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诡异——或者说有趣——之处常常在于：我们以为它必定向东时，它却常常向西。譬如，伪满洲国在我们心目中，一定是一个民生凋敝经济破产的垃圾殖民地。然而，事实上，伪满洲国，乃是当时亚洲乃至世界经济成长最快的“国家”之一...

918的来龙去脉和各方的博弈

本上篇已经提到，早在1905年，日本就已经攫取了长春到大连的南满道，这南满道可不仅仅是铁路那么简单，还包括了“满铁附属地”，说白了就是“租界”。南起大连，北至长春，只要有满铁火车站的地方，就一定有“满铁附属地”，满铁附属地俨然就是一座座日本小城市，南端的大连还不小呢（大连地位更特殊些，叫关东州）。在满铁附属地内，日本人聚集，商业发达，现代化程度较高，日本人经营商店，工厂，医院，学校，银行，邮便局，警察署，和水电煤气等等市政设施，日本神道教神社什么的也是有的，另外日本也可以在满铁附属地内驻军。据记载，20年代末长春满铁附属地（现在的站前，西广场，南广场一带，南至胜利公园）有26000日本人，也就是说，到了1931年，日本势力在东北腹地的存在已经有26年了，这么久，一代人已经长成了。东北人当时跟日本人共同生活在一片土地上，对日本人和毛子都是见怪不怪。

满铁附属地的横滨正金银行长春支店（分行）

满铁附属地内的长春邮便所（邮局）

满铁附属地内的长春取引所（股票交易所）

长春满铁附属地鸟瞰，面积不大，但是也有公园，田径场，棒球场等公共设施。

918时，张学良正在关内跟蒋光头搅基，所以东北军主力都在关内，剩下的一点儿也接到不抵抗命令，跑了。所以只一晚上日军就占领了沈阳城，9月19日南满道和安奉线沿线18座城市被日军占领，当天，长春日军跟驻长东北军发生零星交火，不到一天功夫就占领了长春，9月21日，日军大摇大摆开进吉林省城吉林市。

原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教授，1931年生于吉林市的于志钧在他的回忆录《蚕食》里提到：“听父亲说，当年日本兵进占吉林时，我三伯父（当时二十多岁）骑自行车，沿吉（林）长（春）国道（公路）去看，看到日本兵列队行进，就骑车跑回来，报信：日本兵到什么地方啦！一会儿，又骑车跑去，看日本兵离吉林多远了，又回来报信；直到日本兵开进吉林城。毫无紧张气氛。”根据当时的照片，日军在长春站集结时也惨遭当地百姓围观。看呗，也不是头一回见这帮日本兵。


这就是当时东北老百姓的反应：大帅那不争气的儿子都带兵跑鸟…… 俺们能怎么办？跟日本兵单挑吗？

后来日军相继占领黑省各城市，在江桥遇到了黑龙江省主席马占山的抵抗。马占山出身绿林，其实当时东北大部分实权人物都是出身绿林，大帅张作霖本人都是绿林出身，也就吉林省的熙洽和辽宁省的臧士毅算有点文化，日本陆士毕业，在奉系被称为士官派，其实奉系作为一个前现代的集团，内部的斗争是十分激烈的，不然也不会有之前的郭松龄反奉。支那的烂污文化就讲究个家天下，不沾亲戚不办事儿！所以当时兴拜个把兄弟儿啥的，一问全他妈是把兄弟儿，张作霖被朝廷招安之后就把自己把兄弟儿杜立山给灭了。后来的伪满大员张景惠就是张作霖的把兄弟，蒋光头和张败家也是把兄弟，弟弟兵谏哥哥，哥哥软禁弟弟，这基搅的可真失败！所以说什么把兄弟都是胡扯，人人心里的小九九算的比计算机都快。

回头说马占山，东北的绿林有个习惯，见风使舵，骑墙，什么兄弟情民族义啊，我管你那个？大帅都是如此，打不过就投降，于是马占山打着打着就投降了，当了40多天满洲国军政部长，后来又觉得不合适了，就经苏联回关内了。

马占山

就这样，日军随随便便就把满洲占领了，当时日本国内都乐开了花，“满洲是日本生命线”的论调在当时的日本尘嚣之上，睡一宿觉的功夫这生命线就到手了，这不是天上掉馅儿饼嘛！

