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周末年，赵匡胤“陈桥驿兵变”，逼迫周恭帝禅位，建立起北宋王朝，成为一代杰出君主——宋太祖。兵权等于皇位，这一规律在“陈桥驿兵变”事件中再一次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当然，像“陈桥驿兵变”这类事件的发明权并不属于赵匡胤，以兵权攫取皇权，赵匡胤不是第一人，也不是最后一个。远的且不说，近的就有郭威的榜样。后周开国皇帝郭威在后汉朝廷为大将时，曾同一班志趣相投的中下级军官结为生死兄弟，号称“十军主”。他们曾刺臂宣誓：“凡我十人，龙蛇混合，异日富贵无相忘，苟渝此言，神降之罚。”

　　到了乾祐三年（950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河北诸州驰报，契丹深入”，时任后汉枢密使的郭威奉命统率大军北征。当部队开进到澶州时，郭威在“十军主”的鼎力辅佐下，公开发动兵变，然后打道回京，一举颠覆后汉政权，自立为帝。无论是动机、方式，还是过程、结果，赵匡胤一手操纵的“陈桥驿兵变”，完全是郭威当年行动的翻版，只不过是时间、地点有所不同罢了。

　　俗话讲，“且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赵匡胤的做法，等于间接替后汉报了仇雠，而他对于后周朝廷来说，其可谓是“天道恢恢，报应不爽”！

　　“陈桥驿兵变”事件表明：对于手握重兵的功臣宿将来说，只有两条路可走：不是遭君主猜忌，最后落得身首异处的下场，便是借助手中的军队，创造和利用各种机会，趁机夺取皇位，成为新的君临四海的天子。舍此两途，似乎很难有更好的选择。而事实也正是这样。对于那些拥有军队、威名日著的功臣宿将而言，要使他们耐得住寂寞，不滋生觊觎之心，简直等于与虎谋皮、缘木求鱼，纯属一厢情愿。在他们的意识深处，做皇帝君临天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独执生杀予夺大权的诱惑，实在太大了，是怎么也抵挡不了的。所以他们大多都愿意冒灭族的危险，设法为这种诱人的前景殊死一搏。他们的哲学，已由那位东晋大军阀（也是大大野心家）桓温所一语道破：“既不能流芳百世，不足复遗臭万载耶！”政治斗争的游戏规则就是，若有十倍的利益，便不惜侥幸一试；若有百倍的好处，便可以丧心病狂把老本全豁出去。于是乎，抱着“成者王侯，败者贼寇”的亡命心理，历朝历代都有一些权欲熏心的功臣宿将不安于位，要跳将出来导演以武力抢班夺权的一幕幕活剧。赵匡胤只是具有典型性的人物之一而已。

　　“陈桥驿兵变”所透露的历史信息是十分丰富的，其蕴含的人生哲理更是非常深刻的。

　　首先，封建专制集权体制条件下的君将之间矛盾对立，是势如水火、不可调和的，是始终无法解开的一个死结。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这一内在关系，决定了为君者总是千方百计要把“兔死狗烹”、诛戮功臣提上他的议事日程，而为将者则总是想方设法把黄袍加身的意图付诸实施。问题的关键是哪一方面把握时机，争得先手，成为斗争中的胜利者。“时来天地共努力”，赵匡胤捕捉住了先机，所以笑到了最后；而王敦、桓温之流未能坚持到最终，所以赍志而殁，“运去英雄不自由”，成为后人所诟病的对象。

　　其次，人的欲望是永远没有止境的，“得陇望蜀”是人们普遍的心态。赵匡胤尽管已当上了殿前都点检的高官，可谓位极人臣，呼风唤雨，可是他仍然不满足，还要朝皇帝的宝座伸出贪婪之手。真是当了大官想做皇帝，做了皇帝还想成仙。为了利益，为了欲望什么都可以不顾，亲情、友情、恩情随时能一笔勾销，良心、爱心、是非心随时能彻底抛开。老子说“祸莫大于多欲”，《礼记》也强调“欲不可从”，这恰好证明清心寡欲的确十分稀罕。

