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八日，福建长汀县，原中共最高领导人瞿秋白正在走赴刑场。当他来到中山公园凉亭前，“已见小菜四碟，美酒一瓮。他独坐其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酒半言曰：‘人之公余，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随后，缓步走出中山公园，手持香烟，神色不变，沿途用俄语唱《国际歌》、《红军歌》。到达罗汉岭刑场后，选择一处坟墓堆上，盘足而坐，还回头微笑地对刽子手说‘此地很好’，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等口号，饮弹洒血，从容就义。”
 （1）

　　完美无缺的烈士之死，—— 或者并非如此？

　　一个已经面对着行刑队的死囚，还要再享受一次人间的美酒与佳肴，即使它们正是由那些即刻就要扣动扳机的手端上来的。在提供者一方，当然是为了显示“人道与悲悯”。然而从即将就死者的角度，这一餐，与营养或健康等等未来之事都已毫不相干，最后咽下的一口还停留在食道内，子弹或已击碎头颅。这最后一餐所能给予他的，只是入口之后下咽之前，一条舌头所能感受到的味觉而已。如果是一个平常的杀人越货的犯人，一切都再自然不过
 —— “我感觉故我在” 
的“鸟为食亡”之人，其生命的意义几乎就等同于口腹之欲的满足，这垂死之际的人生享受，正因其已是最后一次，更是万万不可错过的。但瞿秋白不一样。他不仅是一个为信仰献身的革命家，更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一流人物，这最后一餐，为什么也竟是如此割舍不下？在一群急等着动手早完早了的刽子手们的围观之下，一嚼一饮，一吞一咽，所得者却无非是垂死之际，舌尖之上，瞬息即逝的这区区一点味觉，究竟还有何享受可言？如果这区区一点味觉果真是如此重要如此本真，则又需何等的“谈笑自若，神色无异”的潇洒风神，才能令人不至生出“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之叹？……

         于是，我们把目光转向《多余的话》。

        
《多余的话》确系瞿秋白亲笔所作，至今已可无疑。秋白被捕并被指认出真实身份后，自知不免。虽然国民党方面曾派多人来劝降，但秋白自信对蒋介石的为人早已看透：“事实上没有附有条件是不会允许我生存下去。这条件就是要我丧失人性而生存”，而他当然绝对无法接受，以故有此绝笔之作。（2）

       
《多余的话》实为中国历史上古往今来最坦白最刻深无情的自我心灵解剖之一。“在绝灭的前夜”，瞿秋白将自己三十六年的短暂一生做了一个彻底的总结。他的结论是：虽然从少年时代起就“我就憎恶贪污、卑鄙……以致一切恶浊的社会现象”，当初所抱有的其实只是一种“无政府主义、和平博爱世界的幻想”，自己并不懂马克思列宁主义或共产主义，也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参与中共的活动并一度任其最高领导人完全是一场“历史的误会”。“历史的误会”及语义基本相同的“误会”二词，于文中凡九见，凸显作者感慨之深。作为一个在思想、感情、性格、才能、学识、气质及兴趣等所有方面都与中共及其革命格格不入的“小资产阶级知识者”，秋白坦承自己其实早已沦落为混迹于这一革命队伍之中的一个“戏子”甚至“叛徒”。“我实质上离开了你们的队伍好久了”，“我正是一个最坏的党员，早就值得开除的”。但现在来说这些，却不是为了与中共划清界限，更不是为自己推卸责任：“客观上我对共产党或是国民党的‘党国’应当担负什麽责任，我决不推托，也决不能用我主观的情绪来加以原谅或者减轻。”（3）他直面命运，接受死亡，“虽反正是一死，同样是结束我的生命，而我决不愿意冒充烈士而死”，却一定要回归这个刚刚重新发现的真正自我
 —— 一个多愁善感、不懂政治却误入政治、厌倦了政治却仍不得不死于政治的“文人”。子曰朝闻夕死，道或有不同，其精义则秋白得之矣。

         起之以《诗经·王风·黍离》之“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多余的话》洋洋一万余言，嘎然而止以“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 —— 由此激起我们无尽的遐想……

前二〇八年，秦丞相李斯为宦官赵高所陷，论腰斩咸阳市，“斯出狱，与其中子俱执，顾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 （4）

在一个人生命的尽头，对过去生活中一件琐细无比的平常小事的回味，正是对生命本身的留恋与执着。多少珍惜，多少温馨, 
多少遗憾，尽在此轻轻一叹中！秋白之“中国的豆腐”与李斯之“牵黄犬逐狡兔”，隔着两千余年的漫长历史，跨越残酷政治的滔天血海，异曲同工，遥相呼应，呼唤着生命的宝贵，叹惜着它的一去不可复得。但聪慧如秋白，敏感如秋白，骄傲如秋白，可以不为主义而死，安能丧失尊严而生？罗汉岭下，彼盘膝而坐从容就死者，自非饕餮之徒，亦不必是主义之殉道者，要之，一真性情之人足矣。

        灵与肉。天与人。“食色性也”，然性亦焉得止于食色乎？真人之死，大恸之至，是为死者，更为我人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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