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 一段尘封的历史 - 二战前来华的德国军事顾问团 (1) 由 astroboy 于 2016-04-23 22:42

乔治·佛采尔从1930年5月到1934年4月在华四年间，参与指挥了中原大战和淞沪、长城抗战。在中原大战中，蒋介石按照佛采尔的建议，集中兵力对付实力最强的西北军，实行大规模步炮空联合作战，充分显示了德式武器和训练的威力。中原大战最终以蒋系中央军大获全胜告终，蒋介石为此给予佛采尔“功不可没”的四字评价。[3]但是，佛采尔远不如鲍尔那样人情练达，常好居高临下，颐指气使，摆摆总顾问的架子，甚至越权干涉人事，渐为蒋所不容，最后灰溜溜离开中国，后来被戏称为“德国的史迪威”。

1937年在上海援助中国抗战,“中原大战”反蒋军70万之众，兵分四路——津浦、陇海与鲁西南、平汉、湖南，来势汹汹。魏采尔指挥若定，攻敌之必救，将焦点锁定在平汉、陇海战场。在平汉战场上以杂牌军和空军牵制反蒋军。尤值得一提的是空军，在德国顾问的调教下，空地协同作战初具威力。德国顾问要求很严格，规定空军在陆军发动进攻以前，必须全力轰炸对方阵地。在发起攻击后，部分飞机必须在阵地上空掩护陆军的迅速攻击，晚上才允许返航。冯玉祥部第八方面军总司令樊钟秀亦死于容克式飞机的轰炸中。反蒋军不得不从主战场抽调兵力。在陇海主战场上，蒋军投入重兵。其中德式装备、训练的教一师、教二师、十一师很是发挥了战力。如教二师被西北军勇将吉鸿昌重兵被围在管村，面对以勇猛善战、吃苦耐劳而勇冠各军之首的西北军，教二师的火力配备、防御组织相当出色，令阵地前尸横遍野，吉鸿昌虎目流泪。整个大战期间，德国顾问不顾生死，穿梭于前线。魏采尔更是下榻于蒋的专列上，蒋的每个决策无不先咨询在先。蒋对其的忠诚、勇敢、勤勉，甚为嘉许，给予了“功不可没”的评语。在对红军的围剿中，魏采尔也积极出谋划策，给红军造成了相当的打击。如第三次围剿，蒋就采纳了他的建议：在第二次围剿失败仅过一个月后，乘红军分散各地之时，闪电般地指挥国民党军长驱直入，从各角度直切苏区腹地，占领了广昌及前二次围剿从未占领过的宁都，红军一时陷入被动。毛泽东后来评价到这是“一年来三次战争中最艰苦的时节”。朱毛手握指南针亲自带领部队穿插前进，这在以往和后来的行军中，如此紧张慎重是绝无仅有的。

“一 二八”抗战中,德式样板师第五军所辖87、88师，全部投入战斗，重创日军。如“庙行大捷”，日军精锐之第九师团受重挫，遗尸三四千具。让我们看看日方的评论。日方断定他们遇到了德国顾问训练的样板师。在前线观察家发回国内的报道中称：“德国人在公然违背‘凡尔塞和约’，但必须承认他们在中国的工作是有效率、有成效的。在沪战中支那军队的表现已说明，他们在战争理论和战术运用方面，已接近了战争的精髓。在某些局部的配合，可以窥出平时训练的有素。自动武器的配备率也普遍高于国内其他的部队，这是一个可怕的趋向。”蒋在给张治中（时任第五军军长）的电报中也赞誉到：“我国、我军声誉，在国际上顿增十倍。连日，各国舆论莫不称颂我军精勇无敌，而倭寇军誉则一落千丈也。”第五军的身价由此大增，为以后厕身五大主力打下了基础。魏采尔对军事教育的加强起了很大的作用。先后协助创立了步兵、炮兵、工兵、辎重兵、通信兵等学校。在教学上，摒弃了过分拘泥的日式成法，采纳“专在切合战用之实地工作”的德国典范令。培养了大量的人才，为特种兵的建设奠定了基础。在他的大力倡导下，陆军的合成化也有了较大的发展。新型的炮兵、航空兵、骑兵部队初见雏形。大量的特种兵器材列入采购计划。他的整军建军计划，充实了中国的国防力量。尽管他对蒋帮了不少忙，但蒋与他关系一般。他对蒋手下的军队批评太多，而且往往不太客气，激动时指手画脚，为蒋所恶。德方的解释是“头脑不够灵活，对经济事务缺乏兴趣”，所以与蒋交恶。1934年4月11日，他终于离职。

