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故事从公元1266年开始。这一年在南宋的子民眼中是咸淳2年，在蒙古人眼中是至元3年，而日本人则叫做文永3年。　　

　　公元1259年，铁木真（成吉思汗）的孙子、铁木真幼子托雷的儿子蒙哥汗战死于对抗南宋的合州(今重庆合川)钓鱼台前线，按照蒙古人幼子继承家业的传统，铁木真的另外一个孙子、托雷的儿子忽必烈(后来的元世祖)的弟弟阿里不哥在哈拉和林（在今天的蒙古国）被蒙古诸部推举为新的蒙古大汗。此时忽必烈的弟弟旭烈兀刚刚灭亡了在突厥人的塞尔柱汗国手里作为傀儡工具苟延残喘了几百年的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攻入了报达（即今天的伊拉克首都巴格达），正在击溃称霸了整个西亚地区几百年的塞尔柱突厥人，建立了伊尔汗国。而忽必烈则正在南宋的鄂州(今湖北武昌)与宋军苦战。得知蒙哥汗的死讯，忽必烈迅速与宋停战，撤兵北归。手握重兵的忽必烈于次年在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东)自立为蒙古帝国大汗，汗号为“薛禅可汗”，同时宣布阿里不哥的汗位是非法的。

　　4年之后，忽必烈打败阿里不哥，并将这一年作为至元元年(1264)。不满忽必烈搞汉人式定居国家而背叛铁木真的祖训搞“修正主义”的海外四大汗国纷纷宣布“独立”，不但与忽必烈断绝了关系，甚至还刀兵相向。至此，由成吉思汗所开创的这个疆域广大、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蒙古帝国1分为5。忽必烈得到的仅仅是包括中国北方、蒙古本土和西藏在内的这5分之1。

　　还是在这一年，忽必烈第一次向日本这个他仅闻其名的神秘国度发出了国书。

　　此时的日本正处在第90代天皇龟山天皇时期，但所有人都知道，那时候的天皇早已“不当大哥好多年”。

　　在公元12世纪末，带领源氏家族打败平氏家族的领袖人物源赖朝被天皇授封为“征夷大将军”，并以镰仓为中心，开创幕府，是为“镰仓幕府”。源赖朝的镰仓幕府虽具有最高军事统辖权、最高实际行政管理权，但他还是保留了在京都的没有行政权管理权和军事统辖权的天皇的朝廷、宫廷贵族以及传统的文职办事机构。 皇室仍是全体日本人精神世界的旗帜。所以，对于幕府政权来说，不废除天皇，一来是无心为之，二来是无力为之，并且通过巧妙地利用天皇的传统权威号令天下，也是一种务实有效的施政方式。 

　　日本的这种“双重政权”一直维持着，源赖朝的儿子源赖家死后，北条家族通过源赖朝的妻子、源赖家的母亲北条政子篡夺了源家的实际统治权，但北条家一直都没有担任“征夷大将军”，只是称“执政”，但事实上在北条家族的时代，“将军”们也跟天皇们一样都成为了傀儡。日本的实权在世袭统治的执政北条家手里，日本还有两个傀儡，天皇是傀儡，将军也成了傀儡。14世纪初，北条家族政权崩溃，足利尊氏在诸侯混战中获胜，建立了室町幕府，足利家族跟源家和北条家一样，继续保留了京都的天皇朝廷、宫廷贵族以及传统的文职办事机构，以天皇作为全体日本人精神世界的旗帜，巧妙地利用天皇的传统权威号令天下。后来在织田信长、丰臣秀吉死后通过击败丰臣家的忠臣石田三成而在17世纪初成为日本的实际统治者、建立起德川江户幕府的德川家康，也继续有样学样。所以说，一直到到19世纪明治天皇（睦仁）消灭德川江户幕府、开启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天皇在长达800年的时间里一直都是没有实际权力的傀儡工具和精神象征，日本天皇做了800年的傀儡。19世纪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天皇开始拥有了一些实际权力，但仍然没法大权独揽，议会和宪法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天皇，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天皇遇事要跟几位皇族大臣和老旧忠勋商量，明治维新之后到1945年日本二战战败投降前的日本天皇们，更像是同时代德国（1918年废除君主制）和意大利的皇帝和国王，有相当大的实际权力但仍然受到议会、宪法的限制，更受到老大臣们的限制，属于是“半立宪君主”、“半实权君主”。

