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录自 茅民的《复兴记》第八篇“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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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9章   江泽民时期

 

对美贸易的最惠国待遇

 

到九十年代初，中国对美国的贸易出现顺差，而且逐年大幅增加。对此，美国国内出现了一个抑制中国对美贸易的潮流。当时，美国对中国在贸易方面实行最惠国待遇，也就是非歧视待遇；但是，是否给予中国这一待遇，每年都得由美国国会
审核一次。在每年讨论延长中国最惠国地位时，都会有一批议员提出：中国要得到最惠国待遇，就必须释放政治犯、停止对西藏要求独立人士的镇压、保护美国产品的知识产权、全面开放中国的国内市场，等等。女议员佩萝西强硬地主张：用贸易手段迫使中国人让步，她说：“他们可能不喜欢资本主义，也可能不喜欢人权，但他们喜欢钱。”她得到了参、众两院多数党领袖的支持。由她发起，众议院在1991年通过了一项议案：如果中国想得到1992年的最惠国待遇，就需要释放所有在天安门事件中被捕的约一千人，在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国内和西藏的宗教自由方面表现出“进步”，并保证不出售核技术……参议院虽然也通过了符合她要求的法案，但没有达到三分之二多数，不足以推翻总统的决定。这样，布殊总统得以继续在1992年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

中国需要对美贸易的最惠国待遇。中国领导层认为：假如对美贸易出现倒退将严重伤害刚有起色的中国经济，将使出口型企业，尤其是专门生产出口美国的产品的港资、台资企业，遭到毁灭性打击，将造成几百万人失业，也将打击外国投资者的信心。在经济起飞的关键时刻，这种倒退是中国承受不起的。因此，中国政府决定作出让步：表示愿意与外国讨论中国国内的人权问题，邀请美国负责人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访问中国；批准美国驻华大使到西藏参观；耐心听取 来中国访问的美国高官关于宽容对待所有政治异见人士的要求；接待美国一位副国务卿访华，公开讨论人权等问题。1991年底，美国国务卿贝克 来到北京，中国只得向他提供了 他们所关心的八百名中国政治犯的情况，虽然这本来属于中国的内政。   中国领导层决定：在外交上公开抗议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坚持人权问题是内政问题，不允许外国干涉；但在同时，私下里可以允许一些政治犯 以“就医治病”的名义 去美国。江泽民的意见是：政治上退一步，经济上进两步。对此，邓小平表示赞同：经济考虑第一、其它都要让路；中心工作就是发展经济，经济增长就是最好的政治。这样，一连串知名的政治犯获准出国，包括包遵信、王丹、徐文立等人。中国又向美国派出了采购团，到美国进行大规模采购，以减少对美贸易顺差。这一年，中国向美国波音公司购买了21架喷气客机，并签署了在今后几年内购买或租用不少于215架飞机的协议。中国与通用、福特、佳士那等美国汽车生产厂签约，向每一家订购4,600辆汽车。中国并签约购买美国厂家生产的石油钻井、勘探设备，等等。

1992年，美国举行总统选举。竞选中，民主党候选人克林顿攻击现任总统布什纵容中国，忽视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他公开谴责“从巴格达到北京的暴君”，并提出要用贸易手段迫使中国在人权侵犯、军火交易、不正当贸易、宗教迫害、西藏镇压等方面有所收敛。克林顿当选美国总统后，美国298家大公司和37个贸易团体，包括美国总商会、通用汽车公司，联合致函克林顿总统，要求不要将人权或任何其它条件附加到最惠国待遇上，否则美国将失去中国市场。这些公司强调：他们已经进入中国，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对正当交易、改革开放、民主进程的推进。克林顿政府内部一些官员，也有类似看法。财政部、商业部要求总统注意：在兴旺的中国市场存在扩大贸易和投资的大好机会；中国的经济规模已居世界第三位，从现在起到本世纪末中国所计划的5,750亿美元的基本建设投资，可以使美国公司得到数目庞大的订购合同，增加美国工人难以数计的就业机会。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鲁宾、总统经济政策副助理吉特等官员，进一步认为：每年都威胁 取消最惠国惩罚中国，对美国造成的伤害 与对中国的伤害一样巨大。他们认为：通过贸易和投资的不断接触，可以使中国逐渐演变，对西方思想越来越不抗拒，自由化程度越来越提升，最终可以实现民主。