乔治·魏采尔来华，大力推动了军事教育的发展，建立了许多特种兵军校，包括了交辎学校，推动了这些兵种的正规化发展。1934年，在南京中华门外成立了辎重兵学校，1935年10月，筹建中的交通兵学校和辎重兵学校合并，成立了交辎学校，徐庭瑶中将任教育长(校长是蒋介石，教育长实际管理学校，徐庭瑶同时任即将成立的通讯兵学校教育长)，开始战车战术的教学，学校中有一个战车教导营，营长彭克定。在交辎学校成立时，还进口了一批新式的器材用作教学和训练，其中包括了坦克和装甲车。交辎学校成立不久，学员队队长李承恩和徐庭瑶发生矛盾，李承恩辞去了队长职。适逢刚从中央军校高级班毕业的杜聿明不想回25师任副师长(他和师长关麟征相处得不太好)，徐庭瑶将杜聿明调来任学员队队长。期间中国从德国购买了10辆PzKpfwI型轻型坦克，从意大利买了20辆CV33超轻型坦克。1935～1936年从英国购买20辆维克斯6T E型坦克和另外29辆维克斯卡登·洛伊德坦克(VCL)。到1937年中日开战，中国军队中的坦克大约是96辆(含地方军阀掌握的数量)。



约翰内斯·弗里德里希·列奥佩德·冯·西克特
1915型军常服，单片眼镜，标准普鲁士军官
（Johannes Friedrich Leopold von Seeckt），常被称为汉斯·冯·西克特，1866年4月22日生于石勒苏益格（Schleswig），1936年12月27日死于柏林。他是“十万陆军”的缔造者，奠定了德国陆军得以重新崛起的基础，当之无愧的二战德军之父。他还在中国帮助蒋介石打赢了“第五次反围剿”，也是德军总参谋部“少说多做”原则的完美样板。他沉默寡言的天性和谦虚保留的处世方法为他赢得了“斯芬克斯”（狮身人面像）的外号。英国驻德大使曾评论说：“他的头脑比其拘谨的军人外表广阔，他的见识比其严谨整洁的外貌广博”。[1]
汉斯冯塞克特将军生于1866年，贵族出身，他是一个普鲁士将军的儿子。1885年起就在亚历山大皇帝近卫掷弹兵团服役。19岁时即被升为步兵团军官。他有文学方面的特长，而且在体育方面曾获得过名为“Abitur”（类似“体育健将”之类）的非同一般的称号。在1889年毕业于陆军军官学校后调入参谋本部服务，此后官运亨通。一战开始时，塞克特任第3军团参谋长，他与魏采尔在法国北部作战成功，被调到新成立的11军团任参谋长。1893年与多萝西·法比安Dorothea Fabian结婚，婚后无子女，但夫妻感情很好。两人一起游历了英国、地中海周边国家，遍访名胜古迹和自己感兴趣的人物。1896年进入参谋学校，之后交替服役于一线和参谋单位，在每一处服务时他的良好声誉都日渐上升。1914年8月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大战爆发时，他是驻柏林的第3军参谋长。 西克特所在的军是亚历山大·亨利希·鲁道夫·克鲁克第1集团军的一部分，在德军著名的“史里芬计划”中担任最重要的右翼攻势。随着“马恩河的奇迹”，德军的计划破产，第1集团军被迫回撤。但冯·西克特在Vailly和Soissions等地的战斗中充分表现出了他的个人才能和领导能力。他被认为是高级参谋人员的当然候选人。1915年3月，他担任了在东加里西亚新组建的第11集团军参谋长，上司是奥古斯特·冯·马肯森将军（后来的德军元帅、大铁十字勋章获得者）。在5月2日开始的大攻势中，第11集团军和奥匈第4集团军一起担任主攻，他们犹如摧枯拉朽一般歼灭了俄国第3集团军，两周之内推进了100英里。第11集团军12天之内抓了140,000俄国俘虏，一个月收复了奥匈要塞普热米什尔，德皇威廉二世皇帝授予了冯·西克特最高军事荣誉奖章Pour le Meritè（又称英勇勋章）。6月底第11集团军夺下伦贝格时俘虏超过了25万，然后1914年8月4日拿下华沙，8月底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要塞。第11集团军一共向前推进了300公里，到9月底完全拔除了波兰突出部，彻底解除俄军对加里西亚的威胁。冯·西克特越级晋升准将，他的上司马肯森获得了元帅军衔。同时他们被调往新成立的“马肯森集团军群”，任务是完成奥匈军队无力达到的目的——消灭塞尔维亚的反抗，打开通往巴尔干和奥斯曼帝国（1299～1922）的通路。德国第11集团军、奥匈第3集团军、保加利亚第1集团军组成的进攻部队在10月6日发起攻击，11月底时所有的塞尔维亚部队要么被歼灭，要么逃到阿尔巴尼亚和希腊。一共抓了150,000俘虏，冯·西克特获得了Pour le Merite上的橡树叶（带橡树叶的英勇勋章）。