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 论证一下，全球变冷怎么又造就了满洲兵（1） 由 王文清23 于 2017-06-03 12:20

三、十七世纪全球危机：解释明朝灭亡的新视角
帕克（GeoffreyParker）是关于“十七世纪全球危机”理论的积极倡导者和集大成者。他在其名著《全球危机：十七世纪的战争、气候变化与大灾难》[29]以及他和史密斯（Lesley M. Smith）合编的《十七世纪总危机》[30]等一系列著作中，对这个全球性危机进行了综合性的研究。他使用世界各地民众回忆记述的有关1618年至1680年经济社会危机的第一手资料，同时运用科学方法来证明当时的气候变化状况，指出革命、旱灾、饥荒、侵略、战争、弑君一系列事件与灾难发生于十七世纪中期的世界各地。危机由英国到日本，由俄国到撒哈拉以南非洲，蔓延全球，美洲大陆甚至也受到波及。在1640-1650年间，自然环境的变化导致饥馑、营养水平下降以及疾病的增加。据当时的估计，该时间段共有1/3世界人口死亡。而中国的明清易代，就发生在这个时期。
帕克并非对“十七世纪危机”进行研究的第一人。西方学界对于十七世纪危机表现的认识很早就已存在，但作为历史学命题的“十七世纪危机”，是霍布斯鲍姆于1954年在创刊不久的《过去与现在》杂志上发表的《十七世纪危机》中正式提出的。相关文章由阿斯顿（Trevor Aston）主编为《1560-1660年的欧洲危机》一书在1965年出版[31]。当时对于危机的讨论还是着眼于欧洲。此后人们逐渐认识到了在全球许多国家和地区普遍存着类似的危机现象。
从全球史的视野来看明朝灭亡，也就是把明朝灭亡纳入“十七世纪危机”的范围。1973年，阿谢德率先将“十七世纪危机”的研究引入中国研究，发表了《十七世纪中国的普遍性危机》一文。魏斐德在其《中国与十七世纪危机》（1985年）一文中，探讨了中国十七世纪危机表现及走出危机[32]。这些，都为我们开了从全球史的角度来看待明朝灭亡问题的先河。
如前所言，发生于十七世纪中叶的明朝灭亡，是一个看来似乎是不可思议、而又真正发生了的历史巨变。为什么会发生这一事件？学界以往的看法并不能充分解释。因此我们必须借助于全球史的视野来寻求更完善的解释。那么，从全球史的视野来看明朝灭亡，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样的认识呢？
（一）气候变化：十七世纪全球危机的导因
气候史研究已经证实：北半球的气候自十四世纪开始转寒，十七世纪达到极点。十五世纪初以后，出现过两个温暖时期（1550-1600年和1720-1830年）和三个寒冷时期（1470-1520年，1620-1720年和1840-1890年）。大体而言，十六世纪和十八世纪可算温暖时期，而十七和十九世纪则为寒冷时期。其中又以十七世纪为最冷，冬季平均温度比今日要低2摄氏度[33]。
对于位于北半球的中国，这个变化也表现得非常明显。刘昭民总结明朝中国气候变化的基本情况如下：
明代前期（洪武元年－天顺元年，1368-1457）：气候寒冷
明代中期（天顺二年－嘉靖三十一年，1458-1552）：中国历史上第四个小冰河期
明代后期的前半叶（嘉靖三十六年－万历二十七年，1557-1599）：夏寒冬暖
明代后期的后半叶（万历二十八年－崇祯十六年，1600-1643年）：中国历史上的第五个小冰河期[34]。
这个明代后期的“小冰期”，也为邻国感受到了。朝鲜南平曹氏在《丙子日记》中对1636-1640年的气候变化作了第一手的记录，韩国学者朴根必和李镐澈把日记所记情况与其他资料进行综合研究后指出：“十七世纪的东亚通常被称为近代前夜的危机时代，即所谓的寒冷期（小冰河时期）”[35]。日本则在1640年代出现了西日本干旱，东日本寒冷的恶劣情况[36]。
这一轮“小冰河期”，综合中国各地地方志的记载，灾变的前兆可追溯至嘉靖前期，万历十三年（1585年）开始变得明显，但时起时伏，崇祯一朝达到灾变的高峰，收尾一直要拖到康熙二十六年（1667年），态势呈倒U形。
中国处于季风区，气温变化与降水变化之间有密切关系。大体而言，气温高，降水就多；反之则降水少。十七世纪是中国近五百年来三次持续干旱中最长的一次。明代初期全国水旱灾害发生频率差不多，两种灾害交替发生，全国性的旱或涝灾的趋向不明显。但是成化以后情况有所不同。据《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37]提供的1470年以后全国120个观察点的水旱记录可以看到，明代后期全国进入一个异常干旱的时期。
