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勇敢反抗包办婚姻的奇女子，
在腥风血雨中屡立奇功，
救周恩来于危难之中，
还曾试图策反蒋纬国。
她品尝过与爱人死别的痛苦，
遭受过漫长的冤屈，
回忆往事，却从无怨悔。
昨天，这位110岁的老人安详去世，
带走一生风雨传奇。
媒体对她的报道中，
总绕不开“红色女特工”
这类吸引眼球的字眼。
但大多数人不知道，
黄慕兰生前，对“红色特工”
“美女间谍”之类的称呼，
一直十分反感。
她说，
自己只一名普通的战士，而已。
1907年，黄慕兰出生在湖南浏阳一个书香门第。那时的她叫黄彰定，父亲黄颖初曾是谭嗣同的幕友(相当于秘书)，思想开明，曾与许多民国政坛人物都有交往。
在这种家庭下长大的黄慕兰，没受过裹足之苦，自幼被鼓励读书。小时候，她读《列女传》，特别喜欢智勇双全的花木兰，于是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慕兰”，即仰慕花木兰之意。
1919年，12岁的黄慕兰成为长沙周南女校的第一批学生。这所学校为中国革命培养出了一大批杰出人才，杨开慧、向警予、蔡畅、丁玲都曾在这里就读。虽然只在这里读了半年书，但正是在周南女校，黄慕兰接受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启蒙教育，在心中播下了解放的种子。
即便家中思想开明，在那个时代，黄慕兰依然没有逃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包办婚姻的命运。1923年，黄慕兰依照从小定下的亲事，嫁入婆家，却发现丈夫是个抽鸦片、打丫鬟的“二世祖”。
受过新式教育的她，当然不愿意屈从这样的命运。趁父亲来婆家探望，她偷偷给父亲写纸条，要求以母病为由回家。
幸运的是，父母听说夫家如此不堪，十分心疼女儿，全力支持她走出家庭参加革命。多年后，黄慕兰曾对人说：“如果我的父母不是如此开通慈爱，或者我遇上一个好男人，也许我的故事就此结束了。”
30年代初，以学生形象从事地下工作的黄慕兰。
离开父母，黄慕兰只身来到武汉投奔革命，那时的她，只有19岁。
在武汉，她听陈潭秋讲党史，听苏兆征讲工人运动史，听彭湃讲农民运动史，听宋庆龄讲中国妇女运动史……很快，她成了活跃分子，脱稿演讲、演话剧、主持会议，毫不怯场。她经常追随在宋庆龄、何香凝等国民党左派领袖的左右，并担任了汉口妇女部的部长。
1938年，邓颖超同何香凝（前排左二）组织的中国妇女慰劳将士后援会香港分会代表合影。前排坐者右一为邓颖超，居中老夫人为赵洪文国，前排左一为黄慕兰。
1926年，黄慕兰加入中国共青团，同年又入党。之后，她在中共中央机关报《民国日报》做副刊编辑，在那里结识了主编宛希俨，对方也是中共中央军委机要处主任秘书和警卫团政治指导员。朝夕相处，两人逐渐产生了爱情。
1927年的“三八”节，对黄慕兰来说，是个终身难忘的日子。武汉举行了几十万人的庆祝大游行，宋庆龄、何香凝和柳亚子等社会名流全部到场，而年仅20岁的黄慕兰是那次大会的主席。
游行结束后，黄慕兰与宛希俨结婚了。他们没有举行婚礼仪式，只是在报上登了“宛希俨、黄慕兰启事：我俩因为志同道合，结为革命伴侣，特此敬告诸亲友”这样一则简单的启事，勇敢地否定了过去的包办婚姻。 
1927年国共决裂后，黄慕兰随丈夫宛希俨转战到江西，两人被命令转入地下工作。
当时省委机关为了掩护秘密工作，所有的一切都在一家酱园店内进行。怀有身孕的黄慕兰装扮成普通家庭妇女的样子，以避开敌人的注意。
黄慕兰的工作有很多，其中一项是将中央发来的文件抄写一份，一份留在省委，一份转发给团省委。
抄写的方法，是用写小字的毛笔，蘸着米汤水，写在线装书的纸背面。看文件的人用碘酒在上面一涂，字迹就显露出来。米汤水不能太浓，毛笔也不能太粗，否则就会在纸的正面渗出痕迹来。