中国的态度变得强硬了一些。在参加1993年底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论坛期间，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拒绝克林顿总统提出的就人权和军火交易问题举行公开对话的建议。相反，他作了一个十五分钟的“自说自话”，谈论不得干涉其它国家内部事务的重要性。另外，江泽民在会见美国前国务卿黑格时说：对中国来说，确保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是首要的、也是最大的人权保障；中国有十二亿人口，因此，确保中国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是不断改善人权状况的基本条件。   当时，克林顿制定了一项“加强磋商”计划。按照这一计划，一个接一个的高官 被派往北京，敦促中国改善人权、贸易、武器销售等方面的记录，同时设法开创更好的双边关系。1994年初，农业部长艾思比、财政部长本特森分别访问中国，两个人都受到了热情款待。接着，轮到国务卿克里斯托弗。他先派负责人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沙塔克
去北京。沙塔克一到北京，就去见头号异见人士魏京生（注：此时他已获假释），会面时间长达90分钟。魏京生呼吁克林顿保持对中国施压，督促释放政治犯。同一时间，北京另外七名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也向江泽民主席呼吁结束镇压、释放所有政治犯。中国政府立即将魏京生和另外十余名异见人士再度抓起来。在正式会谈中，总理李鹏明白告诉克里斯托弗：中国永远不会屈服于美国的压力，也永远不会接受美国的人权观念。李鹏并警告说：如果克林顿取消最惠国待遇，美国在华的商业利益将会受损。外交部长钱其琛也指责沙塔克：作为外交官，会见“假释犯人”违反了中国法律；没有最惠国待遇，中国也可以过得去，最多就像1972年尼克逊访华前那样。

在北京的二百名美国企业家，责怪克里斯托弗的贸易与人权挂钩的政策，说这使美国企业在与日本、欧洲企业竞争时处于劣势。美国电报电话公司执行经理瓦利克说：取消最惠国待遇，有可能使美国的企业被逐出巨大的中国市场。

克林顿面临抉择：要么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要么让贸易与人权脱钩。他知道：前者对两国都将造成严重的经济后果，而反对后者的声势又很大。最后，他于５月发布一个声明，正式表示要将贸易与人权问题脱钩，他说：“这种挂钩在过去那些年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我认为，从前几个月我们努力与中国的接触看，这项政策的作用已不复存在了。现在到了采取新方式实现我们长远目标的时候了。我们需要将我们的关系放到一个更大的和更具建设性的格局中。”声明发布后，一些议员威胁要通过立法来推翻总统的决定。但他们的努力没有成功，因为推翻总统的决定需要三分之二的多数，他们得不到这个多数。此后，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不再每年审核。这使得中国对美贸易比以前大为顺畅。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

 

中国假如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成员国，则对外贸易就会顺畅得多，因为WTO成员国之间相互给予“永久正常贸易关系”，也就是所谓的“最惠国待遇”。但要加入WTO，必须得到每个成员国的同意。共有37个成员国提出要与中国进行双边谈判。这些谈判主要是关于关税减让、服务贸易市场准入等问题。与37个成员国谈判，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谈判中，有时不是问题越谈越少，而是越谈越多。

中国已是一个贸易大国，WTO没有中国的参与明显是不完整的。1998年美国克林顿总统访华，为中国加入WTO的谈判营造了良好的气氛。次年，中国朱榕基总理访美，一到美国他就说“我是送大礼来了”，意思是说中国将作出重大让步。这使得克林顿总统的要价更高，这样，中国就加入WTO
与美国的谈判没有达成协议。

朱榕基回国后，江泽民公开发表谈话，说：“我们已经等了十三年，也可以再等十三年嚒。”1999年5月8日，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发生后，中方中止了中美之间的WTO谈判。此后，美方多次提出希望恢复WTO谈判，说轰炸是因地图标识错误而造成的误炸。直到9月，在新西兰举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江泽民主席、克林顿总统举行会晤时，江泽民才同意恢复WTO双边谈判。11月15日，双方贸易代表达成了双边协议，美国同意中国加入WTO。中美协议的达成，使得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谈判明显加快，最后终于与所有国家达成了协议。2001年11月10日，WTO部长级会议 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申请。中国从12月11日起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从此 在各成员国享有永久的正常贸易待遇。

 

香港、澳门回归中国

 

中国的香港，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成为英国的殖民地。早在1982年6月，邓小平在会见香港知名人士费彝民、王宽成等人时，公布了中国政府处理香港问题的原则：一定要在1997年 收回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不能再晚；在恢复行使主权的前提下，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执行“收回主权，保持繁荣，制度不变，港人治港”的十六字方针。【附注：收回香港定在1997年，是毛泽东当年的决策。那是在1963年，他对外宾说：“香港，英国没有多少军事力量，我们要占领是可以的。但过去有条约关系，小部分是割让的，大部分是租的，租期是99年，还有34年才满期（注：即到1997年期满）这是特殊情况，我们暂时不准备动它。……我们不动它，并不是永远不动它，英国现在安心，将来会不安心的。”1974年5月，他在会见英国首相希思时表示：到1997年时，香港应有一个平稳的交接。】

