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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7--7事变 【原创】
送交者: 失去三更[中书令★★★] 于 2017-06-02 9:35 已读 2714 次 2 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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倭寇扰境几百年,  七七事变进中原。

国际同盟联国共,   八年抗战凯歌传。

1937年,77号晚10点半左右,日军驻丰台的步兵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正在宛平城以北,永定河东岸做军事演习。这时突然有几声枪响(后经查验不是宛平城内中国驻军开的枪,中方认为是日军自己开枪)。日军第八中队中队长,清水节郎大尉即吹哨集结队伍停止演习,然后点名,据他说发现少了一名士兵。他立即汇报给一木清真大队长,一木请真又报告给牟田口廉联队长。牟田让一木带兵去宛平找29军交涉。同时让日军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大佐找华北当局交涉,要求进宛平搜找。冀察外交委员会将松井的要求转告29军副军长,兼北平市长秦德纯。秦答道:“因为日军的演习未经许可,士兵下落不明本当局不负责任,如果是事实的话,由当局的警察来搜索。”同时秦指示河北省第四行政区专员兼宛平县县长王冷斋迅速查明真相。

这个王冷斋八年之后曾在远东军事法庭上作证,卢沟桥事变是日军蓄意挑起。日军联队长牟田口廉于也于7年后(时任侵缅军第15军司令官),日军败像已露时,向人感叹:“大东亚战争,要说起来的话,是我的责任。因为在卢沟桥射击第一颗子弹引起战争的是我。”

193778号凌晨5点,日军第3大队长一木下令日军进攻,日军的攻击目标并不是宛平城,而是宛平城以北,同时也是铁路线以北的永定河东岸。这里我们略将宛平城的位置介绍一下。宛平城在永定河以东,宛平城的西城门正对着卢沟桥。卢沟桥北面是一座铁路桥。平汉铁路从宛平城的北面经过,铁路过了卢沟铁路桥之后转了个近90度的弯向南而去。卢沟桥以东铁路是向东偏北方向的走向。日军演习的位置是铁路以北,永定河以东,靠近一个叫回龙庙的地区。由于日军自六月份一来常在此搞演习,29路军在这一带预作布署,在永定河东岸,从铁路向北,沿永定河直到一个叫回龙庙的地方,布置了一个连的阵地。日军8号凌晨的进攻就是从这个地区开始的,先攻击永定河东岸的国军阵地,突破后又向西岸攻击。而位于宛平城东南方向的沙岗村一带是日军的炮阵地,日军炮兵除支援步兵的战斗外,也轰击了宛平城。

驻守宛平城的是2937师第110旅第219团第3营。由于3营单独前出在外,与日军驻地接触,所以给3营加配了轻迫击炮一连,重迫击炮一连,还有一个重机枪连。步兵有四个连。全营有1400余人,是个加强营。该团团部带着1营和2营驻守长辛店,团长是吉星文。

当吉星文把日军攻击第3营的情况报告给副军长秦德纯(宋哲元这是正在山东老家养病)后。秦指示说:“保卫领土是军人的天职,对外战争是我军人的荣誉,务即晓谕全团官兵:栖牲奋斗,坚守阵地,即以宛平城与卢沟桥为吾军人坟墓,一尺一寸国土,不可轻易让人。”永定河边的战斗持续到下午六时。日军一部突过永定河,占领了铁路桥西头阵地。29军伤亡180余人。

