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 《谁在统治着日本》作者：俞天任 由 北冥巨鲲 于 2017-10-31 19:18

十一．“高薪”就能“养廉”？

拙作《有一类战犯叫参谋》和《浩瀚的大洋是赌场》描写过不少日本的陆海军高级军官，在他们身上有很多问题，唯独贪污冒领喝兵血的事件非常罕见，同样日本官僚中贪污的事例也很少见。

日本的金权政治是很有名的。特别是从田中角荣的洛克希德事件曝光之后，一直到现在正在闹的小泽一郎疑惑，这四十来年日本的政界就没有断过这种金钱丑闻。但是由那些高级公务员们所组成的官界几乎没有，高级公务员因贪污而落马的很罕见，只有1996年厚生省事务次官冈光序治和2007年防卫省事务次官守屋武昌等扳着指头数的过来的几件，而且所牵涉到的金额也不大。冈受贿6，000万日元，折算过来还不到三年年薪，而守屋一案并没有发生多少直接的金钱授受，只不过吃吃请，而且牵涉到的金额全部算出来也只有1，249万日元，才半年的工资。这两个案子放在一些没有正规公务员制度的国家可能根本就不是问题，起码不是什么大案。

看起来很有必要找一下为什么日本的官僚阶层贪污现象少的原因，特别是日本曾经还是一个几乎赤裸裸的金权政治的国家。

造成这种现象的第一个原因当然是官僚没有这种需求，政治家需要用钱而官僚不需要用钱。无论政治家平时有多么威风，但说穿了其实就是一个临时工。政治家的工作不是铁饭碗，无论在位时怎么牛，一旦落选就是一个普通人，甚至因为心里不平衡还不如普通人活得那么舒坦，所以政治家一定要为了“下次还能选上”而奋斗。而竞选活动要耗费大量的金钱，据说一个日本国会议员每年用在这种政治活动上的钱多达两亿日元，接近200万美元。这些钱的大部分来自所谓“政治献金”，指望这么多钱的来路都干净首先在物理上就不可能，所以政治家们肯定起码要在灰色地带弄钱，这是这种制度就先天性地决定了的。而官僚捧的是铁饭碗，他的职业和收入是有保障的，在一般情况下几乎没有失业的风险，他没有需要用钱的地方，没有必要去贪污。

但是“没有必要去贪污”并不能导出“不贪污”的结论，就是说日本官僚贪污少是另有理由的。

日本的高级公务员们不穷，尤其是在战前，战前日本官僚们的收入是非常丰厚的。

日本文豪夏目漱石在明治41年（1909年）写过一部名为《三四郎》的小说，描写了当时的帝国大学学生，一个叫里见美弥子的漂亮女孩，在把一个文科大学生三四郎迷得神魂颠倒之后之后，还是跟着她哥哥的一位朋友，一个“带着黑帽子和金边眼镜，穿西服的高个子”的帝国大学的法学士走了，因为这个法学士有着确定了的辉煌前途：“博士或者大臣”，像当时的“学士”一样，这里的“博士”也不是单纯的学位，而是意味着帝国大学教授的职位。

有一种“高薪养廉”的理论，说是如果给官吏们以高薪，官吏们就不会去成天动脑筋弄钱，这样就不会有贪污了，起码不会有很多人贪污。战前日本官僚的收入如此丰厚，是不是他们贪污现象较少的理由呢？

“高薪养廉”的理论经不起推敲，首先是什么叫“高薪”就不可能会有一个确切的标准，那么要给官吏们多少薪水才能叫“高薪”呢？再者如果承认有必要要采取这种“高薪养廉”的方法的话，是不是反过来就是在承认“贪污有理”呢？因为廉洁是要用高薪来养护的，在没有得到高薪的时候就应该容忍官吏们的贪污。

可以拿日军和国军做一个对比，笔者在《有一类战犯叫参谋》里曾说过一件事，身为联队长（团长）的东条英机在部下来借钱的时候只好让太太去当衣服来为部下救急，而这在国军是几乎不可想象的。笔者说国军打不过日军的原因之一就是日军的高级军官没有国军高级军官有钱，当然国军的高级军官有钱的一个原因是喝兵血，但是日军军官为什么就不去喝兵血呢？

另外就是在同一个衙门，薪水水平几乎一致的地方也不是所有的官吏都贪污或者都不贪污，就是说廉洁和薪水高低没有什么很大关系，那么日本的文武官僚们是怎么可以做到廉洁的呢？是不是靠“高薪”来维持廉洁的呢？