1982年9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问北京。邓小平会见她时说：“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是明确的，这里主要有三个问题。一个是主权问题；再一个问题，是1997后中国采取什么方式来管理香港，继续保持香港繁荣；第三个问题，是中国和英国两国政府要妥善商谈如何使香港从现在到1997年的十五年不出现大的波动。”关于第一个问题，邓小平说：“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关于第二个问题，邓小平说：“香港现行的政治、经济制度，甚至大部分法律都可以保留，当然，有些要加以改革。香港仍将实行资本主义，现行的许多适合的制度要保持。”关于第三个问题，邓小平表示：“我们还考虑了我们不愿意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在十五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怎么办？那时，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撒切尔夫人是一个作风强硬的女人，有“铁娘子”之称，而英国当时又刚刚取得 对阿根廷的马岛战争的胜利，因此她的气很粗。她高调坚持关于香港的三个中英条约有效，中国不能单方面地把条约废除。她又宣称：香港的繁荣和稳定
只有英国继续统治 才能够得到保证。她说：如果你们宣布要收回香港，那就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邓小平强硬的回答道：“我告诉你，香港，包括九龙、新界，主权问题是不能讨论的。我们从来没有承认过这三个不平等条约，主权一直属于我们中国，这很明确，没有讨论的余地。”邓小平对一位助手低声抱怨说：“我简直没法跟这个女人谈，她根本不讲道理。”他继续对撒切尔夫人说：“两年里我们双方一定要把这个问题共同解决了，不能再拖。如果这期间香港发生了大的波动，或者我们双方在一些原则问题上达不成协议的话，那就要另外考虑收回香港的时间和方式。”撒切尔夫人听了这句话，脸一下子就青。她在离开举行会谈的大会堂下台阶的时候，摔了一跤。

此后，中英两国政府进行了二十二轮谈判，至1984年10月才结束，最后就香港问题达成了协议。邓小平深有感触地对中央其他领导人说：“两年前撒切尔夫人来谈，当时她坚持历史上的条约按国际法仍然有效，1997年后英国要继续管理香港。我跟她说，主权问题是不能谈判的，中国1997年后要收回整个香港。至于用什么方式收回，我们决定谈判。我说谈判要两年，太短了不行，但是不迟于两年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到时候中国要正式宣布1997年收回香港。结果真的是谈了两年。……香港问题为什么能够谈成呢？并不是我们参加谈判的人有特殊的本领，主要是我们这个国家这几年发展起来了，是个兴旺发达的国家，有力量的国家，而且是个值得信任的国家。……当然，香港问题能够解决好，还是由于‘一国两制’的根本方针或者说战略搞对了，也是中英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

1984年12月，撒切尔夫人第二次访华。中英两国政府正式签署联合声明。这份声明宣布：英国政府将于1997年7月1日把香港地区交还给中国政府；中国政府承诺，在“一国两制”的原则下，确保社会主义制度不在香港实行，香港本身的资本主义制度及民主制度维持五十年不变。中国设想在回归后的香港建立特别行政区，并根据在中英联合声明中所作的承诺，制订“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其基本原则是：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附注：在一个国家实行两种社会制度的设想，最初是毛泽东
在1956年10月 就如何解决台湾问题 提出来的：“台湾只要断绝与美国的关系，与大陆和平统一，一切可以照旧。台湾现在可以实行三民主义，可以同大陆通商，但是不可派特务来破坏，我们也不派人去破坏，双方谈好了，可以订个协议公布。”后来，毛泽东提出一个更具体的处理台湾问题的方针，被周恩来总结为“一纲四目”：“一纲”就是台湾必须统一于中国；“四目”则是：（1）台湾统一于中国，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台湾之军政大权、人事安排悉委于蒋介石；（2）台湾所有军政及经济建设经费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3）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一俟条件成熟并征得蒋之同意后进行；（4）互约不派特务、不做破坏对方团结之事。】

