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何与赤色主义决不两立？根子上讲，乃其宣扬之阶级对立，也就是被压迫阶级推翻压迫阶级。你，我，包括海滨兄（邹鲁），以及在座的诸位，我们这些人，按照赤色学说，都属于压迫阶级。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田家，是乡绅，是士人！诸位，我们反满革命、反对军阀，为了什么？不讲大理论，（就是）为了我们自家的田地能安安稳稳地种，自家的产业能和和气气地生财吗？田种得安稳，工厂开得和气，这世道也便好了，这国也就渐兴了，又何苦去为下田人捧角儿，最终了却革了咱们自己的命？诸位，我们不是自利自赎，我们是当不起这个压迫阶级，受不起人家要推翻我们。我们革命，不是为了有朝一日，人家革我们的命！

——1925年《说几句私房话》，叶楚伧，《民国日报》总编辑，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常务委员兼青年妇女部长







吾之败，非败于时，实败于本党同僚也。土地之改革，并非激进党独有之政，亦应为吾等革命者共有之政。非改土地的归属权，不能激发农民支持革命的战力；非改土地的归属权，不能聚拢发展大工业的劳力；非改土地的归属权，不能破除乡村族权、父权的统治地位；非改土地的归属权，不能打破党内的乡土集团；非改土地的归属权，迟早有一天，我们要败亡在这个上边！今日吾败了，吾被党内乡绅们的代言者击败了。吾痛心，吾恐若干年后，吾党因此而败，败于激进派的土地革命之手！


——1929年《吾之败，吾党之败》，张静江，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浙江省主席



【注：张静江于1928年至1929年，在浙江乡村主持土地改革，赎买乡绅土地，均分给农民。因与党内乡绅集团的冲突，导致地方乡绅武装袭击国民党党部、刺杀土改专员等，甚至酿成叛乱。最终土改失败。这是国民党败逃台湾前，在大陆最后一次土地改革尝试。】










众所周知，我是个中立的人，或者说，是个中庸的人。我不赞赏南京政府，同样也不赞同赤色激进主义。大家可能听出来了，我在先头用了‘不赞赏’，而后面用了‘不赞同’。是的，我只是不欣赏南京官老爷们的做派，但对他们尊重学人与绅员，还是认同的。我们的这个国，自古以来是靠着良绅施善业、学人尊德行而立。如今，乡绅操业不同了，学人治学不同了，可殊途同归，他们还是国之脊梁、邦之干城。而赤色激进主义，我不赞同的，就是其贬低知识者、有产者，而妄举群氓之属，竟欲以无产无业之人，统领国政，筹立新统，这是我恕难认同的。中立之路，在乎持平。学人、绅员让利于劳工阶级，劳工阶级赋治权于学人、绅员，这才是两厢中庸的道理。妄图完全剥夺有产者之利益，而尽赋予群氓，我是绝不能接受的。我反对激进主义，正在于此。



——1930年4月《中立思想之漫谈》，梅贻琦，清华大学校长，西南联合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兼主席，台湾省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










面对敌寇压境、外患临门，我们首要的任务是什么？我认为，是学习，向共党学习，学共党的土改！为什么要学土改？因为今日我们不土改，就无法动员百千万贫苦雇农的力量，无法搜集千万万凝聚在土地上的乡绅钱财，无法获取九成以上的无产者的民心。今日看似日寇是最大的敌人，其实最大的敌人，来自于无数无产雇农、贫农的赤裸的敌意。今日，我们尚可以以共御外辱的名分压制这些敌意。来年，当外患平息时，我们将面临被共党动员起来的无法计数的农民武装！到那时，党国之危，将无可止息！土改在我，则我存；土改在彼，则我亡。愿诸公放下一己之力，勉力为国，共赴时艰，此党国之幸，先总理之幸，领袖之幸矣！



——1939年11月《当前形势与展望》，贺耀祖，国民党政府甘肃省主席，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兼调查统计局局长