日本帝国陆海军军官也好，帝国高等文官也好，确实拿着很高的薪酬。但是这种薪酬不但不会引起人们的反感，反而会得到人们的尊敬，因为这份薪酬对所有人都是公正和公平的，没有什么门第，出身，城乡的歧视，这些文武官僚们通过了公正透明的考试从而得到的这份薪酬，只有经过了这种考试之后才能拿到这份较高的薪酬，而没有经过考试的人是不能领取这份薪酬的，并且官僚薪酬较高也是一贯的，并不是因为某些原因而发生突然变化之后所产生的现象，所以社会不认为他们得到这份高薪是一种不公正，只认为他们是社会的骄子。

高薪的高官自“高文组”而来，而且在明治年间这些“高文组”还真能都做到高官。那时有了试补资格之后，一般在两年内能做到系长（相当于中国的科长），以后的仕途省与省之间有所不同，但在同一个省内基本上都差不多。比如大藏省基本上在四到八年就能做到课长（相当于中国的处长），十一年到十三年能做到局长，十五年到十七年能做到次官，进外务省的满二十年能做到驻外大使，而在内务府十五年左右能弄到县知事的差事。

局长以上，县知事，驻外大使，次长就都是敕任官了，相当于军队里的将军了。见面不是称一声“XX样”就行了，甚至光称官衔都不足以表示敬意了，必须称“阁下”。

这一声“阁下”非同小可，不要说手中的权力和丰厚的俸禄，光一声“阁下”就能让人陶醉：这不是金钱买来的，也不是投了个好胎带来的，这是十足的自我奋斗得出来的。据说最后死去的甲级战犯铃木贞一在临终前被突发奇想的护士的一声“阁下”喊得都又睁开了眼睛。



十二．养廉要靠自尊心

这一声“阁下”的称呼和对被称为“阁下”的憧憬让日本的文武官僚们充满了自负，实际上日本陆军中那些从陆大毕业的精英参谋军官的胡作非为的心理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出自这种自负。要知道只要不出现大的意外，那些精英参谋们最终都能成为“阁下”的，所以他们就会去“为国为民着想”，想的正确与否是另外一回事，要知道当时的石原莞尔，辻政信们是真的认为他们是为国家而努力着的。

明治维新之后，除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十几年之外，整个日本一直是在急速扩张中，可能有找不到官僚的位置，但没有找不到位置的官僚。在这种情况下进入了官僚行列而为了点蝇头小利去葬送前途的人一般说来很罕见。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不肯为蝇头小利而葬送前程还正好是各衙门的头头。

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但是如果上梁不歪的话，下梁也只能跟着直！日本的税务系统几乎没有出过丑闻的事实就是一个说明。

税收是国家生命之所在，国家财政赖税收而得以成立。同时税务系统也是极易出现丑闻的地方，因为不管什么社会都几乎没有人愿意心甘情愿地交纳税金，总会想出种种方法来偷税漏税，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拉拢腐蚀税收官员。

单纯地唱“抗腐蚀永不沾”的高调是没有用的，就像无数的例子已经告诉人们一样，道德的抵抗在利益的进攻面前经常显得脆弱不堪。但是日本人用了一种很简单的方法来防止税收队伍的腐败，就是利用这种精英官僚制度引发官僚做到自尊和自爱。

大藏省现在改名叫了财务省，他们的官僚是日本最牛气的官僚，号称“官僚中的官僚”。有个“大藏官僚见官大一级”的说法，意思是别的省的局长到了大藏省只能和课长说话，别的省就是来个次官大藏省也就出个局长就给打发了。日本的高级公务员按规矩加班都没有加班工资，但大藏省编制预算时发加班工资，不但自己省的人发，连别的省来大藏省一起编预算的人都发，编预算时候加班加点特别多，没有休息的每天深夜两三点回家是常事，这样下来一个月光加班工资就超过一百万日元的不算稀罕，按照现在的汇率，这一百万日元就是一万两千美元了。因为大藏省手里有钱，牛一点当然也很正常，所以进入大藏省当官僚无论战前战后都是非常困难的。

可是这些官僚中的官僚进了大藏省以后在干吗呢？现在大藏省官僚的标准仕途是这样的：大藏省事务员（为期两年） -> 理论学习（为期一年） -> 基层实习（为期一年） -> 大藏省系长（为期两年） -> 各县税务署长（为期一年） -> 大藏省课长助理（大约十二，三年）然后再升任课长。