中日两国军队在永定河边交火的消息,传到东京后,日本军方和政府高层立刻分成两派,一部人分主战,一部分人主和。日本外务省和参谋部石原莞尔少将是主和。日本外务省召开紧急会议,会议讨论的结果:避免事态扩大。下午内阁会议也决定不扩大事态。参谋本部主管作战的石原莞尔少将认为:日本正在建设伪满,针对苏联建设防御体系,不宜在这时大举用兵,所以他的意见也是:不扩大事态,就地解决争纷。并与总参谋 长载仁亲王达成一致意见。参谋本部于8日下午642分向“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发出指示:“为防止事态扩大,要避免进一步行使武力。”与此同时主战派的陆军省大臣杉山元大将,于8号晚就下令,京都以西各师团准备复原的4万官兵延期复原。海军中央部也命令正在台湾演习的第3舰队,反回上海原防地准备作战。关东军司令植田谦吉大将,参谋长东条英机中将于8号上午,开会讨论对事件的反应。他们认为目前苏联国内正在搞肃反,内部斗争激烈,

特别是前段时间(630号)在黑龙江南岸的逊克以西,日军第一师团击沉苏军越界行驶的炮艇一艘,击伤一艘。苏军因内部斗争厉害,没有对事件做出反应。因此,此时是对华北用兵的机会。同时朝鲜的日军司令小叽国昭中将,立即打电报给东京的参谋本部称:利用华北事变的机会,全面占领中国,彻底解决中国问题。所以日本的对华政策几天之内就翻了个個。从一开始的:不扩大事态,就地解决。变到了占领中国华北和华中。战争一发不可收拾。也注定了日本国家永远不能复兴的悲惨命运。(事实上说,现在的日本就是美军占领下的伪政权,和汪精卫的伪政府是一个性质的)

根据日本政府8号晚上这一不扩大事态的精神,当晚(8号)7点左右,日本驻北平副武官今井武夫去秦德纯的家里会商停火条件。双方达成:(1)双方立即停止射击;(2)各回原防;(3)宛平城内防务,除城内原有保安队外再有加上冀北保安队,但人数限于300人。双方同意定于9号上午9时双方派官员监都撤兵。

9号上午双军队又互相射击。然后是相互指责。当双方监督官到达后,交火是停下来了。9号夜,日内阁同过总参谋部给“中国驻屯军”发来指示,要求中方不在永定河左岸驻扎军队,处理负责人,道歉等条件。29军秦德纯,张自忠等研究后答复,道歉可以,坚决不撤兵,不处理任何人。双方在这点上相持不下。

11号凌晨1点,第3营发起收复阵地战斗。经激烈战斗3营恢复原来的防地。但营长金振中负重伤。

11号上午,日本方面在首相官邸召开五相会议,杉山元在会上表达陆军部扩大战争的强硬观点。由于陆军部在日本政治上的特殊地位,会议完全推翻原来:不扩大事态的方针。而变成了: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大好机会。下午两点,“国中驻屯军”即获知内阁会议决议即:决定动员本土三个师团,和关东军及朝鲜军的有力部队,为解决中国问题多年来的悬案,现在正是大好机会。所以,当地交涉已经没有必要进行,如果已达成协议,也予以撕毁。”这项指示标志着全面战争的开始。

日本为执行新的对华方针,他们做出两个行动,一是向华北增兵五个师团,其中有两个师团的兵力分别来自关东军和驻朝日军,日本国内派出三个师团。

我们现在讲一下,中日两国在华北的驻军情况,和中日两国的兵力及装备情况。

清朝末年,八国联军入侵天津,北京之后,清廷被迫与列强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按条约规定列强可以在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的12个村庄和城市驻兵,可以在铁路沿线两公里范围内活动。七七事变时日军在北平,丰台,通县,天津及山海关沿线共驻军5774人。司令部是在天津的“中国驻屯军”。司令是刚刚上任的香月清司(代替病重的田代皖一郎).