　　再次，对于最高统治者来说，部属的忠诚永远是一个问号，对此帝王应该有十分清醒的认识。给自己造成真正威胁的，不是明眼看得见的敌人，更不是普通老百姓，而是伴随在自己身边的野心家、阴谋家，是那些貌似忠厚、办事勤恳，自己倚为左膀右臂的亲信、心腹。他们往往在你最放松警惕的时候冷不防地反噬你，让你猝不及防，一蹶不振。所以，变生肘腋，乱自内起，是最为可怕也是最为危险的事情。为了防止这样的悲剧发生，最高统治者平时要多留几个心眼，对任何人都不能完全信赖，不要把注下在一处。常言道：“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话虽粗俗，但道理却是不错的。

　　最后，孔夫子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政治上恶劣的先例是不能开的，道理很简单，只要开了先例，那么群起效仿者就会纷至沓来，致使政治生活变得越来越浑浊，越来越丑陋。“乱糟糟，你方唱罢我登场”，陷入无止境的恶性循环之中。有后周开国皇帝郭威的黄袍加身之举，才有赵匡胤的“陈桥驿兵变”；有当年曹丕的篡汉自立，才有司马氏的篡魏建晋。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你开了先例，自然会有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正如杜牧《阿房宫赋》所称的那样，是“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如果说，“陈桥驿兵变”反映的是赵匡胤的无畏胆略和敢作敢为，那么，接下来的“杯酒释兵权”体现的则是他的深谋远虑和举重若轻。

　　赵匡胤通过“陈桥驿兵变”，“黄袍加身”，由节度使、禁军统领一跃而成了皇帝。“兴亡以兵”、军权等于皇权这个道理，赵匡胤本人是有着极其深刻的体验的。“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五代十国旋兴旋灭的历史风波，赵匡胤看得清清楚楚。他知道只有不让他人染指禁脔，由自己完全掌握军队和军权，才能真正巩固皇权。他的这个想法，后来的南宋人范浚亦有赞同之论：“五代之所以取天下者，皆以兵。兵权所在，则随以兴；兵权所去，则随以亡。” 

　　所以赵匡胤正式登基后，一直将集中军权、巩固君主专制统治作为重点考虑的问题。换句话说，如何使新建立的赵宋政权不重蹈覆辙，不成为继后周之后的第六个短命王朝；如何革除方镇专横骄恣的习性，根绝“兵强则逐帅，帅强则叛上”的弊端；如何消弭各种不安定的因素，实现赵宋王朝的长治久安。这些紧迫问题时刻萦绕在赵匡胤的心头，常常使得他食不甘味，寝不安枕。“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尤其是李筠、李重进这两个节度使以复辟后周王室为名兴兵反叛事件的发生，更加让他感受到解决方镇拥兵自重问题的重要性与迫切性。

　　为此他向宰相赵普讨教具体对策。赵普这个以“半部《论语》治天下”而著名的智囊人物，的确目光远大、思维清晰、见识卓著，他一眼看清了事情的症结所在：“唐季以来，战斗不息，国家不安者，其故非他，节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矣。今所以治之，无他奇巧也。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天下自安矣。”赵匡胤是何等聪敏之人，稍经点拨便恍然大悟。故赵普话音未落，他便连忙接过话茬，说道：“你不必再讲下去了，我已经完全明白了。”从此，他开始把集中兵权作为一项首要事务提上了议事日程。

　　不过，赵匡胤这个人与刘邦、朱元璋本质上不同，他是好人，更是好皇帝，为人宽厚仁慈，重义气，讲友情，性格平和，胸襟开阔。这样的个性特征，使得他集中兵权的措施也带有明显的折中调和色彩。具体地说，他开始时所采取的方法是将重要军职频繁换人，借机罢免了一些与自己关系比较疏远的将领，同时大量安排自己的心腹和亲信担任重要的职位，希望通过由石守信、韩重斌、王审琦掌控兵权的途径，来消除对皇权的威胁，间接地达到集中兵权的目的。说白了，这其实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式的半截子“革命”做法。

　　但宰相赵普认为，这么做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在他看来，功臣宿将如果继续执掌兵权，那么必定会对皇权构成现实的威胁，这是不以人们的善良主观愿望为转移的。人是环境的产物。虽然他是皇帝的心腹和亲信，但是一旦处于执掌兵权的地位，就一定会站在新的立场行事，以维护自己的利益了。友情和忠诚敌不过利益的驱使，用当今一句比较时髦的话讲，便是“屁股决定脑袋”。“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要解决问题，与其扬汤止沸、隔靴搔痒，不如釜底抽薪，尽快地将石守信、王审琦等人调离禁军，剥夺其兵权，改授其他荣誉性的官职。