她也会经常根据交通员的打扮，灵活决定文件写在哪儿。比如交通员的打扮比较洋气，她就会把文件抄在《圣经》里……
然而，地下工作毕竟不是过家家，而是危机四伏、暗箭难防。1928年，他们的儿子宛昌杰才出生3天，宛希俨被捕，4个月后英勇就义。
“希俨牺牲时才26岁，这是我一生遭受到的最严重的打击……”黄慕兰晚年时回忆起宛希俨，悲痛之情，依然难以被岁月冲淡。
可在当时，还来不及悲伤，黄慕兰就接到了命令，要求她离开南昌前往上海。
在上海，黄慕兰被分配到了党中央书记处，兼任中央的机要交通员，经常与各省来上海找中央联系的地下交通员接头，她的直接领导人是周恩来。
贺昌
在中央机关工作时，黄慕兰遇到了生命中另一个重要的人：中共六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的贺昌。
在贺昌的帮助和鼓励下，黄慕兰渐渐开朗起来，两人的感情也日益加深。1929年，经周恩来批准，黄慕兰与贺昌结婚。
艰苦而甜蜜的生活，维系了两年。两年后，贺昌秘密回到苏区打游击，黄慕兰因为地下工作的原因，不能离开上海。夫妻就此分别，却没想到，一别竟是永别。贺昌在率部转移时，遭敌伏击，被包围了7天7夜，最后因弹尽粮绝而壮烈牺牲……
在上海，黄慕兰营救出不少同志，有些人更是在悬赏名单上赏金最高的“领导人”。可光靠她的一己之力，是完成不了这些任务的。周恩来曾特地为她物色了一个能打开三教九流局面的关键人物——律师陈志皋。
1931年4月中旬，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关向应在闸北的寓所被捕。关向应当时化名李世珍，被捕时身份没有暴露。
4月21日，负责中共地下党保卫工作的顾顺章在汉口被捕，随即叛变。这个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不仅供出了中共地下党中央几乎所有的机关以及领导人的地址，还将关押在国民党监狱中身份尚未暴露的领导人都逐个指认了出来。幸好关向应被捕时，顾顺章正在汉口，对此并不知晓。
此时，营救关向应迫在眉睫。周恩来找到黄慕兰。命令她不惜一切代价尽快救出关向应。黄慕兰在脑子里反复筛选自己的人际关系网，分析再三，最后她求助于陈志皋，要求拜见其父亲陈其寿。陈其寿在法租界会审公廨当了18年的刑庭庭长，在上海司法界可谓一言九鼎。
黄慕兰与陈志皋
到了陈家，老太爷一看，黄慕兰举止端庄，谈吐注意分寸，很有教养。他也不说客套话，见面就很认真地问：“为什么你是湖南人，而你表哥是关外(关向应是辽宁人，当时把东北叫关外)人呢？”
黄慕兰早有准备，不慌不忙地回答：“我姑妈当年远嫁关外，所以表兄是关外人。他这次来上海经商，不知什么缘故，被戴上了‘红帽子’，当作‘共产党嫌疑犯’给抓起来了，实在是冤枉呀！”
几天后，老太爷约黄慕兰与负责关向应案的赵法官吃饭。席间，陈其寿对赵法官说：“这位黄小姐是我的干女儿。她的表兄是做生意的，不知为什么在上海被当作‘共产党嫌疑犯’给抓起来了。可能你们抓错人了吧？有什么证据吗？口供怎么样？”
那法官说：“没什么证据，他自己也说是个经商的。”
老太爷就说：“是啊！没有证据怎么就乱抓人呢？看在我的面子上，就放了他吧！”
赵法官说：“陈老伯，我回去再看看案卷。您的吩咐，我一定尽力照办就是了。”
但是关向应还是迟迟没能被放出来，原来是一个姓李的书记官不肯放人。陈其寿于是让陈志皋用自己的名义送了四两最好的烟土去找李书记官。最后，在龙华监狱关了近半年的关向应终于被放了出来。
而在营救关向应的过程中，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插曲”。
为了解关向应案的最新进展，1931年6月的一个下午，黄慕兰和陈志皋在咖啡馆闲谈，偶遇陈志皋在法租界巡捕房当翻译的老同学曹炳生。
陈志皋问：“小曹，最近巡捕房里有什么新闻吗？”