　　总而言之，蒙古帝国时期的同时代的日本政治可以简单地表述为——天皇的权力在将军家，而将军家的权力在执政北条家。

　　忽必烈因为日本与南宋的亲密友好关系而决定攻打日本

　　唐朝覆亡之后，中国历经五代十国，严重影响了中日双方的贸易和其他方面的交往热情，导致中日之间的船舶来往在公元12世纪几乎绝迹，直到南宋时期，由于中日两国彼此的需要，双方交流才重新活跃起来，但宋、日双方始终没有建立起正式的官方关系。虽然没有正式的朝贡和回赐方式的官方贸易，但事实上，中日贸易在宋期间的发展程度远远超过唐代最兴盛期，中日双方的商船在海上往来络绎不绝。 

　　在这一时期，中国宋朝商人表现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积极进取，他们中的不少人还在日本博多湾购置物业，他们的聚居区被日本人称为“大唐街”。一批主要来自于江浙、福建的中国商人甚至把持当地商业流通命脉，展示了古代中国商人的勤奋进取心，成就了像谢国明这类巨贾的贸易王国。 

　　中日之间的这种友好局面持续了大约一个半世纪，南宋的程朱理学传入日本之后与其禅宗融合，一起渗透到武士戒律中。宋朝的软实力在日本列岛特别是上层中发挥了极大的影响力，镰仓幕府三代将军源实朝（1192～1219年）甚至想建造一条大船到南宋终老。宋朝时期，中国对日本的影响，尤其在文化方面，要远远超过唐朝。 

　　在忽必烈东征日本之前，日本对蒙古人所知甚少，欧亚大陆上蒙古铁骑的所向披靡和杀声阵阵，隔着东海，对日本几乎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在中国大陆，一场空前绝后的巨大变局正在形成。

　　忽必烈一开始还仅仅只是诏谕（写信给）日本以招抚，希望日本能够不打仗就臣服于蒙古帝国，不打仗就成为蒙古人的盟友。忽必烈诏谕日本时，正是大蒙古国准备大举南下消灭南宋之时。因此，诏谕日本一旦成功，对即将展开的征宋之役来说至少有以下三个好处：

　　其一，经济上削弱南宋。

　　常言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为什么独独南宋就能够在强大的女真金国和更强大的蒙古帝国的身边睡了100多年还没有亡国？除了宋人的骨气、战术、科技之外，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还在于宋人有钱。

　　虽然在历史教科书上我们所熟知的宋朝是一个有着冗官、冗兵、冗费这“三冗之害”的朝代，一副积贫积弱、可怜兮兮的讨打脸孔，但从更多的史籍中，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自信、开放，藏富于民的南宋！南宋与阿拉伯人、波斯（伊朗）人、印度人等的海外贸易，是南宋财政的重要支柱，使得南宋能够有足够的财力与蒙古帝国沿着蜿蜒曲折的整条长江全线对抗。

　　诏谕日本，中断日本与南宋之间的贸易往来，能有效地打击南宋的经济实力。

　　其二，政治上孤立南宋。

　　曾经向宋朝朝贡的朝鲜半岛上的高丽王国已经被纳入蒙古帝国的体制之内，忽必烈偶然间听说在离自己仅有咫尺之遥的东海之中居然还有一个岛国日本存在。这个日本不但不主动拜服在帝国的兵威之下，更为可恨的是，他竟然还和自己最大的夙敌南宋整天眉来眼去。

　　诏谕日本，让他站在自己一边，彻底断绝与南宋的交往，让南宋在四面楚歌之中走向灭亡吧！

　　其三，战略上夹击南宋。

　　至元3年(1266)的大蒙古国可以说早就已经完成了对南宋的三面包围——公元1234年，蒙古暴力灭金，取代了女真金国的地位，与南宋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公元1252年，蒙哥汗派兵遣将以又拉又打的方式，将位于今天的青藏高原的吐蕃诸部纳入自己的统治，平定了现在的西藏地区，从而能够从西部高原上俯瞰南宋的四川盆地；公元1255年，忽必烈麾下大将兀良合台攻占大理全境，设置19个万户府进行统治，从而完成了对南宋西南面的侧后包抄。

　　三面包围已经完成，只剩下东方一面，而这一面却是浩渺的大洋。

　　如果从北、西、南三面同时出动大军围攻南宋的时候，能够从南宋东面的某个地方派出一支军队，出其不意地突然出现在离南宋都城临安府不远的海面之上，南宋君臣一定会首尾不能相顾，其抵抗也会顷刻间就土崩瓦解。