　　赵匡胤是一位极重义气的君主，而且也很爱惜羽毛，不愿意给自己落一个“凉薄寡恩，过河拆桥”的话柄。在他看来，石守信、王审琦与自己是多年的老朋友，彼此间有过命的交情，肯定不会威胁自己的统治。所以，他一再地拒绝了赵普的建议，并解释说：“石守信、王审琦这些人一定不会背叛我的，你多虑了。”但是，赵普却认准道理不放，继续开导赵匡胤：“我的意思并不是担心他们本人会背叛陛下。然而，我仔细地观察过，这几个人都缺乏统御部下的高明才能，恐怕无法有力地驯服所率的军队，万一他们手下的士兵作乱生事，率意拥立，那时候局势失控，就由不得他们自己做主了。”

　　经过赵普这样直截了当的点拨和提醒，赵匡胤终于觉悟过来，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于是他决定把集中兵权的工作推向新的阶段，彻底解除原有禁兵统帅手中的兵权，而不管他们是不是自己的亲信。

　　要达到剥夺功臣宿将兵权的目的，有两条途径可以选择：一是学汉高祖刘邦，通过血腥残忍的屠戮；二是效仿光武帝刘秀的榜样，通过温和的赎买，和平地解决问题。后者对社会政治生活的震荡比较小，应该说更为理想。赵匡胤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第二种方式。

　　建隆二年（961年），农历七月初的一天，赵匡胤同往常一样，召来执掌重兵的石守信、王审琦等功臣宿将饮酒叙欢。酒酣耳热之际，赵匡胤挥挥手打发走侍从人员，端起酒杯，无限深情地对石守信等人说道：“我如果没有你们各位的竭力拥戴，也就不会有今天九五之尊的地位，对于你们的功德和情谊，我本人是一辈子也不会忘怀的！”

　　然后他口气突然一转，感慨万端，很巧妙地切入了正题：“可是你们不知道，做皇帝也有很大的难处呀，还不如做一个节度使快乐自在。且不瞒诸位爱卿说，自从做上皇帝，我还没有睡过一夜安稳觉呢！”

　　平时彼此不拘形迹、罕有隔阂的石守信等人，听了赵匡胤这一番莫测高深的开场白后，顿时感觉今天的气氛不大对头，如坠入云雾之中，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根本不明白赵匡胤话里的真实意图，遂纷纷停杯询问：“陛下遇到什么难事睡不好觉呢？臣等是否可以分担一二？”

　　赵匡胤的嘴角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咳一声清清嗓子继续平静地回答说：“其实个中缘由不难知晓，在座诸位想想看，天子这个宝座，又有谁不想坐呢！”

　　石守信、王审琦等人听到昔日的义社兄弟、今日的大宋天子说出这番话来，顿时大惊失色，惶恐万分，浑身上下冒出冷汗，宴会的气氛立即紧张起来，他们赶紧跪下叩头说：“陛下何出此言？现在天命已定，有谁还敢再怀二心？！”

　　赵匡胤冷冷地打量了他们一眼，接着说道：“可不能这样简单地看问题啊！对诸位我是完全放心的，怕就怕你们的部下当中，有人贪图富贵，利令智昏。一旦他们兴风作浪，把黄袍披在你们的身上，届时形格势禁，你们想不干，能办得到吗？”

　　石守信等人听到这里，觉得全身上下犹如浸泡在冰窟窿之中，浑身颤抖，感到大祸临头了。于是他们一边涕泣，一边叩头不止，可怜兮兮地说：“我们都是些粗人，从来没有想到这一个层面上，还请陛下可怜可怜我们，看在当年我们为陛下鞍前马后奔波效劳的份上，给我们指出一条生路吧！”

