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筹备建立新中国时，面对的是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长年的战争严重破坏了中国的生产力，已经使中国的经济崩溃。当时，全国到处是战争创伤，工厂停工，交通瘫痪，物价飞涨，人民生活十分困难。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认识到了自己所面临的经济问题的严峻性。
　　在考虑指挥同上海的资本家打经济仗主帅的人选时，周恩来向毛泽东推荐了陈云。而毛泽东也对陈云特别赏识。这样，中央去上海领导共产党同资本家打经济仗的人选就确定了下来。
　　面对严峻形势
　　陈云挂帅后，做的第一个工作是建立同资本家斗争的大本营。当时，中央已经决定建立中央财经委员会，由陈云负责。
　　陈云认定，中国急需这样一个经济领导机构，容不得慢慢腾腾，他果断决定，把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与华北财经委员会合并，组成中财委。这样，经过很短一段时间的紧张筹备工作，7月12日，中财委就正式成立了，办公地点在北平城东的九爷府。中财委的成立，使中共中央有了一个同资本家斗争的经济领导机关。陈云就是这个领导机关的主帅。
出任中财委主帅的陈云，面对的是严峻的经济局势。1949年，中国已经经历了长期战争，经济上百孔千疮。粮食产量大幅降低，大批工厂关门或者陷入停顿状态，物资极为缺乏，物价大幅度上涨，城市里大批工人失业。而在1949年，正当中国共产党筹备建立新中国时，偏偏遇上了较大的自然灾害。这一年的夏季，中国许多地方发生了大洪水，大批农田被淹，许多农民流离失所。这使刚刚建立的中央人民政府面对着十分糟糕的经济状况。许多经济指标1949年同历史上最高生产水平相比，下降了一半。其中，重工业下降了70%，农业下降了25%，粮食总产量极低，人均国民收入仅仅27美元，相当于亚洲国家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二。
　　经济问题最突出的是江浙地区。江浙地区本是中国最富裕的地区，但由于长期经历战争，加上蒋介石在逃台前大肆掠夺，使这一地区物资特别缺乏，工厂没有开工的资金，大批企业无法生产。
　　上海的情况更突出，煤的存量只够一个星期，棉花和粮食的存量不足一个月，在13647家企业中，开工的只有四分之一，过去排在亚洲前列的上海棉纺织企业，每周开工只有三天。上海多次出现大幅度的物价上涨；金融业陷入了混乱状态。上海是金融资本集中的地方，金融投机商趁机操纵金融市场，造成金融危机。许多商店拒收人民币。

　　银元则被金融投机商所控制。那些反对新中国人民政权的人高兴地说：共产党在经济上占领不了上海，人民币会被挤出上海。一些人对共产党管理经济的能力表示怀疑，说共产党在军事上能得80分，在经济上只能得零分。特别是上海的投机商，企图利用共产党刚刚建立人民政权不久，百废待兴，忙于稳定社会之机，大捞一把。他们搞金融投机，控制物资市场，企图把上海经济搞乱，他们好趁机左右上海经济，使共产党无法管理经济。这样，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了上海，共产党也建立了人民政权，但就经济来说，上海是他们的天下了。正因为我们面对的形势很严峻，上海资本家又有很强的经济实力，他们才敢与共产党在经济上较量。
　　毛泽东也认识到由陈云挂帅去打这场经济仗的艰巨性，当年，他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这是一场不下于淮海战役的斗争。
　　银元之战
　　中财委一成立，陈云马上把精力投放在上海方面。7月19日，陈云启程赴上海，指挥新生的人民政权同上海资本家打经济仗。
　　1949年5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后，人民币却进不了上海。原来，上海一解放，陈云就决定，多发行一些人民币，使用在上海方面，通过购买上海方面的物资，使人民币进入上海，最终成为上海的权威货币。与此相配合，中央命令上海军管会在上海发布命令：从上海解放之日起，以人民币为计算单位。为了照顾人民的困难，准许金元券在上海市面上暂时流通。同时，陈云领导组建了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成立之初的主要任务就是用人民币兑换金元券，比例是1：10万。陈云原来设想，通过用人民币兑换金元券，人民币很快就会占领上海。
