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及說明

此書1991年由香港崑崙製作公司出版，25年後的今天，當初鼓勵和支持我將這段歷史寫下來的崑崙公司總編輯兼策劃------劉濟昆先生，已經作古，懷著感激之心，值此文革五十週年紀念，本人願將拙作公開在網絡博客上。

書名【京華黑五淚】，特意將“類”飛白成“淚”，旨在昭顯其沉重與哀痛。

本書基本以我自己（一名北京黑五類子女）和我家所經歷為藍本鋪墊而成，因年代久遠，某些事件發生的具體時間，可能有所差錯，請讀者見諒，而人名、校名、院名等則免去真名，盡量符合論事不論人的原則。

基於眾多因素，這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之發生，是有其必然性的，那是歷史的積累，民族性的悲劇，更是中共黨性的惡性爆發。

在這段令人難以忘懷的歷史中，我見到、聽到活了一輩子的人也可能見不到、聽不到的事，我曾這樣寫道：

反觀自己那一代，二十歲的痛苦、絕望，足以與飽經風霜的五十歲人比擬。雖隻有二十歲，卻有四十幾歲人才有的對人生的感慨、喟嘆。

希望您讀畢這沉重的故事之後，不要喟嘆，不要傷感，更不要流淚。您可以深思：

這場非偶然性的悲劇，為何要降臨在中國這塊土地上？

為何這顆“孽果”降下之後，可以肆無忌憚地在這文化悠久的土地上，隨意氾濫？

為何號稱有五千年文化的歷史古國，竟然接受了十年之久（甚至更長）的文明蹂躪？

巴金先生曾提議建立文革博物館，旨在使人們不要忘記這段慘痛的歷史，更不要令這段歷史重新降臨。本人記述這段歷史，也正因為此
。
隻不過，時間過去半個世紀之久，中共依然不情願正視這段由中共自己發動的十年浩劫，並拒絕反思，那唯有讓我們永遠記住這場浩劫，永遠記住這場中國人摧殘中國人的民族恥辱吧。

