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 一段尘封的历史 - 二战前来华的德国军事顾问团 (1) 由 astroboy 于 2016-04-23 22:42

早在1926年夏季，蒋介石（1887～1975）委托曾经留学德国的朱家骅联系德国军事顾问人选，朱家骅与几位德国著名将领进行了联系，但均遭婉拒。

原因一是在《凡尔赛条约》第179条规定：德国不但不能派遣任何陆海空军代表团驻在任何外国，而且“将采取合宜办法，禁阻德国人民离开其领土，以投效于任何外国之陆军、海军或空军，或随之以助陆军、海军或空军等练习，或大概在一外国给协助于其陆军、海军或空军之教育。”禁止德公民充当外国军事顾问。

而几位将领皆声名显赫，备受瞩目，他们任一人充当军事顾问都可能引来国际注意与干涉。另一方面当时北洋政府是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而对广州政府与蒋介石，上述几人不了解中国内战形势，不想贸然来华。所以德国一战名将鲁登道夫向广州政府推荐了鲍尔。 

马克斯·鲍尔（Max Bauer）是一位资历颇深、背景复杂、有着传奇经历的军人，他一战爆发时为德国参谋本部作战处的参谋。一战结束时以上校军衔退役。鲍尔是一重炮专家，因主张大量生产重炮而与克虏伯等军火巨头发生关系。因对 《凡尔赛条约》和魏玛共和国不满，1920年3月，他和大批退役军人参加了著名的卡普暴动（Kapt Putsch）。暴动遭到镇压，鲍尔受到通缉，逃亡国外，先后在多国担任军事顾问，后以放弃在国内从事政治活动为代价，获得特赦，回到德国。鲍尔因无法在国内从事政治活动，便把目光转向国外。但在他此前去过的国家中，没有适合他的，而此时中国的邀请给了他实现理想抱负的机会。而鲍尔的才能也恰是蒋介石所需要和欣赏的，这奠定了此后二人的合作基础，也使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有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良好开端。1927年底，鲍尔抵达中国，与蒋介石进行了数次长谈，前后持续了一周。

在会谈中，鲍尔就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国际关系等广泛内容向蒋夼石阐述了自己的思想、观点，而其中很多观点与蒋介石的想法颇为相似，两人大有相见恨晚之感。蒋介石决定派遣一个代表团随鲍尔一同回国，赴德考察“德国的政治组织、军事制度与军工技术，并物色经验的人才……为之计划中的重组服务。”

考察团负有两项使命，一是为中德经济合作吸引德国大企业与财团加入中国经济复兴进行全面接触，二是聘请德国顾问，尤其是军事顾问。1928年11月，经过反复协商，终于组建了一个顾问团，启程来华。正式开始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的十年历史。11月19日，鲍尔到南京就任驻华德国军事顾问团首任总顾问。其后，顾问团其它成员陆续到位。顾问团组织正式成立。该顾问团成员受总顾问领导，直接向蒋介石负责，负有组织协助中国发展经济和军事等各项建设事业的任务，因军事工作是其首要工作，故称军事顾问团。这从其顾问团人员组成可见一斑。该团首批成员共25人，其中10人为军事训练教官，6人是军械与物资补给专家，4人是民政警事顾问，另5人是其它方面的专家。除鲍尔外，其它顾问团成员都与南京政府签订了为期两年的合同。 

鲍尔来华后，先到上海、武汉、南京一带进行了数周的考察，以了解中国的军事及经济状况与发展潜力，随后他撰写了多份研究报告及备忘录，就中国军队的裁减、重建、整训及经济的发展，重工业、航空运输业、农业、矿业的建设及中国财政体系改革等提出了建议，受到蒋介石的赞赏。 1929年3月，蒋挂战争爆发，鲍尔亲赴武汉前线，参与指挥蒋军同桂系作战。4月，鲍尔在前线染上天花，虽被送往上海急救，但医治无效，于1929年5月6日在上海病死。 鲍尔病逝使蒋介石十分难过。“表示从此会使他感到很孤独。”鲍尔来华任职时间不过半年，但他创立了德国军事顾问团这组织，确立了顾问团在中国的工作方式和任务，并由于他给蒋介石及南京政府留下了深刻良好的印象，坚定了蒋介石聘用德国顾问的决心，极大的提高了顾问团的地位，为今后十年德国顾问团在中国的工作打下了深厚的基础，继之也为中德两国的密切交往打通了道路。鲍尔在其备忘录里力诫蒋介石整编军队，应“大量裁减过剩之部队，以便集中现有之财力与物力，使国军达到精练之标准。”魏采尔同样建议蒋介石集中全力把国民党军队编练成一支训练优良、兵种齐全、装备完善的精锐部队，并提出组建新式精锐军队的关键“在于官长之素质与营长以上之动作建议国民政府设立各类特种军事学校，培养专门人才，提高官兵素质。