早先TG为了抹黑蒋光头，说他命令张败家不抵抗，后来张败家出来辟谣，说不抵抗的命令是自己下的，不关蒋介石的事儿。事实上当时蒋介石根本管不了张学良，以张学良的家底儿，把蒋介石灭了都有可能，不服关门放坦克+用飞机炸你！当然啦，当年张学良搞“东北易帜”把东北名义上并入中华民国就是想拉蒋介石下水，到时候日本真打过来这打的可就是中华民国啦！老蒋你不能不帮忙吧！嘿！这老蒋可真就不帮忙，虽然他没下令不抵抗，但是他也没帮着抵抗：东北跟我有一毛钱关系啊？你张学良爱打日本打去，不打拉倒！让我蒋中正耗实力帮你打架？没门儿！张学良心里也盘算：和着我挂着青天白日旗挨这跟日本掐，到时候打得差不多了，这还挂着青天白日旗呢，等你派接收大员摘桃子啊？我爹几十年不是白干了？没门！


都想保存实力，于是乎就都不打。其实无论是张跟蒋都不了解日本，当时发动918事变的就是几个关东军参谋而已，根本没得到日本政府的认可。兵力也不过一万多人，这么几个小朋友分摊到东北全境，熊瞎子野猪大老虎都能把他们弄死！这也不稀奇，要不怎么说是前现代社会呢，东北军坦克开着，机关枪用着，飞机好几百架，然后……然后……居然没有情报部门！不是说奉系的保密工作做得不好，而是根本就没有保密工作。皇姑屯事件前，张作霖从北京撤回沈阳，临走，北京火车站堆满了张家的行李，大包小裹的，全世界都知道张作霖要坐火车回家了，你这不是找炸么？

对于日本的威胁，大帅张作霖曾经对张败家说过这样的话“我就不信你小子的话,你是胆小鬼...我们兵工厂里有二三十万支好枪,有一千多门迫击炮,天上有飞机下蛋,地上有四条腿的骑兵...我就是不怕日本子,日本子在南满铁路顶多有一万三,我要打日本子,先叫藏式毅召集南满路沿线各县县长,公安局长开个会,定个日期,一夜之间就把铁路都给扒了,给他埋在地下.咱东北军有三十万,重兵先占领旅顺大连,一万多日本子就交待了.咱怕日本子干啥呢?”


这话中无处不透露出一代枭雄的匪气，张作霖是真敢跟人拼命这个应该不会有问题，不然也不会被暗杀。不过就算是大帅在，他真把南满道扒了，那事情可就大了，这得罪的就不只是关东军，而是得罪全日本，反倒给日本制造了全力攻占满洲的借口，如果东北跟日本全面开战，最后还是要输的，但是肯定也会给日本很大打击。以我们今天对当时事态的了解程度，张学良能够采取的最佳策略就是积极抵抗关东军（这个不难），承诺保护日本在满既得利益，一边稳住日本民意，一边求助于日本的反战政府和国际社会，这样一来就一定能把事端压下去。当然这都是几十年以后的马后炮，张学良若非具有远见卓识和出色能力的领导者绝不可能有这般智慧和手腕。


总之张学良稀里糊涂的就把东北送给日本人对于他自己肯定是个败笔，单单张家在东北的私产就有数千万，被日本没收无数。


被误读的李顿报告

话说918后国联派出了一支调查团调查“满洲事变”的真相，调查团由以李顿伯爵为首的5人组成，他们分别来自英美法德意。尽管关东军费了一番心力掩盖事实真相，但是这并未能阻止后来的《李顿报告》得出不利于日本的结论，国联以42票赞成1票反对通过了《李顿报告》，这导致日本当即退出国联。满洲国的成立从观感上实为一出闹剧，把清逊帝溥仪搬出来拉大旗作虎皮随便谁都会感到不屑。我很纳闷关东军为什么会那么幼稚。

李顿调查团

《李顿报告》否定了日本在满洲的军事行动属于自卫，并且否认了满洲国是一个由自发独立运动产生的国家，主张东北军与日军均撤出满洲，但是报告承认日本在满拥有特殊利益，主张在国联框架下对满洲实施区域自治和国际共管！报告主张“兹提议以外国教官之协助，组织特别宪警，为满洲境内之唯一武装力量。……故一旦组织完成，其他一切武装力量即应推出满洲境内。所谓其他一切武装力量，包括中日一切特别警备队或铁路守备队。……自治政府之行政长官得指派一定数额支外国顾问，其中日本人应占一定比例。……行政长官当从国际清理银行董事会所提出的名单之中，指派一外国人为满洲中央银行总顾问。”