1997年6月30日，中、英两国 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注：这是为香港回归而特别建造的）举行政权交接仪式。晚上23时56分，中、英双方的护旗手入场，政权交接仪式开始。出席仪式的中外来宾全体起立。23时59分，英国国旗、香港的旗子 在英国国歌乐曲声中缓缓降落。1997年7月1日零点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队 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国国旗、香港特区区旗一起徐徐升起。接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走到镶嵌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讲台前发表讲话。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这是中华民族的盛事，也是世界和平与正义事业的胜利。……历史将会记住提出‘一国两制’创造性构想的邓小平先生。我们正是按照‘一国两制’伟大构想指明的方向，通过外交谈判成功地解决了香港问题，终于实现了香港回归祖国。”接着，英国王子查理斯致辞。7月1日凌晨1时30分，由国务院总理李鹏监誓，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注：香港的一位爱国商人）、主要官员、行政会议成员、临时立法会议员、终审法院和高等法院法官等宣誓就职。然后，中国总理李鹏、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先後致辞。

与香港回归类似，两年半后，即1999年12月20日，中、葡两国政府在澳门举行政权交接仪式，澳门回归祖国。

 

台湾问题

 

蒋介石、蒋经国领导台湾的时候，都坚持国家的统一，即坚持只有“一个中国”。“台独”势力，在蒋介石统治台湾期间已经开始冒头，但遭到蒋介石的无情打击。他辞世后，他的儿子蒋经国 于1978年继任总统，也铁腕打击台独势力。蒋经国不但领导进行“十大建设”着力推动台湾的经济起飞，而且
实行一系列的政治改革措施：军队非党化、剥离政府部门的专职党职人员、取消学生的关于三民主义的政治考试等。蒋经国在1988年辞世前 决心“要给历史一个交代”，为此作出了三项决定：
一、将解除已实行了三十八年的戒严令，并开放党禁、开放报禁。（注：此言一出，民主进步党，简称“民进党”，立即成立，这是一个主张台湾独立的政党）；
二、将终止动员戡乱时期，开放“荣民”（注：即1949年随蒋介石退往台湾的国民党军队的官兵，此时均已老矣）赴大陆探亲。这使两岸开始交流；
三、以李登辉为副手，他是台湾本土人士。
对他的这些决策，不少国民党要人纷纷质疑，如国策顾问沈昌焕
说：“这样可能会使我们的党将来失去政权！”但蒋经国却淡淡地回答道:“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

蒋经国辞世后，李登辉接任总统。1992年8月1日，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国家统一委员会”对于“一个中国”的涵义作出决议，内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但双方所赋予之涵义有所不同，中共当局认为一个中国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来统一后，台湾将成为其管辖下的一个特别行政区（注：类似一国两制的香港）。台方则认为一个中国应指1912年成立迄今之中华民国，其主权及于整个中国，但目前之治权，则仅及于台（湾）、澎（湖列岛）、金（门岛）、马（祖岛）。台湾固为中国之一部分，但大陆亦为中国之一部分。”李登辉在宣布终止 动员戡乱时期的同时，成立了一个非官方组织“海峡交流基金会”（简称“海基会”），对应于中国大陆方面 已成立的非官方组织“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简称“海协会”）。1992年10月，海基会代表台湾的“陆委会”，海协会代表中国国务院的台湾事务办公室，在香港举行会晤。会晤中，双方之间的最大问题 是关于一个中国政策的问题。大陆的海协会提出：在两会的商谈中必须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在事务性商谈中，只要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态度，可不涉及一个中国的政治含义，表述方式可以协商，并先后提出了
五个文字表述方案。海基会则先后提出了 八个表述方案，其中第八个表述方案为：“在海峡两岸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双方虽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但对于一个中国的涵义，认知各有不同。”11月3日，台湾的海基会发表新闻稿 并致函大陆的海协会 称：对一个中国原则“应有所表述”，“我方将根据‘国家统一纲领’和国家统一委员会本年八月一日对于‘一个中国’涵义所作决议，加以表达”。双方在香港会晤中
没有达成成文的共识。会晤结束后，大陆的海协会于11月16日 致函台湾的海基会，说对于“一个中国”涵义的“表述的方式可以充分讨论，并愿意听取海基会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同时将海基会在香港会谈中正式提出的第八个表述方案附在这份函中，作为双方彼此接受的共识内容。12月3日，台湾的海基会回函，对此未表示异议。1995年，台湾的海基会副秘书长焦仁和首次提出以“一个中国，各自表述”来总结双方的政治立场。

1995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允许台湾的李登辉总统访问美国，而李登辉在访美期间 公开鼓吹台湾独立。基于此，大陆方面终止了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的接触。

