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 坚守沦陷区 抗战中燕京大学 (1) 由 mapletiger 于 2016-12-27 11:00

为抗战中国输送人才 

    燕大教授夏仁德是美国费城人，1923年8月来中国，任教于燕大心理学系，在燕大做了许多地下工作，多年来，他在燕园的家一直是中共地下组织的重要据点。燕大出身的陈翰伯回忆，“1935年，正是一二九运动来潮之年。夏仁德完全支持中国进步学生。他不发表讲演，没有写过文章，他是用行动来支持我们的。他知道我们需要安全的工作环境，把他家后门的钥匙交给我们，答应晚上午夜时分，可以在他家楼下客厅里办事，只是告诉我们，白天不要来，晚上不要有女同学来。后来，我们利用这里办了很多事情。有些党的文件如《八一宣言》等等，我们就带来藏在地毯底下。” 

    很多中共地下工作者因夏仁德的庇护而躲过了当局的追捕。当时的清华大学学生蒋南翔，就曾在夏仁德家里避难。后来出任新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的黄华，也是夏仁德的学生。当黄华秘密离校，投奔延安之后，校务会议曾讨论要不要给黄华发文凭。夏仁德力排众议，全力为自己心爱的学生辩护。他说：我在中国多年，黄华是我教过的最好的学生！ 

    从1940年起，根据司徒雷登的安排，夏仁德领衔主持燕京大学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当时正在燕京大学读研究生、后来成为著名历史地理学家的侯仁之，则是夏仁德的主要助手，任委员会副主席。燕京大学的主要工作是把沦陷区的知识青年培养成战时中国紧缺的人才，而怎样把已经培养成才的燕京学子输送到大后方和敌后根据地，输送到抗日战争最需要的地方，这个任务就主要由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来完成。 

    逃奔大后方的燕京学子所在多有，逃奔敌后根据地的燕京学子也不少见。侯仁之回忆，当他策划第一批学生南下时，中共燕京地下组织负责人向他建议，也应该送一批学生去根据地。并说根据地就在山西，去也方便，而且那里很需要知识分子。侯仁之表示赞同，两人就一起去见司徒雷登。司徒雷登毫无保留地支持，并要中共燕京地下组织负责人和侯仁之共同负责此事。 

    从1940年冬到1941年夏，经中共燕京地下组织安排，由侯仁之具体联系，从燕京大学挑选了3批共10多个学生分赴敌后根据地。 

    无论是去大后方还是去敌后根据地的燕京学子，如侯仁之所言，“他们离校后的经历虽然各不相同，但每个人都在抗日救亡以及新中国的建设中，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其中当然有夏仁德的功劳。 

    最让燕京学子不能忘怀的，是1941年12月8日夏仁德非同寻常的举动。 

    那天早上，当教务处职员赶到适楼二楼的教室宣布下课时，正在这间教室的三八班学生赵凤章没有跟大家一样按要求到大礼堂开会，而是马上跟地下组织联系，收回一批“禁书”和文件，准备销毁。回到宿舍，他突然想起一件事，大惊失色。原来，赵凤章曾将整整一个柳条箱的“民先队”内部资料交由夏仁德保管。现在日军占领燕园，很可能掘地三尺，一旦从夏仁德家里搜出那个柳条箱，后果将不堪设想。 

    赵凤章急忙从宿舍三楼下到一楼，却被传达室的工友迎面拦住。“赵先生，你的电话。”赵凤章不耐烦地接过话筒，话筒里传来夏仁德的声音！夏仁德单刀直入：“你的东西我可以烧掉吗？”赵凤章赶紧用英语说：“当然可以。我正要去你府上把它们拿回来呢。”“这么多东西，你怎么好拿走？不如我直接烧掉算了。” 

    柳条箱里的资料付之一炬，赵凤章等一干学子安然无恙，夏仁德却为此付出了代价——那天早上夏仁德本来计划和另外两个外籍教授去敌后根据地。但他想到那个柳条箱，便留了下来——在帮助被日军赶出校园的女生运送行李途中，夏仁德被日军认了出来，随即被捕。 

    1950年8月，不幸背负特嫌恶名的夏仁德，黯然返回美国。 

    中美恢复邦交后的1973年，望穿双眼而始终不肯死心的夏仁德，终于等来中国的大红请柬。这年五一节，夏仁德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并参加了宴会。访华的最后一天，他对儿子亨利说：“就是我现在死的话，也可以瞑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