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用“三个代表”思想来解释历史也是十分有效的。比如，曹魏政权在“三个代表方面”都是做的最好的，所以最终由魏晋统一了“三国”，就不是偶然的而是历史的合理选择。那么曹魏在“三个代表”方面究竟先进在哪里呢？
    首先，在“先进文化”的意义上，曹魏政权是具有代表性的。三国鼎立时期，中国的真正文化中心乃是在曹魏，政治上的三国并没有阉割文化上的“一国”。以文学为例，文学历来都是荟萃了一个时代的思想文化的精神高地，可以说有什么样的文学水平，就必然会有什么样的文化精神水平，而且这最终又必然反馈到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底蕴上去。曹魏建安文学以及与之相匹配的文化精神乃是当时中国文化革新的主导者，可以说没有建安文化精神的熏陶和奠基，就没有唐代的文化的卓越发展。
    以曹操父子为中心的文人集团在文学上的成就最为突出，尤其在当时诗坛上狂领时代风骚，在五言诗和四言诗创作方面开创了新风格，在诗歌语言上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也打破了有汉一代数百年的诗歌沉寂，即所谓“建安文学”。从曹操现存的《龟虽寿》、《观沧海》、《短歌行》、《度关心》、《蒿里行》、《对酒》、《苦寒行》、《洛神赋》等为代表的一批建安文学作品，具有较强的哲理高度、文化品格和精神影响力，比汉代以往的那些内容猥琐、词藻浮艳、追求骈偶的恶劣文风具有天壤之别。鲁迅先生曾称曹操是“改造文章的祖师”，此言不虚啊！ 
    其次，在“代表先进生产力”方面，曹魏也代表着当时的最高水平。比如推行屯田，兴修水利，实行盐铁官卖制度，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经济的整顿起了积极作用。在军力的发展水平上，曹魏是不可替代的。当时黄河流域在曹操统治下，政治上较为清明，经济政策得力，民生逐步恢复，阶级压迫明显减轻，社会风气有所好转。由于有了强大的生产力和政治经济基础，在中国历史上，曹操对统一中国北方曾经起到了积极作用。
    制度是生产力的保证，曹操十分重视社会运作机制的优化，首先从改变社会风气开始。翻阅一下《三国志·魏志》就可以发现，在曹操操统治下，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面貌和社会风气都与以前有所不同。朝中既少有倾轧营私的大臣；地方上恣意妄为而不受惩罚的官吏和豪强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司马光说的“操化乱为治”并非无据。
    人是生产力的核心。《武帝纪》说：曹操知人善任，拔于禁、乐进于行阵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曹操能够根据将领特点，用其所长。例如，许褚、典韦壮武有力，忠诚奉法，曹操就让他们战则为军锋，息则统亲兵；臧霸有恩信于东土，曹操将青、徐二州托付于霸，从而得以专心对付袁绍，不必以东方为念；降将文聘本是刘表帐下大将，在江汉一带颇有威恩，曹操任其为江夏太守，委以边事，使御孙权。而且曹操用人不重虚誉，他选用的官员要“明达法理”，能行法治。操还提倡廉洁，他用崔琰、毛玠掌管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
    提到生产力，也必须提高曹魏的军力。陈寿评价说：曹操有著名军事家韩信和白起之谋略。王沈在《魏书》中将其与大军事家孙子和吴起相提并论。曹操所撰《孙子略解》，开创整理注释《孙子》十三篇的先河，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代军事理论。主张“兵以义动”的战争观，强调师出有名，符合道义。在战略战术上灵活多变，因事设奇、任势制胜，兵不厌诈。这些远见卓识，颇受后世推重。
    但是曹魏政权在军事上最大的问题是“短于水战”。曹操一生中指挥大的水战只一次，即赤壁之战，结果大败而逃。据《武帝纪》记载，建安十三年，曹操在邺城作玄武池操练水军，并于同年七月南征刘表，后欲乘胜平定江南。因其不谙水战，在池中操练水军，时间又短，岂能有理想的效果？据《周瑜传》记载，赤壁之战前夕，黄盖献策说：“今寇众我寡，难与持久。然观操军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瑜纳其计，盖诈降，以火攻，大破曹军。水战以舰船为主要工具，大江之上，战船首尾相接，不备火攻，而又轻信诈降，这又反映了曹操对水战常识无知。赤壁之战后，曹操与孙权曾有数次交锋，互有胜负，而曹操不惯水战，终难获利。据《吴主传》记载，建安十八年，曹操兵进濡须口，见孙权舟船器仗军伍整肃，叹曰：“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遂退军。
    第三，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方面，曹魏也是那个时代的代表。东汉王朝后期，由于政治黑暗，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无法正常生活，终于爆发了“黄巾起义”。曹操虽然镇压过农民起义和滥杀过无辜群众，但从他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表现来看，远比被他消灭的那些军阀以及蜀、吴政权更胜一筹。
    曹操基于“爱民”意识而严厉治军，并以身作则。比如，在一次行军途中，曹操传令不得使战马践踏麦地，如有违犯，一律斩首。士兵皆下马步行，惟恐踏坏麦苗。可曹操的战马因受惊吓踏了麦田。他即拔剑割下自己一撮头发，以示处罚，足见执法认真。
    为了社会稳定和大众福祉，曹操从一开始走上仕途就试图用比较严格的法律改变当时权豪横行的情况。由于祸害根子在中央，曹操一开始尚无法施展自己的意图，到他自己掌握政权以后，才得以全面推行抑制豪强的法治政策。曹操说过：“夫刑，百姓之命也”；“拨乱之政，以刑为先”。他起用王修、司马芝、杨沛、吕虔、满宠、贾逵等地方官吏，抑制不法豪强。与此对应，曹操还推行法治政策相辅，不容许臣下有结党违法行为。为了监视群臣，还设置了“校事”机构。曹操还曾说：“要能刺举而办众事，使贤人君子为之，则不能也”。所谓“贤人君子”，主要指世家大臣，他们累世为官，枝连叶附，名望和势力很大。曹操对他们不能不加以笼络，便使之居上位而并不予以实权，反而利用出身“微贱”的校事来检查这些所谓“贤人君子”的行动（深谙历史的毛泽东在文革中就是利用曹操的这一手法来防止官吏腐化的）。
    总之，尽管有着各种历史局限性，但曹魏政权在“三个代表”方面的确在当时占尽了优势，虽然后来为司马氏政权取代，但是整个政治经济与文化衣钵却被继承了下来，而这正是统一国家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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