　　在南宋东面的海上会有这样一个合适的地方吗？

　　是的，在蒙古人的眼中，日本正好就是这样一个地方。

　　在忽必烈身边的高丽人的描述中，日本列岛正好在朝鲜半岛的正南方，也就是在南宋的正东方，从高丽南部出发，顺风就可以朝发夕至，所以大军从日本出发征讨南宋，估计也是极为方便的。当然，如果穿越时空给忽必烈大汗送去一幅卫星照片，让他看看真实的地理格局，他一定会吐血的。


　　北条时宗身边的中国僧人

　　祖元（1226—1286年）法师，字子元，号无学，原籍浙江鄞县横溪村，俗姓许，13岁出家，公元1279年南宋灭亡，当时日本正是镰仓幕府执政时代，镰仓幕府的实际统治者执政北条家族，对中国佛教的临济宗禅法和祖元禅师的事迹十分崇仰，北条时宗亲笔签署“和南”二字的请柬，请柬中还写道： “树有其根，水有其源。是以欲请宋朝名胜，助行此道。”并派遣日本僧人德诠、宗英两人为特使，从明州（宁波）登陆，到天童寺礼聘无学祖元赴日弘法。

　　据日本史料记载，弘安四年（1281）前后，蒙古元兵曾经两次进犯日本，祖元禅师预言其必败，并用禅宗法语鼓励武土，其中有：“若能空一念，一切皆无恼。一切皆无恼，犹如着重甲，入诸魔贼中，魔贼虽众多，不被魔贼害，掉臂魔贼中，魔贼皆降伏。”来训示武士和激励北条时宗反抗侵略的斗志。幕府执权北条时宗得知战况初期不利日军，问计于祖元大师，祖元要求他“血书大经”，北条时宗立即刺破手指以血写经祈祷。这种行为对于战争的进展表面上看没有关系，却能最大限度地凝聚本国民心。这大概就是宗教的厉害之处。 

　　由于北条时宗和日本武士服膺祖元禅师的法语，在他的精神鼓励吓，北条时宗泰然自若地指挥反击，一举粉碎入侵的蒙古元军。公元1281年，10万攻日元军，仅3万人生还，日本抗元战争的胜利，全得力于禅宗精神，使日本人民免遭兵灾之苦。

　　有些人大概对祖元禅师联合日本对抗蒙古人的行为感到不耻或者鄙夷吧，但是我们应该理解，那时并不是现在，时代不同，当时的祖元禅师不会想到后来蒙古人会跟汉人一样成为共同的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成为中国公民的一部分。也不知道在未来，日本人会进攻中国，占领中国的首都并制造大屠杀。在当时的南宋人民看来，蒙古人是外来的侵略者，是跟中国没有任何关系的外来入侵者，而日本反而深深地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渊源更加深厚，跟中国人民更加亲近，更像是中国的朋友。


　　蒙古失败的对日本招抚

　　公元1260年3月，忽必烈曾给高丽国王发出一份诏书，其中有这样一句话：“今也，普天之下未臣服者，惟尔国与宋耳。”可见当时忽必烈还不知道日本的存在。到公元1265年，等高丽人臣服于蒙古人之后，在蒙古元朝做官的高丽人赵彝向忽必烈建议：“日本国可通，择可奉使者。” 

　　所以说，高丽人赵彝来到大都，是忽必烈决心向日本派遣招抚使的一个重要契机。 

　　根据《高丽史》的记载，此人本来名叫赵蔺如，长大后自己觉得抄袭人家“蔺相如”的名字山寨味道太浓，于是改名为“彝”，取“法理、伦常”之意。这个人读书和其他人不一样，别人只学四书五经这些科举考试的必修科目，他除此之外，还选修了几门外语。史书记载，他“能解诸国语”——能读汉文经典原著，汉语自然精通；能跟在忽必烈身边混，不用翻译人员翻译也能够和忽必烈自由交流，估计还狠下工夫学精了蒙古语；由于他的老家咸安与日本人做生意很热闹，所以他也粗通日本语。

　　据说正在在这个人的建议下，忽必烈向蒙古发去了国书。

　　忽必烈在国书上这样说道：“大蒙古国皇帝奉书日本国王：朕惟自古小国之君，境土相接，尚务讲信修睦。况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区夏，遐方异域，畏威怀德者，不可悉数。朕即位之初，以高丽无辜之民久瘁锋镝，即令罢兵还其疆域，反其旄倪。高丽君臣感戴来朝，义虽君臣，欢若父子。计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丽，朕之东籓也。日本密迩高丽，开国以来，亦时通中国，至于朕躬，而无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国知之未审，故特遣使持书，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问结好，以相亲睦。且圣人以四海为家，不相通好，岂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不宣。”

