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它之所以沉重，因为中国历史曾经一直是一段数千年“周期律”的循环历史。循环意味着古往中国统治者循着一条不断“成功”但最终都归于失败的规律之路，它诱使着中国一代又一代的先民们同样走着这条失败的不归之路，吃着N遍的回头苦。

    我们知道，人的认知是人的行为的前提，我们无法责备中国的先辈们，因为他们的认知只能那样——环境小，认知少；环境大，认知多。历史常识告诉我们，后辈总会比前辈聪明。那么，作为中国历史的后辈，我们应该如何洞穿那种不断失败的规律呢？

    封建王朝的末季清朝历史记载，在第一、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面对欧美强大而先进国家的入侵，清皇室政府采纳了士大夫和官绅提出的“以民制夷”、“以夷制夷”、“以商制夷”的对外策略。清史记载，“民族英雄”林则徐便是“以民制夷”这一策略的“第一”实践者。这些口号或策略，自那时开始，一直被中国所有人当作有效而“爱国”的行为方式。但是，仔细反思这个策略，它真的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吗？

    首先，“以民制夷”实际是古往传统中国封建统治者“以民制民”、（清朝则“以汉制汉”）即“羁縻”策略的翻版（现称这种现象为“群众斗群众”），并不是什么新货，它只能平衡矛盾而非解决矛盾。其次，清朝统治阶级在使用这一策略的时候，其实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英国等列强国家早已使用这一策略来“制华”了。历史课本上叙述的专营鸦片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它是垄断经销鸦片的，只是到了鸦片战争爆发前数年，英国政府才摸到了“制华”的方法，取消了东印度公司经营鸦片的垄断权，放开鸦片的生产、经营、销售权，让每一个外国商人人自为战，都可以在贸易中获取利益。换句话说，正是为了对付清朝政府的锁国政策，英国从原本一贯实施的垄断贸易政策，发展出了符合人类固有行为规律的自由贸易，也即“以夷（商）制华”的策略。清政府“以夷制夷”只是欧美列强“以华制华”的翻版，“以商制夷”更是步了欧美列强国家数百年来一贯重视商业贸易强项的后尘（传统农耕中国则一贯蔑视商业流通）。我不知，这样的对外策略，如何能制得了“夷”？换句话说，这种策略的使用，从一开始便注定了它必败的命运。

    往深层次里讲，清朝统治阶级既然企图凭借三者，即民、夷、商的力量，那么只能说明，他们的本质和认知水准，也只在与这三者相同的程度上（社会一体性）。什么“君子言义不言利”、“君子晓之以义，小人晓之以利”，只能是古代统治者的驭民术而已。两千多年前“太史公”司马迁就总结过：“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往来”者都只是为了生存的一个“利”字，封建统治阶级也不例外。那些中国历史上曾经的反人类本质的高调，骗得了中国的先民们，但再也骗不了那些中国先民的后辈们了。在清末义和团排外战争爆发之际，当时的英国驻华公使曾这样说：清政府企图采用“以民制夷”的羁縻策略，正是我们从自己的历史中走过来并吸取教训的强项，它的这种手段还嫩着点呢！——欧洲国家由于自然地理环境相对开放，它们经历的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历史，比中国历史上的内部战争历史，更多也更残酷，因此教训更多。确实，不断被清皇朝政府撩拨起来的带有失控恐怖性的民气和民愤，倒过来首先葬送了清室皇权政府。历史地看，它怪不了任何反对者。

    台湾著名历史学者王尔敏在“庚子拳变官员利用民粹排外招来亡国横祸”一节中说：“研究本国史，不但能看出中国之永恒优点，亦当能发现中国之长期弱点。拿晚清庚子拳变成专题研究讲解，那时本可避免一场劫难，想不到偏偏遇到一些庸劣颟顸官员，一意要用民制夷，而不幸导出八国联军侵华之浩劫。读史至此，弥觉扼腕浩叹”（引自王尔敏著《近代论域探索》）。

    或许，在中国周期律循环史中，在独尊专制、缺乏个人自主力的社会大环境下，“庸劣颟顸官员”已经成为了认知和行为上的一种历史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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