1932年李顿调查团在上海，图中心穿大衣者为李顿

《李顿报告》显然不认为张氏父子的僭主当局是满洲的合法统治者，南京政府就更没份儿了，当然，日本人独占满洲也是毫无道理的，满洲应当自制，并实施“机会均等”和“门户开放”政策。

这一报告一出，遭到了南京政府控制范围内的人民和学者的普遍反对。

胡适却撰文赞扬这个报告，说它是一个“代表世界公论的报告”；并称赞李顿调查团是“审慎的考查”，“公平的判断”，“为国际谋和平的热心”，“他们这七个月的辛勤工作，是值得我们的感谢和敬礼的”。对于“满洲自治”，胡适也全盘接受，说他“看不出有什么可以反对的理由”。

李顿等正在调查柳条湖铁路的爆炸点

如今的官方舆论一提李顿报告，无非就是说“英美帝国主义与日本帝国主义相勾结，偏袒日本帝国主义！”或者是感叹“弱国无外交！”云云。其实这是对《李顿报告》的误读，这反映出现代文明社会的公民与专制帝国百姓思维上的差异，按当时的情况，满洲自制是理所当然的，满洲人民没有赋予南京政府对满洲的管辖权，满洲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自成一体，与南京政府毫无关系，日本在满的参与度都比南京政府高，当然日本也无权霸占满洲，事实上，直至现在，满洲也从未有一个具有合法性来源的统治当局。《李顿报告》提出的“区域自治”“国际共管”显然有利于满洲当地人民的福祉，能够增进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繁荣。

李顿调查团在哈尔滨所收到的上百封民众来信

之前张氏父子的僭越主政治基本上得到了满洲当地百姓的认可，这即便在今天的东北都是一个共识，因为满洲极其富饶的自然地理条件，只要有经济自由，满洲的经济就能较快发展，民生也能不断提高，所以社会矛盾较其他大中华区地区要低，自身很不容易出现暴民政治和革命，比如辛亥革命在满洲就没能兴起什么波澜，KMT和TG这两个黑帮1945年以前在满洲的影响都十分有限。918事变，满洲民众反应冷淡，因为满洲的基本经济和社会结构没有太大的变化。

1941年之前满洲社会和经济反而被日本统治者进行了很多改良。经济成长更为迅速。这本来是极其务实的明智之举，用蛤蟆的话讲就叫“闷声发大财”，却被关内的很多觊觎满洲的流氓无产者和兔子不拉屎地方穷鬼视为甘当亡国奴和思想麻木的表现。如今的新加坡就是一个僭主政体，但是民众并不对此表示不满，因为新加坡的民众一直享有较大的经济自由，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生活水平也是世界领先  ，持其护照跑遍世界都不会被阻拦。日治满洲，实际上是用日本的国家势力取代了张氏父子的家族势力，在投资，文官制度，科学技术等等具体的技术细节和执行能力上又是张氏父子所不能企及的。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攻入奉天

满洲国的所有制形式

私有制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这不单是对有产者，而且对无产者也是一样。只是由于生产资料掌握在许多个独立行动的人的手里，才没有人有控制我们的全权。

——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

奉系东北和日俄殖民地的所有制形式是私有制，土地矿山私有，股份制大行其道，股份制矿山、工厂、甚至铁路公司遍地开花，与国外贸易往来甚密，生于海参崴长于长春的作家梅娘在《长春忆旧》中回忆自己儿时的住处时提到“左邻是由梵蒂冈派遣的法国籍神父主持的天主教仁慈堂，与我家大院只有一架板墙。右邻是沙俄的道胜银行长春分行，耸立着绿漆的圆铁屋顶。隔大街相望的是英国的卜内门洋碱公司，用的是十分精致的中国砖刻门面。美国胜家缝纫机公司则在明亮的大橱窗里放一架比实物大得多的缝纫机样品。”长春在当时的东北并不算是大城市，奉天哈尔滨和大连则要繁华许多，现在汇丰花旗等等银行在中国开的分行并不多，但是当年在哈奉大则都有分行。哈尔滨的外资银行则多达30多家。
汇丰银行奉天支行旧址