　　国书开头对日本最高统治者称呼为“日本国王”——虽然在日本国内天皇早已成为幕府傀儡，但外人竟以“国王”称呼之，这种赤裸裸的降格怎能让幕府高层接受？ 对于早在隋朝大业3年（公元607年），在给中原的隋朝皇帝隋炀帝杨广写信的时候就说出“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这样的言辞，一直追求与中国大陆上的政权完全对等地位的日本来说，这显然是不能接受的。　　
　　接着，忽必烈举出了正面的例子给日本作示范——蒙古建国以后，来认我们当大哥的小国多得数都数不清。特别还把高丽也拉出来当了一回先进典型——我即位的时候看高丽被打得可怜，放他一马，高丽君臣感激得不得了。名义上我和他虽然是君臣关系，实际上相处得像老爸和儿子一样开心。言下之意就是，我还在收干儿子，你日本国王快来吧，我特意还为你预留了名额。

　　最后更是以“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结尾，即朕不愿对日兴兵，但迫不得已之时还是会这么做——显示出十足的威吓意味。 

　　高丽使团在递上忽必烈国书的同时也附上了高丽国书，说明高丽不想跟日本闹翻，纯粹是奉蒙古皇帝严令，被逼无奈，不得已而行此事。在他们的国书中，高丽国王这样奉劝日本：“皇帝欲和贵国通好，非求贡献之利，只是想以无外之名高于天下耳。若得贵国报音，则必厚待之。其实与否，等通交之后，当可知。其遣一介之使，以往观之何如？惟贵国商酌焉。” 日本直接把高丽使者驱逐出境。


　　蒙古两次进攻日本全部失败

　　日本再次拒绝臣服，日本的强硬态度，终于激起了忽必烈以武力征服日本的野心。 

　　此时高丽恰巧发生了激烈的反蒙古武装起义——“三别抄”起义。 

　　“三别抄”占据着高丽南部海岛，这是忽必烈东征的必经之地。 

　　早在公元1271年，为了争取援助，“三别抄”甚至给日本写了求援信，请求与其联手共同对抗蒙元。 

　　就是在这一年，忽必烈正式建国号大元。 

　　但无论是京都的朝廷还是镰仓幕府，对“三别抄”的请求都是置之不理。 

　　日本并不想引火烧身。 

　　“三别抄”一方面是抗蒙势力，另一方面也是反抗高丽政权的军事力量。 

　　公元1273年4月，元朝驻高丽统帅忻都、洪荼丘与高丽将军金方庆联手，将反抗力量“三别抄”成功镇 压，从而控制了与日本之间的海上通道。 

　　两个月前，经过6年之久，元军终于攻陷了南宋重镇襄阳城。 

　　6月，元、丽将军凯旋高丽首都开京，而忻都则马不停蹄回到大都复命。 

　　7月，洪荼丘、金方庆也被召至大都。 

　　蒙古进攻日本的具体事宜已经开始筹备。

　　元世祖忽必烈遂任命征东都元帅祁都、右副帅洪荼丘、左副帅刘复亭，统帅蒙、汉军两万人、高丽军5600人，加上高丽水手6700人，共计近4万人，从高丽南部港口出发，直指日本。时值公元1274年，是为元朝至元11年，日本文永11年，所以这场战争被日本称为“文永之役”。 

　　元朝联军的核心部队是蒙古军团，该军团军纪严整，每十人、百人、千人、万人各为一个战斗方队。此外，元朝从南宋汉人那里学来的火器技术在当时处于领先水平，曾以其震恐欧亚大陆。 

　　下午5时左右，两天前从高丽出发的元朝4万联军部队，搭乘九百余艘船只，在对马岛海面出现。 

　　双方展开激战，但由于众寡悬殊，允宗助国及其嫡子、养子共12人战死，对马守护军全部被歼，几个小时后，元军顺利攻占整个对马岛。 

　　之后，元军一方面布兵占领对马岛，一方面派出军舰在其近海寻歼日军，兵锋指向壹岐。 

　　10月14日下午，元军数百人从壹岐西岸成功登陆。 

　　壹岐守护代平景隆率御家人百余骑顽强抵御。虽然在壹岐方面日军防卫力量有所加强，但是元、日军事装备并不在一个等级，蒙古人的箭弩有效射程超过200米，而日本方面却无法做到。日军借助有利地形经过一番防守，终于在第二天彻底战败，平景隆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抵抗。 