“马肯森集团军群”在保加利亚一直待到1916年春季，准备一举消灭协约国在萨洛尼卡的部队，但由于凡尔登的会战消耗了大量德军兵力而被中止。1916年6月，俄军在勃鲁西洛夫攻势中大败奥匈军，埃里希·冯·法金汉（德军总参谋长）和弗兰茨·康拉德·冯·赫岑多夫（奥匈军总参谋长）将西克特紧急调往加里西亚担任奥匈第7集团军参谋长，任务是协助制止俄军前进和恢复两军信任关系。这时东部前线德军和奥匈军关系十分紧张，西克特深深体会到这一点。他从来没有得到过他名义上的上司冯·弗朗泽-巴尔丁将军（General v. Pflanzer-Baltin）的尊敬，这位将军“从来不是德国人的朋友”（西克特语），但战后弗朗泽-巴尔丁把它归咎于两军对参谋长这一角色的不同观念,。西克特自己回忆道他当时：“到达、观察，然后下达命令”，似乎他的上司不存在一样。这种关系当然不会长久，西克特很快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卡尔大公集团军群”（Army Group Archduke Karl）的参谋长，协助大公指挥整个奥匈俄国战线。西克特与卡尔大公合作得很好，经过血战终于将俄军制止在卡尔巴阡山一线。随即卡尔大公的部队与法金汉的第9集团军（当时由于凡尔登战役的失败，法金汉被免去总参谋长一职，降职担任第9集团军军长）一起参加了罗马尼亚战役，将愚蠢地投入战争的罗马尼亚人狠狠教训了一番。战役的最后阶段，由于86岁的奥匈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在1916年11月去世，卡尔大公继任皇帝卡尔一世，约瑟夫·奥古斯特大公接过了集团军群的指挥权。1917年西克特担任“约瑟夫大公集团军群”（Army Group Archduke Joseph）的参谋长，这个工作由于德意志帝国与奥匈帝国之间日益增长的敌意而显得越来越困难。尽管如此，当西克特最终离任时，约瑟夫·奥古斯特大公写道他不能想象出一个比西克特更好的参谋长来。1917年12月西克特来到了伊斯坦布尔，以少将军衔担任奥斯曼帝国（1299～1922）军队总参谋长。本来德军派出的是奥托·利曼·冯·桑德斯Liman v. Sanders将军，但奥斯曼帝国（1299～1922）军队指挥官恩维尔帕夏Enver Pasha拒绝了这个任命。当时巴勒斯坦前线是最活跃的一个战区，英国将军埃德蒙·艾伦比Allenby在西克特到达前一周刚夺得了耶路撒冷，所以桑德斯将军被派往巴勒斯坦战线，设法维持了一个僵持的局面。作为奥斯曼帝国（1299～1922）军队总参谋长，西克特是桑德斯的上司；但从德军在奥斯曼帝国（1299～1922）的军事任务方面来讲，桑德斯级别更高。这两者不可避免的存在冲突，结果是西克特的活动逐渐集中到政治方面，这是他不擅长的。由于在1918年同盟国、协约国双方都对法国战场投入了最大的精力，东地中海战场在上半年显得很平静。但9月中旬情况突变，路易斯·弗朗彻·德斯佩雷指挥的盟军突破了萨洛尼卡的封锁，艾伦比在巴勒斯坦击溃了桑德斯的土德联军（三心二意的土耳其人一触即溃，让英国人大批俘获。但英军军史中这样记载：“少数德军分遣队纪律严明，在周围满是七零八落的部队、难以辨认的脸孔和一大堆散兵游勇的灾难洪流中，约有两个团的德军保持了他们的凝聚力和战斗精神，像在阅兵场上那样机动自如，停止间射击，再向后方转移。”）。当保加利亚在10月退出战争时，昔日地跨欧亚非三洲并饱受打击的奥斯曼帝国（1299～1922）已经毫无希望了。1918年10月30日奥斯曼帝国（1299～1922）签署停战协定，允许所有的德国人在30天内离开奥斯曼帝国（1299～1922）。西克特在1918年11月4日经黑海到达敖德萨，1918年11月13日回到德国（1918年11月11日德国已经签署了停战协定）。 西克特受到了新的共和国勉强的欢迎，但他清楚地表明了为祖国继续服务的决心。兴登堡Hindenburg让他去柯尼斯堡组织在乌克兰和整个东部前线德军部队的撤离事宜，他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出色的完成了任务，这种表现让他进入参加巴黎和会的德国代表团担任军事代表成为顺理成章的事。