第一章 春日無情黃沙風
 

北京的春天，一點兒也不明媚，每年幾乎都要刮那麽一場或兩場黃沙風，沒有親身經曆過黃沙風的人們，簡直難以想像刮起黃沙風的時候是何種“壯觀”的景象。
一九六六年的春天，剛剛脫去了厚厚的棉襖，換上輕便的毛衣的季節，還沒等寒冬裏的人們喘過一口氣，那天便黃雲蔽日地來了場黃沙風，剛剛還是晴朗的天空，一轉眼就像誰在天幕下麵扯了一塊黑黃色的紗巾一樣，到處又黑又暗。
那天是個星期日，不用上學，一九五七年因戴了右派帽子而被驅趕到鄉下去的父親正值回京探親，也在家裏。院子裏叮鈴鈴一陣自行車響聲，我喜出望外地往外跑：
“二姐回來了！”
二姐是北京清華大學的高才生，平日住校，星期天才回家，不過，這一年來，她連每周的星期天似乎也沒空回來了，就算回來，也是躲進她的小屋看書，對我們不理不睬，好不容易回來一趟，倒好象我們大家得罪了她一樣。
二姐把車放在窗沿下便進屋了，一看爸爸坐在堂屋，先是一怔，然後像是睹氣似的小聲地叫了地聲：
“爸爸！”
回轉身，背著那個碩大、沉重的軍綠色帆布書包，三步並作兩步地進了她的小屋。
“這孩子，每次回來都好像生了誰的氣似的，”母親在堂屋裏抱怨著，“自從上了大學，話也不願跟我說了，就像很討厭我們似的。”
父親沒說什麽，走到小幾前，扭開了收音機，喇叭傳出女高音尖著嗓子唱出的歌劇《江姐》插曲。父親笑著對媽說：
“哈哈，收音機裏天天這麽唱，江姐的兒子聽了怎麽想？”
母親趕快用眼掃了一下二姐的房門：
“你小聲點，讓她聽見可不得了！”
“我的女兒我還要怕呀？五七年我是右派，後來六二年的時候，人家把帽子給我摘掉了，我現在跟你們一樣……”
“噓。”母親低聲說，“你這個人真是牛皮糊的燈籠，不點不明白，你確是摘了帽子，但你還是摘了帽子的右派。”
父親聽到此，不吭聲了，但臉上仍不服氣。
那時，中共已展開了對“三家村”的批判，所謂“三家村”，即鄧拓、吳晗、廖沫沙聯寫的《三家村劄記》，文筆生動、針砭時弊，卻被當局認為是惡毒攻擊總路線、大躍進。吳晗後來寫了一份自我批評，各單位的幹部將此當作文件材料，派發給所有人。
父親問：
“你看了吳晗的自我批評了嗎？”
“沒有，發了兩份了，塞在抽屜裏，沒看。”母親一麵織著毛衣一麵答道。
“他可不是真心作自我批評，看吧，不知又要給他扣甚麽帽子了。”
“你就少說兩句好不好？”母親嗔怪地望了一眼父親，“那些文化界的問題，我們又不了解，亂講甚麽呀。我就從來不講，開會討論，不得不講，再講幾句別人都講過的。”
二姐“砰”一聲推開她那間小屋的門，一步跨入堂屋，臉色通紅地嚷著：
“你們太過分了。”
父親母親被她這名突如其來的話嚇了一跳，母親很快恢複了神態，衝著父親說：
“我都說不讓你亂講話了，你偏……”
話未說完，被二姐打斷：
“你跟他一樣，根本就沒有接受改造的意思，你（指父親）剛才講江姐的那些話我全聽見了！江姐是我們無產階級的先烈，怎能允許你用資產階級的腐朽思想去設想烈士的後代？
我本來就不想回家，一回到家就遇到這些事，真讓人煩死了。以後，沒什麽特殊的事，我就不回家了，真不願回這個家！”
二姐一麵說著一麵又背起了她那又大、又重的軍綠色帆布書包。
“哎，你不在家吃完飯再走嗎？”母親想挽留二姐，“我還買了魚呢！”
“別想用物質來拉攏我。”
“什麽？你說什麽？”母親有些耳聾，聽不見。
二姐已走到院子，扶起她那輛落滿了黃塵的自行車，拍拍車座子，推車向大門口。
“二姐，你真的要走？一星期才一次……”我素來崇拜二姐的智商，她的思維能力之強，數理化、文史哲沒有一樣難得了她，在許多事情的決斷上麵，我很重視她的意見。
二姐很鄭重地說：
“我們要和家庭劃清界限，誰讓我們出身這樣一個資產階級家庭，我們要革命，要不愧為中國的新一代，就必須跟著黨，跟著毛主席，我寧可住到學校去，也不願再回我的這個家。”
說完，二姐飛身上車，走了。飯也沒吃，從她的學校要騎一個半小時的車才到家，隻是聽了父母的一段對話，就氣得餓著肚子回學校，我佩服她的勇氣。
母親安慰著父親：
“這孩子從小慣壞了，一點兒禮貌都沒有，哪有這樣跟爸爸說話的。別理她，由她去好了。”
話雖這樣說，母親仍難掩心中的煩亂，一起身，正在織著的毛衣的毛線團滾了一地，沾著從外麵吹進來的黃土麵兒。
父親緊閉著嘴一名話也不說，眼怔怔地望著院子那兩棵孤清清的蘋果樹，五月了，不知怎麽還沒有長出葉子，隻有幾個嫩苞，鼓鼓地――春天近了嗎？
第二章 半生為國不為己