　　赵匡胤见状，知道时机业已成熟，便趁热打铁，娓娓道出了自己经过深思熟虑的想法：“人生短暂，转瞬即逝，就像白驹过隙，倏忽而去。那些梦想大富大贵的人，不过是想多积聚一些金银财宝，既能让自己吃喝玩乐，好好地享受一番，不枉在人世间辛苦一场；又可以使子孙后代过上好日子，不至于因缺乏物质而陷于贫困。所以，要想安稳太平，诸位不如把兵权移交出来，到地方上去当个大官，购置好的田地和宅第，为子孙后代立下永远不可动摇的基业，同时多多置弄一些歌伶舞女，天天饮酒作乐，与之一起愉快地欢度天年。到时候，我再和诸位结为儿女亲家，君臣之间再无猜疑之嫌，上下相安，这样不也很好吗？”

　　石守信、王审琦等听赵匡胤这么一说，脑筋方才彻底地转过弯来，惊慌恐惧之态逐渐消失，感恩戴德之情油然而生，于是再一次叩头拜谢说：“陛下为我们考虑得如此周全，真可谓生死之情、骨肉之亲啊！敬乞陛下放心吧，我们绝不会辜负浩荡圣恩！”

　　第二天一早，石守信、王审琦等人都纷纷上表称病，请求解除兵权引退。赵匡胤见操控如意，计划成功，当然十分高兴，立即颁布诏令恩准他们的“请求”，收回他们统率禁军的权力，同时赏赐给他们大量的金银财宝，安排他们做一些闲职散官。其中侍卫都指挥使、归德节度使石守信为天平节度使，殿前副都点检、忠武节度使高怀德为归德节使度使，殿前都指挥使、义成度使王审琦为忠正节度使，侍卫都虞侯、镇安节度使张令铎为镇宁节度使。对其他地方上的统兵节度使，也基本上按照这个原则解除其兵权。至此，这些功臣宿将都被罢免了军职，只剩下一个徒有虚名的荣誉头衔——节度使。

　　与此同时，赵匡胤还切实履行了与功臣宿将“约为婚姻”的诺言。他将寡居在家的妹妹燕国长公主嫁给了高怀德；张令铎被罢免军职出任为镇宁节度使之后，赵匡胤亲自牵线搭桥，让张令铎的第三个女儿做了皇弟赵廷美的夫人。开宝三年（970年），宋太祖的长女昭庆公主下嫁王审琦之子王承衍；两年之后，宋太祖的第二个女儿延庆公主下嫁给石守信之子石保吉。

　　赵匡胤与功臣宿将结为儿女亲家，一方面是为了显示彼此互为一体，亲密无间；另一方面也隐含着皇帝愿与功臣同舟共济的美好愿望。赵匡胤这样做，很显然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因为这种政治性联姻有助于打消功臣宿将的顾虑，使他们的心态在解除兵权后迅速平静下来，恢复正常，从而保证新建立的赵宋政权趋于稳定和巩固。同时，在“共保富贵，遗其子孙”的思想指导之下，宋太祖赵匡胤大肆赏赐儿女亲家，他们自己也不择手段地聚敛财富传给后代。如王承衍，便是“以功臣子尚主贵显，拥富赀，自奉甚厚”的。赵匡胤对功臣宿将的优渥厚待，于此可见一斑。

　　赵匡胤在赵普的精心谋划下解除功臣宿将统率禁兵权力这一事件，历史上称为“杯酒释兵权”。赵匡胤没有用历史上一些君主惯用的屠戮功臣的办法来解决问题，没有在解决君将矛盾问题上搅起政治上的大动荡，也没有使自己在历史上留下残暴不仁、刻薄寡恩等不光彩的声誉，说明他的确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懂得轻重得失的杰出政治家。

　　赵匡胤之所以能达到这样高明的境界，主要是因为他宅心仁厚，胸襟博大。综观历朝历代的史实，有一现象值得关注：公卿出身的皇帝，对待功臣宿将一般比较宽大，汉光武、唐太宗便是其例；反之，平民乃至无赖出身的皇帝，对待功臣则常常残酷无情，滥开杀戒，汉高祖、明太祖便是其例。赵匡胤虽然不是正宗意义上的公卿出身，但毕竟是官宦之后，不同于普通平民。这样的个人背景，再加上其仁慈宽厚的个性，决定了他对那些同自己一起出生入死、患难与共的兄弟的友情不会轻易泯灭，不会一当上皇帝就翻脸不认人，对功臣宿将磨刀霍霍。可是，五代之世的史实又提醒他不能兵权旁落，当时“天子盖公辈贩弄之物”的直接后果，乃是丧乱相承。70余年之中，易代 5次，统兵大将朝为藩臣，暮为天子。

