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 蒋公，您是人类的救星，您是世界的伟人。
总统 蒋公，您是自由的灯塔，您是民族的长城。
内除军阀，外抗强邻，为正义而反共，图民族之复兴；
内除军阀，外抗强邻，为正义而反共，图民族之复兴。
蒋公！ 蒋公！您不朽的精神，永远领导我们；
反共必胜，建国必成，反共必胜，建国必成！
——《蒋公纪念歌》

二、白色恐怖下的人人自危

根据法务部向立法院所提之一份报告的资料显示，戒严时期，军事法庭受理的政治案件29407件，无辜被害者约14万人。根据司法院透露，政治案件约6、7万件，如以每案平均3人计算，受军事审判的政治受难人，应当在20万人以上，他们就是“白色恐怖”的牺牲者。
——《台湾人权报告书（1949-1996）》，魏廷朝





在历史上，以其大地主阶级与大资产阶级的性质所决定，国民党杀起人来是不手软的。1927年的“四一二”，国民党“剿共清党”杀得人头滚滚，也直接把自己的基层杀得清洁溜溜。足足200多万人的败军来到台湾之后，随着“戡乱”与“戒严”的施行，一切行为皆以“反匪谍”为核心诉求，一切手段皆为“防患未然”，小小的台湾岛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铁桶。从党政机关到中小学校，从军队系统到社会各界，“情治人员”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仅蒋经国直辖的军警机构，就有10万余名警察及5万余名各类特工，遍布全岛各处。

白色恐怖之所以让人谈之色变，并不仅仅是因为这种管控的广度和深度，而是因为在当时“政治”已经成为一个沾边就死、碰到就亡的话题，人人皆可因只言片语被构陷入罪。情治部门不必核实被审查者的实际“罪行”，只需依据文字或思想，就可以罗织文字狱，以诸如“思想左倾”、“思想有问题”这类“罪名”，陷人以罪。

所谓“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个”，从1949年到1960年9月4日的雷震案，10年之间，台湾一共发生了上百件的政治案件，约有2,000人遭处决，8,000人被判重刑。其中除了不到900人是真正共产党员（地下党员）之外，其余9,000多人是冤案、错案、假案的牺牲者。
——《远望》，1989.2




更糟糕的是，《戡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第14条规定，因匪谍案没收之财产，承办人员可得百分之三十奖金，“特务每罗织一个人入罪就会得到巨额奖金及升迁的机会，因此造成特务人员不择手段要把嫌犯屈打成招。只要嫌犯招供他就是大功一件，非但奖金到手，他的地位也更加巩固”（《良心犯的血泪史》，林树枝），这种非常可观的物质回报也造成当时冤案、错案、假案的发生从无停止。

对于当时的台湾人来说，普通的生活也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任何事情都有可能成为被情治人员深究的由头：生活规矩的人有问题，可能是伺机潜伏；生活浪漫的人有问题，可能是以此掩护；平时读书多可能是在研读赤色思想，不读书则可能是装疯卖傻……在如此的高压下，仅在1950年上半年内，“台湾治安当局处理了匪党地下活动案300件，牵涉的嫌疑犯在千人以上。”（董显光，时任《中央日报》董事长，1951）


在“戒严”期间，有多少案件是屈打成招的冤狱，又有多少是胡乱构陷的伪案呢？试举数例：

1950年3月，台糖总经理沈镇南、台电总经理刘晋钰相继未经审判即遭枪决，原因是“有通共嫌疑”；华南书局出版的《音响扩大机》、《单管收单放机》、《初级短波收音机》等书籍遭禁，出版人员入狱，理由是“资匪通谍”；诺奖得主李政道的兄弟李崇道因在家里留宿一位同学，和母亲张明璋一起被逮捕并投入监狱，其原因是涉嫌“掩护匪谍”；直到70年代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台北某电器公司因在广告中使用了“毫毛细语，传真实录”的广告词，被认为是宣传“毛语录”，设计人员与当班编辑一同锒铛入狱；一直到1984年12月，最后两个在1950年代的终身监禁的政治犯林书扬与李金木，在坐满34年又7个月以上的牢后，才释放出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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