我的父親是醫生，祖父在他很小的時候便已故去，遺下五子一女，祖母好賭，餘下的錢幾乎全讓她老人家花在牌桌上了，父親行四，五叔是遺腹子，兩兄弟自幼生活清苦，但卻聰敏過人，學業很有成就。
後來，父親靠著獎學金和勤工儉學考進了廣州的一所醫學院，叔父則靠著自身的努力，考上北京的燕京大學，四十年代去了美國，在聯合國作中文翻譯的工作。
父親大學剛畢業，遇上中日戰爭，作為一名熱血的愛國青年，父親義不容辭地參加了抗日救亡的隊伍，他當時已是醫生，便組織了一個醫療搶救小組，開了一輛救護車，深入中國腹地的大後方，搶救戰場上受傷的傷員。
誰叫他做這些事的？沒有人命令他去做，惟有一股愛國、救國的熱情支持著他。
三十年代末，父親與母親婚後去了上海定居。當時，肺結核（肺癆）是一種如同今日的癌症一樣的惡疾，不論誰人一旦患上，便喻示著已離天堂不遠了。全中國不知有多少人為此失去了寶貴的生命，但，沒有特效藥醫生也束手無策。
父親決心向肺結核病“進攻”，當他在四十年代中，研究此症初露頭角的時候，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一位醫學教授，在上海發現了這位奮發的青年，與他攀談一番之後，決定送他去美國進修。
三年後，父親在哥大的學習成績斐然，校方歡天喜地的要留下這位胸懷大誌的青年，然而，就在那時，遙遠的東方傳來了解放全中國的隆隆炮聲，四百萬雄師過大江，共產黨即將一掃國民黨史的頹喪、腐敗，而建立一個嶄新的中國。
父親婉言謝絕了校方盛情的挽留，提著為上海肺病醫院購置的X光機――那是診斷肺病不可缺少的，還有先進的血壓計、血沉計等化驗用的儀器，隻帶了一小包為子女買的玩具，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趕回了上海。
“中國人民站起來了！”
父親慶幸著自己那麽適時地回來，終於親耳聽到了這句令人熱淚也滾下來的話語。他想起從美國回上海的途中，路經香港――他出生和長大的地方，年邁的母親一再叫他留下：
“你看我身體一年不如一年，趁我還沒全癱在床上，你就回來香港吧，叫家嫂帶孩子們也過來，一家團圓，多好！共產黨啊，唉，靠不住啊……。”
“不，香港是英國殖民地，我怎麽可以在這裏住下去？新中國就要誕生了，我要回去作一名新中國的醫生。等我回去安頓好，把你接過去住幾年也不錯嘛。”
祖母無奈地搖了搖頭：
“你啊，從小就這個脾氣，想好的事，十匹馬也拉不回你，也許……。”話未說完，祖母嗆咳起來，一陣緊似一陣，上氣不接下氣，父親輕捶著她的背，忽然祖母吐出一口帶血絲的痰來。
肺癆？
剛剛從美國進修回來的父親，對肺病了如指掌，馬上意識到祖母患了什麽病。但行期日近，不能再待下去了，再待，就等於永遠也走不出香港，見不到新中國的成立了。
父親叫來他的兄弟，匆匆忙忙囑咐了幾句如何應付祖母的病，便背著行李上路了。新中國在向他召喚，新中國在等著他，新中國像塊磁石一樣吸引著他。
新的國家、新的責任、新的人民，父親的熱血沸騰著，為了支援解放後人才缺乏的北京，竟將全家從溫暖的南方遷到當年飛沙走石的首都。
“北京那裏雖然破舊，但她卻是新中國的首都，想到此，我便激動萬分。”父親後來這樣跟我們說。
新中國成立第四年，一九五三年，上級說要搞“三反運動”，“三反”即反貪汙、反官僚、反浪費。有天醫院黨委的同誌找父親談話：
“有人揭發你，說你有貪汙行為，你看你怎麽解釋？”
“我？貪汙？”父親睜著茫然的眼睛，講不出一句話。
“你還想狡賴？人家都把你供出來了，想抵賴也不容易。”那位同誌似乎認定父親一定是犯了貪汙罪，口氣頗為強硬。
原來，那是父親曾工作過的上海某醫院的一名會計，因“三反”運動逼得太急，胡亂點了幾個人，說是貪汙，這其中不幸地包括了父親。
“我願當麵對質，以洗清白。”父親惟有這樣表示。