中国的驻军是第29军,有兵力十万,住扎在热河,河北两省。军长宋哲元,副军长有两位,秦德纯和佟麟阁。参谋长张樾亭,副参谋长张克侠。军辖:

37师,师长冯治安

38师,师长张自忠

132师,师长赵登禹

143师,师长刘汝明

9师,师长郑大章

独立第39师,师长阮玄武

独立第40师,师长刘汝明(兼)

独立骑兵第13旅,旅长姚景川

特务旅,旅长孙玉田

河北保安队,司令 石友三

军部驻南苑。

关于两军的编制及装备:

日军的兵制及装备,日军一般以师团为单位。大的行动时师团之上也有军的编制。师团之下是旅团,旅团之下是联队,联队之下是大队,大队之下是中队,中队之下是小队。

师团相当于中国军队的师,兵力在战争开始时和后期衰败时差别很大。战争初期,关东军的师团有25000余人,相当庞大。一般师团也有21000余人。但是到战争的后期,日本的师团只有10000余人。

旅团相当于中国的旅,联队相当于中国的团,大队相当于营,中队相当于连,小队相当于排。这是从编制上看。一个师团的人数上开战初期相当于中国同等编制的两倍。

装备上,有的史书列有表格,对照下来,说日军一个师团的枪支,火炮等是一个中国师的两倍。其中步枪接近三倍,言下之意日军装备精良。这种立论不十分正确。中国非整编师里是有一些没枪的士兵(这种情况主要出现在地方部队,比如29军,比如川军),只有刀和手榴弹,但是其他装备差的并不多。日军一个师团人数正好是中国一个师的两倍,武器当然多一倍了。拿中国同样人数的军队比,(非整编师缺少一些步枪)不就一样了吗!而整编师的装备不比日军差,再说了日军的装备每个师团也不是都一样的。

其实,日军在战争的初期,装备上的优势在空军和海军。日本的空军分别归属于陆军和海军,没有独立的兵种。战争初期,日本总共拥有1600多架飞机。而中国能参战的飞机只有223架,其他的飞机或者不是作战飞机,或者是缺少零配件不能飞。海军就更惨了,自甲午海战之后就没能组成像样的海军了。当时海军的总吨位只是日本海军的二十分之一。

战争开始时日本陆军现役兵力是38万人,预备役是738千人,后备役879千人,及补充兵248万人。海军几乎可以动员相同的兵力。所以日本全国动员时可拥有近1000万兵源。但这是随着战争的延长,不断的进行的,不是一下子可动员起来的。

中国当时拥有182个正规师,46个独立旅,骑兵有9个师又6个独立旅。现役总兵力200余万人。属于中央军的有70个师,其中40个师是“黄埔”军,当时有20个师是完成整编的德械师。而未完成整编的师的战力是整编师的70%

开战初期,中国军队一败再败,我的看法是:

1)中国军队的战斗意志不行,虽然也有一些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但总体上思想工作弱,战斗作风不够顽强。不想日军有武士道精神,和效忠天皇意识,还有军国主义的鲁莽,作起战来勇敢顽强。

2)中国军队普遍训练不足,战斗战术不当,步炮配合不好。中国士兵体质不好,也影响战斗力。

3)作战没有空军掩护,往往在轰炸下伤亡慘重。一个部队很快失去战斗力。

4)军官的战术技术不行,指挥上很笨,只会正面死抗,拼消耗。不懂迂回包抄。而且大部分非但不能身先士卒鼓舞士气,反而表现出怯战。对部队士气大有影响。

所以国民党的中国军队战败,不能单单归罪于武器不如人。应该从部队的作风,素质上找问题。说到底是领导层的问题。

事变发生第二天,毛泽东就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发布 “抗战宣言”宣言说:

全国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抵抗,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全国上下应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打算。全中国同胞们!我们应该赞扬和拥护冯治安部的英勇抗战。我们应该赞扬和拥护华北当局与国土共存亡的宣言。我们要求宋哲元将军立刻动员全部第二十九军开赴前线应敌。我们要求南京中央政府切实援助第二十九军。并立即开放全国民众的爱国运动,发扬抗战的民气。立即动员全国陆海空军准备应战。立即肃清潜藏在中国境内的汉奸卖国贼份子和一切日寇的侦探,巩固后方。我们要求全国人民用全力援助神圣的抗日自卫战争。我们的口号是:武装保卫平津华北!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