塞克特则在其建议书里宣称：中国军队的根本问题“不在患寡，而在患多”，指出：“当前的目标是必须尽早建立确定数量的精良师团作为中国军队的核心”，使其中每个人都能起核心作用，以便必要时迅速扩军。这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扩军的秘诀。鲍尔领导的顾问们用德国兵器为蒋介石南京政府装备了一个教导队，该队辖有一个步兵队、一个重兵器队、一个炮兵队、一个士兵队和一个通信队。该队成为国民党军队中多兵种现代化部队的胚胎。魏采尔来华后，将教导队扩建成两个教导师，并施以德国的训练方法。1932年，又改编为第八十八、第八十七和第三十六师，成为蒋介石嫡系的中坚。法肯豪森任职时，直接领导参与了陆军整理处的工作。此外，德国军事顾问也将培训军官视为己任。鲍尔就很注意对国民党高级军事将领施以潜移默化的影响。鲍尔任职时，每星期五夜里，鲍尔便和其他顾问一起，在南京三元巷总司令部为数百名高级军官举办讲座，专门讲授德国的战略战术，介绍德国的军火武器和军事工业。除蒋介石外，国民党其他一些重要军事人物如冯玉祥等都曾听其授课。魏采尔时期，几乎所有的军事院校都有魏采尔顾问团中的成员，魏采尔本人就是中央军校的总教官。塞克特和法肯豪森则主持了庐山军官训练班的教学工作，据统计，当时国民党中央军“团以下排以上军官几乎都参加了”各级培训班。


马克斯-鲍尔（Max Bauer）蒋介石聘请的第一个德国顾问是马克斯.鲍尔。鲍尔是德国总参谋部军官，炮兵专家。他头脑精细，目光锐利。著名的兴登堡计划和总体战的战略构想都是出自他的头脑。时任总参谋长的鲁登道夫对他言听计从。

故有人比喻：鲁登道夫是敲响德国战鼓的大槌，而鲍尔是大槌手。

他是炮兵专家，一战中他发明的重炮出尽了风头。柏林大学为此而授与他名誉博士学位。在参加1920年3月旨在推翻的魏玛共和国的卡普政变失败后，他浪迹于奥地利、西班牙、阿根廷。甚至在苏联红军中也担任过顾问。1927年，他来到中国开始了他的顾问生涯。蒋介石与其关系融洽。鲍尔主张将军政大权集中于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以大刀阔斧手段铲除一切离心力量，进行一切加强中央权威的必要改革。此外他对军队的裁减、重建、整训及经济的发展，重工业、航空运输业、农业、矿业的建设和中国财政体系改革等多方面都有有价值的意见。这深得蒋的赞许。在“蒋桂战争”中，他居间调度，计划周密得体，使蒋在军事指挥上觉得异常轻松。但1928年5月，他突然因病在上海去世。（对其死因有一种传闻：由于他在“蒋桂战争”中，一直建议蒋对桂系除恶必尽，因而遭到西南实力派人物的嫉恨，在一次宴会中被下毒而死。）鲍尔来华时间不长，但他组建了顾问团，创立了顾问团的工作模式，规划了工作方向，为未来十年的中德合作奠定了基础。

赫尔曼-克里拜尔（HermannKriebel），生于德国巴伐利亚州，参加过八国联军侵华。一爆发后，赫尔曼克里拜尔在鲁登道夫麾下参谋本部任职，曾一度调往前线担任实际战斗任务，一战结束时，已晋升为陆军中校，担任德国代表团成员，与协约国最高统帅部签订停战协定，战后赫尔曼克里拜尔成为巴伐利亚地区军事组织首领，通过纳粹冲锋队首领恩斯特罗姆上尉的拉拢而加入纳粹党，成为纳粹的军事领袖。在当时，他与纳粹的政治领袖希特勒具有相同的地位。1923年赫尔曼克里拜尔参加了慕尼黑啤酒馆暴动。与希特勒一起被捕，被判有期徒刑数年，但实际服了不到1年就被特赦。1924年赫尔曼克里拜尔获释后与希特勒分道扬镳，赴奥地利隐居，于1929年春赴华担任军事组织顾问。蒋对这位前八国联军的中尉并无好感。双方在作战的战略思想上矛盾重重。蒋认为内战中军事和政治并重，实力和阴谋并重。而克里拜尔则对蒋“炮弹”、“银弹”甚至“肉弹”齐上的手法很为鄙视，认为胜之不武。加之他的威望远不如鲍尔，很难服众。因此一直同国民党官方和顾问团内部关系紧张。虽然在军事指挥上，他也称得上兢兢业业，在“中原大战”中亲赴前线筹划布防，协助蒋拟订作战计划，但1930年5月终被换马。