幾天以後，父親手鐐腳銬地被推上火車，座椅沒有他的位置――貪汙犯哪能那麽舒服，他隻能蜷屈在火車通道上，四個押解“貪汙犯”的男人，抽著煙，吊著腳，圍坐在一處打撲克。冬夜，在荒野奔馳的火車廂中，不時地傳來他們開懷的笑聲與叫牌聲。
對質倒也簡單，不必去法院，也不必有法院派出的公證人，找來那位會計，再有幾位幹部同誌，就在黨委小小的辦公室開始了。
會計哆哆嗦嗦地說了實話：
“運動一來，叫我交待誰貪汙，交待不出就過不了關，我就把他供出來了，其實他沒有貪汙，是我冤枉他……”會計說著說著竟聲淚俱下。
“我是醫生，從不做這種事！”父親以為從此可以一洗冤屈。“我離開這家醫院去北京的時候，還曾捐贈了一批我從美國帶回來的醫療儀器，怎麽會……。”
三天後，那押解父親的四個男人，像擁了老朋友似的把父親送回北京：
“行啦，你沒事兒了。”
父親以為這種搞錯的冤案難免，既然調查過後沒事，也就不放在心上了。
三反運動始於初冬，結束時，寒冬尚未離去。一天父親剛剛處理完院務，那個醫院黨委的同誌穿著臃腫的棉製服，門都不敲一下，走進來了：
“喂，你明天不用在這兒辦公了。”口氣像塊冷硬的石頭，且不容人置辯，接著，遞給父親一個牛皮紙的信封，走出去了。
父親打開信封，上麵伶仃寫了幾行小字，大意是撤銷父親醫院院長職務，並從同年同月起降薪降職。
父親懵了，這是怎麽回事？忙推門追上那位黨委同誌：
“為什麽要這樣？可不可以解釋？”
這黨委同誌十分雍容地轉動著他那裹著棉製服的身軀，在暗黑的走廊裏，向著父親，幾乎是寬容地一笑：
“你還不知道嗎？前些日子的事，今兒就全忘啦？”
“不，那是搞錯的，已經去調查過的了。”父親辯道。
“對，對，但那也是接受審查呀，你看我們醫院，接受審查的有幾個人？我們的院長，能讓一名接受過審查的人作嗎？知識分子，可不作興翹尾巴喲。”他那濃重的湖南口音，在暗黑的走廊中發出空洞的聲響。
父親無話可說了，呆在那裏，目送著倒背著手、越走越遠的棉製服，心中一片空白。
四年後，又一場政治運動悄然掩至，叫做“大鳴大放”——請知識分子給黨提意見。
這時的父親，已成為一名針灸醫生。留學美國的西醫，怎麽變成針灸醫生呢？這是隻有中國大陸才能發生的怪事。
一九五三年三反運動後，父親被無端撤去了院長職務，甚至連胸外科醫生也不準他做——據說怕他實行階級報複，持手術刀殺人。
醫院的針灸科前，擠著一大群男女老少病人，候診椅坐不下那麽多人，許多人就那麽站著等，更有些是擔架抬來的癱瘓病人。
“這楊大夫可真不得了，一針下去就見好。”
“可不是，人家是喝過洋水的西醫呀。”
“哎吔，怎麽西醫變成了針灸大夫了？”
“這楊大夫原來是胸外科的，後來……”那病人盡量放低了聲音，俯在旁邊一個病人的耳朵旁說道。
“我才不管什麼審查不審查的，當大夫的，能給人看好了病，就是好人，對不對？”
候診室的病人，你一言我一語地議論著。
時鍾指向六點——該下班了，可是候診室的病人仍未散去，父親笑咪咪地跟這個說說話，跟那個問問病情，全然不知道了下班時間。
“喂，下了班別走，要開會啊！”一個人事科的幹事門也不敲，便走進來扔下這一句話，不等父親回答，就轉身走了。
父親想起今天是女兒的生日，但……機械地看了一眼手表，無奈地歎了口氣。
當父親踏入會議室的時候，已坐滿了一屋子的人，沒有人說笑，香煙霧彌漫了整個空間，黨委同誌正在和顏悅色地作報告：
“今天，我們把大家請來，是想請大家，為我們黨提意見，大家，啊，都是讀過書的知識分子，最懂道理，最了解黨的政策，為了，啊，幫助黨整風，所以啊，請大家，本著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態度，向黨提意見。不要有顧慮喲，也不要有什麽思想負擔喲。”
屋子裏靜得能聽到吸煙人吸煙的聲音，空氣像是凝住了，內科主任方大夫，靠在椅背上，雙目微閉；麻醉科教授傅玉平，眼睛越過窗外，緊抿著厚嘴唇；小兒科專家梁淑真神經質地折著一張紙頭，展開，又折起。