满洲国同样是一个私有制资本主义国家，日本占领满洲后，经济仍然是以私有制为基础，这一点并没有被改变，但是满洲实行了“统制经济”，与日本本土类似，政府对经济加以指导，并在重点行业都扶植一个或者几个大的特殊会社（仍然是私有企业）。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就是一个例子。

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股票，左下角有总裁鲇川义介的签名

原新京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大楼

附：鲇川义介简介
　
鲇川义介，日本山口县人　在东京帝大工科大学（东京大学机械科）毕业。毕业后，认识到铸造工艺的重要性，隐瞒大学学历，以民工身份进入美国芝浦制作所工作，每天工资仅48美分。在那以后，因为当时日本技术普遍模仿欧美，为了体验美国的情况，鮎川义介在美国铸铁工厂高强度的劳动大约一年时间。学得锻造技术后于1909年（明治42）29岁时设立戸畑鋳物株式会社。1927 年鮎川义介的内弟久原房之助率久原财阀加入, 在核心的久原矿业的基础上改名日本产业株式会社。鮎川义介任会长。旗下有日本矿业，日立制作所，日立电力等控股公司，他致力于管理并开拓了新事业。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将经营重点转向中国。1937年在满洲建立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自任总裁，接管满铁在东北经营的重工业；后发展、创设钢铁、煤矿、汽车、机器、飞机制造等事业。1945年日本投降后，被列为甲级战犯。后被整肃。1951年解除整肃后任中小企业促进会长1952年（昭和27）由 旧日产旗下的企业出资，设立中小企业助成会，成为日本风险资本的先驱。翌年参院选举当选议长，1956年（昭和31）促成日本中小企业政治联盟（中政联）。在政界积极支持日本中小企业的振兴。

满洲中央银行是个什么样的央行？

先做一个多项选择题：满洲中央银行在组织结构上与如下哪几家金融机构类似？

A中国人民银行
B德意志联邦银行
C美联储

正确答案：B C  （相信阴谋论的上辈子都是折翼的天屎）

918前，东北并未形成统一的金融市场，货币种类繁多，有铜本位的纸币及硬币，银本位纸币及硬币，以及外国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仅仅“四行号”发行的就有15个币种、136个券种。银炉、钱庄、商号也自行发行私帖，流通区域割据，阻碍商品交换，影响经济发展。

1932年6月，满洲中央银行在满铁的筹划下，在原“四行号”的基础之上合并成立，成立之初行址位于新京北大街的吉林永衡官银号旧址。根据满洲国国务院会议通过的《满洲中央银行法》规定，满洲中央银行是一家股份有限公司，初始资本3000万元，分股30万股，政府持股5万股，实际筹得资本1500万元，发行满洲国元，最初采用银本位，后与日元直接挂钩，一比一自由兑换，采取金本位制。

满洲国元，俗称老头票

满洲中央银行股票，上书总裁、副总裁和六位理事签名

满洲中央银行设总裁一名，副总裁一名，理事六名满日各半，监事一名。

满洲国的短短14年历史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和爆发后，在1941年以前，满洲中央银行比较出色地发挥了独立央行的作用，货币政策稳健，有效地抑制了通胀，1941年以后，由于日本自不量力地跟美国打了起来，军费剧增，同日本在满的所有统治机构和政策一样，满洲中央银行也乱了方寸，货币发行量大增。

来自台湾，毕业于日本一桥大学的商学硕士，曾在满洲中央银行任职的吴金川先生在他的回忆录《满洲国金融生涯回忆》里提到“中央银行刚成立时，有好些难关必须一一克服，如当时东北各银行可自行发行货币，却导致币值紊乱；加上当时东三省官银号所发行的纸币都是在伦敦印行，纸质很好，而满洲国所发行的纸币是在日本印行，纸质较差，所以大家都爱旧币，不爱新钞，不大愿意换新币使用。 ” 
     
“为了收回旧币，中央银行副总裁山成乔六的头脑很好，想了一个好法子：在中央银行旁边开设一家日用品店，专门从日本进口日用品，以低价卖出，并规定凡购买者必须以新国币才能购买。想要买日本进口日用品的人．只好先到银行换纸质较差的新国币，再去买日用品。他以此法回收了一些旧币。 ”