这里面尤其值得注意的一个步骤是担任税务署长的一年。日本的税务署是大藏省的派出机构，设置在县以下，和中国的地级市税务局长级别有点相似，所以这个步骤现在被日本传媒批判的非常厉害，说是一个30不到的年轻人仅仅因为通过了甲种高级国家公务员考试就被委以如此重任，是在助长官僚们的精英意识等等。但这些传媒却没有注意到这个步骤的积极面：这些年龄在三十不到，正是雄心勃勃之时的未来高级官僚们在进入大藏省六七年之后，经过几年在中央的锤炼已经对整个宏观经济有了基本了解，这时候再放到下面去担任税务署长，除了可以通过征税实际业务来了解经济的实际运行情况之外，更重要的是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保证税收队伍的廉洁，因为这些人在这个年龄段是不可能被人收买的，不仅没有被收买的可能，这些人在这个时候还是工作热忱最高，最积极的时候。税务署的一把手既廉洁又热忱，下面的其他人就是想干点什么也很困难了。实际上日本能有一个高效而清廉的税收制度与这一条设定是很有关系的。

如果使得官僚队伍失去这种自尊，独立和自律的话，很容易想象所会发生的一切。事实上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能看到那种缺乏自尊没有独立和不能自律的腐败官僚的丑恶表演。

伊藤博文和山县有朋这些明治维新的元勋们不能简单地用是“考出来的”还是“选出来的”这种方法来划分。他们当然不是官僚，但也不是民选的政治家。他们是在明治维新那个大浪淘沙的时代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闯出来的时代健儿，实际上他们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家，而且是伟大的政治家。他们的伟大不仅在于他们成就了一份伟业，而且在于他们还考虑到了他们所成就的伟业的将来，虽然他们的考虑可能有很多不足甚至错误，但是他们确实为了他们所建立的那个国家的将来制定了不少能够长久的游戏规则，而且在发现这些游戏规则有漏洞之后能够及时修补这些漏洞，比如他们对于日本文官系统所指定的这一系列旨在维持文官系统稳定的规则就很有作用。

政治家和官僚是天生的对头，因为这两个集团所争夺的是最有诱惑力的权力。政治家代表的是立法权，而官僚们代表的是行政权，如果说日本的近代史就是一部政治家和官僚的斗争史也不过分的。

从理论上来说，立法权在三权分立的民主国家里应该是最大的权力，因为没有法律就不能干事，原来能干的事也能使用法律的手段来禁止，看起来是执掌着立法权的政治家们权力最大。但实际上不是这样，实际上权力最大的是掌握了行政权的那些官僚们，因为无论政治家们制定了怎样的法律，最终解释和实施这些法律的却是那些官僚们。

所以政治家们永远在企图削减官僚们手中的权力和控制官僚，但官僚们也在不惜一切地捍卫自己的利益，这几乎是一幅永远的图画，要维持文官系统的稳定就必须把政治家可能对文官系统施加的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当时日本的内阁一直是政党内阁和超然内阁在轮换，也就成天在扯这种皮，但是负责解释明治宪法的枢密院的姿态还一直是倾向于官僚，所以无论政党方面如何进攻，战果也就停留在各省新设政务次官和参与官这些政治家职位，还是无法染指真正的官僚职位。政治家还是在战后借助美国式意识形态才取得了“政官之战”的胜利，压倒了官僚。



十三．官职是不是猎物？

伊藤博文制定了《文官任用令》，杜绝了权势阶层把行政官员变成一个世袭的集团的可能，山县有朋修改了那个《文官任用令》，杜绝了对高等官进行政治任命的可能以保证行政管理独立于变幻不定的政治。而且山县在修改了《文官任用令》之后还弄了一个保障官吏身份的《文官分限令》的敕令出来。

现在世界各国的公务员法规对于公务员的处分都有很严格的规定，基本精神就是基于：“公务员无过失不受处分”的原则，这条原则看起来有助长公务员的明哲保身和不求上进的嫌疑，但实际上这条原则的法规是很积极的，它和禁止对公务员进行政治任用的法规是互相补充的一对，缺一不可。这条规定堵塞了政党对公务员能够施加政治压力的可能，这样可以保证公务员不会向公共权力屈服。