由于农业是“靠天吃饭”的产业，因此气候变化对农业产量有巨大影响。一般而言，在北半球，年平均气温每增减１摄氏度，会使农作物的生长期增减3-4周。这个变化对农作物生长具有重大影响。例如，在气候温和时期，单季稻种植区可北进至黄河流域，双季稻则可至长江两岸；而在寒冷时期，单季稻种植区要南退至淮河流域，双季稻则退至华南。据张家诚的研究，在今天的中国，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年平均温度变化1摄氏度，粮食亩产量相应变化为10％；年平均降雨变化100毫米，粮食亩产量的相应变化也为10％。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的古代，减少的幅度要更大得多。此外，年平均温度的高低和年平均降雨量的多少，对冷害、水旱灾和农业病虫害的发生频率及烈度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从而明显地增加或减少农业产量[38]。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气候变化对农业产量的影响，在高纬度地区表现最为明显，而对低纬度地区则影响相对既较小。因此气候变化对农业产量的影响，我国北方地区更为巨大。这一点，集中表现在明末北方地区的大旱灾以及随之而来的大蝗灾、大瘟疫上。
在河南，据郑廉《豫变纪略》所记，崇祯三年旱，四年旱，五年大旱，六年郑州大水，黄河冰坚如石，七年夏旱蝗，八年夏旱蝗，怀庆黄河冰，九年夏旱蝗，秋开封商丘大水，十年夏大蝗，闰四月山西大雪，十一年大旱蝗，赤地千里，十二年大旱蝗，沁水竭，十三年大旱蝗，上蔡地裂，洛阳地震，斗米千钱，人相食，十四年二月起大饥疫，夏大蝗，飞蝗食小麦如割，十五年怀庆地震，九月开封黄河决[39]。崇祯七年，家住河南的前兵部尚书吕维祺上书朝廷说：“盖数年来，臣乡无岁不苦荒，无月不苦兵，无日不苦輓输。庚午（崇祯三年）旱；辛未旱；壬申大旱。野无青草，十室九空。于是有斗米千钱者；有采草根木叶充饥者；有夫弃其妻、父弃其子者；有自缢空林、甘填沟壑者；有鹑衣菜色而行乞者；有泥门担簦而逃者；有骨肉相残食者”[40]。
在西北，情况更为可怕。崇祯二年马懋才上《备陈大饥疏》说：“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树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山中石块而食。其石名青叶，味腥而腻，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最可悯者，如安塞城西有翼城之处，每日必弃一二婴儿于其中。有号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子者矣。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影。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数日后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气熏天”[41]。
明末干旱引起的特大蝗灾，始于崇祯九年（1636年），地点是陕西东部、山西南部及河南开封一带。崇祯十年蝗灾向西扩展到关中平原，向东扩展到以徐州为中心的山东及江苏北部，然后扩展到南起淮河、北至河北的广大地区。崇祯十一年形成东西上千公里、南北400-500公里的大灾区，并开始向长江流域扩散。崇祯十二年向北扩展到陕西和陕西两省北部，向南扩展到江汉平原。崇祯十三年黄河长江两大河流的中下游和整个华北平原都成为重灾区。崇祯十四年华北蝗灾开始减退，但是长江流域蝗灾却继续发展。崇祯十五年由于气候发生大变化，连续四年的特大蝗灾结束。
气候变化还会导致瘟疫的流行。所谓瘟疫，一般指“具有温热病性质的急性传染病”。布罗代尔说：“在人们彼此长期隔绝的时代，各地居民对不同的病原体各有其特殊的适应性、抵抗力和弱点。一旦相互接触和感染，就会带来意外的灾难”[42]。由于大规模的流民出现，瘟疫在明代后期也日益猖獗。据《明史•五行志》记载，从1408年到1643年，发生大瘟疫19次，其中1641年流行的一次瘟疫遍及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等[43]。当时著名医学家吴有性在《瘟疫论.原序》就着重指出：“崇祯辛已（1641年），疫气流行，山东、浙省、南北两直，感者尤多。至五六月益甚，或至阖门传染”[44]。这里，要特别提一提明末大鼠疫。开始于崇祯六年（1633年），地点是山西。崇祯十四年传到河北，并随着李自成和清朝的军队传到更多的地区。崇祯十四年（1641年），鼠疫传到北京，造成北京人口的大批死亡。史载崇祯十六年二月，北京城中“大疫，人鬼错杂”，“京师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至夏天和秋天，情况更甚，“人偶生一大肉隆起，数刻立死，谓之疙瘩瘟。都人患此者十四五。至春间又有呕血病，亦半日死，或一家数人并死”[45]。
