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被认为压制中国创新，导致中国近代落后的根源。其实在宋代儒学也很发达，可并没影响当时中国的创造性，四大发明有三个在宋代完成，当时发明总量占世界54%。而清朝的发明量只占世界0.4%。怎么回事呢？其实是满清文人曲解了儒学，满清因为需要控制比他们多百倍的其它民族，操控文人歪曲了儒家学说，虽然同是儒学可是实质在清朝变化了，脱离了宋朝儒家理学的路子，成了奴化教育的工具。下面让我们来复原宋朝的儒家理学。







理学思想









武夷书院


理学又称道学，是以研究儒家经典的义理为宗旨的学说，即所谓义理之学。


在宋朝，学术上造诣最深、影响最大的是朱熹。他总结了以往的思想，尤其是宋代理学思想，建立了庞大的理学体系，成为宋代理学之大成，其功绩为后世所称道[3] 
，其思想被尊奉为官学，而其本身则与孔子圣人并提，称为“朱子“。朱熹撰《周易本义》列河洛、先天图于卷首，又与弟子蔡氏父子（蔡元定、蔡沉）编撰《易学启蒙》笃信和诠释河洛、先天之学，后世皆以此立言，阐发朱子的河洛先天思想。


在元朝、明朝、清朝三代，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标志着封建社会更趋完备的意识形态。元朝皇庆二年（1313年）复科举，诏定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标准取士，朱学定为科场程式。明洪武二年（1369年），科举以朱熹等“传注为宗”。朱学遂成为巩固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精神支柱。它强化了“三纲五常”，被认为对后期封建社会的变革，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可是仔细看三纲五常，并不阻碍自然科学研究所需要的思想自由。

三纲为：君为臣纲，君不正，臣投他国。国为民纲，国不正，民起攻之。父为子纲，父不慈，子





三纲五常


奔他乡。子为父望，子不正，大义灭亲。夫为妻纲，夫不正，妻可改嫁。妻为夫助，妻不贤，夫则休之。——出自《封神演义》


可见，正确的理解应该是，君主应该成为臣下的表率，父亲应该成为儿子的表率，丈夫应该成为妻子的表率，身处某种位置，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正人先正己，三纲非但不是奴役压迫，反而是对上位者的约束，三纲并非是为臣、子、妻定的，而是给君、父、夫定的！


三纲：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


《礼纬·含文嘉》云：三纲，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矣。








五常



至于五常，爱之仁，正之义，君之礼，哲思智，情同信，春生化万物而成仁，秋刚正利收而为义，礼是形式，智为思想，信是保证。


（1）五常：仁、义、礼、智、信。

三纲五常其实是中国社会里的道德规范，跟现在提倡的八荣八耻差不太多，并不压制自然研究的自由思想，所以不影响大众创新。朱熹的学说，也对后来明朝王阳明的心学有深刻的影响。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正是在朱熹哲学基础上的突破。



理气论


朱熹的哲学体系以程颢兄弟的理本论为基础，并吸取周敦颐太极说、张载的气本论以及佛教、道教的思想而形成。这一体系的核心范畴是“理”，或称“道”、“太极”。朱熹所谓的理，有几方面互相联系的含义。


理是先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形而上者。
他认为理比气更根本，逻辑上理先于气；同时，气有变化的能动性，理不能离开气。他认为万物各有其理，而万物之理终归一，这就是“太极”。


理是事物的规律。



理是伦理道德的基本准则。朱熹又称理为太极，是天地万物之理的总体，即总万理的那个理一。“太极只是一个理字”。太极既包括万物之理，万物便可分别体现整个太极。这便是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每一个人和物都以抽象的理作为它存在的根据，每一个人和物都具有完整的理，即理一分殊。


理在人身上就是人性。朱熹又称理为太极，是天地万物之理的总体，即总万理的那个理。气是朱熹哲学体系中仅次于理的第二个范畴。它是形而下者，是有情、有状、有迹的；它具有凝聚、造作等特性。它是铸成万物的质料。天下万物都是理和质料相统一的产物。朱熹认为理和气的关系有主有次。理生气并寓于气中，理为主，为先，是第一性的，气为客，为后，属第二性。