　　壹岐防军也驰往博多，报告战败的消息。

　　16日，元军已逼近肥前沿海岛屿及西北沿海一带。肥前是日本九州西南沿海地区的古地名，包括今天的长崎和佐贺两县。位于该地的佐世葆军港，至今仍是美国太平洋舰队的重要驻地。 

　　蒙古军轻取对马、壹岐两地之后，于10月20日部分高丽部队在日本九州登陆,元军主力并没有在肥前登陆向纵深发展，而是经由海路向博多湾方向前行。 

　　九州大宰府守护所成为元军新的进攻目标。此前，大宰府西守护所少贰兼任“三前二岛”守护藤原经资先后接到元军进攻对马的战报，已将战报向镰仓幕府报告，并进行了积极的防御。而战报在10月17日方送到镰仓幕府，18日至京都朝廷。 

　　第一次元军征日战争，日本方面的前线总指挥，是藤原经资。 

　　20日清晨，元军主力部队在九州博多湾登陆之时，日本方面已在该地聚集了总计10万2000人的海岸防卫部队。 

　　在初次接战中，日本武士军队便死伤惨重，战场上日军伏尸如麻。 

　　另一部元军进展并不顺利。 

　　在元军受阻撤退时，肥后武士竹崎季长率族人四骑进行尾追，却中箭负伤落马，侥幸未死。战后，竹崎季长以参战的亲身经验为蓝本，绘成《蒙古袭来绘词》，为重现当时的元日战争场景留下了接近真实的史料。 

　　第三部登陆元军面对在兵力上呈优势的日军，也取得了重大战果。 

　　元军与日军激战了一整天，傍晚时分，日军被迫全军撤退，但元军咬住不放。元军左副帅、作战指挥刘复亨从高坡走下跨上骑马准备亲自参战。 

　　这个细节被日军前线指挥藤原经资发现，他立即引弓搭箭，将刘复亨射落马下。 

　　此时，天色已昏暗，元军遂停止进攻。损失惨重的日军趁机完成大撤退，退往太宰府水城（唐朝时日本支持朝鲜半岛上的百济政权而与中国唐朝和唐朝的盟友新罗发生的白江口之战失败后，日本为守卫太宰府、防止唐军来袭而构建的水城）。 

　　日军撤进水城之后，没有来得及逃亡的日本老幼妇女，被俘近1500人。箱崎八幡宫也毁于战火之中。 


　　关于第一批元军东征最终“失败”的原因，在日本方面的战史资料如《蒙古袭来绘词》、《八幡愚童训》中没有说明，中国《元史》对这第一次远征日本的记述也极为简短，仅有“冬十月，入其国，败之。而官军不整，又矢尽，惟掳掠四境而归……” 

　　《高丽史》提到了“会夜大风雨，战舰触严崖，多败……军不还者，无虑一万三千五百余人”。 

　　日本某朝廷公卿在其私人日记也提到了元军船只被海风“吹归本国”。 

　　另外在日本其他人的奏状中也有“神风狂吹，敌兵失命”的记载。 

　　根据这类说法，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测，即就在元军决议班师回国的这天晚上，博多湾出现了台风。 

　　日本群岛四面环海，除东北部沿海外，均被来自热带太平洋的暖流所环绕，在每年8、9、10月间，日本西部和南部常遭台风袭击；博多湾恰好位于台风的袭击区内，也就是说，就在元军滞留博多湾的最后一天夜里，台风也恰好赶到了。 

　　已故日本著名史学家网野善彦做出了这样的推测：当夜确实出现台风，但并不是能够倾覆元朝远征舰队的海上飓风，但风雨动摇了劳累不堪的远征军将士的意志。 


　　京都朝廷先是一怔，而后举国狂欢。龟山上皇巡回各大寺庙神社，到处做“异国降伏”的祈祷。 

　　年轻的幕府执权北条时宗在庆幸之余，并没有继续乐观下去，他不但没有下令停兵罢战，反而命令各地守护征发65岁以下的男子，甚至各寺院的僧兵（和尚兵）也被动员起来，并组织民夫在博多湾增建坚固石坝加强沿海防务。 


　　在消灭南宋的残余势力之前，蒙古人没有余力去进攻日本。可等到南宋被蒙古人彻底消灭之后，蒙古人肩上的担子轻了，轻松之后，自然可以腾出手来进攻日本。当中国大陆的战事没有结束之时，元朝无法调集充分的人力物力开辟大规模的第二战场。而当南宋已经基本平定，元朝当然要回过头来继续进行远征日本的工作。 