1996年4月，台湾将举行全民一人一票的总统选举。看来李登辉将获胜就任第二任总统。在台湾总统选举之前约一个月，即3月8日，中国军队根据江泽民的命令 发射了三枚导弹，以一小时为间隔。这是从福建一条铁路上发射的，目标为台湾高雄以西47英里的海域。数小时后，中国军队领导人宣布：将加大为统一而斗争的力度。在当天开幕的全国人大会议上，江泽民在重申 将继续奉行“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的同时，特别强调：中国“绝不允许任何势力以任何方式改变台湾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地位。”中国发射导弹之后，美国立即派遣“独立号”航空母舰特混舰队，在台湾海峡北端游弋。该航母，拥有100枚战斧式巡航导弹、50余架战机；特混舰队中有一艘核潜艇。3月10日，美国又派遣了“尼米兹号”核动力航母战斗群前往台湾附近海域，该航母载有90架战机。至此，共有近40艘美国军舰开进了台湾海域，威慑中国。同时，美国也警告台湾当局不要轻举妄动。中国一些强硬派军人列出 八种接下来可能发生的情况，并建议：只要其中任何一种情况发生，中国应发动对台湾的攻击。江泽民
权衡得失，只同意其中两种情况：外国势力干涉或入侵，或台湾宣布独立。一个月后，江泽民在接见日本政治家时，激动地问道：“我们在自己的领土上进行军事演习，为什么其他国家要派出航母？”他接着说：中国进行军事演习，是为了表明“我们对于台湾独立及外国势力干涉所持的立场”。然后，他为自己情绪激动表示歉意：“我今天说话声音有点大了。我并不是故意这么做的。一想到过去，我会不自觉地激动起来。”这次台湾海峡危机，后来逐渐平静下去了，但它使江泽民认定“台海必有一战”。他决心发展军事工业、以科技强军。他又下令禁止军队经商。此后十几年里，中国研制成功一大批现代化的高端武器，包括高端的导弹、战机、潜艇，并逐次公开亮相，装备部队。中国军事实力一路提升到世界前列。

1999年，李登辉提出：海峡两岸的关系是“特殊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这与民进党的台独主张很接近。2000年是台湾的总统选举年。李登辉已担任了两届总统，不能再参选。他提名连战为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这使宋楚瑜（台湾省省长，国民党籍）非常不满，因而脱党另成立“亲民党”，以亲民党候选人身份参选总统。民进党中央提名陈水扁为总统候选人。与陈水扁不合的前民进党主席许信良，宣布脱党参选。以批判国民党著称的作家李敖作为“新党”的候选人参选总统。这样，总统候选人就有五人。选举结果是民进党的陈水扁当选总统，终结了国民党在台湾五十五年的执政。选举后，李登辉在国民党内部被指责为身为国民党主席设谋搞垮了国民党，他于是辞去了国民党的党主席，另行成立“台湾团结联盟”，政治立场更趋向台独，并与民进党结盟。台湾政坛出现了蓝（国民党、亲民党、新党）绿（民进党、台联）两大政治势力竞逐的局面。

主张台独的民进党的陈水扁当选总统之后，江泽民再次宣告：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 仍然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但同时再次宣布“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他又说：“无论是美国民主党政府还是共和党政府，在台湾问题上都是做了明确承诺的。这就是奉行一个中国政策，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美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在这样的形势下，陈水扁虽然当选了总统，但并没有宣布台湾独立。他在就职演说中
谈到两岸关系时说：

“海峡两岸人民源自于相同的血缘、文化和历史背景，我们相信双方的领导人一定有足够的智慧与创意，秉持民主对等的原则，在既有的基础之上，以善意营造合作的条件，共同来处理未来「一个中国」的问题。
“本人深切了解，身为民选的中华民国第十任总统，自当恪遵宪法，维护国家的主权、尊严与安全，确保全体国民的福祉。因此，只要中共无意对台动武，本人保证在任期之内，不会宣布独立，不会更改国号，不会推动两国论入宪，不会推动改变现状的统独公投，也没有废除国统纲领与国统会的问题（注：这些承诺，后来被称为“四不一没有”）。
“历史证明，战争只会引来更多的仇恨与敌意，丝毫无助于彼此关系的发展。中国人强调王霸之分，相信行仁政必能使「近者悦、远者来」、「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道理。这些中国人的智慧，即使到了下一个世纪，仍然是放诸四海皆准的至理名言。
“大陆在邓小平先生与江泽民先生的领导下，创造了经济开放的奇迹；而台湾在半个世纪以来，不仅创造了经济奇迹，也缔造了民主的政治奇迹。在此基础上，两岸的政府与人民若能多多交流，秉持「善意和解、积极合作、永久和平」的原则，尊重人民自由意志的选择，排除不必要的种种障碍，海峡两岸必能为亚太地区的繁荣与稳定做出重大的贡献，也必将为全体人类创造更辉煌的东方文明。

