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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衣社－－-中国法西斯运动始末

作者：快刀丁三  分类：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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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瑞金在望了，蒋介石、宋美龄后来津津乐道的“新江西模式”，也要粉墨登场了。别动队的五个大队、三千余名匪徒，特别是原“团练干部训练班”、“农村合作训练所”的众多学员，成为“新江西模式”的主角了。易劳逸教授后来谈到，“别动队在江西的活动，在某些方面是相当成功的……最受欢迎的措施，恐怕是终止了国民党政权自己的官吏对老百姓的欺凌”；《北华捷报》则报道说，“虽然恶棍们对别动队甚为恐惧……一般来说，它还是受到人民欢迎的”。
　　那么，什么是“新江西模式”呢？
　　远在1933年5月15日，在一次总理纪念周活动上，蒋介石不是说过吗？“剿匪战事非武器战争，乃组织与精神战争，是要在实施复兴农村、建立保甲制度和普及教育的同时，并以三民主义教导民众”；这一年初秋，在刚刚出版的《一得集》里，贺衷寒不也谈到吗？要在江西强力推行“管”、“教”、“养”、“卫”。不久后，江西省主席熊式辉更把江西的管教养卫，细化为“六大要政”，即保甲、堡垒、保学、合作社、清理税务和新生活运动。所谓“新江西模式”，正是以管教养卫为特点，以“六大要政”为内容，致力缔造的一个半儒教半法西斯化社会。
　　“新江西模式”首先要实现的，是社会的半军事化。
　　
　　半军事化从“标准战略村”开始。几个月前，自从几十万居民被迁入临时安置点，那些效仿“骷髅部队”、旨在管控民众的别动队青年，就进行着种种准军事化编组。首先被组织起来的是青年男子，以保为单位，除非伤残、病弱，所有18岁到43岁的青壮一概编入“壮丁队”；这些壮丁队或百余人、或两三百人，“多有父子同队者”。而在上千个壮丁队诞生后，“或抽身强力壮者、或选粗通文墨者”，以保联为单位的“铲共义勇队”也就出现了。
　　“铲共义勇队”大多装备了大刀、鸟铳和步枪。他们先是接受了一两个月的军事集训，继而，那些最精壮、最服从命令的青年，就选入以县为建制、或几县联防的民团成员了。在接受种种新式训练、政治灌输后，他们开始参与侦查、输送军需、护卫交通线乃至进入堡垒作战。《剑桥中华民国史》后来写道，“1934年年初，当时民团受命守备堡垒，而正规军则转向承担进攻的任务”。
　　那么，这种自下而上，从壮丁队到“义勇队”、民团的层层编组，会不会流于形式、形同虚设呢？
　　几十年后，原红军谍报科长、后来叛逃到南昌并加入别动队的刘操回忆说，别动队严密监视着十几万壮丁，“每天早晨出操，人人必到……并绝对禁止壮丁离家远出”；黄埔学生、别动队中队长方舟更谈到，在联防体系下，种种古老的警报方式都被利用起来了，“遇有红军游击队突然袭击时，规定以鸣锣放炮作信号，并发放烟火警报。附近部队、铲共义勇队、壮丁队都得援驰”……
　　抚州、宜春各县的红军游击队，渐渐绝迹了。又何止是“标准战略村”？又何止是青年男子？不久后，半军事化编组迅速蔓延出去了，并波及了大半个江西、近千万人口。先是44岁到59岁的男丁，也被编入“壮丁队”，继而，8岁到17岁的男童被编为“少年义勇队”，14岁到59岁的妇女被编入“妇女会”，乃至60岁以上的老人也不得消停，别动队给他们取了一个多少温情、有些传统色彩的名字，“长老会”。在别动队看来，这些老人还是有点用处的，他们可以依靠在乡间残存的威望、一辈子安分守己的习性，严厉禁绝自家子弟招惹是非。
　　大半个省份、近千万人口，就这么被前所未有地组织起来了。过去的千百年，虽然保甲制度也不时出现，但它从来不曾是历史的主流，更不必说以保甲制为基础的“壮丁队”、“少年义勇队”、“妇女会”和“长老会”了。过去的千百年，无论环境怎样艰难、君主如何暴虐，乡民们都能依靠自己的家庭、亲族，并依照着种种生存需要，执拗地形成自己的“社”与“会”，以此独立于政权。除“交粮纳税”之外，他们对国家政权别无义务，更不必说承担对某种主义、某个政权的效忠责任了。