山县有朋搞的《文官分限令》主要就是规定了如何处罚文官。对文官的处罚包括免官，退官和休职等手段，但这个法令在规定官吏休职的时候有这么看起来莫名其妙的一条：“官厅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决定是否责令文官休职”，同时还规定了高等官休职两年，奏任官休职一年之后就算退官。

这两条规定原来是山县有朋留的后门，本来是准备在什么时候精兵简政裁员时用的，但是后来莫名其妙地被人挪用来搞“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把戏了。

《文官分限令》里的这两条被人恶意利用的漏洞几乎撼动了日本帝国的文官制度，对日本历史的进程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本来在规定奏任官必须经高文考试选拔以及禁止政治任命高等官以后，各政党就无法在文官系统里直接安插自己的人了。既然打不进来，就拉出去，各政党采取了在官僚中寻找和培养自己派系的方法，也就是用这个“休职”的方法来炒自己所不喜欢的人的鱿鱼，再把这个位置换给自己更喜欢的人。

这种做法在大正末年和昭和初年，也就是上世纪20年代的时候尤为流行，因为那时候是立宪政友会和立宪民政党两大政党轮流坐庄。两党制并不是什么坏事，英国和美国都是两党制，但当时日本的宪政友会和立宪民政党这两大政党只是争权夺利的帮派组织，不但没有治国安邦的良策，甚至可能根本就没有想过去治国安邦。

新内阁组成之后当然所有的大臣都换了新人，但同时各省的大部分局长，大部分县知事（那时日本的县知事不像现在是民选官员，而是内务省从官僚中任命的）也换了人，换上一批和自己政党走得近的人，最有名的是1930年政友会系统的犬养毅内阁上台之后，一下子就换下来了35个知事。有些闹得厉害的县居然连警察局里巡查都全部换人，这样就制造出了一批官僚浪人。

受这种做法冲击最大的是内务省。现在日本已经没有了内务省，因为麦克阿瑟认为日本的内务官僚们是和军国主义合作的最好的一批人，所以干脆把这个省都拆散了。战前日本的内务省非常大，大到了现在无法想象的地步，包括现在的厚生劳动省，国土交通省，警察厅，总务省和国家公安委员会，（1938年的时候内务省卫生和社会局独立出去成了厚生省），内务省最牛的地方是他掌管着各县知事和警察总监的任命权力，实际上也就掌管了日本所有的地方政府，所以掌权的政党要不断地反复清洗内务省。

麦克阿瑟有句名言：“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官僚集团的本能都是替付工资的人工作”，官僚集团本身应该是没有什么党派之见的，但党派之争如果影响到了官僚们的生计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官僚浪人当然要行动起来，暂时还没有成为浪人的官僚也要行动起来。而受冲击最大的内务省官僚们尤其特殊，因为他们都是各地方的行政长官，在政治斗争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不会那么简单地向政治家所掌握的人事权低头。

内务浪人官僚们组成了一个叫“日本俱乐部”的组织，这个组织越变越大，因为在职的官僚也不得不加入这个组织以未雨绸缪，到后来这个组织里除了串联交换信息还直接开始了政治活动。他们利用主管地方行政所得到的地方政府和警察组织的人，和特定的政党挂钩，成为了一种专门从事选举的力量参加地方的选举。现在人们对日本国会议员的负面评价还只限于“无能”，而对县以下议会以及议员们评价则非常可怕。日本的地方议会的议员们在人们心目中和黑社会组织成员没有什么两样。追根寻缘，这种现象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而更多的官僚们则是开始思考如何改变这种现象。当时明治维新的元勋都已经去世或者退出了政治舞台，不可能像以前那样有人从上至下地来解救这些官僚们，官僚们只能依靠自己自救，但是不掌握立法权的官僚们似乎无法自救。

很巧，和官僚的位置没有保障一样，上世纪20年代对日本陆海军来说也不是一个好年代。连年的不景气使得政府不得不接连裁军，就是那些没有被裁掉的军官们也被冻结了军衔和薪金，那时有这么一句话：“桃栗三年柿八年，XX大尉十三年”，意思说陆士海兵毕业之后熬到大尉要花十三年，而在一般年景只需要八年左右的时间就够了。

在军人们看来，日本之所以能够和英美法意并列世界五强，靠的就是日本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三场战争中的胜利，是军人们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是现在功臣们受到了财阀和政党的排斥，那些无能的政治家搞不好经济，反过来还要污蔑是军费对国家预算造成了压力，是军人们在浪费公帑，简直是可忍，孰不可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