曹炳生小声地回答说：“有啊！南京国民政府派人来抓了一个共产党的头头，湖北人，60岁左右，镶一口金牙齿，酒糟鼻子，只有9个手指头，是悬赏了10万块钱才抓获的，赏金真高！”
曹炳生又接着说：“这个家伙真不中用，一坐上电椅，就招供了。”
黄慕兰的心悬了起来，暗暗琢磨此人到底是谁。突然，一个符合描述特点的人物闪进了她的脑海里：这个人很可能是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发！他要是叛变可不得了！
黄慕兰心里急得要命，但一直忍到曹离开。随后，她以头痛为由请陈志皋送她回家。短短两小时之内，这个消息便由黄慕兰传给了潘汉年，再由潘汉年传给康生，最后由康生传给了周恩来，周恩来迅速组织中央的李富春、蔡畅等人转移。
果然，当天晚上，向忠发带着巡捕房的人直接用钥匙开门闯进了周恩来转移前的住所，扑了个空......向忠发是党的主要领导人，又是特科领导成员，掌握的情报非比寻常，黄慕兰的这次偶遇，挽救了整个中共在上海的中枢机构。
陈志皋在与黄慕兰的接触中发现，自己已深深地被这位美貌智慧的女士所吸引。为此，他展开了彬彬有礼的追求。
1933年，陈志皋正式向黄慕兰求婚。但黄慕兰一直都对贺昌念念不忘，陈志皋“竟咬破手指，在一条白的手巾上书写爱意”。
党组织认为，在当时复杂的白色恐怖背景下，黄慕兰与陈志皋结合，很可能会打开新的工作局面，黄慕兰服从了组织的决定。
黄慕兰与陈志皋结婚照
1935年，她与陈志皋“约法三章”：继续尽力支持营救被捕同志工作、婚后互不干涉个人行动、允许她将来与前夫遗孤相认，之后，同意了他的求婚。婚礼十分盛大，蔡元培、陈志皋的老师沈钧儒和柳亚子等名流证婚。黄慕兰对外宣称已脱党。
黄慕兰与陈志皋及其子女。
在迎接上海解放的战斗中，黄慕兰竭尽所能，做了不少争取国民党留沪人员的策反工作。敢想敢做的黄慕兰，甚至曾想争取劝说蒋介石的次子蒋纬国留在上海。她通过国民党空军学校校长胡伟克，约了蒋纬国的养母姚冶诚夫人见面。
姚氏夫人是位虔诚的佛教徒，黄慕兰请她共进素斋。席间姚冶诚委婉地说，纬国是她抚养大，虽然思想倾向进步，又不得其父欢心，但他父亲必定会派人来接她母子去台湾的。虽然国民党大势已去，但在这样的时刻，她母子如弃之而去，父子不同患难，似亦不妥。黄慕兰见她去意已决，也不再勉强。
新中国成立后，黄慕兰和陈志皋未能得到政府的妥善安置，陈志皋于1950年5月末离沪赴港。他的出走，对黄慕兰的感情造成了深重的创伤。
1955年，黄慕兰因潘汉年、杨帆的冤案牵连入狱，1959年转秦城监狱。在经过长达25年的牢狱生涯后，黄慕兰才得以重见天日。
1984年8月24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邓颖超与黄慕兰在中南海西花厅约见。一见面，邓大姐亲切地叫了声“慕兰啊”，伤感地说：“我们已有42年未相见了！”姐妹俩嘘寒问暖，回忆往昔。
1984年，黄慕兰（左二）和邓颖超（右二）在中南海合影。
1993年，黄慕兰移居杭州，开始了简单平静的生活。她十分爱清洁，一直保持阅读与写作的习惯，偶尔打打麻将，下午要午睡，每天都看新闻联播和焦点访谈，偶尔会看一点电视连续剧。
黄慕兰在自传中写道：“我生性好强，对中央的信赖从未动摇，一贯迎着困难上，不消极颓丧，处逆境而能坚持革命乐观主义的人生观。这是我一生的长处，也是我得以健康长寿的唯一保健妙诀。”
2015年9月，108岁的黄慕兰获颁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
向这位美丽、勇敢而坚强的女性致敬！



作者：《环球人物》记者 李鹭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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