　　但从这里开始，社会被全面地管制化、政权化了。千年固守的风俗、自发秩序和生活方式，也被近乎彻底地颠覆了。从此以后，与家庭、亲族和社群相比，“主义”、国家与政权，成为更重大的话语符号；从此以后，保联主任、区长替代了乡绅、读书人，成为新的乡村领袖，而无论他们多么粗俗、蒙昧并且毫无教养。农业中国彻底地走到它的尾声了。
　　新秩序之后，则是新创举、新符号。首先是保学。
　　
　　所谓“保学”，即按保设学、“一保一校”。它的施教对象不仅包括学龄儿童，还针对所有45岁以下的成人文盲。它明文规定，保学以保长兼任校长，至少需设儿童及成人各一班；它的儿童班分成短期小学班和普通小学班，前者针对15岁以下的失学少儿，学制两年，后者则以学龄儿童为主，学制四年。至于成人班，则分成青年、壮年、妇女三种，学制六个月，以农闲季节和夜间授课为主。
　　大约1934年年初，在临川、丰城各县，保学就零零星星地出现了；不久后，以丰城为试点，它迅速地蔓延了出去。次年春天，在别动队的严厉督促下，共有2万3千余保的江西，已设立了15528所保学，学龄儿童多达76万7671人；至于先后结业的成人学生，更动辄以百万计……
　　那么，这种迥异于正常教育的施教模式，是怎么产生的呢？别动队、江西地方为什么要推行手笔如此浩大的成人教育呢？
　　它与蒋介石的国家理想有关。这一年9月，在给熊式辉的一封电报里，蒋介石谈到，“不努力教民……将无以振迪愚蒙、消泯恶化”；不久后，他又明确谈到，“民众教育，即管教养卫之‘教’”。对此，熊式辉作了进一步发挥：“政治上办的事，是教育上教的事”；“政治上要做一件事，教育者便应照着这件事去做，政教合一，才能发生效力”。他毫不掩饰地指出，江西共产主义思潮席卷一时，“若不采取管教养卫合一之方式普设保学，诚不足以起此沉疴，而根本剔除此‘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之赤匪邪说……普设保学，一方面为消灭赤匪邪说之特效剂，一方面又为建设三民主义之滋补剂，诚今日非常时刻之非常药石也”（《江西地方教育》，1935年版）……
　　正因此，与以往的私塾乃至公立小学不同，保学的儿童班，在国文、算术、历史、地理之外，还设置了“党义”即三民主义课程。至于成人教育，就更不必说了，他们最早认识的就是那些标语、名词，“三民主义”、“中华民国”、“蒋委员长”、“剿匪救民”……
　　按照别动队的要求，多达几百万的成年文盲，需要认识六百到八百个汉字；他们的结业考试，就是熟识、背诵《剿匪手本》。与此同时，在江西的土墙柴门上，到处粉刷着“严密保甲制度”、“消灭共产党”、“三民主义救中国”以及“攘外必先安内”。在每个清晨，在田间劳作开始前，被编入壮丁队、“妇女会”的几百万男女，总要被保甲长召集起来，大声朗诵、呼喊这些口号。几个月后，这些口号更有针对性、更花样百出了。邓文仪后来谈到，为了与朱毛争夺民众，蓝衣社的几个秀才特地设计了一套标语，比如朱毛提出“打土豪、分田地”，蓝衣社就提出“剿灭打家劫舍的赤匪”；朱毛提出“士兵不打士兵、穷人不打穷人”，蓝衣社就提出“士兵不打士兵，只打土匪；穷人不打穷人，只杀朱毛”……
　　遍及江西的保学，每个清晨的口号声，连同无处不在的标语，勾勒出了一个怪异、荒诞、近乎歇斯底里的江西。在此之外，一个个妇女、儿童乃至老人，不还被要求背诵蒋介石语录吗？在无止无休的集会中，每当保甲长、别动队员说到“蒋委员长”几个字时，那些一贫如洗、与世无争的乡农，不也得木偶般地起立、条件反射式地立正吗？……无论任何理由，这都是对一种最久远、最恒定，庄严、朴素而有序的古老文明的最无情嘲弄；无论任何理由，别动队、蓝衣社与蒋介石，都不免被视为沐猴而冠的权力暴发户。
　　保学、标语和口号之后，轮到了医疗站、合作社与举报箱。
　　
　　与众多新创举一样，医疗站也首先出现在“标准战略村”。1933年初冬，为防止聚居点疫病流行，别动队开始采购药品、培训护士，“每保联设保健员一人……防疫注射，简易治疗”；不久后，按照国联卫生专家斯坦帕尔的建议，多达百余个、被视为卫生院前身的乡村医疗中心出现了。
　　这些医疗中心，大多有一个医生、一名护士、一名助产士，并配备有日间门诊部和四张以上的病床。在最初的几个月，他们就为大约1万7千名儿童注射了天花疫苗，还为五六千人进行了伤寒和霍乱的接种防疫。此后，他们接诊了大约4万2千例病人，并在十几个县的范围内，进行清洁水源、打扫厕所等公共卫生宣传。
