悪鄰与我贪官一样，都爱美帝，而不知儒家中国

　　丁咚   文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近日在接受《华尔街日报》专访时，直言不讳地指出，亚洲各国欢迎美国在亚洲的更大存在，欢迎美国主导制定贸易规则。这些国家都很清楚，“如果由美国而不是中国书写贸易规则，它们将有更自由的贸易和开放的贸易体系。”他甚至说，“如果进行''秘密投票’，每一个国家都会赞成美国应该在该地区有更广泛的介入，不管这些国家在公开场合怎么表态。”

尽管中国媒体可笑地将李显龙的观点视为“妄称”，但也许他的话才真实反映了亚洲的国际关系现实：亚洲国家主流意见认为，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仍不可替代。他的话还表明，亚洲国家几乎无一例外都对中国怀有深深的或者说是站略的不信任和忌惮情绪。新加坡是亚洲国家这种观点的传统的代表者，李显龙的父亲、被中国领导人形容为“中国人民老朋友”的李光耀在生前也曾多次公开表达同类观点，多年来，新加坡不遗余力地敦促美国加大力度“重返亚太”，是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的坚定支持者。

李显龙所说“每一个国家都会赞成美国应该在该地区有更广泛的介入”，与其说是洞察，不如说是基于他在实际的外交对话中对从各国获得的信息的提炼。同时，所谓“更广泛的介入”，不只限于经济和贸易，而是包括外交、军事、安全等领域的全面参与，也即亚洲国家骨子里希望美国在亚洲发挥全面领导作用，对中国进行全面的制衡。

事实也正是如此。在关乎后者的领域可能比经济和贸易走得更远。美国外交、安全和防务部门领导人已多次提到，由于对中国潜在威胁的忌惮，亚洲国家更积极主动地加强与美国的联系，向其“靠拢”。

在这一战略需求之下，美国“重返亚太”政策不再是一个远景目标，而是现实图景，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实际支撑。

它们首先表现于美国在亚太的安全联盟更加巩固和有效，美日、美韩、美澳战略结盟逐步深化，美日韩基于共同的安全关切组成的三国准结盟也初见轮廓，美印向着军事结盟的方向阔步前进，美日印澳四国军事结盟呼之欲出。

其次，在美国的盟友圈之外，以应对中国崛起为共同目标连接而成的更广泛的统一战线业已形成，并将持续壮大，特别是在军事和安全领域更显突出，美国是理所当然的领导者，正如李显龙所强调的，几乎没有一个国家不想参与这个统一战线，以便受到安全庇护，并使亚洲的国际关系更平等，尽管一些国家在公开的外交立场中并非如此，比如柬埔寨和缅甸。

第三是，不管是从国别还是国际联合角度来看，亚洲国家在军事和安全领域不再停留于规划和愿景，而是成为切切实实的“行动派”，针对中国的军事和安全措施越来越多，亦越来越强大。比如，向来似乎与世无争的澳大利亚罕见地制订了新的国防战略，主动以中国为标靶，强调了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地区不断加剧的紧张局势，表达了对个别国家“藐视”“基于规则的秩序”的忧虑，并提出将持续扩大国防开支，重点发展海上力量投放能力、反潜作战实力以及海上情报和侦查力量。

除了澳大利亚的重大转变外，美国“重返亚太”和“亚洲再平衡”有了具体行动。过去一年来，美军在南海开展了以维护“航行与飞越自由”为目标的战略巡航行动，并趁朝核危机，加强了东北亚的军事存在。美国重新启动了向台售武，并向菲律宾、越南提供安全庇护以及军事防卫装备，鼓励亚洲国家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中国。

在日本国内也备具争议的新安保法案在安倍政府的强力推动下强行通过并已正式实施。这项法案的核心是突破了日本和平宪法为解禁日本集体自卫权和在战时参与国际协作为盟国提供后勤支援开辟了道路。

印度的动向更值得注意，在人们的老观念中，这个国家应该是远离东亚的，但出于共同的安全需要，它正在走出印度洋，在东向战略中注入更多的安全和军事内容。比如印度计划将在越南建造监测人造卫星的数据中心，以监控中国在南海的动向。印度和日本建立了特殊全球战略伙伴关系，这一关系的根本指向无疑也是它们共同担忧的对象中国。印美之间的军事结盟正结出实际果实，随着美国防长即将的访印之旅，两国的防务合作将取得突破性进展，而两国结盟的最大动力即是中国。

由此看来，从东北亚、东南亚到南亚，中国周边的各个方向都不“太平”，潜在的危机一触即发。更重要的是，似乎没有任何国家愿意死心塌地——就像对美国那样，做中国的盟友或安全伙伴。如果李显龙所说不错，那么就连柬埔寨、老挝等国家都对中国抱有疑虑，遑论朝鲜、越南？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北部边疆的毗邻国蒙古一向都实行大国平衡外交，故此无需多说，即令是与中国结成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俄罗斯也可能由于两国战略交集减少、矛盾因素增强而随时存在关系破裂并兵刃相见的可能性，正如历史上的中苏关系一样。虽然中亚各国的后威权体制国家与中国的利益交集比较频密，因而暂时维持了稳定关系，但也可能在其威权体制瓦解后与中国关系发生变化，尤其是恐怖主义在这个复杂区域根深蒂固，潜在威胁一点都不比其他区域少。

真正值得人们思索的是，中国周边安全事态发生实际变化是最近几年的事，发生这种显著变化究竟是为什么？

人们仍然对十八大一年后即专门召开的高规格周边外交座谈会记忆犹新。那次会议体现了新的最高领导层将致力于经略周边作为外交工作的重中之重的意图。它提出外交“要谋大势、讲战略、重运筹”，强调构建与周边国家“亲、诚、惠、容”关系，指出要“讲平等、重感情；常见面，多走动；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

然而，两年多过去了，现实的景象如果不是与会议的目标背道而驰，那么也可以说是迥然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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