“楊大夫，剛下班啊？”黨委同誌不知怎地，一眼便“看”上了父親。“五三年搞運動時，組織上處理得不太好，聽說你有些怨氣，是不是？講出來嘛，我剛才都說了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了嘛，幫助咱們黨整風，是我們每個人的責任喲。”
父親雖走進這間會議室，但他一直沉浸在剛才他那些病人的病曆之中——王大勇的神經衰弱症，先要解決他的失眠；黎若微的耳聾症是神經性而非器質性，針刺應可治愈……。
聽了黨委同誌這一番“啟發”，父親感到有些迷茫，四年前的事，已經慢慢淡忘，不作胸外科醫生，作針炙科大夫一樣為病人解除痛苦，父親每日都為治愈一個病人而興奮，他用他西醫的診斷學為病人斷症，用西方的解剖學尋找人體的穴位，他這些年來，簡直就是沉浸在中西醫結合醫治病人的快樂之中，卻沒什麽時間去想四年前的冤案。
看父親一臉迷惑不解的樣子，黨委同誌又再“啟發”了：
“現在有人說三反弄得一團糟，你說是不是啊？”
父親不知就裏，附和著：
“是啊，我也這麽認為。那時候，把我打成貪汙犯，除沒強奸婦女外，什麽罪狀都有了，把我囚進牢中一個多月，不準我和家裏通信，四個人監督，不準說話，一天隻給兩個窩頭吃，隻準大便兩次。唉，真是有苦難說呀。”
黨委同誌臉不變色，繼續和藹地說：
“是啊，有人說共產黨殘酷，你說是不是啊？”他顯然在搞“引蛇出洞”的一套。
“殘酷？我不知道，但有些人比國民黨不不如，我在看病的時候，見過好多個因為運動而患精神病的，怎麽可以對人民這樣呢？”父親越說越憤激起來，甚至指責院方不應派不懂醫務的黨官，指揮醫生的業務，“外行怎麽能領導內行？”
父親說到這裏，屋子裏的空氣開始活躍了，大家七嘴八舌地議論著這些年來見到的怪現象，內科主任方大夫也說了他遇到的因受運動所逼而自殺的病人：
“我那個病人跟了我好幾年，人非常正直，是個會計師，上海聖約翰畢業的，結果三反一來，他就成了單位的靶子，他怎麽辯解也沒用，人家就指著他說：
“你這個舊社會培養出來的資產階級分子，當會計是沾錢的事兒，怎麽可能不貪汙，就算沒查出來，那說明你藏得好。”
我這病人跟我說了好幾次，說他連續一個星期失眠，怎麽也洗不清自己，後來就把我給他的安眠藥集在一起，全呑下去，他老婆發現了，連忙把他送到我這兒來，又洗胃又洗腸，可他醒過來的第一句話卻說：讓我死吧，幹嘛救我？
我給他一些鎮靜藥，就下班回家了，結果第二天上班時，護士告訴我，昨天晚上這病人爬上六樓，然後推開窗子，跳下去。
護士告訴我，他躺在那硬冷的地上時，眼睛竟比平時睜得還大，全身一點血也沒出，那是內傷致死的。”
方大夫講完了這個真實的故事後，黨委同誌臉上不自然地抽搐了幾下，依然和顏悅色地對大家說：
“我看，今天的會開得不錯，謝謝大家為我們的黨提了那麽多寶貴意見，啊，今天的會就先開到這兒吧。”
父親回到家興奮地對母親說：
“共產黨真不錯，還叫我們提意見呢，國民黨也沒有這樣過呀，看來，共產黨還是有希望。”四年前的那場冤案，似乎被父親忘掉了。
母親憂鬱地答道：
“我們小兒科今天也開了會，我沒吭聲，誰知道葫蘆裏又賣的什麽藥，你呀，還是小心點兒，少說兩句。”
“你這人真是，人家共產黨知錯必改嘛，你又疑神疑鬼起來……。”
母親不說話，走到房間裏去。
一個月後醫院黨委召開全院職工大會，還是那位黨委同誌，以極嚴肅的神情宣布：
“楊子忠惡毒攻擊共產黨，後果極其嚴重，現經本院黨委批準，楊子忠被劃為極右分子，並撤銷其所有職務，停薪停職，到河北接受勞動改造！”
一個二十幾歲的年輕人站起來喊道：
“打倒極右分子楊子忠！”
“不準極右分子散布反動言論！”
“不準惡毒攻擊共產黨！”
那天在一個屋子裏開會的方大夫、麻醉科的傅玉平、小兒科的梁淑真，都舉起了自己的拳頭，跟著那年輕人大聲地呼著口號，會場上群情激昂。
父親仿佛在做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