我党有许多干部，不如共党，甚至差得很远。这不是长他人志气，而是大实话。周部长（指周恩来，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在重庆时，他手下那些共党是什么样子，我想诸位应该都亲见过。人家令行禁止，清廉自守，言辞平和，内藏锦绣，出入寒暄，往来交际，便是最敌对的人，也说不出他们的不是来。这些，我想在座诸位，还不至于不敢承认吧。我可以告诉诸位，我去过陕北，进过共党的老巢，见多了他们的普通干部。如周部长手下之人，共党何止千万！这是可惧的啊！我们的干部，要正视人家的优点，要善于学习，而不是学那些过气文人的嘴脸，一概以所谓
”泥腿子”斥之。那些文人是什么嘴脸？他们家里的不义之财被共党夺取，自然一腔杀亲之仇。我们是革命同志，是党国精粹，怎么能学那些个酸腐文人、地主的嘴脸？
——1945年11月《要对得起革命同志的称谓》，张厉生，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台湾省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










我们和匪军自然是有区别的。区别在什么地方？照我看，主要有三点：首先，我们进到城里，就出不来；匪军进城出城，满身轻松。我们的军人，进到城里，就和商人、士绅、学人打成一片，娶妻的、纳小的、应酬的，骨头很快松下去，哪里出的来？反观匪军，进城找工人，出城找乡民，越是底层人士，越交往，自己也越刚健。这就是差别。再一个，我们越打越少，匪军越打越多。我们给阔老爷阔太太们保家护院，又征召穷家子参军，召一个跑两个，勉强拉来，人在心不在；匪军替泥腿子打富人，再让泥腿子入伍护食，自然旗杆一立，八方来投，打掉一个召来两个，杀不尽，斩不完。就这两条，这戡乱要胜利，也难！

——1948年《各军事长官通气会上的发言》，安春山，国民革命军暂编第3军军长，国民革命军第104军中将军长







我们需不需要建国，或者继承南京的中华民国，我个人，有不同意见。我们进行革命，归根结底是什么？不是为了延续封建的王朝统治，也不是为了追求资产阶级的所谓民族国家。作为共产主义者，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福祉与安宁。既然如此，我们有必要限定一个被叫做‘中国’的民族国家吗？我们为什么不与苏联联合为一个无产阶级的联合实体呢？腐朽的王朝国家体制，与同样腐朽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体制，同是解放无产阶级的障碍。我们的革命，为何要建立、或恢复这样一个国家形式？所以，我的意见，在彻底打垮国民党反动派后，立刻与苏联进行整体的合并，建立横跨欧亚大陆的强大的无产阶级联合体，向彻底解放全世界无产阶级迈进！



——1948年11月《请同志们不要忘记我们的信仰》，凯丰，中共中央宣传部代部长，中共中央长江局宣传部长，中共沈阳市委书记










我同意主席的意见，必须出兵，朝鲜不能丢。但出兵是手段，不是目的。出兵把美帝赶走，只是第一步，也是最容易的一步。赶走美帝后，要不要再保留朝鲜，保留这个国家，我的观点是，不需要。朝鲜作为民族国家存在，对于我国与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没有必要性。让朝鲜人民加入到我国人民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让朝鲜的无产阶级成为我国无产阶级一份子，这样才真正符合世界无产阶级大联合的主旨。这种联合，也为日后我国与苏联进行无产阶级政治联合，积累必要经验。我们必须要牢记，革命的目的，绝不是为了资产阶级的所谓爱国主义，而是解放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朝鲜要出兵，但朝鲜没必要立国，这就是根本利益。



——1950年9月《我们的目的与经验》，王稼祥，八路军总政治部代主任，首任驻苏联大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有人说，杀人不对，太残忍、太血腥、太激烈。我要说，错！不是不对，而是太对！杀得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就因为杀得少，那些假学人真小人，才受毛匪蛊惑，充当赤色思想工具；就因为杀得少，那些心口不一的士绅，才随风而倒，为虎作伥；就因为杀得少，那些杂系军阀才左右逢源，视党国如儿戏；就因为杀得少，我堂堂青天白日旗，才落幕金陵、忍泪山河！今日不杀，明日毛匪就会入台，占了这中华最后一寸自由之国土，奴役我辈中华最后一部自由之国民。以杀止难，吾所为也！







