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周有光不是汉语拼音之父
周有光不是汉语拼音之父，这个话题，我曾经写过，后来无意间淘到吴玉章先生的《文字改革文字》一书，更佐证了我的观点，此书可以鉴证吴玉章在推行简化字和汉语拼音上的功劳。尤其再版于1949年的《新文字和新文化运动》（详见附图）可以证明，早在解放前，汉语拼音方案的拉丁字母方案已经非常接近现行方案。而周有光是1954年才参与拼音工作的。
图一，吴玉章著《文字改革文集》。


图二，吴玉章其人。


图三、图书编辑说明。



图四、目录页。


图五、六、七、八、九，解放前确定的，高度接近于现行汉语拼音方案的拉丁字母方案示例。









综合以上信息可知，早在解放前，汉语拼音方案以基本定型。解放后，汉语拼音方案的倡议者和直接负责人，一直是吴玉章先生。

1949年8月25日,毛泽东收到中共“五老”之一吴玉章的来信。信中,吴玉章对中国文字改革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国文字应改成拉丁化的拼音文字，并大胆地提出在全国各地选择重点试行新文字。

毛泽东看信后，将信转给郭沫若、茅盾、马叙伦征求意见，三天后他们给出答复表示赞同，吴玉章汉字拼音化的主张得到了毛泽东在内的许多人的支持。
1955年2月成立的拼音方案委员会，由吴玉章、胡愈之为正副主任，委员有：韦悫、丁西林、林汉达、罗常培、陆志韦、黎锦熙、王力、倪海曙、叶籁士、周有光。
1955年10月15日，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召开。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专家拿出了几年来的研究成果，汉字简化方案和6种汉语拼音方案草稿，其中有4种汉字笔画式方案，一种斯拉夫字母式方案和一种拉丁字母式方案。会议结束后，正准备赶回复旦大学上课的周有光，突然接到一个通知，让他留在文改会。周有光是这样回忆他与吴玉章的会晤的：“当时我说，不行呀！语言文字我是外行，就是业余搞搞。可是，吴老说，这是一项新工作，我们大家都是外行。”
1954年,在拼音方案小组的委员们对“何谓民族形式”争论得不亦乐乎的时候，周有光发表了一篇名为《什么是民族形式》的文章，指出：汉字的形式不适合字母要求，世界上最通行的是拉丁字母。我们与其另起炉灶，还不如采用它。周有光这一见解，引起了吴玉章的重视，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周有光才被留在了文改会。
1956年1月20日,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在吴玉章做了关于文字改革工作的发言后，毛泽东突然接过话头：
我很赞成在将来采用拉丁字母，你们赞成不赞成呀？我看,在广大群众里头，问题不大。在知识分子里头，有一些问题，中国怎么能用外国字母呢？但是，看起来还是采用外国字母比较好。……因为这种字母很少，只有二十几个，向一面写，简单明了。……凡是外国的好东西，我们有用的东西，我们就是要学，就是要统统拿过来学，并且加以消化，变成自己的东西。
毛主席的这番话，生动而深刻，使得几年中关于字母形式的反复争论最终尘埃落定。七天后，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文字改革工作问题的指示》，其中明确表示“中央认为，汉语拼音方案采用拉丁字母比较适宜”。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是毛主席先在知识分子会议上表态支持使用拉丁字母后，中央的指示才发出的。但最近，原语文出版社编审凌远征在读《胡乔木书信集》时却有了新的发现：
《胡乔木书信集》中显示，知识分子会议前胡乔木就已经起草好了《关于文字改革工作问题的指示》，而关于支持使用拉丁字母的决定，是更早时经过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的结果，并不是人们所认为的是毛主席一个人的决定。这说明中央采用拉丁字母制订汉语拼音方案，是经过慎重讨论的。
也就是说，最重拍板，采用拉丁字母制订汉语拼音方案，是包括毛泽东在内的领导人和专家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周有光在其中有建言献策的作用，或者说他的建言与领导人与专家组最重不谋而合，但不能说周有光决定了汉语拼音方案的大方向。
综合以上信息，已经非常明白了。汉语拼音方案是吴玉章自动请缨并主持完成的，他一开始就提出了使用拉丁字母的主张，而最后决定使用拉丁字母是由毛泽东拍板的，周有光能加入到汉语拼音方案的工作中，主要是因为他也支持用拉丁字母，与吴玉章、毛泽东的观点不谋而合。而汉语拼音方案的拉丁字母方案，早在解放前就已近定型，与现行方案非常接近。所以，周有光在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过程中，虽然起了一定作用，但他只是一个参与者，却非制定者、决策者，所以根本当不起“汉语拼音之父”的名头。在汉语拼音方案的老人相继谢世后，媒体炒作周有光是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明知自己不是却欣然笑纳，完全是贪天之功。
周有光活得够久，他说上帝忘了他，但今天上帝忽然想起他了，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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