赫尔曼克里拜尔生于德国巴伐利亚州，参加过八国联军侵华。一爆发后，赫尔曼克里拜尔与鲍尔同在鲁登道夫麾下参谋本部任职，曾一度调往前线担任实际战斗任务，一战结束时，已晋升为陆军中校，担任德国代表团成员，与协约国最高统帅部签订停战协定，在签订协议后曾戏剧性地放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后一枪，并且宣称：“二十年后战场再见。”战后赫尔曼克里拜尔成为巴伐利亚地区军事组织首领，通过纳粹冲锋队首领恩斯特罗姆上尉的拉拢而加入纳粹党，成为纳粹的军事领袖。在当时，他与纳粹的政治领袖希特勒具有相同的地位。1923年赫尔曼克里拜尔参加了慕尼黑啤酒馆暴动。与希特勒一起被捕，被判有期徒刑数年，但实际服了不到1年就被特赦。1924年赫尔曼克里拜尔获释后与希特勒分道扬镳，赴奥地利隐居，于1929年春赴华担任军事组织顾问。 

　　赫尔曼克里拜尔担任代理总顾问后，发现鲍尔的许多计划不切实际，不可能在当时的环境下产即实现。顾问团当前的工作必须从基本的最小点开始。逐渐扩大。赫尔曼克里拜尔将所有的顾问分为三组并各设主任一人，但均隶属于总顾问，且直接对蒋介石负责。 

　　顾问团第一组负责军事组织与教导旅的编制训练，武器筹划和分配，军事演习的监督和部队的布防等等，几乎等于一个小型的普鲁士参谋本部。凡是有关中国的安全与机秘工作均与该组有关。赫尔曼克里拜尔亲自兼该组主任。 

　　麾下：克鲁玛赫负责军事演习和部队的部署等机密工作；莱曼中校协助中国发展一支空军作战部队，并训练中国飞行员，其效果在未来讨伐广西与冯玉祥（中原大战）战役中可见之；史托尔兹纳尔中校（或中尉）负责我陆军通讯与情报系统工作；此外还有配属教导旅的梅耶上尉及王恩汉，骑兵部队之毛厅伯爵及胡迈等人亦为该组成员。 

　　第二组主管军事教育与训练，主任由炮兵中将弗里兹林德曼担任。林德曼是当时在华德籍顾问中军队最高者，与广东陈济棠、华北宋哲元均有密切联系。事实上第一组和第二组划分十分勉强，主要由于林德曼自以为资望很高，不服赫尔曼克里拜尔领导所致。有些同时服务于部队与执教军事学校的顾问，很难区分是哪一组，同类顾问往往分配于不同组别，席勒博士与斐曼博士同为军医顾问，但前者执教于军医学校，而配属第二组，后者因属了陆军部队之军医而列于第一组。但这样分类对于顾问团的工作效率或许有更多的意义。 

　　第三组纯属文职顾问大组合，由舒巴特领导，包括警察、航空、经济与国防工业等，该组的工作中心在于协助顾问团第一、第二组军事任务的发展。 

　　1929年，蒋介石命令赫尔曼克里拜尔及其参谋筹划沿汉水流域和平汉铁路对冯玉祥国民军发动攻势。在战争期间蒋介石与赫尔曼克里拜尔乘铁道装甲车，赶赴前线督战。占领郑州后赫尔曼克里拜尔奉命调回南京，受命负责津浦铁路地区的防务，并且在徐州召开军事顾问会议，商讨未来采用如何战略以及顾问团本身的组织问题。会议结束后不久，顾问人数增至49名。 

　　同年，桂军与张发奎奥军联合进攻广东地区，蒋介石命令德国顾问团训练的教导旅和新成立的航空队参战，以解广州之围。最终桂军伤亡惨重大败而回。新成立的空军在弗里德里希波勒中校的协助下向桂军阵地投掷燃烧弹，有效地动摇了地面部队的作战（中国兵工厂在安塞尔博士指导下，已可从事燃烧弹的制造。） 