　　南宋抵抗势力终于在公元1279年2月被元军荡平。　　

　　紧接着，忽必烈命江南的扬州、湖南、赣州、泉州四省建造军舰六百艘备征日本。 

　　日本学者中岛乐章这样推测：“大部分极有可能是元军截获、接管原南宋水军的战船……其中内河船舶又居多……由于内河战船吃水较浅，抗暴风雨能力较弱……” 

　　在下达造船命令之后，元世祖忽必烈又召见南宋降将范文虎，问其东征方案。 

　　元朝最终确定设置征日司令部“征收日本行中书省”，并将东征大军兵分两路：一路以洪荼丘、忻都、金方庆为首，率蒙古、高丽、汉军4万人、舵工水手1万7千人，分乘战舰900艘自高丽合浦出港；一路以阿剌罕、范文虎为首，率“蛮子”江南军（蒙古人把汉人叫做蛮子，江南军即被灭国后投降蒙古人的前南宋军队）10万人、战船三千五百艘，自宁波港出发　　
　　两军约定于6月中旬在壹岐汇合，共同进攻博多太宰府。 

　　东路军在日军干扰下完成登陆，以大炮首攻，骑兵冲锋，附以弓弩，日军败退，其将领少贰资时战死。5月21日，元军占领对马岛、壹岐岛。 

　　面对元军的继续推进，日军也加紧了防守部署。参加过上一次抗蒙战争的藤原经资依然任九州地区战事总指挥，他动员了约4万武士守卫沿海石垒阵地，甚至连其老父都披甲参战。此外，四国等地的武士约6万人也被紧急动员，以作为后续兵力补充前线。 

　　接下来的几天里，元日两军继续发挥各自己的优势进行对垒。面对大军压境，日军不能将元军逐出志贺岛及其附近海域，但是元军也未能成功突破日军防线，登陆该岛。双方陷入了胶着状态。 

　　日本《八幡愚童训》记载：“六日至十三日，昼夜合战不休”。 

　　元军从高丽合浦出兵至今，已在船上连续生活一个多月。盛夏的酷暑和生存环境的恶劣使得元军中开始蔓延传染病，已有两三千人病死。 

　　在今津方面，企图登陆的元军也被驻防当地的萨摩、大隅等国的武士所阻止。 

　　这时，同江南军的汇合期限将至，忻都等将领经过商议，决定撤回壹岐岛——该岛是两路大军事先约定的会师地点。 

　　江南军于公元1281年6月底到达日本。该军突破日军防线，进入壹岐岛。7月初，该军主力十余万人到达预定阵地平户岛。 

　　7月上旬，固守在壹岐岛的东路军及江南军之一部开始向平户方向推进。南北两军终于完成汇合，能够参与作战的兵力共计14万。 

　　平户岛周围海域布满了遮天蔽日的元军旗帜。经过几日的整编，7月下旬，元军派出小股部队进行尝试性登陆，并于27日占领肥前鹰岛，将之作为前进基地。 

　　与此同时，日军方面也开始调整兵力，多路援军驰援平户岛、鹰岛。 

　　在这一次战争中，日军的战争动员和组织能力都有所提高，他们凭借有利地形构筑防御工事，并且奋勇作战，但是终究不能对元朝联合部队起到有效的阻击作用。

　　7月30日，元军原计划于该天启动全面进攻。但十多万元朝官兵都看到了这样奇怪的一幕：海上山影浮波，大鱼翻跃；并且能闻到浓浓的硫磺味。诸将领在商议之后撤销渡海登陆命令。 

　　这是海上风暴来临的征兆。 

　　面对如此光怪陆离的景象，元军将士陷入恐惧中。夜半，飓风四起，暴雨狂飙，巨浪如山倒。这场飓风一直持续到第二天。 

　　因为本身就是内河船只，抗风暴能力差，电闪雷鸣之中，数千船只被巨型风浪撕开。溺死者不计其数，层层叠叠的尸体被海流带至港口。 

　　飓风过后，诸将紧急召开会议商讨对策，范文虎认为应该立即撤退，张禧劝阻说：“现在士卒已溺死大半，存活下来的都是经过风浪洗礼的壮士，何不乘其有不恋生死之心，在战斗中取粮于敌，以求绝地反击？” 

　　元军固然损失惨重，但是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