——1951年《仁者杀人，谓之仁》，贺衷寒，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处中将处长，国民党中评委，台湾省国民党政府交通部长










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基本认识：东北留在我国，或者并入苏联，哪一个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最有利？我想，绝大多数同志都会认同，并入苏联，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贡献更大。相比于我国，苏联已经建立起高度发达的重工业体系，拥有令帝国主义望而生畏的强大军事力量，是世界无产阶级的保护者，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者。东北并入苏联，将极大地加强苏联的原料供给能力，最大限度地将资源转化为打击帝国主义的现实力量，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更强有力地物质支持。作为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我们不应固守狭隘的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观，而应从国际无产阶级的整体利益上考虑问题。同样的理由，也可以应用于北朝鲜、印度支那等问题上。



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个人保留以下建议：一，东北并入苏联；二，北朝鲜并入我国；三，印度支那部分地区，由我国执行主权管理。



——1953年9月《为了共同的信仰》，高岗，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









我们这些人，被人称为革命元老、革命元勋，很光耀嘛。其实啊，我们老是老，老而不死是为贼嘛。这不是自贬，这是说实话。我们不就是投机革命的贼吗？起初跟着季直公（张謇）搞立宪，为了什么？根子上是为了各自家族在地方上的势力，是为了向清廷索要地方的治权；后来跟着先总理（孙中山）闹革命，不过是清廷不肯放权，我们就要推翻它，找一个肯放权上来；再后来，跟着中央倒军阀，又为什么？盖我等之乡土，皆在军阀之手。不倒军阀，则家族不能施为，族人不得掌乡土之权柄也。而后辅助总统（蒋介石）杀共党，这个简单，共党分我等之田，没我等之财，夺我等之地位，不反何待……如此种种，就是我等老贼之毕生所为，却无一处可配得上元勋二字，不过满堂守财奴罢了。

——1961年4月《和老友们的心里话》，于右任，台湾省，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国民党政府审计院院长，检察院院长






那边进行了热核爆破，按理说，汉贼不两立，我们应该沮丧和愤恨。但是，我想，和我一样，情不自禁欣喜的，恐怕为数不少。这算不算媚匪通共？算不算侍领袖不诚？算不算置忠孝节义不顾？我告诉大家，不算！热核武器是没有政治属性的，它既可以用来捍卫自由世界，也能被赤共用来奴役世界。现在，那边搞出了这个，这是政治上的悲剧，却是民族的壮举。有朝一日，我们光复故土，悲剧就不存在了。那时，就只剩下民族壮举，让我们骄傲，让我们争雄于寰宇！

—— 1965年《用科学与民族的视角看问题》，钱思亮，台湾省，中央研究院院长





大陆搞文化革命，最近两年，被海外中外媒体批判的厉害。大陆搞这个东西，为什么被批判？我个人看来，并不是它破坏了多少自由，也不是它害死了多少人。最根本一点：它颠覆了知识分子心目中的‘秩序伦常’！在大陆搞的这场运动里：体力劳动者被宣传置于脑力劳动者之上；不修边幅的群氓分子被置于知识阶层之上；新进的青年干部被置于开国元勋之上；没有资历和背景的社会流民被置于书香门第之上；等等。这种颠覆伦常与秩序的举措，在知识阶层看来，就是一种原罪。
——1969年《有话大声说出来》，李斯翰，澳大利亚悉尼华人报业联合会干事，洪门澳洲分舵干员





经济统制方案，不是洪水猛兽，更不是赤色专制下的共产共资。经济统制是国家资本对流通市场的主动干涉、对金融市场的善意控制、以及对微利行业的特殊校对。经济统制与自由经济并不抵触，它是自由资本流转的监控器，是私有资本增殖的地基。只有希望极端垄断资本暴政的人，才会反对经济统制方案，进而反对国家资本的主导地位。这不是自由与专制的对峙，而是伪善与真诚的较量。
——1974年《对宣传机构的一些建议》，张兹闿，台湾省，国民党政府经济部部长，台湾银行董事长