　　纵观赫尔曼克里拜尔在其代理总顾问期间，风尘仆仆往返各个战区之间，协助蒋介石草拟各项作战计划与指挥作战，实在是功不可没，但是蒋介石并没有能正式任命赫尔曼克里拜尔为总顾问，而以乔治佛采尔取而代之。其原因从大方面来说，首先是顾问团在国军重组的过程中所起作用日益扩大，作为总顾问，必须在中国两国均具有权威性，而赫尔曼克里拜尔仅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役中校，身分和声望均不足。德籍顾问团成立之初，成员来源可谓是包罗万象，彼此的思想背景不尽相同，职务上的也很困难，出现了一系列事件，逐步降低了德国顾问团在华的声望。比如特希事件：特希原为汉堡的现役警官，来华作为机场警戒与管制的顾问，可能因为拒绝与美方人士工作，中国政府想派他到第23军担任类似宪兵顾问的工作，他以该军即将调赴河南前线冯玉祥，身为德国现役警官参与中国军事活动，与凡尔赛条约第179条规定不符，拒绝上任。中方决定中止其聘用合同，所持理由为：“毫无工作表现”。特希要求中国政府必须支付其返德的全部旅费，还有截止到解聘时的薪水（1930年5月），而中方只愿意支付至其擅离职守时的薪水（1930年1月）。事情越闹越大，演变到足以影响中德关系和未来合作。德国外交官在送驻华公使信函中曾坚称如果事件无法获得解决，外交部将不再批准任何在职官员来华服务。最后中国让步，给与特希全部回程旅费。此事件的关键其实在于德军顾问在与中方在柏林的代表洽谈签订合同时，有无某种默契，即文职顾问仅为一种掩护，在必要时，需要他们出任军事顾问。但引时鲍尔已经病逝，责任只能由赫尔曼克里拜尔来担负了。另外有些德国顾问的军衔和声望都比他高，比如林德曼中将，指挥协调起来就很麻烦了，给国人的印象就不免有你们德国人自己都不团结，怎么来指导我们工作的嫌疑。 

　　赫尔曼克里拜尔以中校军衔，在驻华军事顾问团首创者鲍尔病逝后，代理总顾问一职，正遇中国内战，使其本人及整个顾问团包括新成立的教导旅和航空队统统卷入了战争，不但受到国内外舆论的批评指责，也使顾问团原先以军事建设为目标无形中转变为战争机器的执行人，导致团内产生若干问题；赫尔曼克里拜尔由于才能、个性和声望因素的限制，处理的并非很得体，使得德国人的声望在国人心中有所损伤，最后中国政府不得不请佛采尔来接任总顾问　，便事后证明，佛采尔也没能解决所存在的难题。直到1934年，中国处于较安定的局面后，塞克特来华才部分实现鲍尔的理想。由此可见，赫尔曼克里拜尔在代理总顾问时面临的种种难题主要是由当时中国的局势所赞成，而个人因素应居其次。纵观赫尔曼克里拜尔在华工作的一年，他辛苦地往返各个战区，将顾问团分为三组，以便分工合作，积极发展教导旅，期望未来全国军队均能达到同一标准。如果说鲍尔是奠基人和理论家，那赫尔曼克里拜尔可称为“实干家”或“执行者”，只是时运不佳，中国局势与团内份子又很复杂，增加了他工作困难度，很难做出有效解决。事实上，鲍尔的军衔也不高，赫尔曼克里拜尔中不过比他低一级，鲍尔生前对建设　新中国有一幅美丽的蓝图，而且由于在大战时是鲁登道　夫处理经济与生产事务的助手，与德国工业界关系相当密切，如果鲍尔能多活几年，中国也没有爆发内战，可能在德国援助下，已经开展种种经济建设。可惜赫尔曼克里拜尔没有这么辛运，接任不久就赶上一连串的内战　，所领导的顾问团不得不卷入战争，不但使顾问团本身原有的经济特征大为减退，也使国内产生一些新的认识纠纷问题，这些都是赫尔曼克里拜尔难以应付的。赫尔曼克里拜尔在一战时担任的是鲁登道夫卑下的作战参谋军官，与德国工业界缺少联系，接任后无法也不可能在当时的环境下推行鲍尔刚开始的经济重建工作；顾问团些团员不但抱怨在华的工作环境与鲍尔生前所承诺有很大出入　，同时也批评赫尔曼克里拜尔的领导与处事能力。也有少数顾问团成员相互勾结攻击其他成员，使顾问团整体形象受损，在中国的影响力也逐渐衰退。在此形势下，只有更换总顾问　，才能重振声势。 

　　蒋介石虽然对顾问团有若干不满的地方，但仍然依赖德国军事顾问的协助，以增强其统治基础，在此段时间（1929－1933）不但主要顾问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军事行动中，将威胁南京中央政府的国内对手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以及共产党等一一击破，使他们的威胁程度降到最低，而且当初鲍尔想建立的示范、教导部队一步步的扩充，由连的单位为起点，进而组成团、师及至军，在战场上已经可与世界一流的日本正规陆军进行正面作战。此项工作是从赫尔曼克里拜尔开始，至佛采尔扩大。佛采尔继任总顾问后，赫尔曼克里拜尔在短暂回国后，又出任驻上海领事馆领事，继续为中德合作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