满洲国元与旧币兑换表

关于他的工作，吴金川先生回忆道“以後我调任银行调查部，主要的工作是每天将所有经济资料做成数字，不论是满洲的面积、人口、出产品，或是各种产品今年生产多少、明年产量将如何，全做成报告，随时补充，以备参考。还有，当时所有开发满洲的款项，都是由满洲中央银行拨付，钱流向那里？满洲国库如何？日本国库如何？甚至满洲兴业银行接济投资满洲的重工业资金如何？我都把这些调查所得的资料汇集以後，做成「现金流动表」，送给上司参考。当时日本银行派来的副经理大泽菊太郎看了很高兴，叫我要每天做。我做好後除呈报一份上去以外，也记在一本簿子里，每天带在身边，随时参考。”

“我如何搜集到这么多情报呢？我请日本丸善书店寄各种有关金融的书籍来，（钱由满洲中央银行东京分行付兑），也请朋友从美国寄来所有美国最新出版的书，所以我能比日本更早看到美国出版的相关书籍。找还请人从日本．上海等地寄来当天的英文新闻，而且每天一早就研究这些资料里的最新数字以及欧洲的汇率变动，除这些报章杂志的资料外，因当时银行有钱，我就自行决定把满铁等各机关调查部部长找来开会，以一人发三百元当车马费的条件，请他们将各种调查成果寄给我，他们也都答应了，听以我有全满洲最精确的各机关报告表，譬如说当时满洲的产业调查所做的「土著资本的调查」，就是这样提供到我手中的。”
       
“我每天依据这些资料，整理成各种报告，再交给我的上司西山勉总裁参考，他拿纠我做好的报告以後，利用这些报告去演讲，几乎成了「满洲通」。”

“其实当时我们在满洲，和满洲人相处和睦，等於是做日本人和满洲人的桥梁，满洲人有任何需要都会先告诉我们，我们则做成意见，转达给日本人。” 
                 
值得一提的是1938年建成的满洲中央银行总行大楼，号称坚冠亚洲，钢框架结构，钢筋混凝土墙壁厚达一米，外部花岗岩贴面，内铺意大利进口天然大理石，地下金库的不锈钢大门重达25吨，是满洲国时期最为宏伟和华丽的建筑。其内部设施在当时也是世界最先进的。


满洲国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

1932年三月一日，关东军策动的满洲国成立，年号大同，定首都於新京（长春），国旗为象徵五族（汉，满、蒙、日、鲜）的新五色旗；执政溥仪，国务总理郑孝胥；建国宣言为建立王道乐土，达成五族协和的目标。民国二十三年，溥仪改称帝制，年号康德，表面为立宪君主制，但实际权力则握於关东军之手，皇帝之下分成四府二院二局，四府为尚书府，宫内府，祭祀府，参议府；二院为立法院，国务院；二局为审计局，各外局。国务院之下又分成各委员会，总务厅及兴安局。总务厅为满洲国政务中枢，有军事部（军事顾问部），民生部（禁烟总局）、文教部、外交部、司法部（最高法院，最高检察厅），兴农部（开拓总局）、交通部（邮政总局）、新京特别市（首都警察厅）、各省公署（各市．县，旗公署）。原先只有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民国二十二年，热河省并入「满洲国」版图；三十二年，关东军将行政区重新划分，包括新京特别市在内，划分为十九省（吉林、龙江、北安、黑河、三江、东安、牡丹江、滨江、间岛、通化、安东、奉天、四平、锦州、热河、兴安西、兴安南，兴安东、兴安北）。

满洲国体制就跟电影的布景一样，特别的像那么回事儿，但事实上满洲国是个傀儡国家，一切都得听日本人的，国务院总理是满洲人，但是国务院总务厅长是日本人，各部部长是满洲人，但是各部次长是日本人，满洲人一把手负责签字，日本人二把手负责实际的政策制定和管理。

满洲国第一任国务总理郑孝胥对日本人没好感，主张满洲自制国际共管，有一次抱怨日本人说“满洲也不是小孩子了，该让他自己走了，不该总是处处不放手！”日本人也不可能对郑孝胥有好感，他很快便失势，1938年病死于新京。

满洲国国务院大楼，仿照日本东京国会议事堂建造，气势宏伟，是东西合璧的“满洲式”建筑的代表作，现今是吉林大学白求恩医学部基础医学院


五族协和的王道乐土 
   
本朝讲“和谐”，满洲国的意识形态就是反过来念，曰“协和”。本朝要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满洲国的口号是“五族协和的王道乐土”，五族就是指日汉满蒙朝，协和就是地位一律平等、共同建设大东亚。日本人说是这么说，做也是这么做的，起码表面功夫是下到了，日本当时最出色的战略家石原莞尔就主张在满日本人应当放弃日本国籍，加入满洲国籍，全心全意建设满洲国。