土地改革不是列宁主义匪帮的专利，更不是赤色政权的专利。土地改革，是落后农业国向工业国快速转变的必由之路，是不以传统道德观为转移的。大土地所有者集团，无所谓善恶，其本身，对于工业化转变，是具有原罪的，是必须执行死刑的，是不可饶恕的。无论对传统田园生活与乡绅美德多么留恋、多么赞美、多么仰慕，也不能做为毁灭大土地所有者集团的理由。土地所有权的强制有偿转让，乃至部分无偿转移，是在缺少殖民地经济的条件下，大工业文明碾压小农经济的必然政治觉层。它不应承担道德评判。
——1974年《自由世界的“强制”掠夺》，郑道儒，台湾省，国民党政府经济部部长，外交部顾问






联产承包制是新贵们干的最无智的事，说遗祸千秋，也不为过。联产承包制的本质，就是承认同一化的不动产所有制，无法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被迫进行不动产使用权的私有化分割，来进行产业重生。这是向私有资本合法化妥协的第一步，一旦迈出这一步，新贵们会发现，他们将无法回头。因为他们自己否定了自己存在的理论依据，使用权私有化分割，必然开启不动产产权与非不动产产权的全民私有化需求。这种需求，是垄断资本经营执行者的必然要求，哪怕这个执行者是组织内的高级干部，也不会违背这个规律。

——1980年《掘墓人在内而不在外》，李明颜，香港《大公报》政评人，香港启德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社会主义革命，并非反对某个特定人群，也不是反对某个特殊阶级，甚至不是反对某种特殊制度。社会主义革命，归根结底，是反对流通资本的私有化增殖行为。资本主义废除了权力的血缘继承，却赋予资本以权力特权。在资本主义体制下，一个人，没有特权；但资本，却拥有特权；而人，可以占有资本，从而继承附着于资本之上的社会主权。社会主义革命，其根本目的是废除资本的社会主权，从而废除资本赋予人的权利。

——1981年《社会主义革命论》，李卓然，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共中央马列学院院长，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对岸搞战备，搞三线，搞核武，是不是劳民伤财？你可以说是，并延伸到抨击赤色邪恶，然后你可以领取反攻津贴了。事实上，它是必要的，是至少遗惠100年的。对岸是大国，是无论如何不会符合强权们心意的大国，是无论如何要被骂被恨被仇视的大国，是无论如何要挑战旧秩序的大国，也是无论如何要与两超硬碰硬的大国。大国要就要搞战备，就要搞三线，就要搞核武。一时不搞，苟安一时；一世不搞，遗祸万代。对岸的民生差，我们要批判，都是中国人，我们感同身受；对岸建军工、实国防，我们要支持，都是中国人，我们同享普惠。有朝一日，我们光复故土，再造青天白日大中国，对岸的建设，我们也是要用的嘛！

——1982年《中国人应该如何想，如何做》，王建煊，台湾省，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







（大陆）严打，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有人当笑话看，有人当课题考察，门外人看门内人，做的起劲，看的却茫然。其实，用中共的话说，要透过现象看本质。现象是什么？是严打。本质是什么？这个难说。各人有各人的理解。我的观点，是清肃。清肃谁？清肃文革期间习惯了下克上、习惯了粗人反文人、习惯了用运动反官老爷的人。这些人不怕老干部，不想老干部们过好日子，不想老干部们重整河山。这些人还想着自说自话，还想着借毛的名义反对知识分子、反对老干部，穷凶极恶嘛！罪该万死嘛！万死难恕嘛！所以，要严打了。以打击犯罪的名义，清扫一切害人虫！这是翻身做主人的老枪们，对幸进新贵的反击，根本上，是对那个死而未葬的人的反击。