　　以医疗站、医疗中心为源头，1936年，江西八十余县，县县都设立了卫生院。而与医疗系统相比，范围更广、受惠人群更多的，则是形式多样、如同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各种农村合作社。
　　远在1932年春天，以熊式辉设立的农村合作委员会为专管机关，江西合作运动就逐次展开了。此后两年多，以南昌为中心，赣东北26县共设立了952个合作社，其中包括888个信用合作社、55个利用合作社、3个运销合作社与6个供给合作社。这些合作社，大多设在相对安宁的区镇，并以金融信贷为主要业务；它依托于原有的产业和生计，被视为民间信贷的官方版本。
　　与此相对比，别动队的合作运动大多在“新收复区”，并涉及到41个县份；它以利用合作社为主，以恢复生产为主要目的。1934年3月，以抚州为中心，一个名为“收复县区农资办事处”的机构诞生了；此后近半年，它共向黎川、南城、永丰、万载等26县下发了1381头耕牛、3692担谷种和22065件农具。以此为先声，合作运动声势浩大地开始了。
　　1934年夏天，在抚州、宜春各县，别动队已组织了1591个利用合作社，并覆盖了10万4772家农户、五六十万人口；随即，朱毛红军撤出江西后，以邹华盖为特派员、徐侠成为督导员，54名别动队队员前往了瑞金、宁都、兴国、于都、会昌、广昌和石城。在这些被称为“完全赤化”的县份，他们收容难民、发放贷款、派送种子并发起合作运动。两三个月之内，他们已下发了大约70万元贷款，户均3元7角有余，“其中购买耕牛约占百分之三十四，添置农具约占百分之二十四，修理房屋约占百分之十六，补充食粮、种子约占百分之二十四，购买肥料约占百分之二”（《江西民国日报》，1935年1月7日）……
　　次年春天，七县已成立了1778个利用合作社，社员22万2686户，“实占七县136万人口及三十万户数目中五分之四”（《经济旬刊》第6卷第四期）。它们修复水利、统一置办农资和日用品、买进或卖出各种特产及农作物。以置办农资为例，“由于购置量甚大……锄头每柄低于市价3分，犁耙更多于此数”；以统一出售谷物为例，这一年春耕及时，又恰值风调雨顺，以至于谷贱伤农，“广昌、于都、泰和收复未久之匪区，谷价竟有一元一担者，形成极端之矛盾”（《申报》，1935年8月25日）。在这种情况下，别动队为七县农户办理了八万余担稻谷的抵押贷款，次年春天，这些稻谷卖出了二元有余的高价……
　　与医疗站、合作社相比，更为舆论瞩目的，是别动队的反腐败成就。它的举报箱悬挂在了村村镇镇，任何官吏的克扣、勒索、私开捐种乃至尸位素餐，均在严查之列。在别动队的严厉监视下，江西官场很少征收杂捐、摊派徭役。易劳逸教授后来谈到，“在别动队行动的头两个月，它就调查和审判了1200件腐败大案和无数小案。它还试图维护正规军的纪律标准……在争取群众方面，它获得了成功”（《流产的革命》）……
　　
　　所有这些，保甲制与半军事化之“管”，保学、口号与政权意识之“教”，包括医疗体系、合作社模式以及反腐败努力在内的“养”，连同多达几十万人的民间武装之“卫”，构成了“新江西”的大致面貌。1935年秋天，正是朱毛红军行将走完二万五千里、抵达陕北之际，集市、家禽与土货交易、耕牛贸易、土地贸易……又出现在了瑞金的街头。耕牛与土地交易是村社繁荣的象征，经过一年多的休养生息，江西民间比过去还富裕了些。几个月后，蒋介石洋洋得意地宣称，这些手笔，“将由自卫的组织进而为自治的组织，由治标的制度进而为治本的制度”；几年后，在《西安事变半月记》里，宋美龄更以“江西地方迅速复兴”的字样，夸耀着南京政权的成就。
　　别动队也由此到达自己权势的顶峰了：这一年，它扩编为七个大队，并下辖一个稽私支队；它拥有了大约2万4千名队员，其中便衣特务即多达7千余人。它的势力还渗透进了广漠大西南：也是这一年，在康泽的指挥下，别动队在贵阳发动政变，绑架了贵州省主席王家烈，由此控制了贵州政局；不久后，与“参谋团”、薛岳的精锐部队一道，它的两个大队又挺进四川，在重庆浮图关与刘湘遥相对峙……
　　但，这并不是“新江西”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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