主义最有人气的时代是二战之后的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之后，其实上上个世纪的二十和三十年代才是社会主义真正有人气的时代。二战之后在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之外的地方社会主义已经没有了人气，而在战前的20，30年代，特别是在1929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之后，似乎马克思所预言的资本主义经济由于其无法解决其固有的矛盾而必将崩溃已经成为事实，再加上苏俄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功而大大增强的国力，社会主义对于全世界的知识人都成为了第一个选择，日本也不例外。

被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无期徒刑的甲级战犯贺屋兴宣在回忆录中说过这么回事，他和日产财阀的总帅鲇川义介一起坐船去美国，闷得发慌的鲇川突然问贺屋兴宣：“你懂社会主义吗？帮我讲讲怎么样”，帝大法学部毕业的高文组贺屋兴宣就从资本论开始向帝大工学部毕业的鲇川义介讲起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经济学原理，船到了美国，鲇川义介也就弄懂了什么是社会主义。顺便说一句，这位鲇川义介也是进过巢鸭监狱的甲级战争犯罪嫌疑人。

高文组是将来的帝国高级官僚，但他们在做学生时没有读过《资本论》的人却是极少极少，对于他们来说，马克思主义和《资本论》起码是一种必须追求的时髦，鲇川义介是工科生，没有读过马克思，但这种要求对于法科出身的高文组贺屋兴宣来说只是一种重温旧日的功课而已。

今天的日本共产党虽然已经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和先锋队的概念，但还没有最后放弃社会主义，只是把“社会主义革命”推迟到了“民主主义革命”之后，所以还算是一个左翼政党。有趣的是在日本的政党当中，最重视学历的就是日共，要进入日共的最高领导层似乎一定要东大毕业。

不仅现在是这样，就是战前也是这样：东京帝大，这个帝国官僚的摇篮居然也是日共领导人的摇篮。1930年之前东京帝大有个叫“新人会”的组织，那是一个共产党人辈出的组织，河上肇，佐野学，野坂参三，黑田寿男，田中清玄这几个日本共产党的领导人全是新人会出来的。这是因为当时的帝国大学是个很古怪的地方，内部基本上能做到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特高警察即使是在东条英机内阁那个最威风的时代也没有进过帝国大学，帝国大学的学生们照样看赤化书籍。

日本有一本非常有名，曾经两次被改编成电视剧的小说叫《官僚们的夏天》，这本小说基本上是基于真人真事，小说里的主人公风间信吾实有其人，就是日后成为了通产省次官的佐桥滋。

佐桥滋当然是毕业于东京帝大法学部的高文组，在大学里也和所有的学生一样醉心于马克思主义，那时市面上买不到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佐桥滋干脆接了一本连夜抄了出来。

就连佐桥滋后来进入通产省据说都是受赤化宣传的影响。佐桥滋在校成绩很好，高文考试的分数也不差，进当时最牛的内务省没有问题。可是佐桥滋选择了被人看起来低一档次的商工省。这是因为马克思主张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要在日本搞社会主义，必须要有一个坚实的经济基础。抱着为了将来的社会主义革命而现在搞好经济基础建设的想法，佐桥滋才进了商工省。

帝大学生就是学生，而学生对异端学说感兴趣是很自然的，或者说学生们感兴趣的就仅仅是异端学说，当然也包括社会主义学说。而如果陆军士官学校或者海军兵学校的那些未来的帝国精英军官们呢？他们也照样在读马克思主义，比如后来的甲级战犯佐藤贤了就回忆说，他陆士毕业之后买的第一本书就是《资本论》。

再说，所谓“社会主义”也不一定就指的是共产国际所主张的社会主义。世界上实际上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就是其中之一。甚至都有一些学者把共产国际的社会主义也看作国家社会主义的一个变种，只不过从“national socialism”变成了“state socialism”，中文叫“国有社会主义”。实际上在共产国际看来种种流派的国家社会主义和共产国际自己所主张的社会主义的不同之处也就是是否存在一个占领导地位的而且接受共产国际指挥的共产党罢了。

除了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之外，在日本也有一个名叫北一辉的人在鼓吹这种理论，他有一本很有名的著作叫《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里面提出要解散两院，实行全国戒严；取消华族制度；废除治安警察法和新闻纸条例，还全国人民以自由；将皇室财产交国家管理；限制国民私有财产；实行大资本的国有化；将私有企业的利润分红给工人；实现八小时工作制，支付节假日工资；保障日本国民的平等自由和人权。

北一辉本人没有将他的学说冠以“国家社会主义”的名目，而是将其称为“纯粹社会主义”，这种将天皇的“家长国家”变为“公民国家”的理念当时在日本社会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当然也受到了帝大学生的欢迎。在1937年初北一辉作为2.26事件的思想理论主谋被枪杀之后还是如此。

当时的日本很有意思，整个国家都被一种亲德的思潮包围着。陆军因为从一开始就采取了德国式军制，所以陆军亲德不稀罕，但是连在一开始采取英国式军制的海军也开始了亲德，甚至连和德国没什么关系的高等文官们也开始了集体亲德。虽然当时美国已经是最强大最先进的国家了，但几乎没有日本人喜欢美国人，不止不喜欢美国人，甚至都没有人想过要向美国人学习。陆军海军和官僚们想的都是向德国人学习，甚至向苏联人学习。