在这些严重而且长期的大灾荒中，原有的社会秩序崩溃了。郑廉说在河南，“兼以流寇之所焚杀，土寇之所劫掠，而且有矿徒之煽乱，而且有防河之警扰，而且尽追数年之旧逋，而且先编三分之预征，而且连索久逋额外抛荒之补禄……村无吠犬，尚敲催征之门；树有啼鹃，尽洒鞭扑之血。黄埃赤地，乡乡几断人烟；白骨青燐，夜夜似闻鬼哭。欲使穷民之不化为盗，不可得也；使奸民之不望贼而附，不可得也；欲使富之不率而贫，良之不率而奸，不可得也”[46]。在西北，情况更为可怕。马懋才也说：在陕北，“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始相聚为盗。……间有获者亦恬不知畏，且曰：死于饥与死于盗等耳！与其坐而饥死，何若为盗而死，犹得为饱鬼也”[47]。
即使在自然条件较好的南方，也未逃过气候剧变导致的灾难。宋应星说：“普天之下，‘民穷财尽’四字，蹙额转相告语……其谓九边为中国之壑，而奴虏又为九边之壑，此指白金一物而言耳。财之为言，乃通指百货，非专言阿堵也。今天下何尝少白金哉！所少者，田之五谷、山林之木、墙下之桑、洿池之鱼耳。有饶数物者于此，白镪黄金可以疾呼而至，腰缠箧盛而来贸者，必相踵也。今天下生齿所聚者，惟三吴、八闽，则人浮于土，土无旷荒。其他经行日中，弥望二三十里，而无寸木之阴可以休息者，举目皆是。生人有不困，流寇有不炽者？所以至此者，蚩蚩之民何罪焉！”[48]
如此严重的局面，岂是像崇祯这样一个“勤勉的昏君”[49]和腐败的明朝官僚机构所能应付的？因此明朝的灭亡，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咎于气候变化。
如果我们把眼光投放到中国之外，我们会发现：在差不多的时期，类似的情况也在其他一些国家出现。例如在西欧，学者们通过对历史上太阳观测记录中英格兰气温、捷克地温、阿尔卑斯山冰川、大气碳14含量、树轮、冰芯等的研究指出，近代早期西方社会曾经历了“小冰期”，其最冷时段在十七世纪。“小冰期”的平均温度一般要比正常时期低1-2℃。气候变冷对西欧农业产生了灾难性影响，导致了农业产量下降、歉收和灾荒频发，导致粮食短缺，大量流民由此产生，整个社会更是呈现出普遍贫困化：英国直至十七世纪末穷人占到一半，其中一半处于极度贫困；在法国，九分之五的人生活在贫困中；在德国的科隆，每5万人中就有2万人是乞丐[50]。
气候变冷是世界性的，但对不同地区的影响在范围和程度上有很大差别。费根（Brian Fagan）指出：十七世纪亚洲的经济崩溃，远比欧洲同期的社会动荡更具威胁力。十七世纪四十年代初，饥饿和营养不良引发的致命传染病使得日本国内大批民众丧命。同样恶劣的天气也波及朝鲜半岛南部肥沃的稻田，传染病夺走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但是最严重的是在中国。十七世纪三十年代，中国举国大旱，政府横征暴敛，激起四方民变，满族势力乘机从北方加大攻击力度。到了十七世纪四十年代，中国南部肥沃的长江流域先后遭受了严重旱灾、洪灾、时疫、饥荒。数百万人或者饿死，或者死于1644年清军击败明朝的最后一次战争[51]。
（二）全球化：十七世纪危机的推手
虽然气候变化是导致明朝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全球化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十七世纪是经济全球化的早期阶段（即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费尔南德茲-阿梅斯托（Felipe Fernandez-Armesto）说：十五世纪末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从此以后，旧世界得以跟新世界接触，藉由将大西洋从屏障转成通道的过程，把过去分立的文明结合在一起，使名符其实的全球历史——真正的‘世界体系’——成为可能，各地发生的事件都在一个互相连结的世界里共振共鸣，思想和贸易引发的效应越过重洋，就像蝴蝶拍动翅膀扰动了空气”[52]。在这个时期，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白银为基本货币的世界货币体系一体化也发展起来了，而在中国方面，到了十七世纪货币白银化基本完成。此时中国经济进入了世界贸易体系，因此也加入了世界货币体系并在其中扮演者重要角色。