任职于满洲国司法部的台湾人林凤麟先生回忆道“而满洲国甫经成立，虽由日本扶植，但日本对满洲国不像对台湾那样，以殖民地作风来对待；同时当地又同样是中国民族，土地辽阔，若去满洲，环境生活将大为扩展，精神一定畅快，因此决定赴满洲求发展。”

“彼时满洲国中央各部门中，日本官员的人事由日本政府作主。尽管如此，但满洲国各种法制上之基本构造，并无民族地位之差别待遇。”
但事实上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满洲国实行配给制度，这就很不“协和”了，日本人与台湾人吃大米，朝鲜人吃小米，满洲人吃高粱，蒙古人吃啥我也不知道。（应该是继续吃羊肉）如果满洲人吃了大米被发现了就得吃官司，据传有个满洲人被汽车撞死了，呕吐物中有大米，于是他们家吃了场官司。还有个满洲人坐火车晕车了，呕吐物中有大米，他就被当经济犯抓起来了。当然了，如果满洲人吃了大米不在日本人面前吐的话就无所谓了。

其实，满洲国也是一个有政党的国家，这政党就是协和会《Concordia Association），这个协和会是一个很有趣的政党，由石原莞尔等人创办，协和会的口号是“反共、反资本主义，建设五族协和的王道乐土”，本来是用来取代关东军日后成为满洲的执政力量的，协和会本来也挺像那么回事儿的，还真把自己当棵葱了，摩拳擦掌要接替关东军，关东军不爽把协和会给清洗了，协和会就变成了一个全民打酱油组织，并没有发挥原来预想的作用。1943年满洲国10%的人口都是协和会的会员。

五族协和的美少女邮票，从右至左是蒙古、朝鲜、日本、满汉分不清，穿的都是旗袍。


胡子抗日，皇军剿匪

东北人管土匪叫胡子，清末一直到张作霖时期，东北胡子都很猖獗，张作霖自己就当过胡子，我爷爷跟我讲，他爷爷家里有900亩地，一次赶着自己家的大车去长春卖粮，出了交通事故，被两挂装满粮食的大车挤死了，剩下孤儿寡母，连遭三年胡子，地里熟了的庄稼都被胡子烧掉了，于是家道败落，我太爷爷后来当了中医。

日本人控制了满洲，这种社会治安显然是不能被接受的，于是日本人开始打胡子。


生于吉林市的于志钧在回忆录《蚕食》里写道“日本人看准机会，组织日军和伪满军联合部队，进山，大规模打胡子（剿匪）。一石二鸟，既稳定社会，又收买人心。这是长期统治所必须的。在不到三年时间，把东北的胡子全部肃清。到1935年，在东北农村已经看不到胡子。胡子除了部分被打死外，大部打散了，混入民间，金盆洗手，当了良民。”


“1942年，我父亲和二伯父合伙买一辆二手卡车，从事货物运输。父亲有位姓傅的朋友，是蔬菜老客（批发商），雇我们的车，把蔬菜从吉林运到长春，贩卖。听父亲说，老傅当过胡子，是给胡子写账的，他媳妇（老婆）是当胡子时抢来的，现在儿女都有了，当菜贩子，日子过得不差。都说妓女“从良”，东北胡子也有“从良”一说！”“1934年，在东北农村已看不到胡子了，社会比较安定。等我记事的时候，九一八事变，也被人忘淡，少有人谈论。日本人在东北开始一些建设，老百姓生活逐渐好起来。” 
     

满洲国的官吏制度

满洲国的政治体制很有些莫名其妙。说是帝制呢？溥仪说了不算！君主立宪？也不是。其实关东军才是“太上皇”，本来是有个准政党“协和会”的，但是一直没发挥作用。


但是关东军都是些军人，并不具有具体的治理国家的操作能力，政府部门的公务员和官员则是通过考试选拔的，类似于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但是考试科目则是现代的内容。满洲国的官吏制度是一个十分正规的文官制度（Civil Service）。满洲国可以说是一个专业人士治国的国家，在政府部门任职的多为政治、经济和法律方面的专业人士。其中有日本人也有朝鲜人、满洲人和台湾人。