“亲爱的同胞，我们多么希望海内外的华人都能亲身体验、共同分享这一刻的动人情景。眼前开阔的凯达格兰大道，数年之前仍然戒备森严；在我身后的这栋建筑，曾经是（日本）殖民时代的总督府。今天，我们齐聚在这里，用土地的乐章和人民的声音来歌颂民主的光荣喜悦。如果用心体会，海内外同胞应该都能领悟这一刻所代表的深远意义－－威权和武力只能让人一时屈服，民主自由才是永垂不朽的价值。唯有服膺人民的意志，才能开拓历史的道路、打造不朽的建筑。今天，阿扁（注：陈水扁的昵称）以一个佃农之子、贫寒的出身，能够在这一块土地上奋斗成长，历经挫折与考验，终于赢得人民的信赖，承担起领导国家的重责大任。个人的成就如此卑微，但其中隐含的寓意却弥足可贵。因为，每一位福尔摩沙（注：台湾在荷兰殖民统治期间的称谓）的子民都和阿扁一样，都是「台湾之子」。不论在多么艰困的环境中，台湾都像至爱无私的母亲，从不间断的赐予我们机会，带领我们实现美好的梦想。台湾之子的精神启示着我们：尽管台澎金马只是太平洋边的蕞尔小岛，只要两千三百万同胞不畏艰难、携手向前，我们梦想的地图将会无限远大，一直延伸到地平线的尽头。”

 

三峡大坝

 

在江泽民担任最高领导人时期，中国在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建设长江的三峡大坝是其中之一。在历史上，长江中下游地区经常发生洪水灾害。二十世纪80年代初，该地区又发生了特大洪灾，使沿江人民的生命财产、国家的经济建设 都受到了巨大损失。于是，要求三峡工程上马的呼声再起。邓小平在听取了国家计委关于兴建三峡大坝的计划之后，多次赴三峡考察，并说：“我赞成搞，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这得到了陈云、李先念、胡耀邦等人的支持。三峡工程很快纳入议事日程。1983年初，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遵照国务院的指示，经过大量工作提出了《三峡水利枢纽150米（注：指坝高）方案可行性研究报告》。5月，由国家计委牵头，召集国务院16个部委、湘鄂川3省、58个科研单位、11个大专院校的专家、领导350多人开会，对该报告进行审查。与会者中的多数人，赞成建设三峡大坝。1984年4月5日，国务院发出文件，成立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

这个国务院文件公布之后，很多社会人士提出不同意见，他们就蓄水位、防洪、移民、生态、投资等诸多问题提出了种种质疑。全国政协常委孙越崎等知名人士认为：三峡工程近期不应上马。周培源等科学家，则要求对三峡工程进行进一步论证，请不同意见、不同方面的专家参加，以保证论证的科学性、权威性。对此，邓小平在1986年3月31日接见美国“中报”董事长傅朝枢时说：“中国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大众，兴建三峡工程是关系千秋万代的大事，我们一定会周密考虑，有了一个好处最大、坏处最小的方案时，才会决定开工，我们决不会草率从事的。”6月，水电部遵照中共中央、国务院文件的规定，成立了“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共13人，由部长钱正英担任组长。在该领导小组之下，设立14个专家组，聘请国务院所属17个部门单位、中科院所属的12个院所、28所高等院校、8个省市专业部门共40个专业的412位专家，全面开展三峡工程的论证工作。其中，中科院学部委员15人，教授、副教授66人，研究员、副研究员88人，高级工程师251人：以上合计370人，占专家总数的89.8％。这些专家中，不属于水利电力系统的 有213位，占5l.7％。此外，还聘请了特邀顾问21位，其中包括 持不同意见的专家、学者。论证的专题包括：兴建三峡工程的必要性、技术上的可行性、水库移民安置、生态环境问题、经济上的合理性、三峡工程的建设方案、兴建时机等方面，并相应成立了各专题组。各专题组独立工作，分别提出专题论证报告。每个专题组的论证报告，每位专家均需在其上签字，以示负责。同时，中国政府请世界银行提名世界上著名的有关专家，组成国际专家组，在由中国、加拿大、和世界银行三方组成的指导委员会领导下，展开国际合作的论证工作。