其结果之一是中国越来越依赖白银输入。白银输入的起落变化态势，自然对中国经济、社会、政治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十七世纪前半期白银输入数量出现了颇大变动，这有可能是导致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然，学者们在这方面的意见不统一。艾维四的《1530-1650年前后国际白银流通与中国经济》和《1635-1644年间白银输入中国的再考察》、岸本美绪的《康熙萧条和清代前期地方市场》和万志英的《中国十七世纪货币危机的神话与现实》等著作[53]，都提出了很有意义的见解，是我们在研究明朝灭亡问题时应当参考的文献。
其次，由于全球化的进展，各国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以此相伴的是纠纷也越来越多。作为解决纠纷的手段之一，战争也越来越频繁。与此同时，随着各国之间交流的增多，先进的军事技术出现后，也得以迅速传遍世界许多地区，形成全球性的互动。这种情况，我们称之为“军事技术的全球化”，简称军事全球化。因此可以说，经济全球化和军事全球化是联手进入“近代早期”的世界。这对东亚地区的政治、军事格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54]。
恩格斯说：“应当特别强调的是，从装刺刀的枪起到后装枪止的现代作战方法，在这种方法中，决定事态的不是执马刀的人，而是武器”[55]。军事史专家富勒（J. F. C.Fuller）说：“由于火药的发明，战术进入了她的技术阶段。个人的英勇敌不过机械的技术。谁能使用比较优越的兵器，谁就是比较可怕的敌人，至于他的社会地位和勇气都没有关系。诚如卡莱尔所说的：火药的使用，使所有人都变得一样高，或者，它使战争民主化了”[56]。早期经济时期的火器技术的巨大进步及其迅速传播，使得一些中小国家和地区政权也能够建立和拥有相当强大的军力，向大国进行挑战，从而大大改变了东亚地区的力量平衡。因此之故，明朝陷于强敌环绕之中。明朝进行了很大努力来对付这种局面，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不幸的是，明朝军事改革的主要成果，由于各种原因，落入主要敌手后金/清手中，从而也导致了中国历史的改写。关于这一点，在新近出版的拙著《火枪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已进行了详细的讨论[57]，这里就不赘述了。
 %%%%%%%%%%
总而言之，明朝灭亡是全球性的“十七世纪危机”的一个部分，而这个危机不仅是全球气候变化导致的，也是早期经济全球化导致的。因此，只有把这个事件放到全球史与环境史视野中来观察，方能得出一个全面性的结论。
古话说：“尽人事，听天命”。如果把历史变化的原因归为“天命”与“人事”两大方面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明朝灭亡这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也有“天”（自然变化）和“人”（人类活动）两方面的原因。自然变化不受人为的国界限制，而人类活动到了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也越来越突破地域限制，在许多方面出现全球互动。因此把明朝灭亡这一事件放在全球史的视野中进行考察，可以看到这个事件并非独一无二，而是全球性“十七世纪危机”的一个部分。为什么这个危机会发生在十七世纪？费根指出：“十七世纪的开端可谓惊天动地”。1600年2月16日至3月5日秘鲁于埃普蒂纳火山爆发，使得全球气候陷入混乱。1601年夏季气温创造了1400年以来北半球的最低温度记录。随后，1641-1643年、1666-1669年、1675年、1698-1699年都出现过与火山活动有关的大型寒冷期。他总结说：“历史上仅有为数不多的短暂寒冷时期在全球或者半球范围内同期出现，如1590年到1610年长达二十年的极寒期”[58]。如前所言，世界各地出现了至今六个世纪中最频繁和严重的社会动荡，二者之间的关联是不可忽视的。而经济全球化及其所导致的各国各地人民交往的增加和军事技术传播的加速，又使得世界政治局势发生巨变。“十七世纪危机”之所以出现，一方面是十七世纪前半期全球气候变化所导致的灾难，另一方面也是早期经济全球化导致的东亚政治军事变化的结果。因此，离开了全球变化的大环境，明朝灭亡这个历史事件何以出现是很难说得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