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后，中共高层产生了严重的分期，其中毛泽东主张与国民党全面决裂，并发动全面大反攻，而刘少奇则认为全面军事反攻对中共不利，且有极大危险。最后，为了不妨碍蒋介石抗日，中共放弃了全面的军事攻势，而转采取全面的政治攻势。



新四军领导人项英（图源：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众所周知，皖南事变乃抗战期间，国共关系最重要的分水岭。其具体发生过程，学界已有较细致、客观之研究，此处不赘。①唯事件之善后，涉及多重国际关系，甚为复杂，对后人体察抗战史之复杂面相，颇具管窥之效。

延安方面，事件爆发后，高层反应并不一致。毛泽东当时的主张，是与国民党全面决裂——1941年1月14日，毛致电彭德怀等，指示：“中央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准备作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军，粉碎反共高潮。”②稍后，因坚持“须有决心打到四川去”，毛泽东甚至询问彭德怀：三个月内华北能抽出多少兵力？

次日，毛又致电周恩来、叶剑英等，告诫他们：“蒋介石一切仁义道德都是鬼话，千万不要置信”，并谓：“中央决定发动政治上的全面反攻，军事上准备一切必要力量粉碎其进攻。……只有猛烈坚决的全面反攻，方能打退蒋介石的挑衅与进攻，必须不怕决裂，猛烈反击之，我们《佳电》的温和态度必须立即终结。”③

但部分党内高层仍持相反意见——1月15日，刘少奇致电中央，认为：“实行全面军事反攻，对我不利，且有极大危险”，“但是某些个别的小的军事反攻是可实行的”，应该“在全国全世界实行大的政治反攻”。④

刘如此主张，理由有二：1、“国民党未投降，仍继续抗战，……且怕影响对苏联的关系，在皖南消灭我军，蒋亦曾下令制止”；2、总体上，“我兵力不够”，部分地区，“能在军事上向国民党实行反攻者”，亦“均无胜利把握，亦无大利可图，且系进攻性质，对人民、对部队、对统战朋友均无充分理由。”⑤

刘少奇的意见显然未能说服毛泽东。同日，在重庆的周恩来接到毛泽东的电报，要求其质询苏联驻华军事顾问团团长崔可夫：“叶、项被俘，全军覆没，蒋介石无法无天至此，如何办？”⑥毛泽东此时最苦恼的问题，是“远方的政策与我们所想的相左”。1月20日，2月5日，季米特洛夫两次来电，要求中共不可主动破裂国共关系。2月9日，崔可夫带来了更明确的意见：“斯大林不愿意听到国共两军冲突事”、“要团结抗战”、“（中共）要继续抗战，起模范作用”。⑦

至于毛泽东要求苏联停止接济国民党军火，转而接济八路军与新四军，斯大林的意见是：“苏联接济的军火，中共也可向国民党要求补给。”⑧

2月14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请其转告崔可夫：中共已决定不再对国民党采取全面的军事攻势，而转采取全面的政治攻势。因为军事攻势“会妨害蒋之抗日，是极错误政策”，而政治攻势则“只会迫蒋抗日，不会妨蒋抗日”，“不会破裂国共关系”。⑨




    

至于重庆方面及蒋介石，自然不可能详细了解中共内部上述种种政策演变的复杂过程。蒋当日最关注者，乃在欧洲战场局势。苏德关系与英德战局的演变，直接关系到中国“抗日外交”的立场抉择。皖南事变的善后，则恰为蒋提供了一个极有说服力的观察切入点。鉴于苏联对皖南事变“无不良之反响”，1月11日，蒋在日记中写道：

“此乃大可注意之事，岂其决与德、倭开战，故对我表示真诚合作乎？”⑩

注释

①杨奎松：《皖南事变的发生、善后及结果》，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3期。②《毛泽东等关于在政治上军事上准备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军给彭德怀等的电报》，收录于《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P10。③《毛泽东关于政治上、军事上准备全面反攻致周恩来、叶剑英》，收录于《皖南事变》，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P147。④⑤《刘少奇关于建议政治上全面反攻军事上暂不反攻给中共中央的电报》，收录于《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8册），P12-15。⑥《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P511。⑦⑧《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P491-492。⑨《毛泽东关于在国共关系僵局中对国民党的策略致周恩来》，录于《皖南事变》，P207-209。⑩《蒋介石日记》(手稿)，1941年1月11日。转引自鹿锡俊：《蒋介石对苏德战争的预测及因应》，抗日战争研究201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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