这篇宣言,语言简洁而明快,铿锵有力。领袖人物的风格不同,带出的部队,和文化也就不同。

七七卢沟桥事件发生时,蒋介石正在庐山筹备举办第二期军官训练团工作。78日蒋接到报告后,敏锐的感到,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事件,可能是日本大规模战争的开始。他当即发电给在山东乐陵养病的宋哲元:“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九日即开始向北调兵,作出对抗日军进攻的强硬姿态。以给日军以警示。

9号这天调动的部队有,孙连仲第26路军的两个师,庞炳勋第40军的两个师,卫立煌第14军的85师,以上部队北上至保定及石家庄。并指示孙连仲的两个师,庞炳勋的两个师归宋哲元指挥。同时调高桂滋第17军的21师(师长李仙洲),关麟徵第52军的25师(师长张耀明)至平津地区。又派出高射炮兵六个连到保定驻防,以加强防空力量,因这时蒋已要求宋哲元速到保定建立指挥部。同时送来200万发子弹。看得出蒋的全面抗日决心已下,行动是积极而坚定的。

不仅这些,蒋9号即发电报给在四川协助整军的何应钦,让他速回南京,以应付时局。蒋在这一天又发电报给全国各行营,绥署,和地方当局,称:日人诡诈,用意莫测,全国各地方,各部队应切实准备,以防万一,是为至要。这封电报相当于一封总动员令。

而宋哲元的表现则正好相反。他一开始就不重视,认为总可以妥协解决,对蒋让他速回京指挥布署的指示充耳不闻。被共产党骂为亲日派的何应钦到是九号接到蒋电,10号就回南京住持军队的调动。而宋哲元迟到11号才离开山东乐陵。但是他不是回北平指挥部队备战,而是跑到天津去向日军司令香月清司“磕头”。让张自忠向香月清司转达:“哲元自现在起留在天津,悉尊从司令官的一切指导。”这就是中国军阀的嘴脸,手握十万雄兵,面对只有五千多人的日酋屈膝服软。为的就是保住自己的一块领地。一面拒绝中央的援兵,连蒋让他指挥的西北军都不敢接手,生怕刺激日本人。一面接受日本人的所有条件——道歉;惩处宛平城肇事的营长;将37师调出北平,换38师来接防。这些连秦德纯都不敢接受的条件,他都全盘接受了。如果不是有中央调派的大军在后面的话。后来的事情就活脱脱是又一个“九一八事变”正是由于蒋介石中央的抗战,才成就了他的抗日英名。这就是曾经被中共大力宣传为抗日名将的嘴脸。而抗日的蒋介石反倒被骂的狗血喷头。实际上中共真的不知道蒋抗日吗?非也!“西安事变”时周恩来给宋庆龄说的那几句话倒是比较中肯的。

在得知宋在天津跟日军谈妥协条件,而不认真备战后,蒋即打电报给宋说:“卢案必不能和平解决,无论我方允其任何条件,而对方的目地,则以冀察为不驻兵区域与区内组织用人皆得其同意,造成第二冀东。若不做到此步,则彼必得寸进尺,决无己时。中正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以保我国家和个人之人格。”何应钦也几次打电报给宋,一是指出妥协是不可能的,中央据可靠情报,日人将大决进犯,不达目的,日人是不会停止的。我兄应丢掉幻想。二是通报请报,说日本已决定出动5个师团加在华北方面,现在与你们的谈判只是缓兵之计而已。但是宋直到20号都痴迷不悟。不肯加强战备,不肯让中央派来的部队靠近。日酋香月这时已不可能同宋达成任何协议。因为11号晚,陆军部的指示以经很清楚,方针是扩大事态,进而战领全华北。他跟宋虚以委蛇,完全是为了等大军集结的缓兵之计。

717日蒋介石在庐山做了著名的“庐山抗日讲话”。

“中国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不但我举国民众悲愤不置,世界與论也都异常震惊,此事发展结果,不仅是中国存亡的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所系。