　　但上海的资本家不欢迎人民政权，不甘心他们的经济特权受到损害，他们耍了一个花招：先不动声色，让人民币兑换金元券，等人民币兑掉了金元券后，再用黄金、白银、美元打击人民币，使人民币也走金元券的路，变成一堆废纸。当人民币基本兑换掉金元券后，上海资本家采取了两招：一招是利用银元倒换人民币，他们掌握大量银元，任意提高价格，进行投机，由于他们囤积了大量银元，一块银元一转手，即可获得人民币160多元，使人民币和银元之间的比价一涨再涨，造成人民币贬值。另一招是在上海造成只用银元交易的形势。在他们的操纵和宣传下，上海各商业机构一时间都只用银元标价，拒收人民币，只收银元。这就使人民币几乎成了不能使用的东西，其信用大大降低。人民银行发行人民币，早晨发出去多少，晚上又收回来多少。上海资本家就是想用这两招，挤垮人民币。
　　陈云清楚上海资本家的用心，也知道打胜银元之战的重要性，他开始想用抛售银元的办法，稳住市场。他调来10万银元抛出去，但很快就被投机分子吃了进去，不但没有稳住市场，反而亏了10万银元。这时，资本家暗暗高兴，认为陈云来上海也不是他们的对手。

　　经历此事后，陈云冷静地分析了上海金融形势，进一步认识到，金元券已经成为历史，不是人民币的对手了，上海现在主要流通的货币已经是银元了。我们在金融上遇到的敌人已经是银元了。而资本家操纵银元和我们打经济仗；主要大本营在上海汉口路422号证券大楼的证券交易所。上海的资本家就是以这里为中心，搞非法的金银和外币投机贩卖活动，其触角伸向上海市各个角落。陈云决定，用强力手段封锁上海证券交易所。
　　6月8日陈云致电华东、华中局，命令他们封锁上海证券交易所，严厉打击投机分子。他还指示：为了更有力地打击上海投机商人，先应派出秘密人员打入证券大楼侦察清楚，对违法商人的活动进行秘密调查，确定一批应当扣押人员的名单，然后再动手。接到陈云的电报后，华东局令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坚决执行。考虑到上海的特殊情况，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一开始并没有马上出兵封锁上海证券交易所，而是通过报纸和广播向投机商们亮明态度，让他们立即停止经济犯罪行为，但上海资本家是不会自动退出阵地的，同时，他们也以为人民政权不能把他们怎么样，照样搞他们的银元投机活动。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6月10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派出军警，包围了上海市证券大楼，上海市公安局长李士英亲自带领200多名干警，控制了证券大楼的通道和主要场所，登记了所有在大楼内的2100人的名单，然后命令他们都到底层大厅集中，由政府代表训话。然后，把预先已经确定需要扣押的238人押送至法院审讯，其他人员经教育后陆续放出。
　　上海资本家与共产党打银元战的大本营被端掉后，他们继续利用小商小贩，在各非主要街道和里弄里贩卖银元。上海资本家与我们打银元之战的大本营没有了，他们这些零星的活动也成不了气候，但小商小贩倒卖银元，也对上海市民造成一定负面心理影响。因此，陈云对资本家这些零星活动仍然十分重视，他指示，要派出军警人员去抓这些小商小贩，但这些小商小贩十分机灵，一见到警察，就跑得无影无踪了。鉴于这种情况，陈云指示，抓住一些倒卖银元的小商小贩后，就追查他们的根子，打击他们的后台。经过深挖根子，不久，就把倒卖银元的老窝都给端掉了，上海街道上再也见不到银元贩子了。
　　接着，陈云指示华东局、华中局，采取以下措施：1、命令铁路、公路、上海公用事业，一律收人民币。2、征税一律征人民币。3、在上海首先发行实物公债，其他一些地方也要发一些公债。4、通令各私人银行检验资金。5、开放全国各地区之间的汇兑，用已经较稳固的老区货币支持新区货币。
　　陈云运用强力的与和平的两手，政治的和经济的两手，很快就把上海资本家掀起的银元风波平息了下去，稳住了上海的金融市场，打胜了同资本家的银元之战。

　　粮食之战