——1982年《隔着大门向里看》，邵立儒，新加坡三立新闻集团华语部干事，新加坡华人商会干事









毛推行的男女平权运动，不是资本权利意义上的两性平等，但确实中国在近百十年里，最具有进步意义、也最应该保持的运动。毛式的妇女能顶半边天：其根本目的是为了解放蕴含在女性群体中的劳动力，增加进行大工业跃进的劳动力基数；其更深层次的内涵，则是为了打破传统家族式忠孝观，打破地方垄断性质的族权观与父权观，确立符合激进化大工业改造的意识形态观。这种由男性统治阶层强制推行的男女平权运动，并非出于女性自觉的权利争取，而且是以‘女人像男人一样’为标准，其本质上依然存在男女不平等的内涵。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可能会花费100年甚至更长时间建立大工业体系的国家，这种毛式男女平权运动，确实最佳的处理方式。它比西方的女权解放运动，更符合中国的实际国情，并将产生持久的社会正向作用。

——1983年《两性地位的再申论》，刘宇，台湾省，台北妇婴维权会研究员






现在有人觉得，当年的地主也有好人，不该抢他们的土地，更不该杀人。对这种看法，同志们应该怎样理解？首先要承认，地主里肯定有好人，而且有很多好人。就中国中央财政弱势，地方上很多修桥补路的营生，都是地主乡绅出钱做的。有些地主，说是大善人也不为过。我们要实事求是。但，地主里有好人，与地主阶级是好的，有因果联系吗？没有。地主作为一个阶级，代表着旧土地所有制度，是一个禁锢流动资本、抗击大工业化进程的反动的集团，是一个占有不动产产权、收窄不动产资本流转的落后的阶级，从整体上讲，是必须消灭的。个人的善恶属性，与其所属阶级的进步或落后，没有必然的关联，这是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核心，也是阶级斗争的根源。好的地主，和不好的地主，都是激进式大工业化的障碍，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资本家们，没有本质的分歧。

——1983年《与青年同志的座谈》，李学先，广东省监察厅厅长，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我们为什么反对资产阶级法权？这个问题，要从资产阶级法权的性质讲起。资产阶级法权的性质是什么？简单而言，就是建立在资本本身平等化与资本权力差异化基础上的社会契约。每一分资本，其本身是平等的，这也是资本主义制度相对于封建制度进步的主要方面；但每平等资本相聚合，由于其垄断程度的不同，必然造成差异化的权力结构，也就产生了不平等，乃至基于资本所有权的压迫。在这种产权压迫基础上的社会契约，即资产阶级法权，理所当然是不平等的。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允许拥有资本量多的人，利用资产阶级法权，‘合法地’占据优势地位；同时也不能允许资本本身带来的法律上的优势地位。这是无产阶级司法体系的核心，也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避免的根本问题。所谓司法独立，从根本上讲，是大资本化时代最迷幻的梦境而已。





——1983年《在小组讨论上的几点意见》，李一清，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邮电部第一副部长，第六届全国人大法委会委员










这两年，我们放回了许多老贵族（指少数民族旧上层）和他们的后代。有些同志说这叫‘宽以待人’，还有人引经据典，说这是‘远怀夷人’。我只想问在座的同志们，我们的民族政策原则是什么？主席曾说过，民族问题，归根结底是阶级问题。我党处理民族问题的主要方式，就是民族矛盾阶级化，化民族冲突为阶级斗争。我们就是靠着这个方法，团结西藏、新疆的少数民族劳苦大众，推翻了贵族奴隶主统治，维护了国家统一与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完整。如今，我们却要放回那些曾经的奴隶主和宗教头子，寄希望于他们来’念我恩惠‘！是地地道道的政策倒退！丢了阶级斗争这件战无不胜的武器，我们必将陷入历代王朝与少数民族尖锐对立的怪圈，永远不得解脱！

——1984年1月《大胆向中央建言几句》，李学智，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宁夏军区第一政委




【注：1980-1986年间，中共先后释放超过9000名各少数民族原上层统治者与其家族后代人员，陆续返回本民族居住地，并返还其部分被没收的财产。同时，不再要求少数民族聚居区地方党组织、群众组织，再进行“反压迫、反奴隶制”的宣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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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主:红朝笑笑生于2017_04_04 10:48:13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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