中华民族本是酷爱和平,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来主张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前年五全大会,本人外交报告所谓“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栖生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栖生”……. 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的生存,。。。。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栖生到底,抗战到底。。。。

这次卢沟桥事件发生以后,或有人以为是偶然突发的,但1月(份以)来对方與论或外交上直接间接的表示,都使我们觉到事变发生的征兆,。。。。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末我们五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件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栖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至于战争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若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卢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日本政府的态度。。。。。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但是我们的立场是极明显的四点:(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二)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29军现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栖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栖牲一切之决心。。。。。”

这篇讲话,像是一篇“哀”情表白书,而且结构拖踏,缺乏雄壮之气。但是还是说明了决心。尤其那句“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栖牲一切之决心。”广为流传。

与此同时,蒋介石也同过外交途径联络英,美,德,法等强国,希望他们能出面阻止日军的行动。但是没有那个国家肯为中国出力。

直到28日,这其间小战不断。蒋介石24日致电宋哲元说:自22日起日军机械化向华北运输部队,判断7日只内必有大规模行动,务必切实准备。

日军増加到华北的兵力,有从本土调来三个师团即:第五师团,师团长板垣征四郎;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第十师团,师团长叽谷廉介,都是八个联队加一个卫生队。和航空兵3三个中队。但是这些部队在“七七事变”(七七事变,指的是77号至7月底这其间发生的事)其间都未到达。

当时扩大战争的就是从朝鲜来的第20师团(有七个联队),师团长川岸文三郎。关东军第十一混成旅,含五个半联队。第一混成旅,约有两个联队。和航空兵6个中队。日军的混成旅,兵力没有一定的规定,但是凡是叫混成旅,就是多兵种组合,比如第十一混成旅,除步兵外还有骑兵联队,野炮联队,山炮联队,及工兵和辎重中队。所以第十一混成旅战斗力不小于一个师团。这些部队至22日已全部到达河北。这就是说扩大卢沟桥事件的日军兵力五万人左右。

果不出蒋介石所料,26号日军向29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29军于28号午前撤出北平城内和城外的驻军退到保定去。只到这时候,宋才清醒过来,当天发两封电报给蒋介石,报告局势和日军最后通牒。蒋回电,除要求他按一前各电布署外特别指示:“请兄静镇谨守,稳打三日,则倭氛收挫,我军乃易为力。务望严令各部,加深壕沟,固守勿退。中央必星夜兼程,全力增援也。

28日,日军开始大干,上午八时日军第20师团,加“中国驻屯军”一部,以钳形姿态向驻守南苑的2万余29军部队展开攻击。日军出动飞机对守军狂轰滥炸。29军领导层,思想松懈,组织不力。张慌失错,失去指挥体系,到中午已经是不成建制,任人宰割。中午一点钟两万人基本上已被日军解决。可怜了这些士兵。平时流汗操练,碰上熊当官的,只是白白送死。副军长佟麟阁死于乱军之中,132师师长赵登禹向北平方向突围时,被敌阻击部队打死。这可好,日军只伤亡了几百人,这两万宋哲元的29军就被日军嚼碎了。古人云:杀敌一万,自损三千。南苑守军死伤近万人,只让日军死了几百人,这也太少了吧,莫非枪都朝天打的?两万人的部队只突出来一些零散部队。当战斗激烈时,赵登禹急令132师第1旅和第2旅增援,结果这两个混蛋,由于怯日军,竟然按兵不动坐视师长阵亡。这就是我们被宣传的抗日的29军。

38师师长张自忠,是当时的妥协派,屈奉日本人的事多是他出面,被时人骂为汉奸。由于他在平津的行为,为平民愤,蒋介石曾将其扣押,后来释放。重新领兵后,他似乎有点改过自新的意思。只到他死时的举动,都似在洗刷自己的骂名。应该算是将功折罪吧。能勇敢的死也是值得尊敬的。

在进攻南苑的同时日军又攻占丰台。宋哲元于28号下午才带着军部急急向保定逃去。蒋介石早就让他把军部般到保定,全军备战,他就是不听。

29军防守的整个京津地区,包括外围的战斗一共两天就全部溃下来了。到了30号,这一带再看不到中国军队了。整个卢沟桥事变大打小打打了二十多天(日军真正开打就是28号,29号两天,77号后有几次小战斗)。日军统计报告说只死511个人。如果日军讲的是实话的话,这仗是咋打的?