动静观


朱熹主张理依气而生物，并从气展开了一分为二、动静不息的生物运动，这便是一气分做二气，动的是阳，静的是阴，又分做五行（金、木、水、火、土），散为万物。一分为二是从气分化为物过程中的重要运动形态。朱熹认为由对立统一，而使事物变化无穷。他探讨了事物的成因，把运动和静止看成是一个无限连续的过程。时空的无限性又说明了动静的无限性，动静又是不可分的。这表现了朱熹思想的辩证法观点。朱熹还认为动静不但相对待、相排斥，并且相互统一。朱熹还论述了运动的相对稳定和显著变动这两种形态，他称之为“变”与“化”。他认为渐化中渗透着顿变，顿变中渗透着渐化。渐化积累，达到顿变。


格物致知论


“格物致知”出于《大学》“致知在格物”一语，原无认识论意义，基本上是讲对一般道德的体认。明确从认识论的意义上解释“格物”的第一个人是程颐。他说：“格犹穷也，物犹理也。犹日穷其理而已矣。”（《二程遗书》）朱熹继承了二程的说法，并建立了更系统的格物穷理说。他通过对“格物致知”的阐释，表述了自己的认识论思想。



从认识的目的来看，朱熹讲“格物致知”是为了当圣人
。认为若做不到“格物致知”，无论如何都是








科学思想



朱熹阐述“格物致知”时说：“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书不读，则阙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须着逐一件与他理会过。
”“天地中间，上是天，下是地，中间有许多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禽兽，此皆形而下之器也。然而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各自有个道理，此便是形而上之道。所谓格物，便是要就这形而下之器，穷得那形而上之道理而已。” 
认为对天文、地理、生物、农业、气象等万事万物都应该研究。


朱熹对于古代医学经典《黄帝内经》、著名天文学家张衡的《灵宪》以及历代天文地理知识都有涉猎，特别是对北宋自然科学家沈括名著《梦溪笔谈》钻研尤深，使得《梦溪笔谈》成为其科学思想的来源之一。朱熹著有《参同契考异》，并对一些自然现象进行过实际的考察和研究，如从对高山螺蚌壳的考察去研究地球的变化等，如月用胶泥制作过立体地图。朱熹学生黄斡在《朱先生行状》中称朱熹“至若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渊微。”朱熹67岁时曾回忆说：“某自五、六岁，便烦恼道：‘天地四边之外，是什么物事？’见人说四方无边，某思量也须有个尽处。如这壁相似，壁后也须有什么物事。其时思量得几乎成病。到而今也未知那壁后是何物？”从小就关心天文问题，甚至思想得几乎成病，至老都在思量天地壁后是何物。这都说明，他把理学推向鼎盛时期，使儒学的哲学化达到很高的水平，是有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和思想作基础的。


朱熹重视观察实证：“历法恐亦只可略说大概规模，盖欲其详，即须仰观俯察乃可验。今无其器，殆亦难尽究也。”[13] 
提出要更好地研究历法，需要有好的观测仪器进行观察、检验。朱熹曾详细地描述了自己设想的一种可以使人进入其中观看天象的庞大的浑天仪——“假天仪”。他设想设计一个球体类似天球，球体内部标上星辰位置，人进入球体内部，随着球体的转动人可以随之观察星辰。“极星出地之度，赵君云福州只廿四度，不知何故自福州至此已差四度，而自此至岳台，却只差八度也。子半之说尤可疑，岂非天旋地转，闽浙却是天地之中也耶？”[14] 
朱熹用浑仪观测过北极星的位置与地面所构成的夹角，并试图通过比较各地北极星的高度及其与地中岳台的关系以证明大地的运动，表明了他通过对照比较各地不同的观测数据而进行怀疑思考的科学精神。


据乐爱国先生的研究，朱熹的《北辰辨》是专门讨论天球北极星座的论文；在《尧典》注中，朱熹讨论了当时天文学的岁差、置闰法等概念；在《舜典》注中讨论了早期的浑天说、浑天仪的结构，并详细记录了当时的浑天仪结构。除此之外，朱熹对地质学化石、否认神创论、宇宙起源、地心说、大地自转、日食与月食、潮汐、雪花六角晶体形状、雨虹等的形成、地理对气候的影响、生物与人类起源、中医诊脉、农业生产结构、农作物布局及具体的生产技术等问题都有见解阐述，朱熹是宋朝儒家理学的代表人物，自己也研究自然科学，可知为何宋朝科技领先当时世界？满清文人则被奴化教育控制，把儒家思想也奴化解释，奴才是不需要创新的，最后文人只好缩在考据故纸堆里，中国人的创造性就是那么被社会文化环境压制的，原本的儒家理学没有要求民众做奴才，并为压制科技创新所需的思想自由，要恢复中国创新大国的地位，需要清除中国两次灭国后被强加在中国人文化里的奴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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