　　上海解放后，资本家利用他们手中具有的对粮食渠道的控制和倒买粮食的手段，大量囤积粮食，操纵粮食市场，一方面从人民身上牟取暴利，另一方面利用粮食，与新生的人民政权抗衡。加上上海人口多，吃饭问题本来就很麻烦，只要粮食一紧张，政治和经济形势立即就紧张起来。资本家就利用这一点，想和共产党打一场粮食战，用操纵粮食的手段，搞垮共产党政权。
　　银元之战之后，共产党与资本家的较量转入粮食市场。上海是个大城市，粮食供应问题历来是一个使执政者操心的大问题。上海解放后，由于上海此前长期被围困，粮食十分短缺。资本家也看到了这一点，他们在银元之战中失败后，又在粮食问题上向共产党发起了挑战。上海资本家利用手中的经济实力，操纵粮食市场，囤积居奇，试图通过掌握粮食，来牵住共产党的鼻子。在他们的操纵下，1949年夏季，上海的粮食价格大幅度上涨，已经超过一般商品的一倍到两倍以上。粮食价格的上涨，不仅影响了工业生产的成本，影响到其他商品的价格，也使人心浮动。陈云意识到，同上海资本家打一场粮食仗已经势在必行，而且我们一定要打胜，才能在上海站住脚，并恢复上海的经济。这时，我们有些干部在同资本家打粮食仗问题上似乎信心不足。陈云就鼓励大家说，我们不要悲观，我经过仔细计算，上海每天有300万斤粮食就够了，这个我们能够解决。接下来，陈云组织政府人员从各产粮地区配售大米，每月配售3000万斤，每天100万斤，同时，通过规范、整顿市场，使上海每天能自由上市大米80万斤，上海也有一部分人吃面，上市面粉可抵80万斤大米，上海市民在战乱时期都存有应变粮，这些也可以补充粮食缺口，上海周边地区是产粮地区，7月底江苏的早稻就熟了，而且价格比上海低，陈云立即组织人员收购江苏的大米，运到上海，供应市场。为了万无一失，陈云还从东北、华中调来1亿多斤粮食，然后，在9、10两个月每月供应市场6000万斤。一开始，上海的资本家见政府运来粮食，便组织高价收购，企图把共产党调来的粮食也控制在手里，但他们打错了算盘。当上海资本家手中囤积大批粮食时，才发现，共产党组织的粮食供应源源不断，并且用平价销售，他们高价收购的粮食，卖不出去，低于市场价售出，只好亏本，许多资本家囤积的粮食烂在了手中。
　　为了使资本家永远也不能操纵上海的粮食市场，陈云组织干部，到江苏、浙江等产粮地区，与那里订立了长期的粮食交易协定，保证由这些地区长期、平稳地供应上海粮食，这样，资本家就被彻底挤出了粮食市场。
　　粮食之战，又以共产党的胜利告终。

　　从根本上解决“两白一黑”问题
　　根本上解决上海的经济问题，关键是抓住大米、纱布、煤炭这“两白一黑”的供应问题。陈云对此进行了分析。他认识到，“黑”即煤炭问题，比较好解决。只要我们把运输抓住，煤炭就会源源不断地运来。关键是解决大米和纱布问题。这两样东西，一个是吃的，一个是穿的，是市场的主要物资，我们掌握多少，控制市场的力量就有多大。我们控制市场的力量越大，人心就不会乱。而人心乱不乱，在城市主要是由我们掌握粮食，在农村主要是由我们掌握纱布。
　　当时，华北地区受灾，粮食欠产，投机分子就利用这个时机倒卖粮食，把粮价抬了起来。陈云及时发现了这一情况，他急电东北财委，要那里紧急调一批粮食支援华北地区，还派中财委的一个副秘书长专程前往东北，坐镇沈阳，保证东北每天发一列车粮食到北京。在北京，他指挥有关部门在天坛打席囤存粮，每天都增加存粮。这实际上就是做给粮食投机商们看的。粮食投机商们也是十分机灵的，他们的信息也是蛮灵的，他们在北京的“眼线”也每天到天坛去观察。当他们观察了数日之后，确信政府不仅不缺粮，粮食还蛮多，就向上海的投机商们汇报。上海乃至全国的粮食投机分子看到国家手中有粮，就不敢轻举妄动了。人民政府有了稳定的粮食供应，也就从根本上解决了一“白”的问题。
　　解决了一“白”即大米问题后，陈云紧接着解决了另一“白”即纱布问题。
　　陈云在上海指挥打的经济仗，最终治住了上海资本家，使他们再也不敢向人民政府发起经济挑战了。陈云治住资本家，对新中国后来的历史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因为治住资本家，是团结资本家为新中国服务的前提，正因为我们治住了资本家，才能团结资本家，才为50年代前期对资本家进行利用、限制、改造打下一个好基础。（摘自《党史博采》　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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