反对建大坝的人士之中，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黄万里是最出名的一个。他以前在水利方面的名声很大，他是在建国之初修建黄河上的三门峡大坝的问题上出名的。那时，中国请苏联帮助设计三门峡大坝，但这些专家并没有泥沙河流的治理经验。苏联专家提出大坝方案后，黄万里、叶永毅、温善章（都是水文水利专家）三人反对这个方案，他们认为：在三门峡修建拦河高坝，会使泥沙在水库淤积，并使黄河上游的水位逐年增高，这是把黄河在河南的灾难搬到上游的陕西。但是，除这三人之外的其余专家学者竟然全部赞成苏联专家的设计方案。1957年，三门峡工程按此方案动工，三年后建成。黄万里等三人的预言被不幸言中：建成后的第二年，大坝内沉积的泥沙已高达16亿吨；第三年，黄河在潼关的河床 淤高了４.６米，渭河（注：黄河的支流，在陕西省）的河口出现了一个“挡门沙”，渭河平原地下水位上升，土地盐碱化，两岸百姓生计受到根本性的影响。这样，三门峡水利枢纽被迫改建，从1964年到1973年先后改建了两次。改建后，三门峡工程已经水库不是水库、电站不像电站，成了个“四不像”。三门峡工程是个惨痛的失败教训；事实证明黄万里等三人当初的反对意见是正确的。现在要建长江大坝了。黄万里根据三门峡工程的教训，认为长江上游最重要的造床料为砾卵石，卵石不同于泥沙，泄沙孔也排不出去，若建了大坝，每年上亿吨的卵石 将无法出川，而在上游淤积起来。（但有几位专家立即指出：到达宜昌的卵石 每年实际上只有76万吨，比你估算的“上亿吨”少了上百倍。）据此，他作出了几个预言。预言一：“三峡大坝将于几年内堵塞重庆港、断绝黄金水道上段……终将被迫炸掉。”。预言二：三峡大坝根本建不成，他写道：“若一意如此进行修建，终将因发现卵石在葛洲坝上游沉积量已达几亿吨；或移民实在困难，耗费极巨，无法推动；或领导觉悟此坝成本太大，不如百万千瓦中大型水电站成本低、收效早；或国家拨款困难，不能如期进行等等原故而被迫中途停工，则损失已数十亿元矣。”预言三：“三峡电站20年内只有工费支出，没有电费收入，国家财力不堪负担。”预言四：三峡大坝“蓄清排浑”的排淤措施 将降低大坝防洪功能，所发出的电能也会大减，航运也因淤积 达不到预计的效果。【附注：实际上，三峡大坝于2003年开始蓄水，到2011年时已整整八年，黄万里的所有预言都没有出现。】

除了黄万里，反对建大坝的还有不少人。综合起来，他们反对的理由有以下几条：三峡水库淤积会构成严重威胁；三峡的百万移民会带来环保和社会问题；三峡水库本身会造成生态环境恶化；三峡水库的防淤和防洪这两个功能无法两全；三峡工程会使长江水域通航更困难；三峡工程会诱发地震等地质灾害；三峡工程会使很多文物古迹被淹；工程中容易出现腐败；三峡大坝易成为军事打击的目标。

这次三峡工程论证工作，共进行了两年，于1988年11月结束。14个专家组提出各自的论证报告。然后综合起来，编写了《三峡工程的可行性研究报告》。论证结论是：三峡工程对四化建设来说是必要的（控制长江上游洪水，减免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洪水灾害；为华中、华东、川东地区提供大量电力，可有效地缓解这些地区长期以来能源供应的紧张情况；宜昌至重庆间航运条件将显著改善，为万吨级船队直达重庆创造条件），技术上是可行的（三峡工程基本资料充分可靠，前期工作相当充分，工程建设中需要解决的技术难题已有明确结论，技术上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经济上是合理的，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有利。这个可行性报告，推荐大坝坝顶高程为185米，一次建成，初期运行水位为156米，最终正常蓄水位为175米；水库总库容393亿立方米，防洪库容221.5亿立方米；水电站装机总容量1768万千瓦，年发电量840亿千瓦小时；移民约一百万，20年移完；大坝坝址是湖北省宜昌县三斗坪镇；施工总工期18年，在第12年 第一批机组发电；工程静态总投资为571亿元（按1990年价格计算）。同时，加拿大专家执笔编制的 国际专家小组的可行性报告也已完成，共310万字，其论证结论是：三峡工程设计依据的基本材料是充分可靠的，符合国际标准，坝址选择合适，三峡工程在技术、经济方面是可行的，效益也是巨大的。

1990年7月，国务院在听取了论证的汇报以及各方面的意见之后，决定成立“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对可行性研究报告作进一步的审查。这次，成立了10个预审组，聘请了163位专家参加。审查的程序是：各预审组先进行实地考察，召开预审会议，于1991年5月提出预审结果的报告；7月，审查委员会召开大会，听取各预审组的预审意见，并讨论、审议。8月3日，审查委员会最后审查通过了“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其审查结论是：三峡工程前期工作规模之大、时间之长、研究和论证之深，实属中、外罕见，在重新论证基础上编制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其研究深度已达到可行性研究的要求，可以作为国家决策的依据。

