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日本侵华史研究》
80年前，侵华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惨案，大量城内中国平民和军人成为侵华日军刀下亡魂。
南京大屠杀史与国际和平研究院教授、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经盛鸿指出，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中国平民和军人没有屈服，在一定程度上反抗了日军的暴行。
对南京大屠杀历史，一直有一种误解：“南京大屠杀时，竟无一人反抗，连逃跑都不敢”。我作为一个研究南京大屠杀多年的学者，可以负责任地说，这说法是不符合史实的。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攻入南京之初，中国军民对日军即将实施的大屠杀毫无思想准备。当时，世界已进入文明时代，即便是国际间的战争也有国际法保护，日本政府也曾签字。因此，当日军进入南京后，中国军民虽充满仇恨，但不得不停止抵抗。善良的他们相信国际公法会保护他们，相信日本军队会有起码的人性与良知。
因此，当日军践踏国际公法大开杀戒时，毫无思想准备的他们一批批倒下了。这能指责他们吗？指责这些倒在血泊中的善良中国民众吗？
█ 鲜血教育了中国军民！中国军民在经历震惊、恐惧以后，终于醒悟，勇敢地对侵略者进行了拼死的抗争。█
日军为了屠杀作了周密的准备：
选择难以逃脱的场地，部署重兵，架着多挺轻、重机枪，将中国军民驱赶入内突然开火。觉醒的中国军民们，即便是被绳索捆绑着，也呼喊着前赴后继地奋勇冲上去！
日军制造乌龙山屠杀血案后，一位参与其中的日军士兵回忆道：
“机枪在黑夜中发出吼鸣声，积郁在难民们心中的怒火突然爆发出来，他们高声呐喊，冲向机枪小队，两个机枪队转眼间全被挤垮了，汽车队不得不丢下了汽油桶，把汽油倒在坡地上，点起火柴扔去……这种以瞬间的果断蜂拥而来的人群，全都被杀害了。”
许多南京妇女，坚决抗拒日军的强奸。年仅19岁的妇女李秀英，当时已有7个月身孕，她后来回忆说：
“19日中午，来了3个日本兵，一个日军上来解我的纽扣，我看到他腰间挂着一把刺刀，趁机握住刀柄拼搏。我用牙咬，咬住日军不放。我一个人对付三个人，和日本兵在地上滚来滚去搏斗，其它两个日军就用刺刀向我身上乱戳。我被送进鼓楼医院。第二天我流产了，身上被刺了30多刀，经过7个月的医治，我才恢复了健康。”
▲约翰·马吉拍摄的李秀英在鼓楼医院治疗的镜头。
美国传教士约翰·马吉将李秀英在鼓楼医院就医的情景拍摄了下来，成为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重要影像史料。李秀英顽强地活到21世纪初。她多次以现身说法，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
勇敢地反抗日军暴行的，绝不仅是李秀英一人。日军第一一四师团士兵田所耕造回忆说：
“有一个新潟的兵，一人跑到城里去强奸，可是很长时间没有回来，那个新兵已被杀在苹果堆里。他是抓了个女人去强奸时，让人从背后用三齿镐干掉的”。
1938年4月24日，魏特琳在日记中，记载了一位何姓的居民为了保护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不受日军士兵的侮辱杀死了这名日兵。
1938年1月，南京社会秩序刚刚恢复平静，在“华东照相馆”里， 15岁的小学徒罗瑾为日军冲洗胶卷时，发现其中有多张竟是日军砍杀中国军民与奸侮妇女的照片，
罗瑾偷偷多加印了一套，照片积累到30多张，他留存了16张较清晰、最有典型意义的相片，装订成册，并在小相片本的封面上画了红色的心脏，中间画了一把刺进心脏的利刃，滴着鲜血，右边写了一个“耻”字。抗战胜利后，这本相册被确定为审判日本战犯谷寿夫的“京字第一号罪证”。
▲乔治·费奇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救助了大量中国平民。
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干事的乔治•费奇在1938年1月的一封信中写道：“中国人有一种不可征服的忍受痛苦的素质和耐力，还有许多其它的优良品德，最终必将赢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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