1919年7月他担任了战后德军的总参谋长，一年后成为德国国防军总司令。1920年到1926年间他在这个职位上立下了怎么评价都不为高的丰功伟绩。在那个政治动荡、国家一片混乱的时代，他缔造了一支成为国家中流砥柱、被证明为同时代训练最佳、领导能力最强的军队。他制定了重新武装和重振士气的计划，使德军最大的优势——军官团得以保留，使新的战术战法得以酝酿而成。凡尔赛和约规定德军人数不得超过十万，所以西克特制定的标准是：士兵身体良好，有12年以上的服役经验；军官要有25年以上的从伍经验。一旦成为国防军的一分子，要接受某一方面的专门培训，重点是领导才能。他极为重视士兵的个人技能和主观能动性。合约禁止德国拥有军事院校，他就联合团一级的单位建立了一个建在部队上的军事教育体系，每一位列兵都受到成为军士的培训，每一位军士都受到成为军官的培训，每一位军官都受到成为将军的培训。每半年进行一次演习，使专业技能得到精进，职业素养得到提高。没有坦克、高炮，就用纸板、木料仿制，德军也许是唯一用玩具飞机模拟真飞机演练对空射击的军队！单兵在演习中要自称我是某某排，或者代表一个8人机枪组。这一切的一切构成了冯·西克特的“十万陆军”！1918年1月塞克特到君士坦丁堡担任奥斯曼帝国（1299～1922）最高统帅部参谋长，当时奥斯曼帝国（1299～1922）有一个的德国顾问团，由理曼封德在战前建立。后塞克特派理曼封德赴巴基斯坦前线，指挥F集团军作战，将驻土军事顾问团置于其直接管辖下。虽然最后奥斯曼帝国（1299～1922）因国力有限，无法长期作战，与协约国和谈，但却给了他对非基督国家服务时的经验和信心。回国后，塞克特出任巴黎和会德国代表团军事代表，合约签订后，塞克特被任命为和平军组织委员会主席。从此以后塞克特最终目标在于建立一支十万人的受训建军，使每一名士兵具备可再训练其他新兵和领导作战的能力，军官需要培养到有资格成为未来的司令官和统帅。二战时XTL所有的高级将领统帅如“沙漠之狐”隆美尔、博克、龙德斯泰特等元帅此时均为其中下级军官。塞克特在德国军事史上被誉为“国防军之父”“国防军杰出缔造者”，与毛奇、里希霍芬齐名。


被誉为德国“国防军之父”的汉斯·冯·塞克特是蒋介石聘任的德国顾问中资历最老、威望最隆、见识最广的一位。1933年5月8日，被削去德国陆军总司令一职后沉寂数年的塞克特以私人名义应邀来到中国。蒋介石派交通部长朱家骅前往上海迎接并全程陪同，还专门从同济大学医学院调来一名教授作为他的保健医生。5月22日， 蒋又特派一艘炮艇把他接上庐山见面。[4]随后，塞克特对华北进行了数周的考察。在7月底回国前，向蒋提交了一份“陆军改革建议书”。这份建议书在军队训练、军官培养、武器装备的购置、军事机关的整顿、特种兵建设等方面对前面几任顾问的做法进行综合、补充和发挥，对改进中国官员与德国顾问合作关系也提出了一些办法。蒋介石看了建议书后赞不绝口。由于受到蒋介石的格外推崇，塞克特也有点飘飘然，他在给他妹妹的信中说，在中国，“我被当作军事上的孔夫子——一位充满智慧的导师”。1934年4月蒋介石授予塞克特总顾问的职位，还准许他以“委员长的委托人”的名义，在“委员长官邸”内代表委员长进行“与中国各机关之谈话”。蒋介石指示，凡塞克特在委员长官邸召开会议，参谋本部、训练总监部、军政部部长或次长以及军事委员会各厅主任、兵工、军需各署长均应到会。顾问团还在南京设立了“总顾问办公厅”，由法肯豪森任“总顾问参谋长”，以“委员长代理人，冯·塞克特”的名义发号施令。在塞克特的提议下，国民党方面根据军队每月的实际需要，制定了一个“精确的后勤供应计划表”，据此向德国公司定购必需的军火器械和有关设备。同时通过德国商人克兰加强了中德两国贸易，促成了中德双方《中国原料及产品对德国工业产品交易合约之实施》的签署。通过这一合约，一方面满足了中方对德国军火与工业设备的需要，另一方面也解决了德军整军备战对战略原料的需要，极大地促进了中德两国关系的发展。由于健康状况一直不好，塞克特于1934年底向蒋提交了辞呈。临行时，塞克特以“最诚恳的心情”推荐他的得力助手法肯豪森为继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