1992年1月17日，李鹏总理主持国务院会议，对国务院审查委员会的审查意见进行审议，并“一致原则同意建设三峡工程”。随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审议并同意了 拟由李鹏代表国务院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交的《关于提请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议案》。3月20日至4月3日，全国人大七届五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审议了
这个议案，决定将三峡工程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由国务院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和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选择适当的时机 组织实施。   第二年，国务院设立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为工程的最高决策机构，委员会主任由国务院总理李鹏兼任（注：李鹏毕业于 苏联莫斯科动力学院水力发电系，技术职称是高级工程师）。接着，工程项目法人“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成立。1994年12月14日，在三峡坝址举行了开工典礼，宣告三峡工程正式开工。主要施工单位有：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中国安能建设总公司、中国水利水电第四、第八、第十四工程局等，这些企业曾经承担过
葛洲坝水电站、二滩水电站、引滦入津工程许多大型水利工程建设。

三峡工程分三期进行，总计约需17年。第一期工程，是在右岸修建导流明渠，已于1993年初开始。1997年导流明渠正式通航后，于11月8日实现大江截流，标志着第一期工程达到预定目标。第二期工程，是建设泄洪坝段、左岸大坝、左岸电厂和永久船闸。2003年6月1日，三峡大坝下闸蓄水，到6月10日蓄水至135米，永久船闸开始通航。7月10日，左岸第一台机组并网发电；11月，首批4台机组全部并网发电，标志着三峡第二期工程结束。第三期工程，修建右岸大坝、右岸电站和地下电站、电源电站，同时继续在左岸电站安装电机，将临时船闸改建为泄沙通道。2009年年底，三峡工程全部完工。

2006年5月16日， 在三峡工地新华社记者采访了国务院三峡枢纽工程验收专家组组长潘家铮（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的资深院士，著名水利水电工程专家，曾任论证领导组副组长、技术总负责人，他曾说过：“我愿意将自己的身躯永远铸在三峡大坝之中。”）潘家铮在接受采访时说：
“三峡工程是世界上最大的水利工程和最大的发电厂，建设三峡工程是几代中国人的梦想。如今，通过艰苦奋斗，梦想得到初步实现，因此心情特别激动。我想说的是，工程质量非常优良，安全能够保证，今后将能越来越发挥出防洪、发电和通航的作用。……防洪科学化、规范化，不再出现千军万马上堤防洪抢险（注：这是修大坝之前每年都出现的情况，有关的新闻报道、图片
曾经每年都出现在各报纸的头版），是我的三峡梦想。现在，我高兴地看到，三峡大坝的建成，将防止发生毁灭性的长江洪灾，解除了中国人民的心腹大患。……
“三峡工程的兴建，它本身就是一项环保工程。作为清洁能源，它相当于每年为国家节约了5000万吨燃煤，对生态发挥着良好的作用。……

“三峡工程建设，我有四个没想到。第一个没想到，是我国科技水平完全能够胜任这一历史性的工程。……第二个没想到，是国家经济发展得如此之快，完全有实力兴建这一伟大工程。……第三个没想到，是中国人的良好管理水平在这一工程中的体现。以前还有些担心我们的管理水平跟不上。通过三峡工程的建设，说明中国人可以做得很出色。三峡工程建设真正做到了文明施工、科学施工，依靠科技和管理，创造了许多世界之最。……第四个没想到，是安全情况比想像中要做的好。兴建如此之大的工程，施工中不免有较多伤亡事故。但是，三峡工程建设到如今，在安全方面做得很好，也超出了我的想像。总之，三峡工程完全能实现防洪、发电和通航三大效应，甚至能够超过设计要求。三峡工程建设验证了中华民族的能力。”

三峡工程是世界上最大的水利工程、三峡水电站是世界上最大的的发电站、实际投资约一千亿元，但它的竣工典礼却是异常的简单：典礼就在大坝工地现场举行，现场挂了些彩旗和标语，历时仅八分钟，花费仅几百元，参加者
就是有关建设部门的负责人或代表，再有就是 很多直接参加建设的工人们。中国三峡总公司总经理李永安 宣告说：“我们自豪地向全国人民宣布，举世瞩目的三峡大坝建成了！”然后
鸣放鞭炮。此时，大坝工地现场一片欢腾，辛劳了十七年的工人们 互相拥抱、欢呼，不少人眼睛都湿润了，他们把完成最后浇筑任务的六名工人 抛向空中。 请点这里投票，“赞”助支持！