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 红朝的那些事情（四五六） 由 红朝笑笑生 于 2016-09-20 10:09

自从经济大危机之后，世界各国都陷进财政危机中，纷纷加大出口创汇的力度，希望能墙里损失墙外补，大批机械化生产的廉价商品很快涌进中国，迅速占领广大市场。可怜的农民们要负担苛捐杂税，又没有国家补贴，只好破产成为流民，大批涌进城镇里讨生活。而作为食物链高一层的地主，在扣掉成本开销之后，平均每亩地一年只能赚到一个银元，相当于北大图书馆杂工毛泽东一个月工资的八分之一；很明显，小地主的日子是艰难的，只有在上海杭州一类大城市搞投资的大地主，才能过上象样的日子。

守在农村要破产，大家只能一窝蜂地涌进城市。根据当时的记录，上海女工一个月是九块钱，熟练工能涨到十四块，鲁迅家的女佣包吃包住，一个月工钱才三块，而上海的物价水平是一个七八平米的亭子间月租十块钱左右，借用厨房另外交钱。换句话说，普通打工族在上海是住不起房子的，连蜗居都太奢侈，他们只能另想办法，要么流落街头，要么搞违章搭建。

中国人一向都非常勤劳而有智慧，搭个小窝自然不在话下，于是在上海郊区，到处都是农民工自发搭建的棚户。只要把毛竹烤弯插在地上，再盖上芦席茅草、地上铺块烂棉絮，就是一家人的住所，高度刚刚到腰。

如此简陋的窝棚，水电之类自然是不用想了（一度电要三到五毛钱，实在太贵），消防也经常成问题；但对吃苦耐劳的中国人来说，这些都不是大问题，最大的问题是他们肯吃苦、肯耐劳，却没有地方剥削他们。根据一九三五年的调查，上海四百万人里，失业的工人有六十多万，考虑到失业保险一类还没有普及，街头到处有饿死冻僵的尸体也就不稀奇了。

总之，除了躲在租界里的少量富人，大家的日子都很苦。

农民成天怕饿死，地主要应付土匪军阀，也是朝不保夕；普通小市民没有枪杆子，又不能抢银行，只能搞点风险投资，具体来讲是两个方法：买彩票、买股票公债。

买彩票就不用说了，中奖率极低而且经常碰上猫腻，而买股票也不靠谱，据说二九年经济大危机的时候，自杀的股民漂满了黄浦江。特别需要说明的是买公债，因为当年在上海最常发行的是是一种特殊债券，叫战争公债。

不管是国民政府、北洋政府还是各路军阀大帅，民国时都喜欢在上海发行战争公债，而且条件优厚，令人动心。按当时的标准，一百块公债只卖七八十块，只要到期的时候政府还在（仗打赢了），立马返还一百二十块钱，收益率几乎百分之五十，可谓一本半利。

如此好的投资机会，当然让人倾心不已，但打仗总是有赢有输的，张三的债劵升值了，是因为打赢了李四，被推翻的李四债券自然就成了废纸。所以每一轮军阀大战结束，都能在上海看到一幕奇景：有的人拿着债券欣喜若狂，另一批人垂头丧气、欲哭无泪，个别赌得太投入的揣着废纸从楼上一跳而下，干脆利落地结束了自已的生命。

正是因为大部分人生活朝不保夕，连顿饱饭都吃不上，而不管是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在收税打仗的问题上一律立场鲜明，所以才制造了大批社会不稳定因素。但最搞的地方还在于，虽然共产党一直闹革命，但搞暴动的大批骨干却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送过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