　　这对赵匡胤来说，永远是不敢忽视的教训。所以，友情再深，也抵不上切切实实的利害关系，不得不服从利益的需要。而功臣宿将之所以有威胁，除了过去曾经平起平坐、礼貌欠周、恣情放纵等因素外，关键是其手中握有兵权。因此解决功臣问题的重点又在于剥夺他们的兵权，即《六韬·文韬·守土》所谓“渭渭不塞，将为江河；荧荧不救，炎炎奈何；两叶不去，将用斧柯”，无借人国柄，借人国柄，则失其权”。

　　既不愿意埋葬友情，反目为仇，又不能允许功臣拥有实权，对自己的皇位造成实质性的威胁，要解决这个两难问题，在两者之中找出一个恰当的平衡点，无疑需要极其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政治手腕。赵匡胤在赵普的鼎力辅佐之下，找到了“杯酒释兵权”的最佳方法，采取和平的方式让功臣宿将顺从地交出兵权，这无疑是皇帝和功臣宿将双赢的结果。它既有利于安定人心，巩固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秩序，又有利于进一步强化军事集权，推进军事改革的深入，从而在保全功臣、维护名誉的前提下，结束唐后期以来的方镇悍将“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喜则连衡而叛上，怒则以力而相并，又其甚，则起而弱王室”的混乱局面。应该说，这是赵匡胤在处理皇权与将权关系上的最大成就，也是他对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特殊贡献。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政治策略的运用成功，乃是以牺牲国家和人民的经济利益为重大代价的。它实际上是一种对功臣宿将的经济赎买政策。为了收回功臣宿将手中所掌握的政治、军事方面的权力，赵匡胤从经济上给予其最大限度的补偿，使各位功臣宿将愿意在情感上接受这种安排。在这一政策的导向之下，从赵匡胤即位时开始，武将掠取土地、经营牟利、聚敛财货的风气就已经形成，并且逐渐盛行。例如，石守信“专务聚敛，积财巨万，尤信奉释氏，在西京建崇德寺，募民辇瓦木，驱迫甚急，而佣直不给，人多苦之”，即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这些功臣宿将被罢解兵权之后，在庆幸没有重蹈“兔死狗烹”覆辙、保全身家性命的同时，也难免为无权闲置而倍感空虚失落，大多是郁郁寡欢，闷闷不乐。为了使自己的心态得到某种平衡，他们便积累财货，购置土地，畜养奴仆，游冶无度，酗酒无节，寻欢作乐，骄奢淫逸。赵匡胤对此一般都是听之任之，不加干涉。在他看来，这些都是小节问题，只要他们在政治上不怀二志，不危及自己的统治也就可以了。皇帝不在乎功臣贪墨，只在乎功臣进取，因为前者让自己放心，后者却叫自己揪心。

　　宋太祖的这种政策和态度深刻地影响到宋朝数百年的社会政治生活。在整个宋王朝统治期间，除了极少数将领如岳飞等人之外，大多数将领都带头兼并土地，行贿受贿，敛财鬻货，贪赃枉法，穷奢极欲，这显然是与宋太祖为了剥夺功臣宿将的兵权，而积极倡导的醉生梦死的人生观、价值观有密切关系的。

　　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弊端或局限，宋太祖赵匡胤以“杯酒释兵权”的和平方式解决了皇帝与功臣宿将在夺取江山之后的权力再分配上的尖锐矛盾，避免了屠戮功臣宿将的悲剧重演，既保全了功臣，又实现了军权的集中，从而确保政局之稳定，这无疑是政治上最高明的选择。英国著名战略学家利德尔·哈特在其名著

　　《战略论》中指出：“军事谋略的最大特征，是能够确定哪些是能够做的和哪些是不能够做的。”兵圣孙武也说：“夫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杯酒释兵权”的高明，正在于赵匡胤把解决功臣问题的利提高到最大的边际，而将其中的弊害降到最低的程度，这在君主专制体制条件下，已经是极为明智的做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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