毕业于京都帝大的台湾人蔡西坤在《满洲警务生涯忆往》中提到“满洲国高等官考试分两科，一为司法科，一为行政科。我两科都通过，通过以後，考上的人必须先到满洲新京（长春）大同学院接受训练。”

“大同学院的同学有满洲人、蒙古人、朝鲜人、台湾人和日本人，其中日本人最多，第十三期的台湾人有我和许根元两个。我们每八个人住一间宿舍，和我住一起的有：两个满洲人张守先，王成春，一个韩国人郝维宇，还有四个日本人池田愿、绪方秋行、门屋太郎和吉野丰，我们彼此感情很好，相处得不错。”

任职于满洲国外交部的吴左金回在《满洲国外交生涯》中提到“後来实施外交官制度，我想与其一辈子当个委任官，不如以在职身分参加满洲国的外交官考试，若第一年没考上，次年再考，只要再接再励，不怕不能成功。那时台湾人被视为中国人，能讲一种外国语即可应考，我具有日语能力，考试比较容易。与我一同参加考试的台湾人尚有黄清塗，试场在新京（长春）。那时深恐自己考不上，因此和妻子约定，放榜当天若被录取，在回家的路上将会高举双手为记，若否，妻子也不必追问，幸好果如所愿。”


“到满洲之後，我和任职於满洲国的日籍官员共同学习满洲话（即北京话）；那时我们有个语言津贴，学成後测验，及格者分一、二、三，三级，考头等的人发三个月奖金三十元，二等的二十元，末等只有十元。考试结果，我以三级及格；同为台湾人，任职於文教部的陈锡卿先生，则因年轻学得好，考上一级。学会满洲话，在会议时很有帮助，因为会议中，日语和满洲话都说，有人说日语，稍後即翻译成满洲话，反之亦然，若两种语言都懂得的话最好。”

一桥大学的商科硕士，在满洲中央银行任职的吴金川也回忆“当时在满洲的日本人都很拼命，很认真为建设满洲国而努力，记得当时依规定，这些待在满洲的日本青年都要学满洲话，还要经考试分等，计有一等、二等、三等、四等，每个人都要一再考试，每升一个等级以加奖金做为鼓励，所以由学中国话一事，就可以想见他们的认真。 ”

毕业于九州帝大任职于满洲国司法部的林凤麟回忆“日本为方便治理满洲，必须制定满洲国法律，因此设立一「法典制定委员会及民事法典起草委员会」主修「满洲国」法典，内容包含宪法、六法全书、民事、刑事法的制定等，我即厕身於委员会中，参酌各国法律及当地的风土民情，负责民事法典的编纂工作。”

“民国二十六年八月，法律公布後，有一段试行时期，为验证法律的适用程度，派我任审判官，赴哈尔滨地方法院做推事”

“民国二十八年，司法部欲编新法律，调我们这些有经验者编纂，所以我又任司法部事务官，兼民事法典审议委员诸法令调整委员会暨司法制度委员会的干事，专任法律的编订、修改工作。二十九年又兼任国务院总务厅的参事官，以为「满洲国」各种组织法把关。同年七月升兼司法部参事官。”

“在司法部的这段期间，我勤事著述，曾著有论文多篇，每篇皆以日文、汉文发表，甚受好评。”

满洲国的文官考试制度和司法体系都是照搬日本，在当时还是比较先进的。台湾人谢报回忆“记得当时满洲国的「六法全书」为林凤麟和欧阳余庆两人编的，比日本的六法还要进步。因为他们两人将中国六法全书与日本法律合并比较，留下适合满洲国的条文，去除不合时宜的部份，所以是一部符合社会需要的法律全书。”


满洲国人的生活水平、配给制度和经济犯

满洲国从建立到1941年，人民生活水平跟以前比并没有下降，由于金融改革和货币统一以及生产力的发展，甚至有所提高。

毫无疑问的是，满洲国时期没有发生过饥荒，人的基本生存保障是没有问题的。

东北有史以来第一次平民因饥饿而大规模死亡的时间发生在1948年的长春，此后的1960年到1963年发证的事情也是众所周知了。满洲的土地上发生饥荒就跟鱼被淹死一样荒谬。日本人的统治还没有荒谬至此。


我买过2006年8月号的《华夏地理》，该期杂志做了个专辑叫《中国蒸汽火车：任重道远130年》，有一篇文章提到了满洲国时期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以为普通满洲籍火车司机的收入，据说，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