这种现象和日本人“善于学习”的形象似乎不太吻合，但实际上仔细研究一下也很好理解。要说明这件事，只需要看一下“革新官僚”的代表人物岸信介的经历就知道了。



十六．有个人叫岸信介

岸信介兄弟姐妹十人，他在三兄弟中排在正中间。他原来是姓佐藤，“岸”是他父亲的姓，他父亲被佐藤家招了女婿，改姓了佐藤。可是岸家后来又缺起男丁来了，这就把老二再过继回去，所以老二就姓了“岸”，老大老三还是姓“佐藤”，佐藤市郎和佐藤荣作。

这三兄弟都有点古怪，岸信介是山口县人，山口县在原来就是长州藩，明治维新之后的一段时间内陆军就是掌握在长州藩手里的，所以山口县的男孩子进陆军士官学校才是正道，可是他哥哥佐藤市郎却进了海军兵学校当海军军官。佐藤市郎在海兵海大和率兵奇袭珍珠港的那个南云忠一都是同学，佐藤市郎人很聪明，从海兵海大都是首席毕业，其中在海兵还创下了一项再也没有人打破的记录：平均成绩97.5分，但因为身体不太好，在1940年就在中将军衔上退休了。

到了老二岸信介，还是没有去陆士，走的是一条从一高进东京帝国大学，通过高文考试当精英官僚的路子。岸信介进帝大的时候曾经被著名右翼学者上杉慎吉教授恶语讽刺为“长州男人不去陆士而来帝大，肯定是垃圾”。但上杉慎吉实际上误会了岸信介，岸信介没去陆士的原因是小时候身体比较虚弱，连单杠都翻不上去，这才打消了去当兵吃粮的主意。但他弟弟，因为提倡日本“不拥有，不制造，不引进”核武器的非核三原则而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佐藤荣作怎么也进了东京帝大而没去陆军士官学校就没人得知了。

进东京帝大之前岸信介在学业上并无十分突出的表现，但在进入帝大之后岸信介一直是各门功课第一名的有力候补。一开始看不起岸信介的上杉教授在岸信介毕业的时候曾想把岸信介收为弟子，劝他留在帝大执教宪法课，但岸信介拒绝了这个建议。岸信介的理由首先是对自己是否具备学者素质并没有信心。其次自己志在做一个行政官僚，用自己的双手实现理想而不是在象牙之塔内坐而论道。

按照岸信介的学业成绩和高文考试成绩，无论是去内务省还是大藏省都不会有任何问题。但岸信介的选择让所有的人都觉得意外——他选的是所谓第二流官厅的农商务省。农商务省和递信省一起被认为是出不了头的衙门，有人把递信省和农商务省的第一个字加在一起的“递农”取个谐音管这两个省叫做“低脑省”，可见其人气之低。

但岸信介选择了农商务省，因为岸信介知道帝大真正的精英都集中在了内务省和大藏省，如果去那儿的话，岸信介只能老老实实地排队等候出头之日，反过来如果去了二流官厅的话岸信介很快就会有出头之日。岸信介不像其他的人那样把官僚的顶峰——次官的位置看成生涯的顶峰，岸信介心目中的顶峰位置是内阁总理。为了能更加接近首相的位置，他想早日当上次官，至于哪个省的次官对他并不重要，所以岸信介才挑选了这个农商务省。

1920年岸信介进了农商务省，1925年这个省分家，农林水产成为了农水省，剩下来的行当变成了商工省，岸信介去了商工省。

盖棺定论，在岸信介逝世三十年后的现在，中日美各国的各派人士对岸信介一贯坚持的政治立场都是同样的评价：反共和保守，是偏右的。但是在太平洋战争之前的一段时间，岸信介可是经常被人攻击为“赤化分子”的，这是因为岸信介是推销“统制经济”最卖力的人。

商工省和农水省分家后的第二年1926年，正好赶上美国举办纪念建国150周年的第二次费城世博会，日本人当然要去参展，于是新人岸信介就被商工省派到世博会去帮忙。半年的世博会结束之后岸信介又绕道欧洲在德国英国进行考察之后再回日本。所以和那些只知道德国的陆军丘八们不同，岸信介对美国和欧洲也了解得相当清楚，他知道日本和美国的差距到底在什么地方。作为商工省的精英官僚，他知道当时的日本花了九牛二虎之力也还没有的100万吨钢铁的年产目标在当时的美国也就只是一个月的产量。当时的日本全国也找不出来几辆汽车，那都是进口来的超级贵重物品，就是开到了散架的程度也还要修修补补继续用，决不能随随便便报废的。而岸信介在美国看到的是按照日本的标准几乎还算是崭新的汽车就报废了被扔在野地里。美国确实是富强，和日本根本就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像岸信介这样十分了解美国还有一位后来官至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的山本五十六，但后来无论是岸信介还是山本五十六都积极参加了太平洋战争，了解并不等于友好，更不等于敬畏。山本五十六曾经反对和德国意大利结成三国轴心联盟，那只是因为山本五十六认识到三国联盟会导致对美开战的结果，在山本五十六看来，国力不如美国的日本一定要避免那种结果。山本五十六绝不是亲美主义者，相反他可能会觉得德国更加可亲，但是山本五十六是现实主义者。

和山本五十六一样，了解了日美之间存在的这种巨大的反差让岸信介产生的也仅仅是一种无法追赶的无力感，再由这种无力感所派生的则是一种不可名状的对美国的反感，而绝非亲近感。

当时日本的这些精英官僚们和陆海军的精英军官一样怀有一种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他们在外国考察时从来就不是简单的游山玩水或者是看西洋景，他们一直在观察和思考，试图找到一条多快好省富国强兵的路子出来。

文武两路官僚很一致的地方就是都在德国那儿找到了一条看起来是适合日本人走的道路，这次对德国的考察对岸信介的影响非常大，并且通过岸信介对日本发生了更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