我们看看战后作为当时人的三个将领是怎么说的,可使我们后人窥一斑而知豹。增援京津的第26军总指挥孙连仲29日发给蒋介石的报告电:

本日晨2时,李副师长(38师)文田率李,刘两旅及保安队分别袭击天津日租界,兵营,飞机场,津浦总站,情形尚好。后敌兵增加,势渐不支。午后一时奉宋命撤退。8时始退炒米店,小部尚在纷战。连同北苑,通州各役,均属无计划的失败。

29军各师虽尚有力量,惜高级将领精神不振,宋谓29军不能再战,拟赴河间收容部队。

宋到河间,将作下野表示,请钧座对平汉,津浦两方面指挥人员早为选定。宋已有退意,何谈抗战精神。

看看29军方面是怎么推诿的。731日,29军副军长秦德纯,从保定致电蒋介石对平津战事作如下报告。

“查平津战役,29军防线,由大沽口至察边,兵力尚未集结完毕与敌接触,而天津一战尤为壮烈。功败垂成,深堪惋惜。

29军现在冀南各地整饬,虽兵员略有损失,而士气尚堪一战。为今之计,只有战,和两途。如决战则请将大兵分为三路,平汉,津浦及中间各一路,29军任一路,由钧座统一指挥,则一举而平津可下,直捣长城沿线,冀东各处保安队等必群起向应。”说没有布置完毕,早干啥去了?整个平津丢失,这么大的事,只由了两行字就交代了。为免太文过饰非。

再看看蒋介石的总顾问,德国将军副肯豪森给蒋的报告:

“(一)我方情报太差,不仅敌情不明,连自己各部之兵力,位置,前方负责将领无一人完全明了。此为极危险之事,以后须特别注意情报之搜集与整理,每日至少有两次将敌我情况,作图对照。

(二)敌方中级以上军官愿意作战,基层军官及士兵则甚恐惧。我方则相反,士兵奋勇而高级军官恐惧。各部队之士气皆较旺盛。但有些部队枪支不好,如万福麟部。

(三)我军如在一星期前采取攻势。必可将平津之敌歼灭,目下再准备攻势亦不为晚,因所集结之部队已不少。

(四)发动进攻时,卢沟桥及其以西之地形较好,永定河易于渡过。选该处为进攻地区最为适宜,应派各级军官前往该地勘察地形。

(五)第29军不可但任一个方面的作战,应调至后方整理。如仍用担任一个方面的作战,必将引起大的不幸。此事关系太大,虽牵涉人事,本人亦直言实述。

(六)我方高级军官过于懦怯,如万福麟即为其一。本人曾向万建议:击退当面敌之少数部队,将战线推至永定河。但万认为其部队不行,难以做到等等。但经了解,其部队士气很旺,实系万之本人问题。

(七)轰炸保定的敌机为侦查机,其所投炸弹为12磅之类型,由于我方不善使用高射武器,故敌机如此活跃。观击落之敌机为旧式(飞机)。如我空军出动必占优势。

(八)工事构筑似注意沧,石线,实嫌过于靠后,即沧,保线亦嫌靠后,最好前推至大清河。

从这篇报告可以看到,将领们缺乏勇气。没有勇气,武器再好也是白搭,何况武器还不如人(对杂牌军而言)。

 P12

版主:赵本水于2017_06_02 12:08:46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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